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坚定社会主义文艺方向
张炯
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文艺事业的规模有很大发展，无论文学、戏剧、电影或其他艺术门类都取得显著的成绩。但不容否认，由于没有能够认真地全面地执行党所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有关文艺的方针政策，近几年这个领域也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严重情况。当前各条战线着眼未来都在进行认真的反思，文艺界自不例外。
对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与倾向在文艺界是否存在，曾有过不同意见。但今天要否定这种存在已是很困难了。因为，第一，在利用学潮搞动乱，策划推翻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暴乱中，文艺界并非没有人深深地卷入，在几十天的历史表现中，他们的言论和行动都已充分地暴露出自己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面目；第二，在近年的文艺作品与理论著作中，也不乏宣扬与社会主义相对立的资产阶级思想观念与价值取向之作，其中，革命传统和革命文艺受到贬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伦理受到批判，而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和个人至上、享乐第一的人生观、价值观受到鼓吹，传播腐朽观念的“性文艺”与“暴力文艺”更充斥文艺市场，败坏人们的审美趣味，腐蚀人们的心灵世界。于今，人们只要看看各地街头的书摊，便不能不嗟叹它们实在走得太远了。
出现这种状况当然有着深刻的原因。一是在对世界各国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条件下，国际资产阶级思潮的渗透不可避免。自西欧文艺复兴，资产阶级思想文化的兴起已有数百年的历史，当代资产阶级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更给这种思想文化以广泛传播的巨大优势和可能。二是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阶段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的社会结构，也使某些阶层比较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观念的影响。不过，从全局上看，更为发人深思的还是我们工作中的失误，以致本来可以防止和纠正的错误倾向没有得到有力的防止与纠正，甚至因无原则的扶植与放纵，更加泛滥开来。我以为这些失误在文艺工作中主要有如下方面：
第一，片面理解“创作自由”和“评论自由”。自由从来不是绝对的。世界上不存在纯凭主观意志，不受制约的自由。在文艺方面，列宁曾尖锐地揭露资产阶级文学自由的虚伪性，指出那不过是依赖于资产阶级“钱袋”、“收买”和“豢养”的自由罢了。他说，“生活在社会中却要离开社会而自由，这是不可能的”。的确，列宁期待社会主义文学“将是自由的文学”，那是因为列宁认为这种文学“不是贪欲也不是野心，而是社会主义思想和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将招集一批又一批新的力量到它的队伍里来”，并且“它将不是服务于饱食终日的贵妇人，不是服务于百无聊赖和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而是服务于千千万万的劳动人民，……”。可见，社会主义文艺的自由必须以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作为前提。共产党对于文艺的引导之所以必要，因为共产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只有共产党的领导、特别是党的强有力的思想领导，才能够保证文艺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忘记了这一点，把文艺的“创作自由”与“评论自由”曲解为可以随心所欲的自由，乃至是可以利用文艺作品与论著来达到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为目的的自由，那不是地地道道的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吗？这样去理解“创作自由”与“评论自由”，还有什么社会主义文艺可言呢？是的，文艺创作与评论作为创造性的精神劳动，作家、艺术家和评论家都需要有心灵的自由。但这种自由也基于他们对于必然的把握，对社会主义文艺规律的深刻认识。为人民、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最本质的规律。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写什么和怎样写，虽然不应受到蛮横无理的干预，但这并不说明他们的写作可以不受自身的社会主义良知的制约；同时也并不说明党因此就可以放弃对文艺的领导，特别是思想的领导，更不意味着党对文艺方向可以不闻不问。正是对这一问题认识的偏颇和由此而产生的工作失误。才使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领域泛滥起来，这难道不是发人深省的吗？
