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党的生活
建立严实的屏障
——江苏省兴化市委探索廉政建设的路子
仲吉宗 苏兴
3年多来，江苏省兴化市为了解决党政机关中的腐败现象，从实际出发，逐步制订了一些能实现、可检查的廉政制度，在全市形成比较好的气候。
前些年，兴化市党政干部在住房、提拔调动、吃喝、生二胎、推销产品，即“房子、位子、杯子、儿子、票子”等方面存在着一些比较突出的问题，特别是用公款吃喝问题比较普遍。机关干部下乡要吃要喝，区乡干部在村里工作也有大吃大喝的现象。下圩乡小顾村和林潭乡唐家村、锯家村两年时间用公款吃喝开支达2.2万多元，群众反映强烈，干群关系紧张。这些问题引起了市委的警觉，决心认真加以解决。他们分别在城乡对大吃大喝的典型单位进行了严肃查处，责令有关单位和个人限期交清吃喝款，并在全市通报。这样做，虽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单靠查处和教育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用公款吃喝的现象仍然时有发生，而且手法不断变换，结果是按下葫芦浮起瓢，用公款吃喝等不正之风没有能得到有效的控制。
查处不可谓不严，思想教育也未曾放松，吃喝等问题上的不正之风为什么总是禁而不止，纠而复生？这就引起了市委对问题的更深的思考。他们冷静地分析了原因，过去对不正之风虽然事后查处抓得紧，但事前防范无措施；对党员干部思想教育抓得紧，但在行为规范上无约束，缺少一道严实的制度屏障。因此，要端正党风、政风，不仅要抓查处、抓教育，更重要的是要抓制度建设。
在推进廉政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兴化市委紧紧抓住公开、监督这两个关键，用公开来保证和实现监督，把政务公开与民主监督紧密结合起来，形成对权力的有效制衡。
去年以来，他们选择了市直16个部门进行政务公开试点，通过文件、会议、报纸、电台、广播等多种形式公布办事规则、办事程序、办事人员、办事期限、办事结果等，使群众知道哪些事能办，哪些事不能办，找谁办，如何办，办的结果怎样，从而改变了过去办事拖拉、随意改变政策的现象，有效地防止了不正之风。市工商局针对本部门存在办“人情案”、收“人情费”、发“人情照”的现象，改革办事制度，坚持实行“五公开”：即公开本局机构设置及职能；公开工商系统人员“十不准”的工作纪律；公开登记发照的条件、手续程序、审批权限、时限和结果；公开个体管理费、市场管理费的收费标准；公开举报、监督电话，有效地堵塞了漏洞，促进了风气的好转。据统计，1988年全系统干部拒绝吃请477人次，拒收礼品6545元，得到群众的赞誉。去年年底，全市在农村乡镇普遍实行了农民负担、农用物资分配、农村财务管理和工副业承包“四公开”，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干部的廉洁，改善了干群关系。
建立健全监督体系，一是完善党内监督，1987年，市委研究制定了《关于加强党内监督的若干规定》，最近又建立健全了党风责任制、民主生活会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等，进一步完善了党内监督，二是强化行政监督，今年初，市监察局在全市各行政机关中聘任了105名兼职监察员，在市人大、政协和离休干部中聘请了25名特邀监察员，有效地加强了行政监督；三是重视群众监督。去年7月以来，全市先后建立了经济罪案、经济违法案件、物价违法案件等三个举报中心，设立了20多个举报电话，鼓励群众对党政机关干部的不廉洁问题进行检举。到目前，共受理各类举报314起，已查结240起。不少单位还通过设立举报箱、意见箱、监督电话等，接受群众监督。四是加强新闻舆论监督，去年以来，《兴化报》公开披露各种腐败现象149次，其中有关市属党政干部的13次，有效地制约了一些干部的违章违纪行为。
