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页)
专栏：政情背景
苏伊关系的新发展
朱梦魁
6月下旬，伊朗议长、总统候选人拉夫桑贾尼对苏联的访问，是自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伊朗领导人首次访苏，被认为是近年来苏伊关系大步前进的明显标志。在苏伊高级会谈过程中，拉夫桑贾尼认为，苏联新思维的政策对发展伊苏关系具有巨大意义。戈尔巴乔夫称这次访问是“划阶段事件”。当前，由两伊战争结束和苏联从阿富汗撤军所带来的地区形势的变化，以及苏伊之间的互有需求，正在把不断改善的苏伊关系推向新的阶段。
恢复和发展经贸合作，是目前苏伊关系的重要方面。访苏期间，两国签署了到2000年的长期合作协议，总金额约60亿美元。根据协议，伊朗将向苏联恢复天然气供应，年供气量约30亿立方米。苏联帮助伊朗扩建1970年由苏联建设的年产60万吨的伊斯法罕钢铁厂，使该厂的年产量增至190万吨。苏联还将帮助伊朗建设两个发电厂。在运输方面，双方将建设从苏联边境到伊朗内地的铁路。双方还签订了贸易合作议定书，规定双方将增加贸易额。伊朗还与苏联签订了几个购买武器的合同，以便实现伊朗所主张的“武器来源多样化”的目标。
苏伊关系的发展与地缘政治的变化和两国外交政策的调整紧密相关。1980年，伊朗宗教领袖霍梅尼提出“既不要西方，也不要东方”的口号，称美苏为“两个撒旦”。1983年，伊朗共产党被取缔，苏伊关系进一步恶化。而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及大批难民涌入伊朗，不仅扩大了苏伊关系的裂痕，而且使伊朗对苏联觊觎海湾不冻水域的战略企图倍感担忧。另一方面，苏联在两伊战争中不断向伊拉克提供重武器，更增加了伊朗的愤怒。
“伊朗门事件”及此后美国在海湾的举止失误，给苏伊关系的改变带来转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伊朗的武力威胁和经济制裁，推动德黑兰与莫斯科逐渐缩小距离。1987年初，苏联的1200名工程技术人员重返伊朗，苏方还同意向伊朗提供200多枚苏制远程导弹。此后，由于苏联向科威特出租3艘悬挂苏联国旗的油轮，致使苏伊之间发生龃龉。但这一小片阴影很快就为继之而来的伊朗与西方关系的急剧紧张所冲淡。面对美国在海湾剑拔弩张的架势，苏伊之间有了新的共同点，伊朗希望通过苏联领土运出石油，苏联则谋求谨慎而稳步地填补西方在海湾地区留下的真空。
两伊战争结束后，苏伊关系随着各自外交政策的调整加快了改善的步伐。为着手战后重建，伊朗决意在改善与西方关系的同时，扩大和加强与包括苏联在内的东方国家的联系。今年1月，霍梅尼致信戈尔巴乔夫，强调伊朗的政策是要同苏联发展关系。
在苏联方面，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和改革路线，为苏联在中东地区推行全方位外交奠定了基础。同时，由于美国和西方与伊朗交恶而削弱了对海湾事务发挥重要影响的能力。今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接见霍梅尼的私人代表时说，“苏联和伊朗注定要和睦相处和合作”。随后发生的“拉什迪风波”更使伊朗与西方一度缓解的矛盾再度激化。这些因素为苏联改善与伊朗的关系提供了良机。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不久前指出，“现在是苏联和伊朗更积极地发展经济和其他各种关系的时候了。”
另一方面，阿富汗问题和伊斯兰革命，则是影响苏伊关系的两个重要因素。在阿富汗问题上，伊朗支持阿富汗游击队并为八党联盟的游击队提供基地和资助。苏联则希望伊朗改变立场，支持在阿富汗建立包括喀布尔政权在内的“基础广泛的联合政府”。另外，苏联境内有2000万穆斯林，所以，对伊朗的伊斯兰革命一直存有戒心。
苏伊关系的发展引起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关切。自霍梅尼去世后，西方正密切关注形势并试探与伊朗改善关系的途径。据外电预测，今后随着伊朗推行其“务实外交”，有可能使它在东西方之间争得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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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越南藏兵于柬的铁证