第二，片面理解“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毛泽东同志当年提出这些方针，目的在于促进社会主义时代科学与艺术的繁荣，促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促进无产阶级去占领思想文化阵地。他指出，“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他还提出区别香花、毒草的标准，指出这些标准中，“最重要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而近几年，这些都似乎被渐渐淡忘了。具有错误倾向的文艺作品和论著，乃至反对和丑化共产党的领导，歪曲社会主义道路的作品，也往往视而不见，似乎只要是新的就是好的，哪怕只是变着花样兜售陈年老古董或贩卖新趸来的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货色。谁要是敢提出批评，立即便被诬为“打棍子”，斥为“破坏性思维”。大有只许一方放火，不许另一方点灯之势。对于社会主义文艺的发展模式来说，当然我们应该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多元格局，而不应该搞“一花独放，一家独鸣”。为了文艺的繁荣，应该提倡创作题材、主题、形式、风格的多样化，提倡不同意见、不同学派的争鸣。对于古人和外国的好东西一定要学习和借鉴，社会主义文艺要超越于前人，超越于资本主义文艺，就更要多方学习和广泛借鉴。创新是文艺的本质趋向之一，更不应忽视。但对“古”与“洋”都不应不分精华与糟粕，多元化也不应没有倡导和主导，更不应放弃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批评的责任，相反，党和国家的文艺领导部门和传播媒介部门，都应该时刻不忘记这方面的责任。要知道如果真、善、美不在竞赛和竞争中去战胜假、恶、丑，而把多元化看成是自由化，香臭不分，良莠不辨，甚至是非混淆、黑白颠倒，听任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去占领文艺市场，那岂非后果不堪设想吗？
第三，片面理解文艺产品的价值。文艺产品的美虽然源于现实，又可能高于现实。作为人类的精神创造物，文艺作品不啻是美的结晶，心灵智慧的花朵。优秀的文艺作品乃是无价之宝，其精神影响甚至久传不朽。因而，在今天，即使文艺产品具有商品的属性，我们也不应简单地把它看成是一般的商品。社会主义文艺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部分，并且理应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巩固与发展。鲁迅曾把文艺比作“引导国民精神前途的灯火”。优秀的文艺作品常常能够塑造不止一代人的心灵，启悟许多读者的智慧。所以，仅仅以市场价格、以赚钱与否来衡量文艺作品的效益和价值，无疑既片面又短视，以此作为文艺规划与投资的唯一根据，尤属荒谬。要看到，比之已有数百年历史的资本主义精神文明，以共产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还十分年轻，缔造这样的文明的历史任务是极其艰巨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不在这方面作出应有的投资，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把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也等同于物质产品的企业，要求文艺部门、文艺书刊一律赚钱，一律自负盈亏，而不在事业规划与投资上采取有所照顾和倾斜的政策，那后果就会极其严重。事实上就是物质产品的生产，国家在规划和投资上也是有轻重缓急的。收益慢、投资大但确为国计民生所需要的产品，国家也不能不投资。文艺产品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非都一致。经济效益好与社会效益不好是常有的。从长远说，文艺产品的社会效益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和改造国民的整个文化素质与精神面貌。以一时的票房价值和售书价码去衡量文艺作品的价值，不仅认识上是片面的，而且实践上是有害的。需知社会主义思想需要灌输，而非自发从群众中产生，即使在工人阶级中也如此。这是革命导师早就指出过的。在中国这样拥有大量小生产者的国度里，现实土壤倒容易自发地产生倾向于资本主义乃至封建主义的思想。文艺的读者和观众需要引导，而非听凭庸俗欣赏趣味去支配。因此，在投资上扶植和赞助具有鲜明社会主义倾向，深刻反映人民生活斗争，给广大读者和观众以美的愉悦和崇高精神升华的作品，以及具有真知灼见的文艺论著，使之通过有关媒介得以传播，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文艺市场上，严肃的书刊因不能赚钱而朝不保夕，甚至被有的出版部门拒之门外。有价值的文艺论著的出版更为凤毛麟角，而有害的诲淫诲盗的书刊却得以风行，动辄印刷几十万、上百万册，这种不正常的局面如不改变，那么，我们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势必要流为一句空话。
对于文艺的反思，归结起来恐怕就是一条，即不可忘记社会主义方向，不可忘记社会主义文艺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文艺的区别。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方向。社会主义思想应该是现阶段我国文艺团结人民，鼓舞人民，推动历史前进的精神支柱。文艺的多元化决不应让那种毒害人民精神，瓦解和涣散人民斗志，使广大读者和观众迷失正确政治方向的文艺作品和论著自由泛滥。否则就会造成人们精神境界的沦落，就会造成历史的倒退！
基于历史的实践，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改革、开放是没有出路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只能落后挨打。而改革、开放的实质就在于寻求和探索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优化选择，尽可能扬长避短。我国社会主义文艺有过光辉的成就，也有过严重的曲折。由于庸俗社会学和左倾教条主义的不断发展，我们的文艺曾从建国初期欣欣向荣的活跃、开放的多元格局逐渐走向封闭、僵硬的一元格局，出现了“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文艺荒漠。新时期以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引导下，才重又走向了活跃、开放的多样化局面，而问题又在出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潮。在反思历史教训，踏上未来征途时，我们应当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深信文艺界的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拥护党的领导，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有的同志即使一时在某些问题上有过迷误或认识不清，也一定能够通过认真的反思而迅速提高认识的。人们也会确信，只要我国广大文艺工作者团结起来，坚定地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那么，文艺的健康发展和进一步繁荣，也是一定能够实现的。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谈谈“改革与诗”
