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倪志福在全总主席团会议上强调
中国不允许成立反对党性质工会
努力改变工会行政化倾向增强吸引力凝聚力
全心全意依靠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
本报北京7月25日讯 记者张国荣报道：“在中国，决不允许成立具有反对党性质的工会。任何企图摆脱党的领导，把工会引向‘政治反对派’的图谋，我们都必须旗帜鲜明地与之斗争。”这是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今天在全总十一届三次主席团扩大会上说的。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和邓小平同志最近的几次重要讲话，研究部署工会需要着力抓好的几项工作。
倪志福说，在这次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我国工人阶级经受了严峻考验，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全国广大职工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决捍卫社会主义制度，为制止动乱、平息暴乱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倪志福说，工会必须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工作，否则将会犯极大的错误。同时，又必须按照工会的性质和特点，独立自主地开展工作，积极稳妥地推进工会自身改革，努力改变工会的行政化倾向，切实转变领导作风和活动方式，不断增强工会组织对职工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赢得职工群众的高度信任。否则，我们将丧失群众，给搞“独立工会”的人留下可乘之隙，也将犯极大的错误。
在谈到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时，倪志福说，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离开了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主人翁责任感，一切都无从谈起。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依靠工人阶级，当然也包括依靠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广大知识分子。他们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知识水平最高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担负着建设四化的重任，而且担负着工人阶级知识化的重任。他们的劳动和创造，理应受到充分的尊重。但是，近几年来有人却要“淡化”工人阶级，甚至连提工人阶级的主力军作用都成为问题。尤其是作为国民经济支柱的大中型企业，创造社会物质财富最多的产业工人，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严重地挫伤了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对此，职工群众是很不满意的。
倪志福提出当前工会工作要抓的几件事情：一、动员广大职工，夺取制止动乱、平息暴乱斗争的彻底胜利；二、深入开展增产节约、增收节支运动，把动乱和暴乱造成的损失夺回来；三、开展基本路线教育和主人翁精神教育，加强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四、关心职工生活，办好实事，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五、在促进民主和惩治腐败中，更好地发挥工会的监督作用；六、继续贯彻工会十一大精神，积极稳妥地推进工会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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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澄清混乱思想 认清历史责任
人大教师情真意切热忱开导 毕业学生反思动乱明辨是非
本报讯 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强烈激发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崇高责任感。7月上中旬，中国人民大学250名教师满腔热忱地参加了学校开展的毕业生形势与政治思想教育，严肃认真地指导毕业生学好在校的最后一课。
教师们和毕业生一起学习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邓小平同志的重要讲话，注意运用公之于世的和耳闻目睹的有关动乱和暴乱真相的事实材料，帮助一些学生克服感情冲动的偏颇，寻找观察问题的正确立足点，澄清极少数人制造的严重思想混乱。这个学校经济系的21名应届毕业研究生，动乱期间忙于撰写学位论文，参加活动不多，但思想上却结了扣子。一些同学认为学生运动与动乱、暴乱是平行的两条线，两者没有直接联系。参加学习的6位导师有针对性地引导学生了解这场风波的全景材料，理清从学潮到动乱、暴乱的发展过程，回顾国内外各种敌对势力的充分表演，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从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角度，冷静地而不是感情用事地进行反思。同学们对动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性质，对酿成动乱的根源有了基本正确的认识。
从关心爱护学生出发，教师们积极启发毕业生认清历史责任，使毕业生明确，自己作为跨世纪的建设者，本身的政治方向与国家未来密切相关，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要自觉地辨明是非，清理思想，以适应即将承担的工作任务。工业经济系本科应届毕业生，今年第一季度曾赴山东海阳参加“企业诊断”并获得成功，回北京不久就遇上了动乱。形势与政治思想教育之初，一些学生拘泥于某些枝节问题而有抵触情绪，带领他们作“企业诊断”的谭道明副教授说，你们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长大，有责任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把改革开放继续推向前进。他的话唤起了学生的使命感，感受到了国家的光明前途，从而自觉地反思资产阶级自由化带来的恶果，认真地清除各种政治谣言、反动宣传和错误舆论给自己思想上带来的阴影。
