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起飞的第一节火箭
——上海科技与经济联合的新探索
新华社记者 陆国元 张学全
一种高技术程控电话机，因列入上海科研攻关计划，技术难题不断被突破。
去冬，这种电话机产量比计划猛超一万门。行家据此推算，原定1990年完成30万门电话机的规划，可望提前1年达标。
程控电话是上海14个重大攻关项目之一。它和其它项目一起，作为科研渗入生产的新的生长点，为上海经济腾飞描绘了崭新的画卷。
桂冠旁落后的抉择
作为我国最大工业基地的上海，过去独占国民生产总值、工业产值、出口贸易全国第一的桂冠。然而改革之后上海人发现，上海不再是雄风犹在的“老大哥”，几项桂冠纷纷旁落，上海经济发展陷入了窘境：一方面科研有优势，一方面生产上不去。
上海潜藏雄厚的科研实力，拥有科技人员40多万人，总体实力远远强于亚洲“四小龙”。近年来上海虽然在科技促生产方面做了不少文章，诸如开放技术市场、厂所挂钩转让成果、科研人员下乡领办乡镇企业等，也起了一定作用。但科技与生产之间的鸿沟仍未填平，尤其阻碍着科技成果向大中企业转化，致使一些骨干工业“未老先衰”。
科研与生产缺乏良性运行机制，是导致这种弊端的主要原因。有关资料显示：上海的科研与企业严重脱节。目前上海一半以上的科研所、80％的科研人员、一半左右的科研经费，都游离于企业之外，以致大批成果搁置实验室，骨干企业中的一些技术难题得不到及时解决，企业进行技术开发的经费得不到保证，经济增长由此滑入迟缓之途。
于是，上海市领导开始寻找一种新的科研运转机制。
去年6月，一个有关发挥科技优势的报告，送到市委书记江泽民和市长朱熔基手中。集纳数百专家意见的报告提出一种新思路：以重大项目为桥梁，运用经济与法律结合的手段，将科研力量与企业连接起来，共同攻克大中企业的技术难点。力争两三年内实现技术上的大突破，带动产品结构调整，驱动经济起飞。
为提高科研攻关效率，专家们还建议，对攻关项目实行统一领导；厂所联合攻关，以厂为主，科研部门负责突破技术，工厂提供攻关经费，并使技术产业化；攻关过程引入竞争机制，项目公开招标，中标项目一律签订经济合同，并由法律部门公证。
这种科研结合生产的新方案，立即得到市政府批准。经过对几十个工业部门上千家大中企业论证，14个重大攻关项目很快被筛选出来，并被列入上海科研攻关第一战役。
不可遏制的“磁场效应”
揭开项目表，映入眼帘的是：桑塔纳轿车国产化、微型计算机、超临界火电机组、光纤通信、30万吨乙烯和合成氨装置国产化、多功能涂层复合织物、60万千瓦核电设备研制……
以市长朱熔基为组长的攻关小组成立后，科研所、大学、相关企业联合参战的攻关会战，由此拉开了帷幕。
1988年9月27日，从14个项中分解出的136个课题，首次向全市公开招标。上海市500个研究所、大学和企业的科研人员，从四面八方涌来投标，一天投出标书900多份。在最后中标的98个课题中，有2000多名科技人员参与攻关，其中400名是研究员、教授和高级工程师。今年5月27日，上海再次对72个课题公开招标，投标者仍然络绎不绝。
重大项目的攻关，像磁石一样吸引着科学家。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副所长林国强说：过去号召我们进入“主战场”，一无渠道，二来“主人”似乎也并不迫切需要。现在，重点项目攻关，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充分施展科技才干的竞技赛场，都想去一较高下。这个所两次投标，争取到15个课题。现有70名科研人员的科研工作量，比往年增加1／3或1／4。
中标项目因实行合同责任制，攻关者为避免“吃官司”，无不夜以继日拚命工作，力争早日兑现。有个3人课题组为一家工厂研制一种特殊感光材料，合同规定一年交货，他们潜心试验，只用4个月就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承接的攻关课题现无一脱期，并有4个项目提前完成任务。
