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坚持文艺的“二为”方向
古元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5周年的时候，回想起当时生活在陕甘宁边区和各革命根据地的艺术工作者，他们遵照《讲话》的精神，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向的指引下，纷纷深入农村、部队、工厂中去，从人民群众生活中获得丰富多采的创作源泉，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作出大批反映现实生活的优秀作品，对当时革命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这些作品，不仅受到解放区人民的欢迎，而且受到国统区人民和国外朋友们的欢迎，为中国现代文艺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文艺工作者继续贯彻《讲话》所指引的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又涌现出大批优秀的青年文艺工作者，取得了新的伟大成绩。
但是近几年来，情况有所改变，《讲话》的方向不被重视，甚至有些人认为《讲话》已经过时，不适合今天的需要了。他们对于坚持《讲话》精神进行创作的同志们指责为“老一套”、“教条”……等。
我不同意所谓“过时”的观点。毛泽东同志在《讲话》中作为根本方向提出来的就是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同时，也讲到文艺如何为他们服务的问题。讲得很全面。建国以后，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党又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这是《讲话》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和发展。因为在今天，工农兵群众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主体，占全体人民的绝大多数，是社会主义建设所依靠的最主要力量，文艺当然应该为他们服务。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同志代表党中央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祝辞上指出：“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邓小平同志的祝辞是十分重要的，非常适时的，说明《讲话》的精神没有过时，工农兵群众生活在建设社会主义和国防的第一线，是我们国家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和保卫者，也是文化艺术的开拓者，我们文艺工作者应该把最好的作品奉献给他们，这是我们的职责。不仅在革命战争年代应该这样，现在的文艺和将来的文艺都应该这样。邓小平同志的《祝辞》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讲话》的重要文献，《祝辞》中有两句话：“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多么精辟地概括了文艺与人民的密切关系！
文艺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者就必须熟悉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须深入到工农兵生活中去，如果不去接近他们，不理解他们，创作就失去了源泉，就创作不出好的作品。当然，文艺作品所反映的不仅是直接表现工农兵群众的生活，比如美术方面的风景画、花鸟画和各种装饰艺术等，它能给人以美的欣赏，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也是为人民服务。创作这些艺术品的作者，也要去接近群众，理解群众，和他们的感情交融，和他们的审美情趣相通，才可能创作出为他们欢迎的好作品。
文艺要为人民服务，就必须采用人民群众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艺术形式，时代在发展，群众的欣赏水平也日益提高，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文化程度的群众，有不同的欣赏水平与不同的兴趣。因此，艺术形式要多样，要不断地发展，不断地提高和创新。但是，提高也好，创新也好，都要和人民群众相结合，不能脱离群众。毛泽东同志《讲话》中关于提高与普及的关系，如何创新的问题，都论述得非常清楚。他明确指出：“我们的提高，是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这句话对于今天还是很适合的。