从严执纪，严肃查处违法乱纪案件，是保证各项廉政制度执行的重要环节。市委对群众揭发的违纪问题，做到执纪有据，量纪规范，办案公正，查处及时。去年底，在党风测评中，有人反映老圩区一副区长建房多占地、超面积。监察局经过调查，发现情况属实。但有些人为他讲话，说该同志年轻、工作不错，处分可以轻一点；还有的说他超标准不多，检讨一下算了，不必让地、拆除。但市委排除干扰，按照规定，对该同志给予了行政警告处分，通报全市，并在报纸上公开披露。同时责令其退出了多占的宅基地，拆除了超标准的近10平方米住房。前3年，他们先后查处了副局（乡）级以上领导干部违纪案件16件，今年又查处了4件，使广大干部群众受到了教育和震动，维护了制度的严肃性。
兴化市把查处案件和建立制度结合起来，通过查处一起案件，处理好一类问题。城郊东潭乡城堡村非法出卖土地给外来户建房，群众反映强烈。为了迅速查处这起案件，刹住违反规定在城郊建房的歪风，市委决定由一名市委常委、一名副市长挂帅，组织专门班子，通过深入调查取证，终于查清了事实，迅速作了处理。会后，城建、土管、公安等部门对城郊乡村的规划、土地、户口三大管理部门进行全面检查清理，并制定和完善了有关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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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严守共产党人的大节
——记无极县委书记刘日
本报记者 杨振武 陈国琦
河北省无极县委书记刘日，清廉、实干、爱民，在全县有口皆碑。
“我需要慎独”
1987年初冬的一个晚上，刘日在家中送走两位来访的干部，突然发现院子背阴处多了几个筐子。打开一看，有桔子、苹果、梨共5筐和一箱酒、5条烟。不用说，是刚才来的人送的。
刘日从来不收礼，这次也不例外。第二天，他给其中的一位干部捎信：“东西还在原地放着，请赶快拉走。”谁知过了一个星期，也不见有人来拉。这时桔子已开始腐烂，刘日干脆掏出100元顶桔子钱，让司机拉上东西，一同送到那位干部家里。那位干部见状，只好按市价收下50元钱。
春节前，一位过去有名的流浪汉，穿戴整齐地来到县委看刘日。他紧紧握着刘日的手，激动地说：“当初是您批准给俺这个叫花子贷款，如今俺成了万元户，不能没有良心。”说着从怀里掏出一叠钱：“这1000元是俺报答您的。”刘日慌忙拦住：“快别这样，当初支持你也是应该的。”流浪汉急了：“你不收就是瞧不起俺！”说完，扔下钱就跑出了门。刘日马上叫来机关党委书记，把钱原封退了回去。
这几年，刘日曾多次遇到过上门送礼的事。有的想托他调动工作，送过钱；有的想求他办事，送过毛毯、手表、石英钟；有的想请他关照，送过名酒、烤鸭、大鲤鱼……出面的人，有的是同事、部下，有的是老乡、同学，但统统被他和家人挡了回去。有人怪他不懂人情事理，他听了却不以为然：“共产党不兴这一套，我需要慎独。”
“共产党要的是干实事”
无极县是农业大县，刘日1985年底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河滩地上栽果树。有人劝他：“桃三杏四梨五年，栽果树见效太慢，不如抓些短平快的项目，好出成绩。”他没听劝告，反倒一顿批评：“我们不能为了一时的红火热闹，就搞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共产党要的是干实事，至于政绩不政绩，老百姓会有公论。”
刘日为绘制荒滩变果园的宏图可没少操心。他跑遍全县20个乡，50多个村，层层召开座谈会，又请来省地林业局、果树研究所的专家进行可行性论证，上下一齐动手，一年就建成了5万亩果园。又赶上老天帮忙，三降喜雨，果树成活率竟高达90％。初战告捷，刘日信心倍增，同时也使老百姓看清了：这个县委书记不是“飞鸽牌”的。
为了探索靠农业致富的新路子，刘日一趟一趟地跑省城，请来省农科院和农业院校的专家、技术人员，又深入田间地头，总结出小麦、夏玉米的“三省三高六配套”栽培技术。去年，全县大面积示范的小麦、夏玉米两茬亩产达到900公斤，亩增效益40元。他还大力扶持温室大棚菜生产，全县日光温室已达500多亩，亩收入在万元以上。一批农民由此而脱贫致富。
“心里要有老百姓”
一天下午，刘日在返回县城的途中，见到一辆自行车上带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还被人按着头，停车便问：“哎，老乡，怎么回事？”“俺两口子生气，她想不开，喝滴滴畏了！”“赶紧上车送医院！”刘日跳下来把病人扶进车里，“这……”，“没关系，救人要紧！”
