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勤工俭学：中小学第二条补给线
本报记者 王娜梅
教育投入是几年来人大、政协两会议论最热烈的问题。关系到国家百年大计的教育，正面临着经费不足的困扰。
事实上，从1978年到1986年，国家对教育的投资已从65.6亿元增长到214.32亿元，这样的增长率可以证明国家为此付出的努力，这种努力也仍在继续着。但是，原有教育物质基础的薄弱、“文革”10年的大规模破坏、教育经费管理的不完善，加之不断上涨的物价，使学校公用费用的实际效益在国家不断增加投资的情况下反而下降15％。显然，以我国有限的财力，要求更大幅度地增加教育投入是不实际的，但是，学校（特别是中小学）的确太需要钱。怎么办？
一些有识之士开始了多方面多渠道的尝试。紧密结合教学工作、为全面育人服务的勤工俭学，便是一条可取的出路。
红果树：结出免费教育之果
1972年，河北省承德地区七家弓宝山营小学老师带领学生们，在学校后边的山沟里种上了一棵棵红果树，也种上了40余名学生摆脱坐在土坯上听课的窘境的希望。平日劳动课，低年级小同学拔拔草，拾拾落地的红果；高年级同学则学习果树嫁接、剪枝和管理。1978年的金秋，他们有了第一次收获。1987年后每年学校能收入近2万元。从此，儿童免费入学在这里成为现实。100％的入学率和巩固率是有着一定的经济力量作后盾的。
从昔日一所偏远的“戴帽”中学到今日内蒙古自治区数一数二的重点中学——旗下营学校不会忘记那座小小的校办骨粉厂。当年，学校抽一名教师办起骨粉厂，到牧区收购牧民扔掉的牛羊骨头，烘干、磨制成“高蛋白骨粉”，出口日本，年创收10余万元。17年来，学校购买的万余册图书、200多台仪器设备，修盖的60余间教学用房和50余套（150间）使所有已婚教师都住上套房的教师住宅，用的都是这笔勤工俭学的收入。学校还搞起了主食加工，有15亩菜园和托儿所。困扰着许多学校教师的经济收入、住房等一系列矛盾得到了缓解。远在首府呼和浩特的孩子也宁愿来此上学，这与学校能吸引住一批好教师是分不开的。
当这些拥有红果树、骨粉厂的学校越来越多，在1987年底达到全国中小学总数的72％的时候，人们发现，勤工俭学、发展校办企业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维持和改善办学条件的一条必不可少的途径。1987年全国勤工俭学总产值已达89亿元，净收入19亿元。1982年以来，勤工俭学所得用于修建校舍、购置设备和公用经费等5.7亿元，用于修建教职工宿舍等公共福利1.5亿元，用于学校政策性补贴、学生补贴等个人福利1.7亿元，在校生人均收入10.42元。1988年全国中小学勤工俭学纯收入又达27亿多元。
政府对此采取了鼓励与支持的态度。1988年11月国家计委、国家教委、财政部、劳动部联合召开中小学勤工俭学工作会议，提出了1995年勤工俭学纯收入的新目标。国家教委分析认为，近几年勤工俭学收入每年的增长比较快，但鉴于全国勤工俭学发展还不平衡的情况，勤工俭学还有潜力可挖，经过努力1995年勤工俭学纯收入指标是可以达到的。
校办企业：市场上的“弱小民族”
勤工俭学对发展与改革教育所起的重要作用已引起人们的普遍重视。然而，校办企业、勤工俭学，已不仅有办厂还是办校、教学还是挣钱的争论，实践中更有许多独有的艰难。在规模、人力、物力、财力上，校办企业显然无法与国营企业相比；在资金、贷款、奖金等待遇问题上，又没有城镇（乡镇）集体企业那样宽松灵活。校办企业常常是从5元、10元互助金起家，每一步都可谓举步维艰。要大力发展必须就清除一些靠校办企业自身力量难以逾越的障碍。
一、原材料涨价且来源无保障，造成产品成本高，利润受影响。
北京12中生产塑料丸药盒，日需高压聚乙烯1吨左右，但是国拨原料只能满足需求量的1／3，买议价的原需4千多元一吨（平价3千元左右），现涨价到万元以上，且难以买到。北京的校办厂每年需要钢铁原料10400吨，国家拟拨500吨，只相当需求量的5％，这500吨里还有一半平价、一半议价。拨原材料远远满足不了校办企业的需求，要靠学校通过家长、校友等等各种关系想方设法去弄，势必影响校办企业的生存与发展。
二、周转金缺乏。
校办工业资金投入来源，一是利用教育经费拨款的“时间差”，数量少、周期短；二是市区（县）财政扶持，数量有限；三是各专业银行贷款，由于宏观控制，对校办企业贷款微乎其微。校办企业要巩固发展、更新设备、翻修厂房、上新项目、研制新产品、储备原材料等等，都缺乏最低限度的资金。例如北京143中校办厂上塑料窗帘盒这一大项目，新产品就花费50万元，上个最小的项目添设备也需二三万。因此，许多校办企业期待着市区（县）财政和各专业银行给予较优厚的贷款条件。