重视从理论上加深对这场风波的认识，是人大教师引导毕业生反思的一个特点。他们和毕业生一起重温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剖析动乱期间的某些现象，帮助毕业生拨开迷雾，识破“庐山真面目”。同哲学系15名本科毕业生一起学习的方华教授，每天晚上都要请两位学生来家中谈心，特别提醒毕业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阶级分析、矛盾分析等观点和方法，对这场风波作深度透视。在既严肃又和谐的气氛中，毕业生们乐于把反思动乱作为理论联系实际的机会，对动乱造成的严重损失，对少数人妄图建立附属于国际垄断资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罪恶目的，都看得比较清楚了。有的毕业生说，资产阶级自由化使我们发生了理论上的迷误，也暴露了我们缺乏社会、政治经验，理论脱离实际的弱点。
反思资产阶级自由化造成的恶果，总结经验教训，许多教师真心诚意地向毕业生征求意见，严肃地反省到底什么样的活动，哪些课堂哪些教学内容传播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从中吸取教训。中共党史系刘振寰副教授与毕业生谈心，从党史系学生对党产生怀疑的问题谈起，回顾几年来本系教学中到底什么样的课程，哪些教学内容损害了党的形象，为深化教改提供依据。一些兼管思想政治工作的教师，也结合反思动乱，分析工作的失误之处。教师们还要求毕业生通过这次总结反思，树立正确的人生观。计划系吴微教授针对某些学生追求金钱、贪图安逸的思想情绪，严肃地指出，如果高喊惩治腐败的口号，内心深处追求的却是腐败的那一套，那将面临一条危险的道路。毕业生们听了这番肺腑之言深受教育，表示参加工作后要廉洁奉公、艰苦奋斗，开创一番事业。（李梦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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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长江三角洲外贸发展势头旺
乡镇企业出口创汇身手不凡
去年出口突破百亿元
据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记者袁养和、孙洪祥、许群）在长江三角洲辽阔田野上，一支300多万人的乡镇企业大军，以新的姿态崛起于外向型经济舞台，取得了优异成绩。去年，其出口产品交售额一举突破100亿元，今年以来外贸生产仍保持旺盛发展势头。
在过去一年中，江苏、浙江、上海郊区乡镇企业外贸出口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喜人局面。其中浙江和上海郊县外贸收购额分别比上年增长83％和40％，今年一季度又比去年同期增长70％和31％。外向型经济最发达的苏州市，去年外贸收购额比上年增长1.26倍。在长江三角洲，几乎每个县、乡都有一批外向型企业和产品脱颖而出。到目前为止，这个地区外向型企业已发展到7000余家，外贸产品发展到200多个大类、数千个品种。其中一大批传统产品，像宜兴的陶瓷，常熟的花边，吴县的刺绣，吴江和余杭的丝绸，川沙的服装，青浦的抽纱，鄞县的草编织品等，在国际市场上畅销不衰。近年来开发的新产品，如平湖的紧固件，肖山的万向节，崇明的家用电器，无锡的电子元器件，南汇的木螺钉等，也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
乡镇企业外向型经济的蓬勃兴起，为长江三角洲发展对外贸易展示了广阔前景。在全地区的外贸出口额中乡镇企业的比重越来越大。去年，江苏省乡镇企业外贸交货额占到全省外贸收购总额的50％以上，浙江省通过本省口岸出口的外贸产品，有1／4是乡镇企业提供的。近年来上海市增加的出口产品中，乡镇企业生产的占1／3，其中轻纺产品已占全市出口量的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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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银行大力组织资金
优先支持出口商品收购
本报北京7月25日讯 记者计泓赓报道：今天起在此间举行的中国银行分行行长座谈会透露：目前与中国银行有业务关系的外商投资企业，已达近万家。其中3000多家是中国银行用贷款支持发展起来的。今年以来中国银行共支持外商投资企业固定资产贷款项目139项，占新批固定资产贷款项目的45％；支持外商流动资金贷款项目436个，占流动资金贷款项目的36％。
为了不使出口滑坡，中国银行本着谁出口就支持谁的原则，压缩了非出口企业的贷款和其他不合理资金占用。至今年6月底，进出口企业的流动资金贷款余额为1107.28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增加65.55亿元，有力地支持了外贸部门执行上半年进出口计划。
王德衍行长在会上提出，要大力组织资金来源，限劣扶优，优先支持国家计划内重点出口商品和适销对路商品的收购，支持经济效益好，有还贷能力的企业。要严格控制新批外汇贷款，加速出口收汇，保证对外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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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引进推广先进技术
产前产中产后配套
农村将建科技服务合作协会
新华社合肥7月25日电 （记者郭庆华）国家科委副主任郭树言最近透露，国家科委将从今年起，在我国农村试点建立一批新型的以农民、农民技术员、科技人员为主体的科技服务合作协会，并拿出200万元，用于这种科技合作协会的布点工作。
郭树言最近在安徽省大别山区检查科技扶贫工作时说，这种合作协会不同于以往的合作社，它将建立在农民自愿、平等互利、民主管理的基础上，主要任务是引进、示范、推广适用的先进技术，通过各种形式搞好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的综合配套服务。
这种合作协会将是比目前一家一户联产承包更为优越的农村生产结构，它将有效地解决个体农户分散独立经营、势单力薄、无所依靠的困难，把个体农户的生产经营活动有机地联系和组织起来，提高生产的社会化程度。这种协会不以盈利为目的，经费来源主要依赖会员入股筹集，用于会员发展生产经营，走科技致富、共同富裕的道路。
据悉，国家科委将在年内一部分省区先行建立几十个科技合作协会，然后扩大至100到200个点。取得经验后再全面铺开，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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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工商银行存款增幅大
上半年增加额为历年最高