然而，近几年来，有少数美术工作者，他们不从我们的国情出发，不顾我国人民的审美情趣，盲目接受外国的现代派艺术，照搬他们的艺术手法，搞出来的作品人们看不懂；有些即使能看出点名堂，但内容荒诞离奇，或者描绘一些孤独、空虚、苦闷、彷徨、颓丧、狂乱的情景。还有人把一些破旧实物和垃圾堆积在一起，也称之为艺术，以丑为美。这类作品，前几年我在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展览场所里看见过，参观的人寥寥无几，他们冷淡地在展品前一走而过，我问一位作者，请他解释一下展品的含意，他说：“不问为好，艺术就是出奇。”当时我就想，可别让这些出奇的东西传染到中国去，不料，没过多久，在我们北京的中国美术馆的展厅里果然出现了，我见到这类作品后，心里很难过。其实，这些东西早在19世纪后期就在欧洲画坛上开始出现了，往后越搞越离奇，它是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后期的产物，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艺术观，到了现在它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了，我们对它应采取研究和分析的态度。在我们中国，情况与他们根本不同，我们国家正处在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时期，人民群众需要的是高尚的精神食粮，我们文艺工作者应该为这个伟大事业做出贡献，试问，把这些丑怪的东西展示出来，它能给人们精神上带来什么好处？对社会又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他们说这是“创新”，其实外国早已有之，有些已经被抛弃掉了，但今天我们某些人却捡来当作珍宝，难道这也算是创新吗？不，这绝不是创新，而是一种倒退！更使我不能理解的，为什么我国有些报刊，却大量发表这些东西，大肆宣扬这些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的艺术观呢？我认为主管我国文艺工作的领导部门，对于这种背离人民利益、违背党的文艺方向的种种现象，是要负责任的。
今天，毛泽东同志《讲话》发表已45周年了。45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建立了新中国。虽然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由于中间受到了种种干扰，尤其遭受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挫折是深重的。但是，坚定的革命者应当把挫折作为教训，应当更加清醒，不能失去信心。现在重新学习《讲话》，继续坚持和发展《讲话》的精神，仍是多么的重要啊！我从事艺术工作将近半个世纪了，如果说有了一点成绩的话，那是由于人民的哺育，党的培养，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教导。我将继续遵循党所指引的方向，努力不息。
1987年5月12日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一批美术家文稿的厄运
李琦
两年前，为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五周年，由“中国延安文艺学会”等团体和单位牵头，在京召开了一次文艺界的大型座谈会。当时的国内气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掀起第一个大浪头、部分大学生上街游行、党中央果断地防止了动乱并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之后。
在大会、分组会上发言的著名美术家有：古元、蔡若虹、胡一川、李桦、刘开渠、王琦、邵宇、罗工柳、张望、辛莽、伍必端、高虹、冯法禩、侯一民、李琦等和部分中青年美术家。大家发言十分踊跃。谈得最多的是认为《讲话》并不像有些人所说的“过时了”，而应如小平同志在四次文代会《祝辞》中指出的：“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许多同志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引来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在美术界泛滥的种种现象提出了尖锐批评。
我做为美术组召集人之一，负责将发言稿送交报刊发表。《美术》月刊（全国影响最大的美术刊物）编辑部要去几篇，说是很快用。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却毫无音讯。一问，回答是：那批稿子不用了，说是最近听了上面的报告，那批稿子跟上面的精神不合。
也在那时，全国两家美术报，一家也是交去稿子说要登而没有登；另一家说要来访问我而没有来。连一家面向知识分子的报纸也是如此，已决定报道美术界座谈会，几篇发言稿都准备排版了，一夜之间又作罢。
那阵子，我真是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为社会主义文艺呼喊的声音这么受压？！
过了没多久，赵紫阳的一个报告传达下来了。现在真相大白，是总书记在为资产阶级文艺思潮的泛滥大开方便之门。
正由于如此，美术界近两年西方腐朽货色有增无减。在中国美术馆（这有如美术界的天安门广场）一个展览会上，有洗脚的，有卖虾的，这叫做“行动艺术”。更有目无法纪者，开枪射击自己的作品，这名之曰：“再创造”。