科研人员的科研热情从来没有这样高涨过。桑塔纳轿车国产化的攻关，颇为引人注目。轿车有1500多个零部件，每个部件的国产化都需经过联邦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严格检查。如一个汽车喇叭，国际通用标准只需响6万次，而合作的联邦德国方面坚持要研究人员为其配套的喇叭响10万次。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等单位的科技工作者，锲而不舍地试验300余次，最终问世的喇叭鸣响率提高到了12万次，联邦德国人也称赞不已。
企业也“热”了起来。
有近200家承担攻关项目的企业，都在多渠道筹集攻关费，科研经费投入均比往年增加。过去，科研所主动去企业征求研究课题，技术落后产品却不愁卖不出去的企业往往使热情的科学家扫兴而归。如今，那些力图想改变面貌的工厂企业主动送课题上门，热情请求科研所携手攻关，并对攻关项目效益十分关注。
在上海第一机床厂，一个攻关项目进入设备组装关键阶段。正在这时，厂副总工程师陈莫尼摔断了腿骨。可他却重伤不离岗位，要人抬他到攻关现场，躺在担架上指挥解决技术难题，确保组装按时结束。
在上海重型机器厂，核电攻关设备急需一种含磷量低于0.8‰的特殊钢。可是，要炼这种钢必须在冶炼时勤扒炉渣。无畏的厂技术员和工人，轮流在炼钢炉前展开高温扒渣战斗。手中的铁扒烧红了、身上的防护衣湿透了，他们硬是冒着高温，将特殊钢提前炼了出来。……
300天的攻关实践，使上海科技界和企业界发现，这种以项目为“桥”，以经济合同为纽带，连接科研和企业攻克重大技术难题的方式，能充分激发科研单位和企业寻求结合的积极性。改变过去成果转让时因企业和研究所双方责任不够明确造成成功率低的状况。如今，研究所为严守合同，不得不投入优秀人才以确保按时履约，因而有效地“粘合”了科技与生产这两张皮，加快了科研优势向生产优势的转化。
展示着明天
时下，攻关展示了良好开端。首批课题原订今年完成50个子项目，而按目前进度可稳拿70项。电子反光照相机、多功能涂层复合织物等一些项目，已获部分产品，有些产品开始走俏欧美市场。3年前，首批桑塔纳在沪问世，国产化率仅2.7％。而现在已有494项国产零部件获大众汽车公司认可，国产化率达到30.6％，比计划多了5％。上海生产的桑塔纳轿车，在世界生产桑塔纳系列产品的5个厂家中，质量名列第一。
14个项目攻关结束后，专家们满有把握地指出：攻关将推动上海工业发生重大转机，引出一个产业结构趋向合理、新兴技术由弱变强的新上海。
高技术产业群雄崛起。在14个项目中，属于高技术产业的有4项：小型、微型计算机，程控电话交换机，光纤通信和60万千瓦核电机组，三五年后，这些项目可形成几个相当规模的高技术产业群体，带动一批传统产业萌发生机。
产品结构将获大的调整。大路产品多、拳头产品少、低效高耗产品多、高效低耗产品少，是上海近年经济萎缩的难题。攻关将使上海一些劣质传统产品被淘汰，取而代之的高附加值新兴产品，将在一些工业领域充当“主角”。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批成套设备将陆续面世。攻关项目之一，上海第一条年产100万只彩色显相管生产线的建成，将使上海的电子产品结构发生质变，把中低档电视产品推入高档圈，以争得占领大市场的优势。据预测，这个项目投产以后，每天可创收税利45万元。
综合效益“聚焦”的结果显示：到1992年，14个攻关项目将使上海新增产值150亿元，新增税利50亿元。由于大批产品可出口或替代进口，到1992年还可创收一笔巨额外汇，为国家贡献丰厚财力。上海的远景更加鼓舞人心。14个项目攻关完成以后，若干项目将成为联结中小厂家的企业集团。随着人、财、物的重新组合，在国际竞争中将形成巨大撞击力，带动上海货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
上海正在困境中实现转折，“阵痛”过后，迎来的必将是新生的喜悦。在完成第一战役的14个攻关项目后，接着还要打第二、第三个战役。