本报北京7月25日讯 记者施明慎报道：今年上半年，工商银行开办保值储蓄、代发工资、住房储蓄、个体户存款等新储种，加之从2月1日起提高了存款利率，使该行1至6月储蓄存款增加258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98亿元，增幅达61％。增加额超过去年全年水平，为历年最高。
根据国家抽紧银根的方针，工商银行严格控制信贷规模，从紧发放贷款。上半年贷款增加116亿元，控制在国家核定的信贷规模之内，并且资金投向也比较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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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小轿车销售管理
国家计委和工商局实施补充办法
新华社北京7月25日电 （实习生徐伟）国家计委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会同有关部门制订了《关于加强小轿车销售管理的补充实施办法》，并于最近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按此执行。
这一办法规定，由国家工商局会同物资部、中汽联核定新增加小轿车经营单位29个。其中广州标致汽车有限公司可以从事自己生产的小轿车的批量销售业务，即可批量销售给其他经核准的小轿车经营单位，也可零售给最终用户；中国水利电力物资总公司、中国林业物资供销总公司、中国京安器材公司、中国旅游服务公司、中国建设物资总公司只限于为本系统内的最终用户代购小轿车；其余23个小轿车经营单位只能把小轿车直接销售给最终用户。此外，第一批56个小轿车经营单位中的北京吉普汽车有限公司、天津汽车工业公司销售服务公司、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上海汽车拖拉机工业联营公司、广州轻型汽车供销联营服务公司也可以从事自己生产的小轿车的批量销售业务。
这一办法还规定，1989年2月1日后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清点封存的非小轿车经营单位的小轿车，凡当地小轿车经营单位不予收购或代销的，经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工商局批准，允许在加收特别消费税后，由原经营单位一次性销售给最终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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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沪对停缓项目釜底抽薪
卡资金撤队伍 防止明顶暗抗
新华社上海7月25日电 （通讯员沈志芳、记者季进成）“对列入停缓建的建设项目，立即停止供料、供资金，并撤走施工队伍，坚决把居高不下的建设规模压下来。”这是上海市政府负责人在今天召开的全市压缩基建规模、清退施工队伍大会上宣布的。
去年下半年以来，上海市先后决定停缓建1612项工程，压缩投资51亿元。但部分单位在执行中明顶暗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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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平暴“备忘录”
——兼答“戒严部队不入城是否会发生反革命暴乱”等疑问
解犀 施路
1 写在开篇的结论
从4月中旬的学潮到反革命暴乱基本平息，整个过程差不多经历了两个月的时间。这惊心动魄的两个月，事态的发展起伏跌宕，许许多多的人经历了感情上的春夏秋冬和灵魂上血与火的洗礼。人民解放军在这场特殊而严峻的政治斗争中“考试合格”，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年轻的共和国又一次将捍卫主权、粉碎颠覆的伟大胜利载入史册。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论断，高瞻远瞩，精辟地阐明了这场斗争的必然性。
如同观察一座山脉，必须站到山巅之上才能看清它的走向；认识复杂的历史事件，也应尽量站到时代所能给予的高度，才能洞悉它产生和发展的必然趋势。
暴乱平息至今，不少人有时还作种种设想，如：北京不戒严或戒严部队不入城，是否会发生反革命暴乱？有人甚至还提出“北京戒严在前，动乱在后，军队进城在前、暴乱在后”这种倒因为果的责难，等等。善良的人们，或是一时难以接受如此严酷的事实，或是作为旁观者不了解事态的全部真相，产生一些疑问是可以理解的；也有一些人陷得比较深，思想感情一时转不过弯来，想找出某些理由，或平衡自己矛盾的心理，或为自己的过失辩护，这尚在情理之中。看来，我们要获得正确的共识，很需要超越自身的局限，抛弃个人的恩怨，站到维护国家利益与安全的高度，拓展观察整个事态演变的视野，以得出对这场斗争必然性的明智判断。至于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种种责难来混淆视听，事实将作出严正的驳斥。
2 从杜勒斯的预言到“美国之
音”的谣言
对50年代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要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预言，现在20多岁的年青人是陌生的。进入80年代后，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当今世界的主题，多年的和平生活，使许多人对这种“和平演变”的危险丧失了警觉。事实上，近十年来，国际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认为，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和改革开放，是实行“不战而胜”、“和平演变”战略的最佳时机，因而加紧进行政治、思想上的渗透和从内部的颠覆。
他们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旗号，兜售资本主义的议会制和多党制。他们利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的曲折，大肆宣传“共产主义已经死亡”，提出要鼓励“社会主义国家的自由化趋势”，支持“一切削弱共产党领导的工潮、学潮和民族纠纷”，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政治庇护，大力扶植“反对派”。
他们利用我国扩大开放的时机，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宣扬资本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念和腐朽没落的生活方式，以求在思想文化观念上实行“软着陆”，腐蚀共产主义的精神支柱。
