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必须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侵蚀
——分析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一个要害
兰州大学党委书记 刘众语
延续数十天的学潮、动乱和暴乱，对于我们在高等学校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真正是一场严酷的考验。现在风波过去，痛定思痛，确需冷静下来，对照邓小平同志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精辟讲话，深刻进行反思。
看起来，这几年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失误，是在教育中没有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摆到中心位置。客观地说，正如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所指出的，这自然与国内的大气候有关，但从我们学校工作角度来回顾，也与学校没有造成一个良好的小气候有关。长期以来，我们面对着种种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对学生的侵蚀，思想政治工作却常常处于敲边鼓甚至无能为力的状态。要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没有认真去做，高校的许多同志不免感到冤枉。我们过去的思想政治工作辛辛苦苦，若干方面还有所改革，不能说没有效果，问题是由于没有着力抓住这个主要之点（自然在那种大环境下也难），因此，才出了大问题。这正是我们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一个要害。
现在的大学生小的十七八岁，大的二十岁出头。他们渴望知识，又饥不择食；他们良莠不分，又敏感好动；他们阅读的书刊很杂，而又生吞活剥。这些年来，从西方引进的许多书刊又不加评论地大量翻译出版；好多信息媒介鱼龙混杂，而又是非不分。这样，无论文科还是理科的学生，都比较普遍地受到西方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从政治领域说，特别像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三权分立等思想，在学生中一直相当时髦。加上少数学者在国内大量出版的散布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著述和言论，在学生中就形成了大气候和小气候的交叉感染，造成了弥漫性的思想混乱。这种状况，自然是经不起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组织和挑动的。只要火候一到，学潮和动乱势必不可避免，甚至包括被迫付出血的代价。这个严酷事实同时还使我们看到，争夺接班人的斗争是多么激烈和严重。
我们今天来冷静地总结回顾，就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抓住要害，加深认识，提高境界，转变思想，真正自觉地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和教育摆到整个思想政治工作的中心位置。据此认识，今后学校各种思想性政治性的工作，如党的建设、政工队伍的建设、任课教师政治素质的提高、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提高和改进、文科教材的编写、书刊评论、必要的理论批判，工会、共青团和学生会的工作，以及思想政治工作方法等等，都要围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个中心，精心组织设计，调整部署，逐个落实，全面赶上来。这样，才能真正保证学校的培养目标从政治素质上落到实处。现在，从国内大气候看，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已经出现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极好苗头和环境，学校自身就更应当有信心切实把这项工作抓好。
具体说来，至少有以下几项工作，应当迅速提到日程上来：
一、学校领导在办学指导思想上，一定要扭转重才轻德的偏向。在加强德育教育中，自觉地把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污染当做大学生必须具备的素质，来安排思想政治工作。要在教育方针、教学内容、教材建设、教学方法上都来一个大转变。
二、要采取得力措施，精心建设一支又红又专的精干的政工干部队伍和理论队伍。一定数量的政工队伍和政治理论课教师是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不可或缺的骨干力量。他们的地位必须受到尊重，同时他们应当具备比较全面的素质，包括政治素质、理论素养和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实际能力。他们应当善于研究学生心理，了解社会思潮，掌握思想脉搏，注意克服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简单生硬、肤浅教条的毛病，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生动深刻地开展起来。要把分析批判西方资产阶级散布的种种错误观念作为讲授政治课的重要内容，有的放矢地进行政治教育和理论教育。要让同学们了解西方世界的真实情况和我国的国情，搞清资产阶级民主和无产阶级民主的本质区别，弄清我国民主和法制建设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的道理。