在太平洋东岸，一个新上海将令人刮目相看。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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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领导旗帜鲜明 师生立场坚定
——中华社会大学在动乱中坚持正常教学秩序
钟射学
4月中旬至6月上旬，首都出现学潮、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两个月来，中华社会大学（以下简称“社大”）基本上坚持了正常上课，没有出现过一个集体罢课、游行的班级。多数教学班在5月中下旬按期进行了期中考试；全部24个毕业班都按计划进行了毕业实习、毕业设计和撰写毕业论文。
5月17、18两天，受普通高校学生影响，曾有104名学生不听劝阻在课余时间上街声援和募捐，此后，又有20名左右学生自制“社大美术系”、“社大建筑系”两面旗帜轮流到天安门广场静坐。为此，校长办公会议5月22日发出五点要求的通知，截至5月28日在天安门广场静坐的学生及旗帜都全部陆续撤回。6月3日动乱发展成反革命暴乱后，由于交通和安全等原因，学校决定暂时停课，至6月12日交通恢复后即复课。各专业最多的缺课20余课时，少的8课时，各系都采取了补课措施，没有影响教学计划的完成。
关键时刻发布六条严格要求
社大为什么能经受住这次严峻的考验，主要原因有：
一、校领导旗帜鲜明、认真对待，把这件事当作头等大事来抓，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在不同的时期对干部、教师和学生提出不同的要求，并事事想在前头。在4月15日至6月16日两个月中，于陆琳校长共主持召开了七次各系各专业负责人会议，研究学生思想动态，对这次学潮中本校学生中可能会提出什么问题进行预测，并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干部中统一了思想（如要求解决学历问题等）。在此期间共发出三次书面通知和多次电话、口头通知。如4月16日的干部汇报会对干部、教师、学生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对学生的六条要求是：1、不准成立非法组织；2、不准参加其它高校的组织和活动；3、不准组织非法游行；4、不准罢课；5、不准搞打、砸、抢、烧；6、学生旷课按学校学籍管理规定处理。
5月17日，外语二系德外教学点出现学生要求上街游行的情况时，王彦清副校长立即派人前去与该系徐惠官副主任一起做班、团干部和学生的思想工作，终于稳定了大多数同学，最后只有少数人（与外语一系在一起共有104人）在课余时间游行了两小时，以后再未出现这种情况。5月19日，国际金融专业学生要求举行声援游行，刘晓晖副校长亲自到教学点与教学点负责人许慧君副教授做劝阻工作，结果学生没有上街。
由于学校领导态度明确，要求具体，干部有所适从。当清华大学学生来校串联时，干部按学校规定精神劝走了；当有些学生要求成立学生会，要求校长带队游行支援学潮，要求用游行、罢课的办法向政府施加压力解决学历等问题时，都被干部顶住了。事后，一些同学说：当时对学校的规定不理解，认为校领导保守、正统，现在才认识到这是对我们最大的爱护和关心。
6月12日复课的同时，各系调查了解学生的活动和思想状况，在全校3000余名干部、师生中，除3名学生待查外，没有发现参加打砸抢烧杀等反革命暴乱活动的。学生中除有个别人因病、因事请假外，到课率比平时还好。
未发现一个干部参加游行
二、社大有一支好的干部队伍。学校共有管理干部133人，绝大多数是近60岁的离退休干部，其中党员119人，约占干部总数的90％。他们有政治觉悟，有组织纪律性，在关键时刻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能自觉地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在这次事件中未发现一个干部参加过声援、游行、写大小字报、捐款等活动。在交通中断期间，这些同志不顾年老体弱，不怕风险，徒步或骑车坚持到岗到位，有的路远要走五、六小时。