而“美国之音”在近一个时期内的反华表演达到了利令智昏的程度。又是延长对华广播时间，又是增加播放频率，大肆造谣惑众，煽风点火，把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企图和希望破灭后气急败坏的嘴脸暴露无遗。可以说，没有“美国之音”等国际反动势力喉舌的鼓噪和支持，这场动乱和反革命暴乱是不会发展到如此严重地步的；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推波助澜，是事态急剧恶化的重要外部原因。
3 从“军事反攻”到“政治登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年来，台湾国民党当局一直梦想反攻大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军事反攻”势已难成，他们不顾各界爱国人士要求祖国统一的呼声，逐步将策略转向所谓的“政治登陆”，搞“柔性攻势”，从未放弃有计划、有组织的心战策反活动。
近一个时期，他们配合国际上利用所谓“民主自由运动”掀起的反华浪潮，以及大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加快了“政治登陆”的步伐。特别是去年以来，台、港反动势力大肆鼓吹要“使大陆早日民主化与自由化”，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老一辈革命家，攻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攻击社会主义制度，宣扬所谓的“台湾经验”，企图影响大陆使其向有利于“自由化”的方向发展。
4、5月份，国民党中常会、“行政院”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大陆学潮，提出“要更积极、更主动地支持大陆的自由民主运动”。国民党的宣传机器也开足马力，进行声势浩大的造谣、诬谄和煽动。
在这场闹剧中，“国安会”某要人发起了“送爱心到天安门”的活动，带头捐款10万新台币，并由“经济部”投资处设立“支援大陆民主运动基金”。一些台、港以及美、英等不明身份的人，携带巨款潜入北京，为“高自联”、“工自联”提供资助，让这些非法组织收买暴徒，去烧军车、抢夺武器、绑架残害军人。
而台湾“大陆工作指导小组”则认为，目前是进行“政治登陆”千载难逢的机会，派遣大量特务到大陆进行活动，直接插手动乱和暴乱。台特机关指令在各地的特务，“这次共产党真要垮台了”，要“配合区内形势，秘密策动学潮”。
台、港反动势力以及“中国民主联盟”等在国外的非法政治组织，与极少数长期顽固坚持自由化立场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早就建立了一种微妙的联系。当形势不利时，他们的呼应或明或暗，有如鬼火高低明灭；当形势有利时，他们就明目张胆地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在这次学潮、动乱和暴乱中，他们就配合得相当默契。这是许多善良的人们所想象不到的。
4 从“北京之春”到
“北京暴乱”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始于“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不久。发展至今，差不多有三次高潮。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始终是斗争的焦点。
第一次是1979年的所谓“北京之春”运动。那时候，“高自联”的头头们还只是10岁左右的娃娃。当时党正领导人民进行拨乱反正。一些人借解放思想，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利用党在“文革”中的挫折，利用林彪、“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同台、港以及国外政治势力相勾结，采用“文革”中“大民主”的方式，鼓动闹事，鼓吹“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坚决彻底批判中国共产党”。他们认为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该搞资本主义式的社会改革。为了防止正要展开的改革开放大业偏离正确方向，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击退了这股逆流。
第二次出现在1986年底。与上次不同的是，经历了八五、八六年两次学潮，搞自由化的人推出了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头面人物，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口号，主张“全盘西化”，把资本主义制度搬到中国来。由于鼓动自由化思潮的是一些名人。在青年学生中具有很大的欺骗性和煽动性，党组织坚决把这几个头面人物开除出党。邓小平同志又一次郑重地告诫全党，在改革开放中要加强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这一次可谓是登峰造极。极少数人早在去年年底就开始了酝酿和策划。他们提出，要接受历次“民主运动”的教训，“一定要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要广泛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要发动社会各界形成对政府的集团压力”，
“要干到底，决不能半途而废”。
——他们通过所谓的“民主沙龙”、“自由论坛”以及各式各样的报告会、研讨会，高校内外的大、小字报和演讲，港台报刊，大造思想舆论。根本的口号仍然是两个：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并形成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一套比较系统的理论观点，比如：“社会主义是个病，私有化、民营化是唯一出路”；“共产党领导是民主政治的障碍”；“从结社自由到新的政党领导，民主具有世界共同性”；“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已经死亡”，“要彻底否定毛泽东思想”；“改革的目标是走向如美国、西欧、日本这些公认的发达社会”，等等。他们四处兜售的这些政治主张，许多都是赤裸裸的表白；也有一些是打着改革理论探索的旗号以售其奸。不难看出，他们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他们从前两次“失败”中得出一个教训：单靠“北京之春”运动中那样几个“西单墙分子”、“二次高潮”中那样几个头面人物出面去鼓噪学生，成不了大气候，也容易为群众识破。这一次，方励之等长期顽固坚持自由化立场的人、同海外国外敌对势力相勾结的人、向非法组织提供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沆瀣一气，纠合在一起，组成所谓“运动中坚”，其中一些人，已是自由化运动的“三朝元老”，可谓老谋深算。他们组织策划于幕后，而极其阴险地把学生推到前台，甚至不惜把学生作为人质，煽动群众同党和政府的对立情绪。