美术馆的枪声，实在是一个警报，它不能不引起人们深深地反思了！
无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艺事业克服了以往的禁锢状态是有所发展的。今后仍应当继续“开放搞活”。但是，解放思想不应当失却正确方向。这些年，拿“二百”方针执行情况看，可以说只有资产阶级文艺思潮泛滥的自由，而无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自由。更不要说对资产阶级文艺思潮进行抵制和批判了。你一开口，就要被扣上“极‘左’”、“棍子”等帽子，还要揪你的辫子。根本没有争鸣和讨论的气候。那批美术家文稿的厄运，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至于说，我们的文艺应该像周总理指出的“要有个大框框”，应该具有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从这方面看，问题就更多了。
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的召开，中央领导班子的调整，使我们增强了信心。我相信，一个真正体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局面，是一定会出现的。
我一直保存着的那批美术家的文稿，相信也会重见天日。
1989、“七一”
编后：
最近，美术家李琦同志寄来《一批美术家文稿的厄运》以及文中所谈到的部分美术家在1987年5月举行的文艺界纪念《讲话》座谈会上的发言稿。现将其中古元、王琦两同志的发言与李琦同志的文章一并刊载于此。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提高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理论水平
王琦
毛泽东同志的《讲话》发表已经四十五年了，尽管其中对有些问题的提法不完全适合于今天的实际情况，但从这个文件总的精神来看，《讲话》仍然是标志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如果我们的文艺要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那末，《讲话》对于我们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特别是在党中央提出要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今天，重新学习《讲话》，就显得更有必要。
文艺是为大多数人服务，还是为少数人（或是作者自己）服务，是社会主义文艺和资本主义文艺的重要区别。社会主义的作家、艺术家，出于自觉地对人民群众的崇高责任感，不能不考虑到自己的作品在广大欣赏者当中所引起的实际效果，总是力求在作品的思想内容上要对群众有益，在作品的表现形式上要让群众能懂。所以，艺术作品思想内容的革命性和形式风格的民族性、大众性，应该看成是社会主义艺术创作的显著特征。
我们努力于建设社会主义文艺的历史，不是解放后才开始的，早在二三十年代，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理论，我们的作家、艺术家能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指导下，以社会主义的立场、观点来观察生活，表现生活，这样产生出来的作品，不论其成就大小，都应该说是具有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但是，由于当时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尚处于不够成熟的落后阶段，创作实践经验不足，又缺少比较系统的文艺理论上的指导，以木刻为代表的左翼美术创作，虽然在思想内容上已经注意到革命性的问题，但在表现形式上还存在有相当浓厚的“欧化”作风，还没有很好地解决民族化和大众化的问题。
1942年《讲话》的发表，这是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艺理论的不朽著作，它系统地提出并基本上解决了文艺理论上的一些重要问题，成了当时革命文艺工作者的指路明灯，从此解放区的文艺创作便大踏步向前发展，产生了一大批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的优秀作品。《讲话》的精神大大推动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国新文艺运动的发展，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事实。
解放以后，《讲话》仍然是广大文艺工作者赖以遵循的指导性的文件。为了适应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党的文艺方针也在不断地补充、丰富，比如50年代初提出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口号，1956年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祝辞》等，都是《讲话》精神的发展和继续。今后仍然需要在文艺实践过程中，不断进行探索和总结新的经验，不断地丰富《讲话》的内容，使这一纲领性的文献能够发挥更大的指导作用。