三、要切实努力改善授课教师的政治素质，提高他们教书育人的自觉性，使他们和政工干部一起成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力量。这次学潮曾一度得到一些教职员的支持，在思想上同情学生的要更多些。有时有影响的教师的几句错话，可以抵销基层政工人员的许多工作。有威望的教授的话，在学生中影响更大。所以要在学校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首先要求教师们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力争树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特别是对青年教师的培养要给予特殊的关注。现在兰州大学的教职工正在普遍、深入地学习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和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精神，正在党的领导下，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做好准备，迎接下学期开学后的学生工作。以后还要有计划地培训教师，组织好日常的政治理论和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思想素质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水平，使他们大多能够做到比较自觉地既教书、又育人。这个工作难度也是很大的，需要坚持不懈，精雕细刻，多想办法。
四、学校要卓有成效地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还必须旗帜鲜明地批判与四项基本原则相对立的形形色色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为了避免重犯“左”的错误，大家都不提政治上、思想上的阶级斗争了（而这种斗争事实上在一定范围内是存在的），文化界、教育界、理论界似乎也不敢用“批判”二字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武器似乎被收藏了起来，或者淹没在“平等”的争鸣和无穷的商榷之中，其结果却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严重泛滥。这应该说也是一个教训。我觉得，马克思主义对于敌对思想的批判武器是绝对不能丢的，丢掉的只应是那种立论简单粗暴、不讲道理的学风和敌我界限不清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正确的态度应当是：既要避免重犯过去“左”的错误，继续坚持“双百”方针，又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总前提下，敢于高举马克思主义批判的旗帜，深刻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若干代表性思潮，使我们的干部、教师、学生提高觉悟，受到比较深刻的教育，并在批判中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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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惊心动魄的风雨中
——记北京一五八中学褚家勇老师和他领导的党课学习小组
本报记者 魏玉凤
四份不寻常的入党申请书
这是北京158中学高二年级几名要求申请入党的同学在北京发生动乱期间写的入党申请书的摘录：
“我认为大学生游行是容易被他人利用的不合时宜的盲动。参加游行的有三种人，一种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人，某些蛊惑人心的煽动性谣言便出自他们之口；另一种人是广大学生，他们看到一些腐败现象，便想让政府立竿见影地改正，他们往往是好心办错事；再一种人就是市民，他们往往从自己狭隘的利益出发看问题。他们中间往往掺杂着一些社会渣滓。
王戈 1989年4月24日”
“我不同意首都高校学生的游行行动，在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动中，在国家领导人处于繁忙的丧事活动中，大学生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甚至予以要挟，实在是不应该。在学生的大规模运动中，有极少数人借机制造谣言，指名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甚至还有人喊出打倒中国共产党的口号。这表明极少数人利用了这一机会，进行着一次搞乱全国、破坏安定团结的有计划的阴谋。
邓亚京 1989年5月27日”
信任危机仍然存在，以前要求参加党课的部分同学已经有所动摇。而值得重视的是留下来的更加坚决了。我认为，特别是在今天，有人对党产生怀疑，社会动荡，更有必要在高中建党。这比搞任何声援活动更实际。这几天有人游行、募捐、罢课，我看这都不可能解决实际问题。加入到党的队伍中来，以自己的行动来树立党的威信，这才是最有效的，最实际的。