三、用工困难。
以北京为例，校办企业3／4为临时工，包括退休补差的、待业青年、社会闲散劳力和本市、外地农民。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搞塑料加工，制造工作证、皮夹、书皮。采用计件工资制，雇用18—20岁的姑娘200名，要求每人每月必须挣到200元，越高越好。因为个人挣得越多，工厂利润也越高。这个厂一年利润60余万。但是，压缩和清退外地农民工的政策，已使校办企业面临劳动力不足的困难。
四、职工待遇不落实，挫伤了积极性。校办企业的机构编制、领导体制没有理顺，影响了校办企业的发展和队伍的稳定。
在校办企业工作的教师，职称评定难以落实，常以他们没有授课时数为由，不予评定。按专业技术职称系列评定职称，只有少数技术骨干能够评上，挫伤了大多数人的积极性。再就是校办企业管理机构和行政级别与事业规模不相称，对勤工俭学产供销等方面活动的开展有不利影响。区县教育局校办企业公司原则上是科级公司，而对外打交道时公司经理必须是处级，对外工作不便。这要依靠观念更新和改革来解决。
尽管困难重重，勤工俭学仍然作为中小学筹集教育经费的重要渠道之一，在中国大地上蓬勃展开。它的进一步发展，无疑有待于全社会的扶持和帮助，特别是有关领导部门相应的政策与有效的措施，使这一条自力更生的出路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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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赣州钨钼材料厂陈早阳厂长抓教育小记
本报记者 赵相如
走进江西赣州钨钼材料厂，抬头望见建筑群中有一幢12层的高楼，外观漂亮雄伟，在整个赣州市这是最高的民房建筑了。我暗自想道：“市里已经有不少豪华宾馆房间空关着，这个厂何需再盖一个？”不料，厂长、高级工程师陈早阳笑眯眯地告诉我：“这是我们工厂的宿舍，一共72套，人称有‘72家房客’。”
“谁进去住？”
“我们工厂一共有职工728人，住在厂宿舍的人均住房面积13平方米，比赣州市内高出1倍多。我们为什么还要盖这么高级的宿舍呢？可以这么说，照顾对厂里有贡献的人，而这些人基本上可以说是知识分子。”
“是这样吗？”我兴趣陡生。
“我们全厂派到美国、英国、西德、日本、奥地利去考察、签合同、培训的已有70多人，占全厂职工1／10；他们出去可不是游山玩水，每人都有一套，成了内行才能跟人家面对面较量。我们又在国内各主要大学花钱培养研究生，有一个已经学成归来，1名将去英国继续攻硕士学位，2名去日本进修，最近还要派出1名；在北京、上海、长沙、南昌，还有21人在学大学本科知识，全厂有大学文凭的90多人，受过专业训练的已达392人。”陈厂长如数家珍，喜不自胜：“这些人中住房原先稍挤的，现在就让他们搬进大楼去。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对他们创造能力的发挥，只能带来极大的好处。”
“你们1年要花多少教育经费？”
“去年花10.2万元。国家规定业余教育经费是工资的1.5％，我们超过8倍多。当然，这个超支不是去大吃大喝、请客送礼，审计、税务、纪委、工商部门从没有来找过我的麻烦。”陈厂长颇含幽默地说。
赣州钨钼材料厂是生产钨丝、钨条的全国机电产品出口基地企业之一，也是全国钨丝行业第一个获得国家二级企业称号的，产品除销国内各地外，还远销西德、日本等9个国家和地区。厂里的设备是从日本引进的先进生产线。去年创利税540万元，今年上半年325万，劳动生产率达到4.4万，是江西平均数的4倍，也远远超过了上海、北京的平均水平。
陈早阳厂长本人就是技术专家。他坚持认为工厂的素质与职工的素质息息相关。凡要招工时，他摒弃顶替、开后门等等做法，与市高考招生办挂钩，从高考落榜往往成绩只差几分的学生中择优挑选，然后送进厂里的技校培训1年，再当学徒上岗操作，学徒期满，他鼓励他们去读大专或成人大学，表现突出的，他把他们送到国内大学去深造。
中国有句古话：“将欲取之，必先予之”。陈早阳厂长舍得从根本上“给予”，所以，便能从这些人中为国家“获取”。这实在是一个明智的高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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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村人口负增长的奥秘
