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经济生活面面观
个体户到底赚多少钱
——北京城乡个体户收入采访录
新华社记者 夏俊生 新华社通讯员 史政言
分配不公，已成为群众最不满意的社会问题之一；而个体户赚大钱，又是社会分配不公的重要表现。最近，我们带着这个问题，对北京市城乡个体户的收入情况作了一些调查，现将了解到的情况记录如下。个体户收入知多少？
个体户的收入到底有多少？除了他们自己心里有数以外，其他人是很难弄清楚的。但他们与其他阶层的“财富反差”已经十分强烈：
几千元一块的雷达表，购买者多是个体户；
有的个体户老板娘穿的是上千元一套的高级服装，手上戴着不是一个而是几个金戒指；
大街上跑的私人小轿车，个体户和文艺“明星”的最多。
大量流动人口为从事城镇服务性行业的个体户带来丰厚收入。北京城镇个体户（有执照的，下同）主中，收入最多的是饮食业，自报纯收入平均每户每月1022元；其次是客运为主的交通运输业，自报纯收入平均每户每月935元；再次是房修业，自报纯收入平均每户每月548元。
在农村个体户主中，与城市生产生活联系较多的行业收入高。自报纯收入最高的是房修业，平均每户每月1084元；其次是以货运为主的交通运输业，平均每户每月828元；再次是手工业，平均每户每月485元。
应当说明的是，个体户自报的纯收入，绝大多数都打了
“埋伏”，收入越高隐瞒越多。据税务、工商部门的典型调查，农村个体户的实际收入，至少高于其自报收入的20％；城镇个体户的实际收入，至少高于其自报收入的一倍。
北京市政府研究室据此推算，去年全市10万城乡个体户中，每月纯收入在300元以下的，约占1／3；每月纯收入在1000元以上的高收入户约占1／10；每月纯收入在万元以上的特高收入户约占3‰到4‰。也就是说，全市约有1万户个体户年收入在万元以上；有300户到400户个体户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有的个体户一年收入几十万元，几年就是“百万富翁”。个体户的不合理收入有多大？
据调查推算，北京城乡个体户主去年的实际收入约为户均7548元，是全市全民、集体和合营企事业单位职工人均收入2000元的3.77倍。
个体户与职工的收入差距，在一些行业更为悬殊。饮食业个体户平均年收入1536.1元，是全市同行业职工年工资性收入的7.2倍；房修业个体户平均年收入15254元，是全市同行业职工年工资性收入的7.5倍；全市党政机关干部年均工资性收入1696元，只是饮食业个体户平均年收入的1／10强。
应当承认，个体户的高收入中有一部分是合理的：
——个体户没有职工所享受的医疗、养老、住房等劳保福利，收入应当高于职工。照此标准，个体户的这部分合理收入约为2000元。
——个体户把一部分资金投入经营。这部分资金也应有收益。据市工商局统计，去年全市个体户投入经营的自有资金平均每户为2481元。按年息20％计算，户均资金收益约500元。
不少个体户每天的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
个体户的收入中还应有管理和技术收益。
考虑到以上情况，个体户主的合理收入应为年均4500元左右，是全市职工平均年收入的2.3倍。如果按此计算，在全市个体户照主年均实际收入的7548元中，不合理收入约占40％。不合理收入从何而来？
一些个体户为什么能够发大财？主要是国家的管理跟不上，政策上的空白，和管理上的漏洞。
偷税漏税，是许多个体户挣大钱的“诀窍”。宣武区对46户个体户进行调查，发现45户偷税漏税。连一些被树为“先进”的个体户也不例外。
税务部门曾对大栅栏地区4户个体户1987年上半年的纳税情况进行检查，发现他们半年内共偷税漏税48641元，最多的一户偷漏16021元，最少的一户也偷漏5086元。
“李记白水羊头”店主，因时常赞助社会公益事业，成为报纸广为宣传的“先进个体户”，还取得不少荣誉头衔。但去年税务部门发现，他偷税漏税3万多元。
个体户偷漏的税款到底有多少？由于94.5％的个体户没有经营帐目可查，谁也说不准。
有位被评为先进的服装个体户，自报的营业额在同等规模的个体服装店中是最高的。但她承认，自报的营业额只有实际的60％。
海淀区有的个体户承认，他们自报的营业额不到实际营业额的一半。
有人估计，现在收上来的个体户税款，只是实际应纳税款的1／3到1／2。北京市政府研究室认为，去年全市个体户纳税1亿元，偷漏的税款却不下5000万元。