——他们密授学潮的头头：“先要搞臭团委、学生会，这样政府就没帮手了”；“如果各地高校都成立联合组织，一下子就可以把全国学联替代了。在共产党体制下建立第一个自发的学生联合组织，将对整个中国的政局有很大影响。折腾起来，一下子就是百万大军”。他们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想通过这次活动建立反对党，长期进行斗争。4月26日，“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即“高自联”）正式成立。起初叫“团结学生会”，想搞成同波兰团结工会一样，后觉得这个名字把建立反对党的意图暴露得太明显，又改成了“高自联”。此后，北京和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一大批非法组织。
——4月21日，正是动乱初步形成的时候，北大、人大贴出一张题为《原来是个阴谋》的揭露材料，署名“北大一醒者”。其中说：“一位行动的中坚人物说，新华门前最来情绪的就是拱起警察的火，只要警察一动手，就有借口把事情扩大。”“原来行动早有安排。第一步借悼念胡耀邦，顺便提出政治要求。李
（淑娴）老师说，要把为胡平反放在第一位，这样政府就不好说什么了。第二条要求也别提为自由化受挫的人平反，那样太脱离群众，也易引起误会，为方（励之）老师平反要藏在背后。再有，群众恨腐败，就用这一点攻他们。第二步，到新华门静坐，必要时往里挤，只要警察敢管，就是打人，这样才能唤起同学的同情心，特别是女同学。第三步，要求参加追悼会，很多人有这种心理，这样事情就更大了，还能推向全国。”这位醒悟的学生一开头就说：“我昨天经历了一段痛苦的思索，还是以我的良心为重，依据事实把真相告诉大家，为了我们别再做阴谋家的牺牲品”。可惜，当时这样的“醒者”太少了！从揭露的大量事实看，从学潮到动乱，直至暴乱的猝发，无不是在阴谋家的精心导演之下。他们就是以这样阴险的手段，把反动的政治纲领付诸行动的。从以上可以看出，他们这一次是横下一条心，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的。
5 “旗帜鲜明”与“旗帜不鲜明”
领导中国人民翻身解放和创立改革开放大业的老一辈革命家，对人民共和国被颠覆的危险始终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时刻维护着人民共和国的主权。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郑重宣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对附庸于国际反动潮流的国内自由化思潮，以邓小平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始终旗帜鲜明地坚决抵制，防止酿成政治动乱。
早在十年前，邓小平同志就提醒全党，决不能低估那些搞政治阴谋的人，那些所谓“民主自由派”，那些无政府主义分子和极端个人主义分子等等，“尽管这几种人的性质不同，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他们完全可以纠合在一起，成为一股破坏势力，可以造成不小的动乱和损失。这种情况去年就发生过，今后还可能发生。”近几年，他反复告诫全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仅现在要讲，而且要长期讲，整个现代化过程都存在一个反对自由化的问题。对如何防止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和由此产生的恶果，他反复强调，“领导要旗帜鲜明，群众才能擦亮眼睛”，“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态度不坚决，旗帜不鲜明”。
但是，许多年来，在我们党内，这些重要的思想和方针没有能够始终得到很好贯彻；一些领导人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旗帜不鲜明，没有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一贯到底。1986年学生闹事，就是反对自由化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的结果。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重大失误。这次风波的产生，也是由于赵紫阳同志担任总书记以后，没有把反对自由化的斗争始终如一地贯彻下去，消极地对待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怂恿助长了自由化思潮的泛滥，酿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当资本主义世界渡过战后危机，重新获得科学技术和生产的迅速发展时，一些人感到意外而产生困惑；同时，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曲折，使自身的优越性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影响到它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改革开放给社会主义带来新的生机，经过“十年内乱”，深感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人民群众对发展和改革的愿望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对此，如果领导者的头脑不清醒，在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加速改革开放的同时，不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放松精神文明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不仅社会生产力发展不起来，而且会导致党的凝聚力的削弱，造成社会动荡，这就难免犯历史性的错误，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6 如果……