——金钱村计划生育工作纪实
刘金桐 彭期龙
1989年4月14日，中国政府宣布：中国人口已达11亿，比1949年翻了一番。人口警钟在每个中国人耳畔震响！
然而，也就在同一天，在湖南省祁东县河州镇金钱村，村党支部书记许家朝宣布：全村人口比1979年减少69人，人均耕地比1978年增加0.09亩。
当代中国人口膨胀，关键在于农村生育失控。不可思议的是，在这个小山村，却出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人口负增长！
“屙金石”的传说
在金钱村，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村里有一个金钱寺，寺后有一块“屙金石”，每天屙出一颗金子。村里住着许、雷两姓村民，生活过得宽裕。后来两姓迅速繁衍，金子已不够用，人多势众的许姓村民就把“屙金石”独占了。雷姓村民一气之下，趁夜搬开石头，它再也不屙金子了。从此，金钱村村民就世世代代受穷。
这虽是传说，却蕴含着深刻的哲理。
金钱村属紫色页岩地区，土地贫瘠，易涝易旱。解放后，党和政府虽然大力扶持金钱村发展生产，可由于自然条件太差，年年吃粮靠统销，用钱靠贷款。金钱村又流传一首歌谣：“生在金钱，苦海无边；不怪干部，只怨条件”。集体化时，农民为要劳力挣工分，拚命生孩子，少的三五个，多的七八个。而干部对计划生育工作抓得不力，有的甚至带头超生。到1978年，人口猛增到661人，人均耕地减少到0.75亩，人均口粮只有182公斤，人均收入只有68.4元。有人又把歌谣改成：“生在金钱，苦海无边，既怪干部，又怨条件。”
关键的一刀
1975年，当了七年兵的许家朝从部队复员回到家乡。他看到村貌依旧，唯一变化的是增加了一大堆面黄肌瘦的孩子，心情十分沉重。许家朝辗转反侧，夜不能眠。家乡的面貌何时才能改变？怎样去改变？他想起部队驻扎的贵州某地的情景：那里土地虽然贫瘠，但人口少，播种面积大，收入可观，群众生活宽裕。他心里豁然开朗：“要使金钱村摆脱贫困，第一要紧的是控制人口的增长！”
1978年初，许家朝当选为村党支部书记，在第一次支委会上就提出：凡有两个孩子以上的一律结扎。有的同志说：“二胎结扎，上边没文件，周围的村都没搞，你刚上任，这第一炮能不能打响？”许家朝说：“为了摆脱千百年来的贫困，这一炮一定要打响！只要我们支委带头，这一炮也一定能打响！”他接着召开支部大会、村组干部会，做党员、干部的思想工作。
当时，许家朝生下的第二个孩子才三个月，体重只有3斤半。有人说：“他许家朝就不怕断子绝孙？”许家朝毅然第一个上了手术台。当注射麻醉剂时，药不起效。等在医院的结扎对象和亲属暗中庆幸：如支书开不成刀，我们就免了！许家朝急了，再三恳求医生动刀。医生说要注射药力更强的麻醉剂，但要家属签字。许家朝拿起笔，说：“我自己签！”接着，村组干部依次上了手术台，随后群众一一跟上，一天之间就结扎了20个。
“人多逞强”不灵了
金钱村党支部清醒地看到，“越穷越生，越生越穷”这种恶性循环的出现，主要来自于村民中根深蒂固的“多子多福”和“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人多势众”的传统观念，最根本的是要帮助群众转变这一观念。为此，他们在全村干部群众中广泛开展算人口、土地、粮食相互关系帐的活动。
1968年全村人口535人，人均耕地0.96亩，粮食总产14.3万公斤，人均占有粮食268公斤；1978年，人口增加到661人，人均耕地只有0.75亩，粮食总产增加到23.8万公斤，人均占有粮食360公斤。10年间，人均占有粮食的增长幅度不到粮食总产增长幅度的一半，显然，地里增产的粮食大都被新增的人口吃掉了。况且，粮食增长幅度是有限的，耕地则不能再增加，如果像1978年以前那样不控制人口增长，再过三四个10年，人均耕地就不足一分了。这样一算帐，村民明白了如果守着传统的生育观念不放，抢着生孩子，到头来就会无地可耕、无粮可食，心中产生了一种危机感、紧迫感。
村党支部帮助群众转变生育观念的另一招是进行典型对比。全村富得最快的是独生子女户和少子女户，16个独生子女户去年人均纯收入达1250元，比全村人均水平高出一倍多。青年许金玉做了结扎手术后，进了扫盲学习班，又在村里技校学会了科学养鸡、养猪、养鱼技术，去年全家人均纯收入达1300元。她深有体会地说：“要是像我娘生五六个孩子，哭的哭，喊的喊，连家务都忙不赢，哪有时间学文化、学科学，哪能脱贫致富呢？”与此相反，村里有些多子女户，至今尚未脱贫。57岁的老农许立武一连生了5个孩子，由于人多负担重，尽管夫妻俩没日没夜地干活，至今还有借的100多公斤稻谷没还清，还有3个儿女没钱结婚。一些多子女户深有感触地说：“计划生育早点搞就好了！”