但是，由于过去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受到“左”的思潮的干扰，以致影响、阻碍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左”的表现是以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来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一些基本原则。例如把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简单地理解为仅仅是为某一时期的政策或任务服务，把艺术作为政治口号的图解；对待艺术与生活的关系，又片面强调与工农兵实行“三同”，而忽视了应该根据不同艺术门类的特点而采取不同的方式去接近生活；在艺术与群众的关系问题上，由于片面强调普及，有时过分迁就群众的欣赏习惯而忽视了提高群众欣赏水平的重要性。“左”的影响出现在文艺组织领导工作上和理论批评上，便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艺术家在创作上主观能动性的充分发挥，从而也自然会产生一些在内容上缺乏真情实感和在形式上又流于一般化的平庸的作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央提出了拨乱反正，逐步纠正了过去“左”的偏向，在艺术创作上也出现了新的繁荣，使社会主义艺术走上更加宽广的道路。可是近些年来，在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由于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必要的措施，使得有些同志在这样的新形势面前，不是感到困惑不解，便是显得手足无措。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文艺创作上的指导作用，在一部分同志的心目中引起了怀疑，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尼采、柏格森、弗洛依德、萨特等人的哲学思想和艺术观点，被某些人奉为金科玉律。在一些公开发表的美术理论文章中，反复鼓吹早已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批判过的“艺术至上”、“纯艺术”、“唯美主义”等流行的资产阶级艺术观点；在美术创作上也经常出现一些盲目摹仿西方现代派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令人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荒诞与离奇。有人认为“观念更新”，就是要彻底否定过去的传统观念，比如说什么是艺术？过去对艺术所下的各种定义都不算数，“艺术就是艺术本身”，或者说“艺术就是非艺术”，艺术不是人的精神劳动产品，它和人的物质劳动产品没有什么区别，“艺术家”可以把任何一件自然界的实物宣布为“艺术品”！如果按照这样“更新”过的艺术观念，那末，博物馆已没有存在的价值，艺术学校也没有开办的必要，向传统学习，基本功训练……一切都是多余。“更新”的结果只能是导致艺术的消亡。有人已经写出文章，声称画种必将消亡。其不知，早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当摄影机刚出世的时候，便有人提出绘画势必消亡的担忧，可是100多年来的事实证明绘画的特有功能仍然不是摄影机可以代替。在二十年代，综合的立体主义画家就开始把实物运用到画布上，或以实物代替绘画和雕塑。可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作为艺术品的绘画和雕塑与自然界实物和物质产品之间的界限仍然泾渭分明。现在有人主张打破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界限，打破各种不同门类艺术之间的界限，只不过是数十年前的老调重弹，决非什么“观念更新”。
我丝毫不反对向西方现代主义各种学术流派的理论进行深入的探讨，并采取其中合理的因素，这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是有益的。同样，我也主张对西方现代诸流派的艺术要进行广泛的研究，并从中吸取其可供我们借鉴的成份，这对促进社会主义艺术的丰富多采也是有益的。可是，我决不同意把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思潮当作我国新时期文艺事业的指导思想，也决不同意把西方现代派艺术奉为社会主义艺术学习效法的榜样。有出息的艺术家应该坚持走自己的道路。
不论是来自“左”的或是右的方面的干扰，都足以影响、阻碍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朝向正常、健康的道路上发展。