缺斤短两，强买强卖，坑蒙拐骗消费者，是一些个体户赚大钱的另一个途径。
有的个体户以32元价格出售的“金项链”，竟是只值8角钱的假货。
一家服装个体户承认，他卖的标价1800元一套的西服，进价只有900元；40元从广州批发来的裙子，转手便卖160元。
卖水果的个体户赚钱之术常在“捣鬼秤”上。你看到他卖的香蕉比国营商店还便宜，可是买回去一称，一斤只有七八两。
“要想富，就要雇”。流传在个体户中的这句顺口溜，说明占有雇工的剩余劳动，是个体户高收入的又一重要来源。
北京市城镇个体户主中，有22％雇工。收入最高的个体饮食业，88％的个体饭馆都有雇工，平均每户雇工4人，多的雇工十几人。大量涌入北京的外地农民特别是外地农村女青年，为个体户雇主们提供了最廉价的劳动力。
据北京市政府研究室1987年的调查，全市个体饭馆的雇工平均月收入113.3元；而个体饭馆的雇主们，自报的纯收入平均每户每月就达1007.62元，是雇工的8.9倍。
经营位置好带来的级差收入，也加剧了一些个体户的暴发。王府井、大栅栏等流动人口多的地区的个体饭馆，要比偏僻地区的个体饭馆收入多得多。一些“黄金”地段的个体门店，出租一米长的柜台一月就进2000元。有的店主仅出租部分或全部柜台，一月就坐收租金上万元。
个体户的不合理收入来自多个方面，要减少个体户的不合理收入，应该从多方面完善政策和加强管理。
（本报约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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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快语新言
煤电本一家
燮阳
煤和电本一家，统称能源。前者叫一次能源，后者叫二次能源。煤炭转化为电能产生更大的经济效益；靠煤发电的厂有充足的煤，才能满负荷发电。煤电相连，谁也离不开谁。
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国的煤和电分了家，而且分得很清楚。同一个地方，煤电条块分割，画地为牢，谁也不管谁。有个市竟出现了这样奇怪的现象，电厂和煤矿一墙之隔，电厂用煤不能就近供应，却要千里迢迢到外地去拉煤。同时，建设电厂和煤矿，不统一进行规划和设计，各搞一套，重复建设公用设施，以致多占土地，浪费投资。
煤电联营好处就多了，它有利生产要素的合理组合，有利于加强生产经营管理，有利于降低运营成本，是节约能源投资、合理布局能源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措施。
少数同志由于受部门分割的影响，对煤电联营的重要性认识不足。他们只算本部门利益账，不算社会效益账，耽心的是联营后本部门吃了亏。这种只顾本部门的局部利益不顾大局的思想是实现煤电联营的主要障碍。
当然，煤电两家分离已久，现在要联营起来，还有很多工作要做。特别是要区别情况，分类指导，逐步推开。不能强行搞拉郎配，也不能放任不管。对于新建煤矿和电厂，凡是有条件的，要从前期工作开始就应该统一规划，统一设计，同步建设，办成紧密联营的经济实体。对于老煤矿、老电厂，条件具备的，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实行联营。在管理体制上，可以以电为主，也可以以煤为主，有的可以由煤电双方按投资额组成董事会，只要对联营有利，何必争谁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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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家画廊
别小看了聊天
——记株洲市自来水公司经理于希慈
钟斌光 罗勇
在湖南株洲市自来水公司干部和工人的心目中，经理于希慈有一个独特的本领，就是聊天。说来也怪，一些困难，只要他到群众中去聊一聊，大都能找出正确的解决办法。全公司870多名职工，有60％以上的职工他都“聊”过。谁有什么思想包袱，谁的子女能升学……他都能说出个八九不离十。他像一块磁铁，把众多的职工吸引在自己的身旁，心情舒畅地工作，使整个公司的各项经济技术指标在全国同行业中名列前茅。