在金钱村，“人多逞强”的观念如今也没有市场了。村里制订了一系列不准侮辱欺压独生子女户、少子女户的规定。村民肖以贵与只有一个女孩的肖金元吵嘴，肖以贵骂她是“没崽鸡婆”。村里罚了肖以贵40元钱，放了一场电影，叫他在映前向群众作公开检讨。村民许立财和许定祥为建房基地发生争论，许立财父子6人仗着人多拳头硬之势，提出无理要求，受到拒绝后便追打许定祥。村干部立即出面制止，对许立财除处以罚款40元外，还责令写出检讨书10份，发到各组。
目前，国家对计划生育尚未立法，一些地方制订了村规民约，但由于未执行好，往往成为一纸空文。而金钱村执行规约却是寸步不让。
令人眼红的待遇
今年5月，县计划生育委员会在金钱村组织了一次“农民计划生育座谈会”，有人问独女户刘交生：“你只生一个女儿就结扎了，不后悔么？谁来给你养老送终呢？”刘交生笑道：“不后悔！我当年结扎，眼红村里那850元奖金，也是一个因素呢！我用这笔钱做头本，开代销店。后来赚了钱，发展养殖业。去年用快速养猪法养猪110头，全部出栏，净赚12000元。我把钱都存到银行去，到老了才用。再说，老了还有村里照顾咧！”
金钱村党支部制订了一系列措施，对独生子女户和五保老人给予令人艳羡的待遇和周密的照顾，解决了计划生育的后顾之忧。
凡一胎结扎的，镇里、村里奖给现金850元。凡领取独生子女证的，划给双份责任田和宅基地，免收独生子女的农田基本建设工费、宅基地地皮费、托幼费等。
村里给五保户定了个照顾标准：生活必须超过一般有儿有女户的水平。村民小组每年配给每个老人稻谷350—425公斤，生活费60元；1年2套单衣，3年1件棉衣，5年1床棉被；安排义务工为老人砍柴，每年冬天送给100公斤烤火煤；干塘分鱼，先挑一条最大的给老人送去；村里架高压电线，先接通老人家中的电灯，并全部安装日光灯，以免影响老人的视力。每到春节，村、组给老人送去猪肉、白糖。大年三十，村干部先到五保老人家看望，把他们的生活安排妥贴后，才放心回家团圆。大年初一，村干部先给五保老人和独生子女户拜年，再给自己父母拜年。每逢大寿，村里送一场电影祝贺。老人生了病，安排专人照料，医药费由组里全包。老人去世，丧事全由村里操办。
在座谈会上，年近古稀的五保老人唐阳秀说：“我没崽没女，比有些有崽有女的人家过得还好呢！”另一老人许桃妹说：“她说的是实话。有些有崽有女的老人不但生活不如五保老人，还得常受儿女们的气。”
“三无”村
如今，在金钱村，被称为“天下第一难”的计划生育工作在这里再也不是件难事。村里111对育龄夫妇除7对经批准生育外，其余全部采取了绝育、节育措施。全村出现了连续11年无多胎生育，8年无早婚早育，3年无计划外生育的“三无”局面，人均占有粮食由1978年的360公斤增加到1988年的670公斤，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68.4元增加到1988年的526元。全村70％的农户建了新房。学龄儿童全部入学，无一中途退学。老农雷隆发又将歌谣改为：“金钱金钱，名不虚传，有党领导，幸福万年！”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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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化工作以社会效益为准绳
——记北京市东城区文化馆
刘茜
经济繁荣与各种思想挑战并存，是改革开放赋予时代的特殊规律。以精神文明建设为己任的文化单位在纷纭复杂的环境中如何发展？北京市东城区文化馆从实践中找到了正确的答案。
创收是为了更好地发展事业
“没有钱办不成事，光为钱办不好事”。在商品经济发展衍生出“一切向钱看”的心态时，文化馆便有了自己的认识。
1984年，一贫如洗的东城区文化馆靠着8000元贷款办起了地坛春节文化庙会。400多个展览棚、50多个演出台、十几个游艺点，把精彩的演出、丰富的传统小吃、各色年货以及花会、灯谜、集邮、驯鸟、游艺……全都展现在北京人面前，吸引了百万市民，一个庙会下来，毛收入竟达十几万元。
钱，给这个穷单位带来了希望，