在6月5日—12日全校停课期间，仍有少数同志主动到学校工作。对学生中的错误思想、行动敢抓敢管。外语二系副主任刘廷炜见普通高校的学生来教学点贴传单，煽动学生游行，就把传单撕了，把外来学生动员走了。建筑工程系副主任兼班主任范衢珍看到学生戴“敢死队”头匝要去游行时，他进行了批评教育，并把学生家长请来做工作，使同学冷静下来安心上课。理工大学教学点建筑学专业杨式义等用国内外动乱事例教育学生，不要上当受骗被坏人利用，发布戒严令后又向学生介绍有关戒严的知识，告诫学生不要违法。这个班的学生在两个月中未参加过任何非法活动，一直安心上课。不少干部用“文化大革命”中的亲身经历劝阻学生不要受无政府主义思潮影响，同时与家长、教师取得密切联系，从而使绝大多数学生能保持冷静的头脑。
三、学校一直重视思想政治教育，对保持正常教学秩序起了作用。社大开过三次全校的思想工作经验交流会，平时对干部、学生中发生的问题敢抓敢管，对屡教不改的实行解聘和淘汰制。1987年学校成立了团组织，团员2117人，占学生总数的74％。在发展团员，团员登记和颁发团证，评选先进团支部和优秀团员等活动中大大提高了共青团员的政治觉悟和思想水平。在此次动乱中绝大多数团组织和团员表现是好的，不少团干部能帮助班主任做学生的工作，真正起到了助手的作用。
民办大学生懂得珍惜平静的课桌
四、社大建立了一整套严格的管理制度。干部有岗位责任制和考勤等制度，学生有学籍管理等制度，平时有奖有惩严格执行，令行禁止，已形成了一种作风，因此，在此次动乱中学校的几次书面规定和口头通知对学生能产生约束力，能贯彻执行。
五、民办大学自费、走读、不包分配等教育体制对稳定学生产生了好的效果。到民办大学学习的绝大多数是高考落榜生，他们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学校虽不被承认学历，但他们愿意交学费学习知识，到社会的人才市场上去竞争，去争取自己在社会上的立足之地。他们也知道父母的经济并不宽裕，不能交了学费不来上课；他们没有铁饭碗，自己学不到本事，没有真才实学，将一事无成。所以，这次动乱中绝大多数学生没有介入，而表现最活跃的少数几个人基本上都是平时不遵守校规、学习成绩差、表现不好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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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民体检
本报记者 蒋耀强
李医生的“困惑”
无病不求医。最近一段时间来，解放军驻广西贵港市191医院的李医生，发现到他这里来的部分农民，查来查去也找不出毛病。一天，他忍不住了，问附城乡三龙村结伴前来的苏姓农民：“你们没有什么病呀！”几位农民被李医生那认真的样子逗笑了：“不来检查，怎么知道有没有病呢？”
李医生一下子明白了：农民是来进行体检的。
李医生告诉记者，他在这家医院工作已有10余年。原先当地农民不把感冒、发烧、头疼、肚痛等当成是病，实在受不了时，到部队医院看了病拿了药也借故溜走不给钱。近来，怪事来了：农民到医院看病，花钱大方了，有病舍得自己掏钱，还要用高级仪器治疗、开方求药……
“哟，我得了‘富贵病’？”
乍一看去，绝对不会觉得他有病。他叫覃有年，今年60余岁，红光满面。自诉说能吃能睡，能跑能跳，身板硬实，百来斤的担子随时能挑十里八里，美中不足的是偶感晕眩，心跳过速。高中毕业的孙子听说后，死拉活拽，硬是把自认为没有什么病的覃有年老汉拉到了医院。
医生认真检查，发现老汉体内脂肪过多，血压偏高，患上了高血压病。
覃有年愣住了。活了60余年，他从未听说过“高血压”。他不解地问：“我为什么得了这种病呢？”
医生介绍说，人们生活好了，吃的肉类食品多了，体内积累的脂肪也就增多，从而导致血压升高……
覃有年老伯笑了起来：哟，我贱了一世，想不到老了竟得了“富贵病”！
发现了“定时炸弹”
来自木格镇的小伙子苏山贵已经20出头，连续两年到医院检查身体，尽管两次都查不出什么来，小伙子总感到有点不舒服，所以第三年又例行公事地去与医生“会面”了。村里人笑他：你健壮如牛会有什么病，还不如将这些钱加几餐菜！