时群 1989年5月18日”
“目前，全国的一些高校学生上街游行请愿，北京的大学生甚至绝食请愿，他们的初衷是为了帮助党和政府推动改革。但是有少数人利用青年学生想要达到他们无法通过正当的手段而达到的目标，他们想要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绝对不允许的。
王静 1989年5月27日”
1989年4、5月间，北京处于动乱之中，谣言四起，人心浮动，高校学生游行、绝食的浪潮正在冲击着北京市的一些中学、甚至小学。在斗争相当复杂、一些青年学生容易迷失方向的时刻，北京的一所普通中学的高二年级的党课学习小组的同学却表现得十分坚定、冷静，在这关键时刻，他们又一次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
多好的教师多好的同学啊
这个党课学习小组是由该校青年教师、共产党员褚家勇领导组织的。优秀的学生来自优秀的教师。这里再摘录该校校长文喆同志6月24日给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到，学校稳定，首先要教师稳定，教师的政治素质对青年学生的影响极大。
“我是一名非党知识分子，是北京一所普通中学的校长。在从学潮到暴乱的日子里，我周围的普通党员、普通教师乃至普通中学生教育了我，使我坚定了对中国未来的信心。
“5月18日，迫于各种压力，我允许部分学生上街游行。青年教师、共产党员褚家勇刚一听说，就急匆匆地找到我问：‘这是不是支部的决定？’我解释说这是为了疏导学生、稳定学校而不得已采取的措施。没等我说完他就声泪俱下地说：‘我宁肯被开除党籍，也不赞成学生的行动！’接着，他边哭边向党支书和我倾诉了他对严峻的现实的忧虑，说明了他对学潮的原则的反对立场。其实，早在学潮初起时，他就曾在学校举行的国情分析会上，从思维方法完全错误这一角度，表示过他对学潮的批评意见。而在反革命暴乱发生之后，他不但坚持正常教学工作，而且主动做学生思想工作。在形势最紧张的日子里，他不顾自己得病咯血，坚持每天走10多里路来复课，课后又找学生谈心。他说：‘在这种时候，我不能请假！’
“在他的影响下，他所组织的高二党课学习小组12名成员，有11名自始至终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有4名同学在动乱高潮中提出了入党申请。
像褚家勇老师和他的学生这样感人的事例，我校还有不少：例如我校有两位老师分别住动乱的中心师大与人大，她们不但从来不在学校传播那里每天层出不穷的谣言，反而经常用自己耳闻目见的事实驳斥各种谣言，帮助人们认清学运组织者的真实面目。又如我校一位班主任家住北郊，在发生反革命暴乱后，他每天往返30多里坚持全勤，在6月5日—7日这几天里，他在西单一带进行毕业生家访，以行动驱散人们的恐惧心理，做毕业生及其家长的思想工作。所以当我们8日开始复课时，他所在的班出勤率即达100％，为稳定学校起到推动作用。”
教育好下一代是有希望的
褚家勇今年36岁，是新中国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他初中毕业时，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亲身经历了那场长达十年、波及全国的政治动乱。饱尝动乱之苦的他，再也不希望看到中国大地上发生动乱。1969年至1975年，他先后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和山西农村插队劳动，在实践中经受了锻炼和考验。1975年，他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学习，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原在西城区教育局机关工作，但一直向往着投身火热的教学第一线。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他被分配到北京158中担任政治课教师。
动乱刚开始，褚家勇感到肩负的担子分外重，在政治斗争的风浪中，怎样使党交给自己培育的幼苗免受病虫害袭击，这是他最最焦虑的问题。他坚持上好政治课，党课学习由平时的一周一次增加到一周两次。在交通阻塞的日子里，他不辞辛苦，进行家访、个别谈心，尽量争取把更多的同学引上正确的方向。
5月17、18日，上街游行的人越来越多，党课小组的中学生看到许多记者、教授、机关干部都上街了，有点沉不住气了，他们向老师提出了疑问：“游行是错还是对？”褚家勇理直气壮地对同学说：“判断事情的是与非、对与错，不应以参加的人多少、头衔高低来定，而是要透过现象看实质，看它是不是符合真理。这场动乱危害我们党和国家，就要坚决反对。”
在褚老师的引导下，党课小组的同学在动乱中不仅自己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而且积极去扩大影响，使更多的同学保持冷静的头脑，不上大街去声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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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成都电焊机研究所如何创造团结向上的气氛——
理解是凝聚力之所在
本报记者 马在新
在成都市建设路上，有一个以往不为人注意，近年来却令人刮目相看的研究所，这就是国家机械委成都电焊机研究所。令人刮目相看，不只是该所整洁的庭院、明亮的研究室和漂亮的宿舍楼，也不只是这两年每年都取得多项重大科技成果和实现经济纯收入180万元，更重要的是该所400名员工人人心情舒畅，个个愿为科研出力，研究所的凝聚力不仅“吸”住了本所员工，而且引来外单位科技人员。