“过去连工资都难以开出的文化馆，如今增加点福利在情理之中”；“摸到了赚钱的门道，今后搞活动不愁赚不到钱”……各种议论使馆领导意识到，当务之急不是分钱，而是统一认识。钱从活动中来，还应回到活动中去，不发展事业，职工有了钱却失去了活力。在这个问题上，群众与领导最终取得了共识。大家同意将少量收入作为福利基金，其余全部用于添置设备、发展事业。
经过几年的积蓄和发展，过去连每人一张办公桌都轮不上的文化馆，如今有了汽车，摄像及编辑系统，高级舞台音响、灯光，还有十几套遥控通讯设备……全馆近50名职工中20余人得以脱产进修专业。从个人利益的小圈子里超脱出来的人们，对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内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无论是能创收的活动，还是赔钱的小型宣传，社会效益始终是工作的准绳。几年来，他们以平均每年开展活动600余项、演出500余场和辅导近40万人次的成绩，赢得了市、区领导和群众的赞誉。馆长陈平说，树立向前看的正气，杜绝“一切向钱看”的陋习，是全馆职工在深化改革的实践中经过认真思辨作出的共同选择。
在奉献中实现自我
一个对钱有了正确认识的集体，如果能焕发出冲天的干劲，其自身与社会的价值则不可估量。在这个命题的思辨中，文化馆找到了一条可行道路。
在职工队伍中，有来自专业文艺团体的演员，有毕业于艺术院校的尖子，有人的演出、作品获过奖，有人的表演受到过毛主席的检阅……但来到文化馆，他们面临的是组织、辅导全区10个街道几十万居民开展业余文化生活的任务。大材小用的困扰使很多人感到这里的工作索然无味。然而，社会需要文化，群众呼唤艺术，提高民族素质离不开基层文化馆工作。馆领导感到，必须尽快建立起尊重人才与合理使用人才的管理机制，才能调动起大家“热爱艺术的天性”。他们决定抓活动、促馆风，为每个人提供施展抱负和才华的均等机会，使个人的价值与社会价值共同实现。
1984年以来，春节文化庙会、艺术节、消夏晚会、节日游园、群众文化系列大赛以及音乐舞蹈、戏曲美术、集邮摄影等多项比赛与培训形成了制度，一年四季接连不断。每个职工在紧张的活动中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能力和潜力，火热的现实工作唤醒了文艺工作者的使命感。
文化馆综合性的业务需求，使大家感到单一的专业应付不了多层次、多渠道群众文化的特点，必须“十八般武艺”样样在行。于是，培养出大量音乐人才的声乐辅导员闯进了民间花会的世界，组织起花会协会；曲艺辅导员还与民间艺人交上了朋友。每年春节文化庙会，从请演员到组织演出，从卖门票到安全保卫，从搭展销棚到拆演出台，40余人的集体承担了为百万人服务的重任。
谁都承认，在这里工作既累又拿钱少，然而没有一个人想调离，大伙儿说，图的是人尽其才，心情舒畅。
领导者的作风
这样的评价来之不易。既要有奖惩分明的制度，又要有保护每个人积极性的措施。对于领导者而言，除具备开创精神、政治水平外，还要有甘于吃苦、乐于奉献的气魄。几年来，5位馆领导每天的工作时间不是8小时而是10小时以上，奖金、福利从来排在后面，而重活儿、累活儿、脏活儿始终干在前头。50多岁的书记为解决群众住房，一家三口至今挤在12平米的小房里；馆长的母亲身患绝症，却从未因此请过假。他们认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领导与群众的区别应在这里。群众认为，只有具备这样的领导作风，才能产生富有魅力的集体。几年来，北京市精神文明标兵的殊荣始终在这里盘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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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临泉县邮电局报刊发行班，几年来坚持不懈地走上街头向群众宣传、出售党报党刊，还配合司法部门查处非法出版的淫秽书刊。
陈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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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评委亮分 吕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