张海宽
“改革与诗”是个很有现实意义，很有文章可作的命题。通过对这个“命题”的研究和探讨，既可密切诗歌与改革的关系，加强诗歌的现实性和时代感，造成诗歌创作有利于“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舆论和社会环境，又能促进诗歌在内容和形式上的发展变化，使诗歌能千姿百态地表现改革。要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与诗”的关系，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改革是我国当代社会生活的主潮、当代生活的主潮应成为诗歌表现的主旋律和对生活既要暴露、更要赞颂这样几个问题。
我国当代社会生活的主潮
改革是我国社会发展中的又一次革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和人们的精神风貌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历史性变化，已成为与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命运和根本利益密切相关的伟大事业。作为当代社会一员、被称为具有敏感神经的诗人，不仅不会例外，而且更应该有改革意识和参与意识；积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改革与诗”的关系。
要积极、正确地认识和处理好“改革与诗”的关系，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诗歌与人民生活这种最基本、最重要的关系。人民生活是诗歌创作的源泉和母体，是诗歌的最高规范和赖以生存的深厚根基，唯有人民生活才能使诗歌真实和厚重起来；诗歌之花一旦离开人民生活这块土壤，就必然枯萎和凋零。我们的诗歌不仅是一个关系到我国经济发展后如何满足人民群众艺术享受的问题，而且是一个关系到用什么思想感情引导广大人民在“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斗争中继续前进的问题。因此诗人要认真听取当代人民对诗歌的意见和要求，思考和研究改革开放中提出的新课题，以便使自己的诗歌能踏着时代节拍前进，成为有理想、有追求、有热情的诗歌。当然，诗歌在反映和表现人民生活上有其特殊方式和规律，它比别的文学样式更要求心灵化和主体意识的积极参与，是一种思想内容高度概括、形象密度最大、感情最强烈和语言最精粹的艺术。但诗歌却不是悬浮在空中的，更不是超离现实的“独立世界”，它总是同当代人的生活、社会和思想感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要正确认识和处理诗歌与人民生活的关系，诗人必须以主人翁的姿态深入人民生活，真正加强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诗歌是一种最富于时代感、现实性、能够比较迅速地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样式。它经常以白热化的激情，抒发感慨，评论现实，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是一种对人民群众最有激发性和鼓动性的文学机制，在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净化人们的灵魂和提高人们辨别是非美丑的能力上，具有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诗歌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时代和人民。
但是，在当代的我国诗坛上，有两种诗歌理论直接阻碍着诗人深入人民生活。一种是认为诗歌从对“外在世界”的抒写，进入对“内在世界”的开掘，即“对人自身的生命忧患”的把握和表现，是诗歌本体的回归，是诗的发展和进步。另一种是在诗歌创作上倡导对“纯诗”、“纯文学”的探索和实验，强调追求诗歌的形式因素，使诗歌染上一种浓重的贵族气。前者源于弗洛伊德的“潜意识”说，认为诗歌等文学艺术是人生下来就有的“潜意识”的自然表露。这样一来，只要诗人敢于“暴露自我”、“扩张自我”、“挖掘自我”、展示自我的“隐秘世界”，使自己的“内宇宙”得到吟味，使自己的“本能和欲望”得到宣泄和满足，就可写出“好诗”。既然诗歌是诗人的“自我表现”和“主观臆想”，与客观的外在世界无关，自然诗人也就没有必要去深入自身以外的人民生活了，因为诗歌的内容就在诗人本身，从而使有些诗人变成对改革大潮的远离者和超越者。后者源于法国诗人戈缔叶的“为艺术而艺术”，这种文学理论忽视、否定诗歌的内容，强调诗歌外在形式的奇特、华美和“超然”，把诗歌当成一种“纯粹”的、类似“花瓶”的艺术，主张写诗的目的在于赏玩，在于编织一种“纯形式的网络”，追求一种“形式上的花样翻新”，是一种可以无视内容，可以不带任何功利目的的精神活动。既然诗歌的创新就在于形式的创造，可不考虑生活和内容，那诗人自然就可钻入象牙之塔，不承担任何社会使命，也就不必深入改革开放的社会生活，感受时代精神了。不论是“潜意识”说，还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都违背了“文学是现实生活在作家
头脑中能动地反映”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都大大拉开了诗歌与人民和时代的距离，它们的错误之处都在于脱离了人的社会实践。