在医院急诊室，医生误以为刘日是病人的家属，一会儿喊他打水，一会儿又叫他去取药，忙得团团转。事后，有人说他：“你这县委书记太不考虑身份了，这种小事大可不必去管。”他一下子火了：“老百姓的性命怎么能是小事？要说身份，我们都是中国的老百姓。”
无极县的群众说，刘日当的是“百姓官”。也确实，他对平民百姓别有一番情意。1987年春节前，刘日在听汇报中得知，苏村有父子仨，都是年过花甲的老光棍，三人盖一条破棉被，一天只煮两顿粥喝。
第二天，他就顶着大风，亲自给老人送去三床被褥，并叫来乡村干部嘱咐道：“一定要照顾好他们，派人给他们做饭，记着给他们看病。”三位老人感动得老泪纵横，直给刘日叩头。
有个村干部私设公堂，把一个村民吊打成骨折、脑震荡，因为县里有的领导干部庇护，结果，打人的民兵被抓，指挥并亲自打人的村干部却逍遥法外。刘日听说这件事，怒不可遏：“不行，一定要把责任分清！”有人劝阻他：“为一个老百姓，划不着得罪班子里的人。”刘日拍案而起：“共产党还要不要真理？”在他的支持下，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判了那位村干部一年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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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闪耀的红星
——北京禄米仓干休所老红军、老八路营救千名官兵纪实
包国俊 李化民 宋玉仓
6月3日上午9时许。平静的北京军区禄米仓干休所突然沸腾了。
“戒严部队来咱们院儿了！”
“战士们来了，孩子们来了！”
多少天来，忧心忡忡的老人们，听到这一消息，纷纷涌出了家门。
只见，这些赤手空拳的官兵们，徒步从京郊通县开进市区，在建国门立交桥受阻而被冲散，累得精疲力尽。一时间，不足2000平方米的院落，进来了1000多名官兵，尾追的一群暴徒和不明真相的人们，在大门口狂呼乱叫……
当时在家的年轻助理员邹群，急忙找到75岁的红军老战士范富山。这个曾任铁道兵后勤部长，率领过千军万马的老人，望着眼前被暴徒冲散、殴打而倒卧一片的士兵们，心情一阵阵难受：“这是咱们战士，咱们不管谁管？现在家家烧水！”
不到一个小时，家家都端来了米粥、茶水、挂面等食物。
由7个单位汇集而来的官兵，聚在一起，不免有些乱。范富山看出这一情况后，同小邹找到当时的“最高指挥员”——三位不同单位的团长、政委和参谋长，斩钉截铁地下令：“你们职务最高，咱们组成一个临时组织，这些兵全归你们负责！”并挥手给部队划分了区域。
此刻，外出办事的副所长李贺忠同志气喘喘地赶回来了。他立即带人，腾出了两间办公室。一个由老干部、工作人员和部队领导组成的临时指挥所成立了，纷乱无绪的部队恢复了建制。
人来了，就得吃住。可是上千号人往哪睡？正当发愁的时候，曾在北疆八千里边防线上以爱兵如子而著称的原内蒙古军区司令员蔡英挤过来献策：“还是战士们要紧，把车库腾出来！”很快十几个轿车库和一些房屋、楼道都腾出来。
“孩子，铺上这个吧！不要凉着！”老八路刘水生病住院，电话里他让老伴张彬妈妈，把自家客厅里那块价值千元的纯毛花色地毯拿来给战士们铺。一些老人还送来被子、大衣。
夜，拉下了帷幕。极度疲劳的官兵们，在这些老首长们的帮助下，终于和上级取得了联系，定于晚上10点钟之前赶到指定集结地。
军令如山。指战员立刻振奋起来，准备出发。可是，外面的局势日趋严峻，穷凶极恶的暴徒们，不仅拦阻军车，围攻官兵，而且已经开始烧车、杀人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出去？
还是那位范富山老同志，不顾自己年老体弱，推开了临时指挥所的门，和大家一起分析形势，查明路线，研究行动方案。年过40的李贺忠，主动提出：“我熟悉北京情况，我去当向导！”
指战员们刚出去，还未到北京站口，就遭到一群暴徒的围攻和袭击。
鲜红的血迹，立刻激起了人们对暴徒的愤恨和对战士的关切之情。大家迅速把昏迷不醒的伤员扶回来抢救。曾在孟良崮等战役中抢救过许多战友的模范医务工作者牟壮善对医务室主任刘金华说：“现在要分类抢救，先重后轻。”很显然，他又成了“阵地指挥员”。接着，他又同一个卫生员给伤员们分类编号。