纵观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场风波的产生，就不会感到奇怪了。它是国际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长期对我国进行渗透和颠覆，是国内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长期泛滥并与国际反华潮流相勾联，是我们党内一些人与自由化思潮产生共鸣、党的某些领导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一贯的必然结果。这决不是一件孤立的、偶发性事件。绝不是善良人所想象的“通过对话、双方让步、给台阶就可以解决的”，更不是“政府措施不当逼出来的”，而是大小气候遥相呼应、蓄意已久、迟早必然要发生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当人们对一个历史事件发生的必然性还缺乏深刻认识的时候，往往会提出多种假设。暴乱平息后，许多人围绕事态的演变和结局，在反思时头脑里就难免出现了许多“如果”。
任何一个复杂的历史事件，都包含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因素。必然性的因素决定了事物的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而偶然性因素则通过事物发展具体进程表现其必然性。
如果胡耀邦同志不是在4月15日逝世，那么风波也会在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等时机被挑起。
如果在学生绝食时政府以对话的方式答应他们的政治条件，否定“4·26”社论，承认他们的非法组织，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也仍然会以其他借口继续制造事端，扩大事态；也仍然会在非法组织合法化后，进而建立反对党，进行长期斗争。
如果5月20日不采取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的措施，6月3日戒严部队不强行入城，他们还是要继续使动乱和暴乱升级，进而扩大到全国，逼迫政府下台，或以所谓“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推翻社会主义共和国。
同样，如果6月2日晚，中央电视台借用了10个月的武警部队的吉普车不是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他们也会寻找别的借口发动反革命暴乱。这种卑劣的伎俩，在60多天里，人们领教得还少吗？
这类偶然性的“如果”是很多的。无论怎样“如果”，都无法摆脱必然性的制约。
从这场风波的起因看，有这样一种必然性的“如果”，那就是：如果党和政府再作退让，不果断地动用国家机器强制恢复秩序，那么我们就将要付出更高的代价，十年改革的巨大成果就要毁于一旦，人民共和国就可能被葬送。
7 炼狱中的军魂
“委屈是比死更难受的刑罚。……这是何等残酷的精神折磨呀！如果没有一颗爱人民的心灵，无论如何也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此，我可以说，伟大的中国军人啊，你们在这一点上创造了整个人类的奇迹。”——《辽宁日报》一记者
本来，人民日报发表4·26社论到“五·四”前，事态有所缓和。赵紫阳同志的“五·四”讲话，是动乱升级的转折点。北京越来越陷入严重的无政府状态。北京的动乱不断向全国蔓延。在北京治安系统力量不足、行政手段解决问题无效的情况下，在面临全国大乱的危急时刻，迅速稳定首都的局势已成为稳定全国的关键。
党和政府迫不得已，决定按照宪法的规定由国务院下令对北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戒严令还未公布，极少数掌握党和国家核心机密的人就向非法组织通风报信。动乱的组织者马上改绝食为静坐，大肆散布政治谣言，组织收买歹徒，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到处设置路障，拦堵军车，加剧了动乱。由此可见，所谓“戒严在前、动乱在后”的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处理如此阵线不清、矛盾交织的复杂情况，要最大限度地避免冲突和流血，就要有足够的威慑力量。威慑力量越大，冲突和流血的可能性就越少。而在不明真相的群众一时难以醒悟、几十天动乱所鼓噪起的盲目激情一时难以平静的情况下，为了逐步争取群众、避免误伤好人，就必须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和忍让。
从5月20日起，各路戒严部队大都在北京郊区受阻。有的被围堵三五天，有的长达一周。在这些日子里，官兵们只能站在车上，吃不上饭，喝不上水，睡不成觉。部队食品难以供应，饮水难以补充。有的小商小贩乘机抬高物价，卖给战士一瓶汽水要十元钱，一根冰棍要7角钱。有的战士上厕所后面还有几个学生跟着。官兵们饿了、渴了、困了，口鼻流血，腹泻发烧，甚至晕倒了……许多善良的市民流泪了，他们转变了态度，主动送水送饭，附近的地方单位也赶制了大批食品送上军车。
少数流氓、地痞混杂在人群中，用种种不堪入耳的下流语言辱骂战士。有的人用电喇叭对着战士的耳朵狂叫，有的动手动脚侮辱战士的人格，还有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在官兵面前做下流动作，还有人甚至站在立交桥上向战士头上撒尿、吐痰……我们的年轻战士血气方刚，难容人格侮辱。但他们为了戒严大局的需要，忍辱负重。许多战士为了控制自己激愤的情绪，在挎包上、胳膊上写下了一个个醒目的“忍”字。
早在戒严第一天，殴打官兵、破坏军车的暴行就开始了。5月20日晚，某师在公主坟附近进驻集合点时就被歹徒打伤军官7名、战士12名。戒严第二天，在丰台一带，某师被打伤官兵达116人，重伤29人，一人生命垂危。这段时间，许多指挥员含着眼泪命令战士：骂不还口，打不还手。有一个小战士，在歹徒用石块追打他时，捡起石头准备回打，被干部当场制止，他转过脸委屈地哭了……一支戒严部队驻地前贴着这样一副对联：
驱日寇打蒋匪抗美惩越老子我何坚不摧
卫首都爱人民荷枪挨打子弟兵一拳不还
横批是：以血醒民
正是在这几天，有的报刊还报道北京有“良好的秩序”。正是在这种“良好的秩序”下，北京被荒诞离奇的政治谣言所笼罩，从院校到街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歹徒和“造反派”们用尽“文革”中“火烧”、“油煎”等等恶毒语言肆无忌惮地咒骂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想打倒谁就打倒谁；昔日雄伟壮丽的天安门广场被糟踏成了“破烂市粥棚”，新华门前昼夜喧嚣，失去了仪门之威……“共和国卫士”们心里在流血！
戒严部队十多天没有入城，决不是没有能力。如果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哪有突不破的障碍？就是因为站在我们面前的大多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好人和坏人一时难以分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要求部队暂不入城，向北京市民宣传戒严的必要性和我军宗旨，像往常一样尽力多为群众做好事。
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军队！只有我们的军队——人民的子弟兵才能这样做。那些至今还认为暴乱是戒严部队引起的人，在这丹心如血的军魂面前，心灵难道不应得一些净化吗？