当代诗歌表现的主旋律
改革既然是我国当代社会生活的主潮，理所当然地也应成为我国诗歌表现的主旋律。我们要积极支持诗人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热情鼓励诗人创作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为国家为人民作奉献的诗歌，旗帜鲜明地倡导诗人用共产主义理想、道德和去熏陶、鼓舞和教育人民，因为我们的诗歌是社会主义诗歌。
诗歌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就要把反映和表现改革和实现四化当作主旋律。只有这样，诗歌才能弹拨出时代的最强音，才能同我国当代社会的主潮流统一在一起，同当代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热”在一起，与时代一起前进和腾飞。
但是近几年来，在我国诗歌界却产生了一种“诗歌除自身而外别无目的”的理论，说诗歌是诗人“心灵的历史”、“心灵的音乐”，因而“不屑于载道”，“不屑于表现自我以外的丰功伟绩”，说如果承认“诗歌的目的性和社会功能”，就会妨碍诗歌的“纯粹”、“世界性”和“永恒价值”等。诗歌是不能离开社会生活的，即使写的是“心灵的历史”和“心灵的音乐”，这“历史”和“音乐”也必然来自社会生活，因为任何一个“心灵”都不是“独立”的、与世隔绝的，都会有社会的、历史的、民族的属性和内涵；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脱离社会生活的包围和冲击，因为任何人都不能提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这种“为诗而诗”，主张“诗的价值就在于诗本身”的理论和实践，不仅使诗歌丧失了应有的意义和价值，而且使诗歌走向极端，进入死胡同。
也许有人会说，当前我国诗歌的题材、主题和抒情幅度是宽广的，形式、风格、流派和手法是多样的，已呈现多样化的态势，如果现在提倡诗歌以改革和实现四化为主旋律，是不是又会出现新的单一化和一种声音呢？不会的。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主旋律不是排他的，不是“左”风盛行年代里那种令人倒胃口的“写中心”和“赶任务”，不是要诗人粉饰生活、图解政策，回到过去的老路上去，更不是要诗人搞急功近利的实用主义，追求诗歌形态的划一，而是要求在诗歌创作的多声部大合唱中，突出改革这个主旋律；我们突出改革这个主旋律不仅不排斥诗歌的多声调，而且是要让体现主旋律的诗歌与多成分、多类型、多样化的诗歌组成一支既主调响亮、鲜明，又多声调和鸣、互补、浑厚的诗歌大合唱。
既要暴露，更要赞美
我们的诗人应该实事求是、一分为二地对待我国的社会现实，应该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来观察、分析当前我国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因为我国的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使我国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成绩是主要的，举世瞩目的，同时也出现了问题和失误。我们的诗人决不能抑此扬彼，只见问题，不见成绩，只看支流，不看主流。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这如同天有晴和阴、月有圆和缺、数有正和负一样，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都是不仅有反面，而且有正面的。我们的改革事业也是如此。
可是，打开我们当前的诗歌报刊看看，歌颂改革，赞美新人、新事和新风尚的诗歌，即表现积极、光明、美好事物的诗歌却很少很少，有时整本诗歌刊物（或整张诗报）几乎一首没有，进入我们视野的，不是对反面事物的揭露，对污秽灰暗事物的展示，就是对自我价值或个人生命意识、或病态感情的抒写。
当然，消极、阴暗、丑恶的事物是令人痛恨的，应该揭露、讽刺和抨击，这能擦亮人们的眼睛，提高人们的警觉；个人对社会人生的种种体验和领悟，也应该宣泄，这也能在一定范围内与人们的感情相通，给人们以有益的启迪和哲理思考。这些，我是由衷地肯定和赞成的。问题是我们的诗歌不能仅仅满足于这些，囿于这些。如果只有这些，就会使人们感到当今的世态太浑浊、太阴暗，从而造成人们意志的沦丧，奋发、进取精神的失落。因此，诗歌还应该有讴歌光明和进步的任务，因为我们生活中积极、美好的事物仍是大量存在的。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华日”报告文学征文授奖仪式在京举行
由文艺报社、人民日报文艺部和贵州电视机厂联合举办的“华日”报告文学征文授奖仪式于七月十五日在京举行。这次征文活动自去年八月开始，至今年三月底结束，共发作品近三十篇。经评委投票，评选出蒋巍的《重回黑土地》，陆庆敏、张定彬、高进贤的《只有一个人生》获一等奖；江宛柳的《导弹轰鸣时刻》获二等奖；韩磊的《潮起潮落之间》、韩小惠的《歌的梦》、中杰英的《孙梦兰的梦》、蒋力的《人生之旅》、李宏林的《忠诚曲》等获三等奖。这些获奖作品以改革时代的新人、新事为题材，讴歌了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精神，洋溢着对人民事业的热爱，表现了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发奖仪式上，贵州电视机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童良骅讲了话。他赞扬这次征文活动繁荣了文艺创作，并推动了企业和事业文化的合作，有益于精神文明的建设。他还向与会同志介绍了贵州电视机厂近年来生产和文化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他表示，“华日”愿为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作更大的努力。童副厂长并代表贵州电视机厂厂长张宗舜向征文的获奖者表示祝贺。主办单位负责人和获奖代表也在会上讲了话。
参加这次授奖仪式的有举办单位代表及作家、评论家、记者四十余人。
（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