老于上任当经理那阵子，需要水的声浪一浪高一浪：市民等水下锅，工厂等水生产；这里扯皮，那里打架，……一堆堆乱糟糟的问题，弄得他懵头转向。
“三人行，必有我师”。老于来到水池边、机器旁，向工人求教，向技术、管理人员讨策。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经理呀！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事情要一件一件地办，我看首先要抓水，有了水才有效益呀！”一位老工人这样建议。
“企业用水由企业投资，我看这是个解决城市供水的好法子。”已调走的老经理想出了绝招。
“要把水抓上去，公司职工素质低不适应，要抓紧培训！”技术科长老朱对此很有研究。
一个比较完整的切合实际的治厂方案“聊”出来了。此后，他抓紧实施“以水为本”的方案：他一连跑了上百家工厂，集资1000多万元；他紧急调兵遣将，架通了10多条大管道，解决了2000多户居民和企业用水难的问题，通水率达到99％以上，公司年创利润达1000万元以上。与此同时，公司花重金送了20多名职工上大学，又花20多万元建起了职工学校，开办了管工、电工等7个专业班，促进了公司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一个除夕之夜，从家属宿舍里，传来了阵阵吵架声。这是个三代同堂的家庭，住房太挤，婆媳间为搬动床铺吵起架来，连锅碗瓢盆都砸烂了。老于知道后，心里像刀绞一样，公司像这样的居住条件户还不少。他找了400多名职工谈心，400多户职工住房要解决，150多名儿童要入托，得花上千万元资金呀！还有上百名职工子女的就业问题，不是一下子可以解决的。他和大家商量如何逐步解决。有的提议自己动手干。
不久，全体职工自力更生建起了五栋幼儿园。随着公司经济条件的好转，一些职工先后搬进了二室一厅的新居。158名职工子女的就业和90多名子女的升学问题也逐步得到了解决。还解决了20多对夫妻两地分居的问题。职工们还开展养鱼、养鸡、养猪、造林种果树等多种经营，看着这一切，大家笑了，老于心头也舒展了。
这个公司职工平均年龄不到30岁，年轻人占70％以上。其中有一部分是招生考不上，招工不愿要，靠“顶职”进厂的，还有个别曾经失过足，服过刑的。他们中的有些人成天蹲茶馆、喝醉酒，抱着破罐子破摔的思想……老于静静地观察着，决心用自己炽热的情怀去温暖这一颗颗心灵被扭曲的年轻人。
有一位青工蹲了2年“班房”回来后，心灰意冷，认为这一辈子全完了。老于一次又一次地找他聊天，苦口婆心地劝导他，诚恳地告诫他：“摔了跤，爬起来，朝前看，向着光明的道路走，会大有希望的。”
语句真切，情挚缘槛，似甘露，似清泉，汩汩地流入了这个青工的心田。盛夏的一天，一个精神病人将一个儿童砍了数刀后扬长而去，当时围观者不少，可是没有人挺身而出，而他却背起血肉模糊的儿童，跑进医院，帮着挂号、取药、打针。待伤者转危为安时，他却悄悄离去。伤者的亲人通过广播、报纸才找到。不久，一块感激的红色大匾抬进了公司的大门，他却站在人群后面的角落里，放声地恸哭起来。公司为这位青工记了二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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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来信来电
“条子”肥仍然禁而不止
6月上旬，记者到湖南省冷水江市的资江氮肥厂采访。该厂职工向记者反映：今年化肥实行专营后，走“后门”的“条子”肥仍然禁而不止。
资江氮肥厂是湖南有数的几个大氮肥厂之一。前两年，从各种渠道来的购买尿素的条子数不胜数。今年化肥实行专营后，该厂“条子”肥状况没有明显的改变。据了解，该厂今年1至5月份接到专营计划外的要尿素的条子多达900多张。这些条子要尿素的数量不等，少的50公斤、100公斤，多的达数十吨、100多吨。今年1至4月该厂销“条子”尿素600多吨。写条子的，大多是与企业业务、工作、生活有联系的领导机关、部门或单位的领导干部或有实权的办事人员，如工商、银行、税务、公安、铁路、粮食、宣传、统战、能源等部门和食品站、副食品供应店、电厂等单位。该厂领导告诉记者，现在，有些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写条子来要化肥的很少，甚至没有，倒是一些办事人员写的条子多，他们是这些单位的“菩萨”，实在得罪不起。如铁路部门，你只要得罪了他，装车、卸车、发车的麻烦马上就会来，生产马上受影响，企业就要吃亏。为此，该厂成立了一个专门审批“条子”肥的小组，耗去厂领导不少精力。