不料医生给小苏不光进行透视、A超、和胃镜检查而且用“线形B超”透视，竟发现肝脏上有个指头大的“小黑点”。经过反复检查，这小黑点竟是肝癌。医生说，再迟半年发现，怕要魂归西天了。
小伙子吓得冷汗满身，许久才吐出一句话：“你们帮我挖去了一颗埋在身体里的“定时炸弹”……
村里的人听说小苏患了肝癌，再也笑不出声了：我们体内有没有“定时炸弹”？
过去人贫命贱 如今人富命贵
体检为何成为农民的新时尚呢？记者向李医生请教，他用两句话作了精辟的概括：过去人贫命贱，如今人富命贵。
正好有邻近宾阳、横县的十多位农民又来体检，记者接过话题与这些农民谈了起来。宾阳县黎塘镇的梁老伯说，以前肚子都填不满，死了拉倒，还少受几年苦；现在过上了好日子，还想多活几年，看看文明世界，因此总担心身体有病，经过检查才放心。
横县的几位农民又有高见：我们来体检，就是要对自己的身体状况心中有数，根据身体状况，合理安排生产，及早挖去潜在疾病，避免“小漏不补，大漏塌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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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公民，请伸出你的胳膊
——献血站的呼吁
本报记者 蒋涵箴 艾 笑
北京市血液中心，每周四接待个体献血人员。来自河北某农村的老乡在此捧着大碗喝水，血站人员开始点名，吵吵嚷嚷的人群顷刻安静下来。凡听到点了名者，脸上露出了笑容，凡没有点到名的，一个个垂头丧气，那都是体格检查不合格者。
平时，血站接受各单位的公民义务献血者。比起老农民来，城里人显得那么娇惯，各单位都随车捎来了供献血员吃喝的饮料、点心。体检单下来了，有人听到了自己的名字，顿时傻了眼：“真的要抽我的血！”血尚未抽一滴，脸吓白了。
血液，人的生命不可缺少的东西，现在被一些人看得过分神圣，神圣到一滴也不肯为别人贡献；同时它又被另一部分人当作发财的摇钱树，神圣的血被污染了，它变得混沌了。
公民义务献血——各单
位的沉重负担
随着医学的发展，我国用血量每年以10％的速度递增。然而，作为我国血液来源的主要渠道——公民义务献血却步履维艰。
据统计，我国如果有5％的人献血，血液就足够了，事实上就拿献血任务完成得较好的北京市来说，也只有1.4％的人口献血。我国人民这几年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与营养过剩有关的疾病，如高血压、冠心病等发病率、死亡率与发达国家相似，因营养过剩而形成的肥胖症更是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可是这些优越的外部条件并没有使公民义务献血走出困境。北京海淀区某村前几年是献血的先进单位，全村200户，每年家家都有人献血。这几年这个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从此就与献血“永别了”，有人说，这是得了富贵病。
人富了，血也宝贵了。这几年，单位动员职工去义务献血，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除了血站付出50元左右的营养费之外，单位至少要补贴200元，有的高达800元，此外还有各种名堂的休假、旅游，甚至发彩电票、自行车票。
条件越来越高，可动员合格的公民出来献血仍然是困难重重，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单位的医务人员纷纷到献血站说情。
公安部门说：目前处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高潮中，要求缓期献血。干警长期处于紧张工作状态，请考虑缩减一半献血人数。
新闻单位说：记者常年在外采访，工作辛苦，印刷厂工人接触铅字，要求缩减人数。
工厂说：本厂是老厂，老工人多，从事高温、高强度作业，要求缩减任务……
特殊的单位太多了，几乎没有不特殊的单位。