——访一个被俘的越军特工
杨木
在柬埔寨莽林里，我们遇见越军俘虏已不只一次了。有的是激战后溃散的越兵，他们被民柬国民军抓获后蒙着眼睛，沿着林间小路被押送出来。有的是穿着军装、端坐着接受各国记者的询问……而今年4、5月间，我们在柬埔寨西部诗梳风战场采访时见到的却是另一种景象：在林荫环抱的一间茅棚里，一个从衣着到相貌与高棉人无异的青年坐在一张长板凳上，近窗口处坐着他的妻子和幼儿。这是一个典型的柬埔寨农民家庭吧？不！这个男子是被俘的越军连长。他潜化为高棉农民、从事特工活动已两年多了。今年1月，他在执行侦探任务时被民柬国民军俘虏了。他供出越南早就策划的这样一种图谋：把侵柬越军撤走大半后就宣布“全部撤军”完毕，余下官兵或隐藏于深山老林或潜化为高棉人，伏兵于农村和韩桑林政权机构，以便继续控制柬埔寨。
在我们询问下，这个大眼、扁鼻、蓬发的连长高玉成，用十分流利的柬语向我们叙说他奉命充当地下特工的经过。他出生于南越一个农民家庭，现年25岁，曾在西贡念高中。1982年2月应召当兵，被派到柬埔寨。在越军第5师服役，1984年晋升为该师第4团第3营的连长。据他说，1985年开始，侵柬越军就开始执行“越南人高棉化”的计划，其中一项就是挑选一些越军官兵娶柬女为妻，逐步转化为农村、城镇的平民、商人，从事地下工作或把他们安插在韩桑林政权和军队中当官。这些人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忠诚的越共党员；柬语讲得好；相貌像高棉人。他符合这三项条件，因此，被越军领导选中。1985年，上级派他参加柬语学习班，成绩优异。同年年底，在柬埔寨马德望省普农斯罗县邦莱乡塔贡村与一位名叫本的村女结婚，生下一子。1987年，他奉命转业为柬埔寨农民，生活在岳母家，实际上与越军保持密切联系，执行上级的秘密指令。据他说，与他同时“转业”的越军官兵，仅在他所在的第4团就有20人左右。
高玉成清楚地记得上级领导向他下达“转业”任务时的情景。在闷热的茅棚里，他对我们说：“那是1987年7月的一个白天，越军驻柬埔寨979司令部的一位长官来到我们团的团部并召见我。他对我说：现在给你一项任务，立即从军队转业成为柬埔寨人。你要让当地人相信，你是自愿留在柬埔寨当高棉人的。团政委唐接着说：我们的军队迟早要撤出柬埔寨，但我们不会真正撤军，要留下强大的地下力量。你转为柬埔寨人之后，要向父母妻子保密。我们已经告诉你在越南的父母，说你失踪了。你父母现在一定很耽心。可是，当你将来在柬埔寨当大官时，他们会喜出望外的！”就这样，高玉成屡次完成团部给他的特工任务。今年11月11日，当他潜入马德望省特莫博县一个被民柬国民军解放了的村子侦探时，被国民军抓获了。
“谈谈你被俘后的经历吧！”我们提出了要求。高玉成说：“被俘后，我立即想起越军对付被俘特工的残酷手段：追杀或逮捕家属。于是，我立即请求国民军把我的妻儿救出来。国民军果然这样做了。”谈到这里，太阳西斜了。几束阳光穿过茅屋挡帘照到坐在窗边沉默无语的高玉成妻子本身上。瘦小的本说，她的丈夫被俘后，越军果然立刻派人到她家搜查并监视她。幸好，她的参加国民军的堂哥秘密通知她于4月13日到村外一座桥头与国民军接头。母子终于被国民军接到解放区与高玉成团聚。当我们向本询问她丈夫的真实身份和为何被俘等情节时，她一无所知，但却对国民军搭救她母子怀着感激之情。她一直认为丈夫是南越下柬埔寨人，真的离开越军，转业务农了。
讲完他的故事后，高玉成感慨地说：“我原认为，我是执行国际主义义务而来柬埔寨的，后来才逐步明白这是一场侵略战争。越南是不会自动撤军的。我愿永远当个柬埔寨人，参加抗越斗争。不然，就当个安份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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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欧共体的舞弊现象
王淑娟
每年，欧洲共同体预算的8％至10％，即高达40亿至50亿美元因舞弊而不翼而飞。人们戏谑地称之为“白领犯罪分子”干的勾当。