该厂领导告诉记者，厂里的工人们对“条子”肥问题很有意见，说，这些“条子”肥，一是搞特殊化，影响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手中有权的人就能搞到化肥，无背景、无关系的农民搞不到肥，怎么会没有意见？二是不利于整顿经济秩序。这些条子肥出厂后，几经辗转，这中间，谁能保证不会有人将
“条子”肥倒卖，非法牟利？现在，工人们要求张榜公布“条子”肥。我们厂领导不敢公布，一公布就要得罪不少“菩萨”。这件事，叫我们当厂领导的左右为难。
该厂领导呼吁，社会各界要真正认识当前化肥实行专营的必要性、重要性，严格遵守专营的有关规定，也充分理解他们当厂领导的难处，不要再写条子来要化肥了。
本报记者 吴兴华
湖南政协报记者 赵正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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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废旧农膜与仿古家具
刘兆民
前不久，我到山东邹县塑料制品厂采访，最使我感兴趣的要数塑料仿古家具了。笔者随同主人一起迈进产品展室，一套套制作精巧的塑料仿古家具，图案优美、古香古色。出乎我意料，这些产品竟是用遗弃在农田中的废旧塑料农膜生产出来的。
农用塑料薄膜，广泛用于农作物栽培，提高了单位粮田产量，受到农民的欢迎。但是废旧农用塑料薄膜如果不及时清理，残留到田地中，会污染农田，影响农作物生长。邹县塑料制品厂回收残留在农田中的废旧塑料薄膜生产仿古家具，既减轻农田污染，又开辟了新的生产门路。
厂长史顶伦告诉笔者说：“原来这个厂主要生产塑料编织袋，原料靠进口，价格高，效益不好，还时常缺原料。”1986年春，他们经过市场调查，发现废旧塑料农膜可以回收利用。于是他们和有关单位联系，引进技术，设计生产再生塑料盒、桶、家具。经过半年多的协同攻关，终于生产出了全塑仿古家具。这种家具，小巧别致、不裂不炸，抗冲击，耐酸碱腐蚀，结实耐用，生产的大小圆桌、圆凳、茶几，表面配有特殊工艺装帧的山水、花鸟等古香古色的图案，在家庭和旅馆会客厅放上一套仿古家具，具有较高观赏和实用价值。三年来，已生产塑料仿古家具6万多套，吃掉废旧塑料农膜等750吨，节约木材1400多立方米，新增产值180万元，利润40万元。
史顶伦说，塑料仿古家具前景广阔，国内外市场需求量大，现在全厂正集中财力、物力，一方面扩大生产，一方面研制开发第二代新产品，建立全塑家具生产基地。他透露，厂里还将研究开发利用锯末和废旧塑料，生产可代替木材的塑料包装箱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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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宗秀和“新红星”
朱世国
“新红星”，这个半矮化的优良品种，30多年一直占居着苹果“皇后”的宝座。李宗秀，山东省日照县河山乡萝花一村农民，我国第一代开发“新红星”的乡村能人。
1984年深秋的一个夜晚，李宗秀蹲在萝花一村东南岭上，默默地吸着烟。上午，在村党员大会上，李宗秀被推到了支部书记的位置上。摆在他面前的是这样的一个摊子：
党支部一年换了两届，村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不高；土地承包到户，农用生产资料折价分配到户，只有历年积欠的7.8万元债务还占在集体的帐页上：山民们每人守着2亩3分地，艰难地劳作着……这个年近不惑之年的汉子，深感肩上担子的沉重。会议一结束，他就不由自主地来到这片山岭上。
21年前，也是这样的一个夜晚，在这片山岭薄地上，李宗秀立下了钻研果林技术的志向。在20多年的果树技术员生涯中，这个吃地瓜干长大的庄稼汉，背着瓜干煎饼，访遍了省内各大果树研究所和试验基地，并多次前往中国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及辽宁、河北等省的果树研究所学习取经，与许多著名果树专家结下了深厚的师生之谊，学习积累了丰富的果树管理技术和经验。李宗秀很早就认识到，摆脱边远落后山区的贫困面貌，发展山区林果业是一条可行的好路子。