8 箭在弦上
戒严部队克制忍让的态度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策略，使极少数搞阴谋的人感到万分恐慌。他们害怕拖延的时间越长，失去的群众越多，罪恶阴谋终难得逞。因此他们加紧策划发动反革命暴乱。基本策略是寻机挑起群众与戒严部队的冲突，制造流血事件。他们说，只要天安门广场一流血，全国就会大乱，政府就要垮台。
他们为成功和失败作了准备。为成功拟定了新政府的组成人员名单，列出了要镇压的干部。如失败，他们就分散隐蔽、逃亡国外，并为发动反革命暴乱进行了三个方面的准备：
舆论准备。他们张贴、散发煽动武装暴乱的大小字报和传单，叫嚣“要拿起武器，推翻政府”，“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旗帜鲜明地反对共产党和他的政府”，“团结包括台湾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力量进行斗争。”组织策划者之一的刘晓波6月2日说，“期望赵紫阳复出，我们就必须在人民中组织武装部队。”
组织准备。“高自联”、“工自联”许下高价收买了一大批暴徒，组成各种“敢死队”、“义勇军”、“黑豹突击队”，要用“软禁、绑架党和国家领导人、攻打巴士底狱的方式”夺取政权。他们许诺每个参加设路障、堵军车的人每天都可以得到30元的报酬，烧一辆军车给3000元，抓住或打死一个军人也给几千元。
暴乱武器、物资的准备。他们开始非法采购武器，秘密储备枪枝弹药及成桶的汽油等暴乱工具，自制了大批燃烧瓶、狼牙棒、匕首等凶器，并抢劫了大批钢钎、木棒，以供大规模的打砸抢烧杀之用。
五六月之交，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必然较量，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6月2日晚，中央电视台借用武警部队的一辆吉普车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极少数人借机大造谣言，说戒严部队开道车故意轧死学生，鼓动不明真相的人抢夺尸体、抬棺大游行，点燃了暴乱之火。
当时，部分戒严部队为避免与群众的冲突，正继续采取分散多路方式，着军夏装或便装陆续进入重要警戒位置。从6月2日晚开始，进城指战员遭到了暴徒的疯狂袭击，至3日下午，反革命暴乱已发展到很严重的程度。在这期间，疯狂的暴徒见军车就砸、就烧，见军人就打，并抢夺武器弹药；一些暴徒开始冲击人民大会堂、中宣部、广播电影电视部、中南海等国家要害部门。他们见暴乱已经发起，又进一步策划利用第二天是星期日的时机，发动更大规模的打砸抢冲烧杀，造成群众暴动的态势。
在反革命暴乱已经发生的万分紧急时刻，原定戒严方案不得不被迫改变。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果断作出决定，命令在首都周围的戒严部队，立即平息反革命暴乱。下午6时半，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严部队指挥部发出《紧急通告》，要求“全体市民要提高警惕，从现在起，请你们不要上街去，不要到天安门广场去，……以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这个《通告》，通过电视台、电台和戒严部队广播车进行了反复广播，尔后，各戒严部队分十几路向市区开进。
事实很清楚，戒严部队进城是在反革命暴乱已经发生之后采取的果断行动，决不是什么“进城在前，暴乱在后。”
9 慷慨赴死以血醒民
“如果能以血醒民，我愿把血流干；如果能以命醒民，我愿慷慨赴死。”这就是戒严部队官兵的誓言。
此时，他们面对的已经是手持凶器、丧心病狂的暴徒，是一场生死考验。既要打击反革命暴徒的嚣张气焰，又要保护不明真相的群众；既要清理天安门广场这个“动乱源”，又要保证不与被煽动和胁迫在广场上成千上万的学生发生冲突。他们面临的是这样一场特殊的斗争。
他们怀着捍卫宪法尊严、捍卫神圣的人民共和国、捍卫庄严的首都的坚定信念出发了。尽管戒严前后，极少数搞阴谋的人对军队进行了大量的策反活动，又是向各地驻军单位致信致电，邮寄反动宣传品，又是组织“宣传队”向被堵截的戒严部队昼夜不停地蛊惑演讲，恶毒地煽动军队“站过来”或“保持中立”，但统统都失败了。连他们的所谓“精英人物”们也不得不承认，“军队是攻不破的堡垒”。在第一线做蛊惑宣传的人，称被围困的戒严部队是“军官顽固不化，士兵一言不发”。我们士兵，没有满嘴“平等、自由、博爱”的华丽词藻，他们总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捍卫着人民的民主，用自己的牺牲去换取人民和平自由的劳动生活，用抢险救灾、舍生忘死的壮举去表达对人民的爱。他们有的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人民共和国的赤子丹心。
部队刚刚出发，就遭到了暴徒的疯狂袭击。“高自联”、“工自联”已经在通向天安门的一些主要路段的高层建筑上设点，组织暴徒设置重重路障，并串大街走小巷煽动市民出来围观、起哄。暴徒们混在人群中，投掷燃烧瓶、石块和钢钎，对下车护卫的官兵用砍刀、狼牙棒、匕首等凶器疯狂施暴，还有一些暴徒躲在高层建筑上或树丛中，用猎枪、小口径步枪和土制火枪向部队射击。一辆辆军车被砸、被烧，一个个官兵被杀伤、倒下，一些伤员在送往医院的途中仍遭暴徒的残害，一些官兵被绑架，一些武器被抢劫……
入夜，部队前进仍很困难，伤员大量增多，许多是受了枪伤。一名参谋被暴徒用枪打伤了膝盖，一名连长胳膊被子弹打穿……而暴徒越来越猖獗，他们不仅开枪射击，还冲上前去用钢钎往驾驶室里戳，抬起水泥墩往车上砸，甚至用火枪伸进车窗里打。此时，部队仍以高度的克制，没有鸣枪。有一个团在被暴徒杀伤50多人的情况下，30多名战士围着团长政委，有的还跪了下来请求说，“这帮家伙太残忍了，快下命令还击吧！”团长政委含着眼泪把战士一个个扶起来，“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现在好人坏人混在一起，宁可我们自己流血！”一个叫余爱民的战士因无法自卫还击被暴徒打瞎了右眼，他说，我不怪起哄的群众，我愿用自己的牺牲换来群众的觉醒！
可是，在这之后，暴徒们视部队的克制忍让为软弱可欺，更加肆无忌惮地摧残、杀害部队官兵，反革命暴乱愈演愈烈。为了坚决平息反革命暴乱，避免更大的损失，一些戒严部队在伤亡严重、忍无可忍、让无可让、一切警告均无效的情况下，迫不得已奉命对空鸣枪开道。尔后，对少数不顾对空鸣枪警告、仍然残杀军人的暴徒，部队不得不予以反击。有人说，是戒严部队鸣枪在前，暴徒行凶在后，铁的事实难道可以任意篡改吗！
在此期间，由于围观的人多，有的被各种车辆撞挤，有的被人群冲撞，而造成伤亡；还有的被持枪暴徒打伤打死；也有一些被流弹误伤误亡。尽管一些人不听《紧急通告》的要求，执意上街围观，但被误伤误亡，仍是令人十分痛惜的。
4日凌晨一时半，部队开始进入天安门广场。经反复三个多小时的广播，劝告留在广场的人尽快离开。5时半，清场任务完成，在广场静坐的学生、包括最后被强制离开的，没有死一个人。至此，北京发生的反革命暴乱被一举粉碎。