一位献血者说：价儿给得越高，就越显得血宝贵，也就越不愿意献血。公民义务献血成了“高价献血”。
个体献血与无空不
入的血贩子
除了公民义务献血，各城市都有一支个体献血队伍，他们经过登记，一般每4个月献一次血。目前各单位对公民义务献血的补贴越来越高，尚且还有许多人不愿意献，某些个体献血者就来钻空子。
有的人看到某单位凑不满献血的人数，就上你单位来冒名顶替，这些人血液质量极低，他们冒用别人的合格体检证，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某血站发现一名澳抗阳性者顶替别人来献血，幸亏及时发现，才避免了一次事故。由于顶替者甚多，血站又规定公民义务献血除了有体检合格证外，同时还要有工作证，两证相符才能抽血。有的单位负责人为了应付献血指标，竟然还给这些人发工作证。去年上海血站发现某工厂有15人来冒名献血，今年4月6日来献血时，血站工作人员一眼就看到好几张熟悉面孔，问该厂带队人：“今年有冒名的吗？”回答很干脆：“没有”。结果查出六七个冒名的“老户头”，亮出的却是该厂的工作证。从去年6月到现在，上海市发现有80个单位干了这种事。
一些单位对献血任务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血贩子们应运而生，他们掌握一批常年靠卖血为生的人，把单位给的补贴一半给来献血的农民，另一半自己捞进了腰包，这是一批名副其实的“吸血鬼”。
无偿献血——理想的血源
1948年，国际红十字会在全世界呼吁推广无偿献血，很多国家积极响应，东邻日本无偿献血率在7％左右，这在世界上也是先进的。日本在1964年开始实行无偿献血制度时的国民经济状况同我国今天的情况基本类似。由于国民要求改变卖血制度的愿望非常强烈，经过20年的努力，终于达到了今天这样的水平。世界上还有许多国家献血都没有经过发给营养费的阶段。
苏联人口只有2亿多，而采血人数为1230万；中国有11亿人口，采血人数只有600万。采血人数的高低，不仅反映了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水平，也反映了社会的道德水平。
中国献血落后，原因之一是炎黄子孙对血有一种神秘感，“血是父母所给，抽掉一些血就会丧了元气”。美国的血液代表团访问中国时曾介绍说，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献血非常普遍，可是相对来说，在这个国家的华裔人对献血就比较冷漠，这难道不是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吗？
破除对献血的恐怖感，提倡公民无偿献血，这是改变我国血源紧张的唯一出路。在一些有识之士的倡导下，我国的无偿献血队伍正在年年增大。北京1986年无偿献血1093人，1988年达到6668人，上海1986年无偿献血475人，1988年达到5031人。徐州市1988年开始实行无偿献血，当年就有2700人伸出胳膊。
像坦桑尼亚、毛里塔尼亚、尼泊尔这样的第三世界穷国，也都普遍实行了无偿献血，他们已经走在中国的前面。
中国红十字会的同志说，应该创立一个无偿献血的社会风尚，许多领导在这方面作了表率，但远远不够。中国4800多万共产党员能带头伸出胳膊，我国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血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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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郑州市妇幼保健院护士黄国萍1971年从事护士工作以来，刻苦钻研业务，对病人体贴入微，受到病人及家属的赞扬。卫生部1988年授予她“模范护士”的称号。这是黄国萍正在手术室工作。
新华社记者 朱广智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