想到林果，李宗秀马上又想到了他的“新红星”。
1982年秋，李宗秀在青岛农科所学习时，了解到“新红星”。他立即到泰山果树试验基地，但试验场地是不允许参观的。这难不倒李宗秀。每天天一亮，他就蹲在园外的山坡上看工人们管理果树，饿了啃口煎饼，渴了喝几口冷水。7天过去了，他感动了“上帝”。试验场破例让他进入了硕果累累的新红星试验园，并送给他两根树条，让他回去进行观察试验。当天晚上，李宗秀带着工人剪给他的两根新红星树条，兴冲冲地赶回萝花，把希望高接在老果树上。
1984年，是农村改革大潮涌动的一年。这年冬，李宗秀先后数次组织村里人前往外地参观学习。村干部认识了“新红星”，村民也认识了“新红星”。1985年春，在村民大会上，萝花一村制定出在村东南的山岭薄地上开发新红星果园的决定。
寒霜未尽，在萝花一村东南的山岭上，一场改造荒山的战役打响了。李宗秀带头承担了最难整的地块，并首先完成了任务。村里的汉子们上阵了，妇女老人也上阵了，还带来了从外村请来的亲戚朋友。短短一个月的时间，他们就整出了220亩标准园田。这年冬，在村东繁育了10亩果苗。1986年春，李宗秀又通过各种渠道购来1万棵“新红星”半成苗，栽种在这220亩希望的土地上。
果园，不是一时就可以见到收益的。村民们理解，他们和支部书记一起肩起了这付重担。
改造山岭的工钱欠着，他们没有怨言。
管理果园的工钱也欠着，他们还是没有怨言。
1987年，李宗秀带领村民又开发新红星200亩，全部使用自己的苗木。
幼果园需要投入，资金问题怎么解决？他们采取了以育苗投入保果园的办法，1986年育苗收入6万元；1987年育苗收入20万元。这些钱除清还了历年陈欠外，全部投入了开发园。
几年里，李宗秀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新红星”身上。家里的责任田、菜园在哪里？他说不清。第一次按妻子的指向去摘菜，竟把人家的萝卜拔了回来。全部农活和家务都压在了妻子的肩上。
1988年金风送爽的时候，萝花一村新红星开发园硕果累累，繁星点点，第一批栽下的仅两年半树龄的果树结果5000公斤，果实全面浓红，均重200多克，最大的超过600克。
这年10月，中科院派来数名专家，对萝花一村果园进行全面考察。考察结果，各项指数均达到全国一类水平。12月12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新红星”开发会议上，萝花一村果园被农业部列入新红星开发重点基点园，并被指定为全国新红星样板园。
5月中旬，我们来到萝花一村新红星开发园。只见漫山遍野密植着低矮的果树，仅有食指粗的树枝上，结满了嫩绿的小苹果。
在与李宗秀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今年，这片果园可结果7.5万公斤。目前，他们正忙于准备苹果的出口事项。下一步，他们打算在果园机械化管理上下功夫，争取把这片果园建成现代化的苹果园。
新红星，刚刚从这里升起；明天，她会闪现出更加灿烂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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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摄影比赛
上图：山东省龙口市南涧村青年农民孟凡君，大力发展粮食生产，增加地力，提高了土地经营效益。今年虽遇大旱，但他种的125亩小麦，仍然取得大丰收，向国家交售3.75万公斤。图为孟凡君把“风头”一等粮装袋交售给国家。（小兰摄）
下图：素有“鲁南粮仓”之称的山东滕州市，是商业部授予的全国百名粮食生产、交售先进县之一。在今年的小麦丰收之后，全市百万农民丰收不忘国家，到6月30日，仅用了1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6600多万公斤的夏粮交售任务，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图为广大农民踊跃交粮的情景。马洪杰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