舞弊现象遍及所有部门，尤数在共同农业政策补贴和出口补贴方面最为严重。例如意大利西西里岛谎报它养着21万头奶牛，欧共体委员会曾连继3年拨给相应的补贴金。但是，意大利政府后来公布的统计数字表明，该岛实际上只有3.5万头奶牛。又如，西德有家企业从卢森堡进口360吨黄油，说是加工后运往苏丹，于是共同体拨给这家企业10多万美元的补贴金，但黄油却从卢森堡运到了比利时。再如，自1982年至1987年，荷兰、法国、比利时和西德4国违反欧共体有关条例，擅自从生产者那里大批量购进一种名为“尼佐”的全脂黄油，再加工成奶油和脱脂奶储存起来，从中至少获利几十亿美元。
欧共体管理预算的机构不完善和权力过于分散，是滋生舞弊现象的重要根源。理论上欧共体委员会控制预算的使用，但实际上预算分别掌握在成员国政府手中。而成员国了解到本国某企业有“不法行为”时，又往往装聋作哑，反正是“肥水未流外人田”，何乐而不为？再说，若向委员会如实通报，反而“有可能导致委员会的财政制裁”，结果酿成各国皆对本国的舞弊现象采取漠然置之，甚至“护短”的态度。
此外，管理预算的法规过于繁琐，也使舞弊者有机可乘。仅农产品法就有4000多项，加工食品法也多达932条。法规太滥了，反而适得其反，易被钻空子。
据统计，1984年，欧洲审计法院受理舞弊案件5起，到1988年已增至79起。日前，欧共体理事会、委员会、欧洲议会及欧洲法庭均已意识到舞弊的严重性，已“直接危及共同体的财源”。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说：“我们改革政策的生命力，特别是对共同农业政策的治理，都可能因此而受到损害。”
目前，欧共体正在酝酿采取一些整治与防范措施，诸如成员国之间加强协调，控制舞弊行为；简化规章条例；加强对进出口岸的监察；有效、正确地控制这个经济实体的财政收支；通过共同关税法，控制共同体的自身财源；增加负责预算的官员。过去，每人平均负责约20亿美元的预算，负担过重；从组织、人员上强化反舞弊机构；建立罚款和逾期罚款制度；加强欧共体各成员国之间在刑事法规方面的合作等等。
然而，欧共体在实施上述一系列的措施后，果真能杜绝舞弊现象吗？至少，欧共体委员会主席德洛尔就不太乐观。他认为，先干起来再说，“两年后如成效不丰，再当别论。”看来，这场反舞弊斗争，是长期而又十分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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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在外国报刊上
“政治分肥”：美国的大使任命
美国政治制度中有所谓“政治分肥”的传统——即当选总统提名其亲信及竞选支持者担任公职。驻外使节职务亦是这种“政治分肥”的内容之一。任命毫无外交经验的人担任外交官，以至引起议论的事例委实不少。例如，被里根任命为驻英公使的约翰·路易斯，就曾被资深职业外交官讥为“唯一合格的地方就是会说英语。”
迄今为止，布什政府提名的六十个外交职位人选中，有四十七人属于很少或毫无外交经验的。其中引起最大争议者是被提名为驻意大利大使的塞奇亚。
此公为美国木材巨商，百万富翁，为布什在密歇根州取得党内竞选胜利颇有劳绩。此公好说粗俗秽语，在公众场合和会见记者时亦不稍有收敛。任命之说传开后，意大利报纸将他称为“脏话大使”。美国参院外委会虽有人对此项任命颇多腹诽，但均不愿为此小事和布什搞僵，遂以十三比零的票数通过这一任命。
布什政府的外交任命中还有：驻卢森堡大使是共和党政治资金的高级募集人；驻芬兰大使是一石油公司董事长，布什一九八八年资金募集委员会成员；驻西班牙大使是佛罗里达土地开发商，布什的资金募集委员会的全国两主席之一；驻新西兰公使是西雅图的地产经纪人，主持过布什在华盛顿州的竞选活动。她在被提名后对新西兰报纸说，她对外交事务无甚兴趣，不知该国的总理是何姓名；驻澳大利亚大使是佛罗里达的零售巨头，向共和党捐过十万美元。
此外，还有一个被任命为驻巴哈马使节的赫克特，此公曾当过内华达州的参议员，但更使他出名的是他那别字迭出，语无伦次的演说。当参院外委会问及他当大使的资格时，他回答说，巴哈马的生活方式和内华达差不多。
（黄晴 据六月五日美国《新闻周刊》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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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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