在平息反革命暴乱中，戒严部队从将军到士兵几千人负伤，几十名官兵牺牲。凶恶残暴的反革命分子是那样地屠杀我们的子弟兵，活活打死还不够，还要浇上汽油焚尸，还要暴尸街头，还要剖腹掏肠！他们把对党对人民对人民共和国的极端仇恨发泄在烈士身上。“共和国卫士”们，他们有的手里也有武器，但为了避免误伤群众，放弃了开枪自卫的正当权利。他们正是以如此壮烈的牺牲表达了战士对人民的爱、对敌人的恨；实现了自己的誓言：用年轻的生命和热血唤醒千万人。
我们的子弟兵，对妨碍了部队打击暴徒的围观群众，没有抱怨。他们对抢救了自己的群众感激不尽。18岁的战士陈志强被暴徒打成重伤，昏迷醒来后艰难地写下了一份遗书：
“父母：
这是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中国书店的叔叔、伯伯、婶婶、大娘、大姐拚命相救。如果我不行了，请不要悲伤，多保重，儿为国捐躯，为民献身，死而无憾。只有一个条件，求你们无论怎样也要感谢这些恩人……”
那些在战士惨遭杀害后，还要把“打死老太太，女大学生”的污水泼在他们身上的人，在烈士的英灵面前，你们的灵魂难道不发抖吗？
10 思索过去告诉未来——
“共和国卫士”的血不会白流
——作为立国之本的四项基本原则，要深深植根于人民的心中，必须始终如一地把它作为政治思想的主题来进行灌输和教育。历史证明，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能够把全民族的思想意志和行动统一起来、凝聚起来，除了四项基本原则以外，别无任何选择。在过去几年，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未能一贯到底，造成了人心涣散。这种教训应当认真吸取。当然，政治思想教育要能更加深入人心，锻铸也更为统一、强大的精神支柱，必须抛弃简单生硬和形而上学的东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造出新的经验和做法。
——这次动乱这么多人被极少数阴谋分子煽动起来，既出乎意料，又不难理解。社会稳定从来就不是经济发展的自然伴随物。相反，经济发展始终赶不上人们的期望值。在充满了困难和曲折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群众最大的满足就是党能一如既往地与人民同甘共苦。于是，以权谋私、知法犯法等腐败行为往往就成了人们最敏感、最厌恶的问题。一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极少数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使人们对党和政府产生了一种不信任感。如果党和政府不能及时匡正自身，人们的“不满足情绪”就会通过各种机会渲泄出来，触发社会的不稳定。这也是这次风波中很多人被裹挟进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对这一点，党是清醒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已明确提出要拿出惩治腐败的实际行动来，办几件使党心民心为之振奋的事情。每个党员、每位干部对清除腐败都不能停留在口头上，这决不仅仅是保证个人或子女不犯错误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
——一个长治久安的社会，总是建立在健全的法制基础之上的。当今的中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必须相辅相成，但在法制体系尚不完备、有法不依现象还普遍存在的现实情况下，加强法制建设显得尤为重要。这样来认识问题决不是给民主自由加上“紧箍咒”，恰恰相反，是为了更有效地保证各级干部置于人民群众的有效监督之下，以保证公民在不损害国家和他人利益的范围内享有更广泛的民主自由。我们要避免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要避免这次悲剧的重演，就必须用加强法制的方法来调节和制约社会生活，必须在全民中确立国家安全和稳定至上的观念。这是固本之举，是这次风波之后真正深邃的启示。
——理论上的含混不清必然带来思想行动上的混乱。近几年，一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借谈改革把许多理论是非搞颠倒了，而且流毒甚广，而我们在理论上也缺乏有力的抵制和廓清。因此，在一些带根本性的重大理论问题上，必须把全党的认识统一起来。譬如：在探索体制模式和运行机制时，绝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经济改革重视发展多种所有制成分，绝不能忽视上千个国营大中型企业是我国现代化生产的基本力量和核心部分；在重视发挥企业家或经营者的作用时，绝不能忽视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笼统地片面地宣传“商品经济观念”，会造成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削弱，等等。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任重道远啊！
——民族精神的失落，在一些卷入动乱中的青年人的身上表现得极为突出。近几年，对外开放所挟裹进来的落后腐朽的东西，再加上长期以来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够一贯，在一些青年中滋长了一种对外盲目崇拜，对己妄自菲薄的情绪。这种情绪使得某些青年人把国家的前途和希望寄托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上，而不是把祖国的命运和前途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是很危险的。当今世界的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不单是来自新的技术革命，也是民族精神的挑战。一味地崇洋媚外，结果只能仰人鼻息。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社会主义中国才能发展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化的世界强国。每一个有志振兴中华的青年都应在这个问题上作出无愧于时代的选择。
总之，大家都来思索过去，展望未来，“共和国卫士”的血就不会白流，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充满着胜利的希望。
第1版(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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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春雷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