凝聚力从何而来？该所所长李建国说：“不仅要理解和关心科技人员，更要从实际出发满足他们的基本需要，创造良好的精神和物质生活环境，才能吸引住他们，并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解决职工生活需要时，他们把重点放在解决票子、房子、儿子“三子”问题上。这两年在科研生产和经济效益提高的前提下，全所人均收入增长幅度大于物价增长指数，比实行承包前人均总收入增长一半，达到成都市居民中上等生活水平。所里自筹150万元修建了3幢宿舍楼，大大改善了员工的住房条件。员工子女进入大中学校，所里都给予一定补助，对自费上大学的补助1／3，贷款1／3，帮助家长减轻负担。所里还对子女就业进行了妥善安置。有时市场上某些日用品紧缺，所里就积极想办法帮助职工购买，免去他们的后顾之忧。有人去北京、上海等地出差，所里就委托他们去看望在当地大学读书的员工子女，免去家长悬念。所里的离退休人员也得到妥善的照顾，对一些患病者所里派专人去照料，这使在职员工看到自己稳定的未来，从而更加努力工作。
当物质的需求基本满足后，精神需求就突出出来，首先便是人与人间的情感交流的需要。他们将此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坚持每周一次的学习制度，学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宣传正确的人生观；积极开展评比活动，表扬先进，奖励优秀；因地制宜开展多种形式的文体活动；并经员工反复讨论，确立“团结、进取、高效、创新”的所风，作为增强凝聚力的精神支柱。在这样一种氛围里，大家并没有因为富裕了，就钻到钱眼里去斤斤计较，同志间关系比以前更为融洽。共产党员积极发挥模范作用，吸引大多数高级技术人员到自己队伍中来。一位高工说：“当了高工意味着业务上的成熟，入了党则标志着政治上的成熟。”
人们强调主人翁精神，但如何尊重“主人”的地位？该所坚持搞好职代会的民主管理，提高所务工作透明度。所里每次做重大决策前，都召开职代会讨论决定，充分走群众路线。所领导与员工还经常召开民主对话会，让员工畅所欲言，了解所务情况，行使主人权力。各级领导在任何场合都决不训人，尊重员工的自尊心和人格。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和表现自己的欲望。改革以后，实行招标承包给了人们这种机会。该所制定出4个部门的技术经济承包目标公开招标。12名干部和群众投标，经考核、答辩及民意测验确定中标人，再由他们确定助手，原各部门干部即自行免职。去年该所又以专业组为单位实行二级承包，9个专业组100余人参加承包。承包带来的经济效益调动了大家的干劲，而责权利的一致又给大家提供了施展才能的机会。人人有指标、个个有压力，他们主动到经济建设中寻找课题，已同全国60多个厂校、研究所实行横向联合，缩短了新产品开发周期。
该所的事实告诉我们，人是改革成败的关键因素，任何单位的领导者如果不熟悉群众的物质及精神需求，切实解决他们的困难，就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才干，也不能取得改革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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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妇女盼药物卫生纸
目前在农村，因诸种原因患妇科病的妇女较多。由于农村医疗条件差、缺医少药，再加之个别人羞于启口而讳疾忌医，以至延误病情。有的甚至酿成悲剧。为此，她们需要使用具有一定疗效而且能够起到预防疾病效果的药物卫生纸，提高健康水平。但这种卫生纸在农村很难买到，她们急切盼望国营或个体经营者能组织货源供应农村。
河南省邓州市高集乡政府
裴坤 魏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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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选一选，谁来当校长
——顺义县42所中学校长招聘记
王晋堂
办好一所学校，首先要有一个好的校长。校长如何产生，又如何更新优化，在中小学管理体制改革中已经提到日程上来，并且成为教育行政部门深感棘手的一个问题。
建国以来，我们的中小学干部实行的主要是委任制，校长由上级任命或委派。这种做法衍用多年，逐渐形成一种固定模式，发挥了一定效用；但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它也因显露出的弊端日益受到挑战。
改革深化 “相马”术受到挑战
首先是这种靠上级组织部门慧眼识英才的“相马”做法，受到在公平基础上通过“赛马”选拔人才的改革趋势的冲击；特别在一些风气不正的地方，这种做法成了“说你行你就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的温床。其次是由于缺乏竞争机制，论资排辈、“任人唯资”盛行，难以使真正有才干的人脱颖而出，学校办得缺少活力。再次是干部任用缺少一个能上能下的流动办法，一些或因年龄较高力不从心或因观念陈旧跟不上改革步伐的干部下不去，实在干不好就换一个地方；有位校长一连换了7个学校，没有一个办好过。校长地位不能变，校长坐着名副其实的“铁交椅”，阻碍了一些学校改变落后面貌。
从全国各地不断传来向这种僵化模式冲击的信息。
——山东昌邑县中小学公开招标选聘校长，198名新校长上任；
——昆明市竞选中学校长，到今年3月，已有26所中学产生新校长，占该市中学2／3左右；
——湖北省房县民主选举中小学校长，到去年年底，已有309所中小学实行了选聘制，占全县中小学总数43％；……