目前当党中央提出更坚决持久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时候，对有志于搞社会主义文艺的同志来说，面临着西方各种现代主义思潮的严峻挑战，要对当前美术上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作出实事求是的令人信服的回答，重新学习《讲话》和其它马克思列宁主义艺术理论的经典著作，提高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已成为当务之急。
1987年5月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异域刺玫瑰
——读《外国百家讽刺诗选》
方 敬
由罗绍书选编、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外国百家讽刺诗选》是值得一读的一本诗选。
讽刺诗，在中国，是自古有之。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就有相当一些讽刺诗名篇，如《伐檀》、《硕鼠》、《新台》等等。
在西方，相传早在纪元前七世纪就有了讽刺诗，后来，讽刺诗在古罗马兴盛了起来，罗马诗人的抒情才能似乎不如希腊，而他们的讽刺才能却又好象在希腊之上。先后出现了两个杰出的讽刺诗人，贺拉斯与尤维纳利斯。他们二人有着各不相同的风格。为后世写讽刺诗者各就性之所好而分别有所取法。
就英国而言，文艺复兴后期，十六世纪，莎士比亚写过一些诗篇，意含讽刺，隽永深致，熠熠闪光。这种诗说是近于贺拉斯式。十七世纪后期及十八世纪初期，新古典主义达到了高潮，讽刺文学盛行。这个时代崇尚理智，其理性精神强烈要求讽刺诗以指斥当时政治上、社会上和精神上的邪恶和弊病。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一反新古典主义，席卷诗界。讽刺诗也就因此而大大衰落了。倒是拜伦还写了一些热辣辣的讽刺诗名篇。在雪莱有的长诗里也可以摘出一些好的讽刺诗选段。在十九世纪，讽刺诗题材多用于散文作品，随着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讽刺题材就写进小说和戏剧里。在二十世纪新的现实中，产生了新的现代邪恶和弊端，这引起对新的社会变化的严峻现象的反思以及越过一个多世纪对新古典主义的回顾，有些诗人如奥登、史彭德、麦克迪尔米德等也偶一为之，写了少许现代讽刺诗。英国讽刺诗一般都显示出诗人的讽刺才能和机智，但他们的讽刺诗有着特具的英国式的幽默、俏皮，一股英国绅士的酸味儿。倒是有些诗人如布莱克、彭斯等，不专写也不主要写讽刺诗，但他们并不算多的讽刺诗却更有生命活力，好像就是直接从生活里出来的。我还欣赏法国大诗人雨果的讽刺诗。《惩罚集》是他的讽刺力作，其中名篇《皇袍》，气昂昂，热辣辣，活生生，读着这首诗，就好像感到自己也与群群的蜂一同飞了起来，猛扑上去，向那个败类群起而攻之，刺伤那个奸贼的眼睛，狠命抓住他，把他赶走！浪漫派诗人缪塞也写了讽刺感伤主义的诗，表现狂热。无产者诗人鲍狄埃写出了战斗的诗歌，如《该拆掉的老房子》等以最大的讽刺直刺无产者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显示出诗歌的战斗威力。这些法国讽刺诗感情色彩鲜明。而德国的讽刺诗则多闪着智慧的光彩。德国是哲学的故乡，不少诗人都寓哲理于诗，或者干脆就写哲理诗，遐想睿智，启人深思。德意志民族有着优秀的讽刺诗传统。歌德的《跳蚤之歌》，这首取自他的诗剧《浮世德》的著名讽刺诗，意义深邃，艺术高绝，贝多芬曾为之作曲。俄罗斯的作曲家穆索尔斯基所作曲谱更使之传遍全世界，脍炙人口。海涅的政治长诗《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讽刺和嘲笑，尖锐痛快，力戳和痛斥普鲁士统治反动及社会丑恶的实质，足见其思想境界与讽刺艺术之高。维尔特的《饥饿之歌》等与布莱希特的《将军，你的坦克是一辆坚固的车》等，朴实真切，立意独特，构思新异，笔力入木三分。俄罗斯的革命民主主义诗人涅克拉索夫的讽刺诗，粗犷有力，无情地揭露、控诉和抨击沙皇的黑暗统治，满腔忧愤，深切地同情苦难深重的人民，他的诗是俄罗斯人民声音的反响。苏维埃时代的诗人马雅可夫斯基，才华四溢，别开生面。他的名诗《开会迷》，是讽刺诗中的一支神箭，射向任何一个会海乐园的每个开会迷。直到如今，这首好诗仍令人赞不绝口，一读再读，循读再三。
讽刺诗是直接从现实社会生活里产生的。它因而自然就具有生就的现实社会的性格和意义。一般地说，讽刺诗主要的是刺“恶”与“愚”，针对着活人活事。人是社会群体中的个体，“人世百相”，也就是种种社会现象，邪恶与愚妄必然就是被讽刺的对象，而又很具体。揭露它，鞭挞它，笑之、嘲之、怒之、斥之，也就是“现实斗争”。讽刺诗人不是在幻想的迷宫里流连，而是爱重人生，面对现实，直向邪恶与弊端，以真枪实弹射击。
“五四”文学革命以来，外国诗不断翻译过来，新诗得以借鉴，吸收，受益不浅。但是，外国讽刺诗还译得很少，零零散散，有些早就应该译的也还没有译，还不见有什么外国讽刺诗选集。从数量不大的中国现代讽刺诗来看，继承和发扬自己的民族民间的传统，不断创新，也得向外国同类诗歌吸取新鲜东西。阅读和鉴赏外国讽刺诗本身就是好事，而且显然对我们的讽刺诗创作十分有利。希望多译，以便更好地交流，比较，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