北京市顺义县选择了以招聘校长为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今年上半年，全县42所中学校长招聘顺利完成，42位有威信有事业心有开拓精神的校长走马上任，教职工主人翁意识增强，学校呈现一派生机。
被聘的42位校长中，新上任的有10人，约占1／4，其中4人是原副校长，5人担任过中层干部，1人是教师。由于输入了新鲜血液，全县中学校长的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发生了喜人的变化。42所中学校长平均年龄由50岁下降到46岁；中青年校长所占比例由43％上升到67％；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由55％提高到72％。
答辩声歇 新校长脱颖而出
“目前我校教育质量较低，在县里处于落后地位，学生存在厌学弃学现象，你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你怎样评价我校教师的积极性？”
“如果你任校长，你将怎样调整学校的领导班子？”
这是张喜庄中学校长招聘大会上，教师向3位竞选者提出的问题。设在乡政府的会场布置得十分庄重，会场的气氛火爆热烈。县、乡和教育局的领导都出席了会议。3位竞选者发表治校演说后，答辩紧张激烈。
张喜庄中学原是一所基础较好的学校，但是近两年来，由于校主要领导干部相继病休，学校工作停滞不前。学生中厌学弃学现象较为严重：从初一年级到初三年级，近年流失学生78人，流失率达24％。教职工都有一种落后的压抑感和改革的紧迫感，对选好校长改变学校面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期望。在乡政府的发动下，一位教师、一位原副校长和一位原副教导主任参加了招聘。经过自荐与推荐、公开答辩、民意测验、广泛听取教职工看法、征求县乡领导意见、反复协商后，确定招聘现年41岁的原副教导主任梁宝煌为校长。梁宝煌在这所学校任教已15年，看着学校工作上不去，教学质量在全县40几所学校中排到第34名，早就感到焦心，他就是憋着这股气儿上任的。上任以后，劲头十足，工作既有魄力又深入细致。老师们对新聘校长觉得“可心”，感到摘掉落后帽子有了盼头。目前，张喜庄中学面貌已有改观，学生流失现象得到控制。老师们把流失的学生一个一个找回来，学习跟不上的给他们补课，力争不甩下一个学生。
张喜庄中学的招聘，是整个顺义县校长招聘工作的一个缩影。全县42所中学共有52人参加竞选。其中13人属自荐，4人竞选成功；39人为教职工、教代会、学校党支部、乡政府推荐，有1人落选。有的竞选人提出如完不成任期目标，自动扣除全年奖金，有的提出从自己工资中拿出一部分交给学校做为风险抵押金，表达了与学校荣辱与共的决心与气魄。上任的校长普遍具有荣誉感、使命感和危机感。
招聘伊始 老校长主动让贤
杨各庄一中老校长荣宝良，是一位主动让贤的典型。
今年53岁的荣校长，1960年大专毕业后分配到中学任教，迄今已近30年；1970年以后任校长，也有18年的历史。他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艰苦的工作拖垮了身体，他患了低血钾病。招聘工作一开始，他考虑到校长负责制后要有3年任期目标，权力大了，责任重了，与其带病勉强支撑，何如让较年轻的同志肩负重任？他力荐年轻同志，并找年轻同志谈心，说明自己卸下校长的担子也会全力支持新任校长的工作。经学校工会推荐、全体教师投票民意测验，41岁的原副校长王森被聘。
王森上任后，立即着手副校长和中层干部的聘任工作。他深入群众，发扬民主，激发全校教工积极参政、议政的主人翁感，自荐或推荐新领导班子的最佳人选。在“校长接待日”里，主动找校长推荐和自荐的有30多人，提出“干部最佳方案”40多份，最后通过民意测验，完成了副校长和中层干部的聘任。新班子平均年龄38岁，都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都是教学第一线上的骨干力量，充满朝气与活力。
荣宝良欣慰地说：看到这喜人的变化，我就琢磨新老班子有什么不同。首先，聘任的和任命的劲头儿不一样，过去是“要我干”，现在是“我要干”；过去是领导信任我，现在是群众和领导都信任我，有了群众基础，干工作底气更足。其次，聘任制增强了干部的责任感，有了任期目标、有了努力方向；不像过去任命的，干不好也有的说——“我当初就不愿来”。再次，到底是年轻人有冲劲儿，说干就干，学校新聘班子的平均年龄比过去下降了11岁，我开始还有点顾虑，现在一看还真行。看来这一改革是成功的。从年龄上说我还能再干几年，但年轻人上来更有利，我个人退下来了，但事业保持了青春的朝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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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门乎？厂门乎？
吕文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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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长海医院主治医师杨光顺今年初在第二军医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在手术禁区肝的第二第三肝门（大血管）的切除中，创造性地设计出低温半离体切除法，可延长手术中肝门阻断时间1到2小时。这一国际首创的方法破除了手术禁区，提高了治愈率。 新华社记者 王子瑾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