许多老红军、老八路，虽不会包扎伤口，却不肯离去，有的打手电、递毛巾，有的洗血迹，不时地提醒卫生员们：“轻点，轻点，这也有伤口。”
22名重伤员急需转院。这时，已是午夜时分了，大街上丧心病狂的暴徒们，十分嚣张。如果这时出去，则有生命危险。但年轻的战士在流血……
“没有救护车，怎么办？”“动面包车！就是把车烧了、砸了也要把伤员及时送到总院！”吴协理员果断地下了命令。
“面包救护车”出发了，根据老首长的安排，车上救护人员穿上白大褂，一身医生打扮。为了避开人群，他们关掉车灯，走小道，闯红灯，加速行驶。但后来还是被暴徒发觉了。面对投掷而来的石块，他们就用身子挡住车窗，护着伤员……三次往返，终于把22名重伤员送到医院。
不久，部分被围困和冲散的官兵们，又陆续回到了禄米仓干休所。在这里的老首长和工作人员的精心照料下，他们安然度过了5天4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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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场十八年
——记北京卫戍区某团农场场长、共产党员瞿友清
王玉存 张永敏
在和平环境下，我军办起了许多农场。在这里，无数军人为减少国家军费开支，增强部队战斗力，默默地奉献着一切。北京卫戍区某团先进农场场长、共产党员瞿友清就是一位这样的军人。
42岁的瞿友清来到这个农场已经18年了，先是喂猪，后任助理员、农场场长。3年来，他领导的农场创收百万元，为部队提供粮食200万公斤，鲜蛋10万公斤，鲜鱼5万公斤。
18年前，瞿友清刚来农场时，领导分配他养猪，他毫无怨言，一干就是7年。1979年父亲病危，来电报催他回去，他没顾上回家。不久，刚过50岁的父亲就去世了。老人在弥留之际留下一句话：“让友清在部队好好干。”1982年秋，瞿友清刚当了副场长，8岁的儿子不幸在老家湖南溺水死亡。他匆匆回去几天，惦念着农场的秋收大忙，很快就回来了，投入到紧张的劳动之中。
1984年，他的妻子被批准随军来部队，有人劝他把妻子安排到城里工作，孩子上学也方便，他却认为那样他也就得经常跑城里，会影响农场工作，硬是把妻子安排在农场附近当临时工。直至如今，瞿友清夫妇和孩子一家挤在农场一间小砖房子里，和战士们生活在一起，真正做到了“以场为家”。在他的感召下，全场官兵一年到头奋战在这偏僻的田野上，默默地奉献着。许多战士该退伍了，还舍不得离去。
农场是没有什么经费的，全靠自己创收。过去，这个农场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年年亏损。瞿友清吸收地方经验，实行了承包责任制和科学种田。农场农忙时劳力紧张，他向团里领导请示，让全团每个连队承包40亩地，秋后粮食超产部分60％收入归连队；把各项生产指标分解开来，让战士们定额承包，定岗定位，做到产值有目标，利润有指标，消耗有限制，奖惩有标准。从而大大调动了农场官兵的积极性。
瞿友清还虚心向农科所专家求教，实行科学生产。他办起了酿酒厂，用酒糟喂猪；他办起了养鸡厂，用鸡粪喂鱼；他开了一片鱼塘，用塘泥和猪粪做稻田的有机肥料。这样，农副渔业互相衔接、促进，农场很快做到了诸业兴旺，年人均产值逾万元。
近3年，这个农场越办越好，成为北京卫戍区众多部队农场的“首富”。每当稻谷丰收时，社会上的个体商贩闻讯纷纷拥来，愿意高价收买稻谷，还有一些鱼贩子也来求批发鲜鱼。去年秋后，市场上大米价格骤涨，许多粮贩子前来和瞿友清“泡蘑菇”，以每公斤1.2元左右的价格要求收购。面对这种情况，瞿友清坚决表示，部队办农场只有一个目的，是为了搞好部队建设减轻国家的经费开支，决不能单纯为了捞钱，损坏军队声誉。
去年年初，猪肉价格调整后，市场上仔猪供应吃紧，农场当时存栏仔猪300余头，如到市场上出售，可收入4万余元，但他不售高价，将仔猪全部分给了连队。
几年来，他每年都要为连队补助大量的粮食、肉、鱼，在保证部队自给的情况下，他3年向国家交售粮食60万公斤。
农场富了，但瞿友清从不摆阔，自己带头做到不馋、不沾、不贪、不懒。为了杜绝农场的财物外流，他用经济杠杆原理，制定出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不论是上级首长，还是部队工作组到农场，他带头做到不买招待烟酒，不搞大吃大喝。造酒厂为了扩大再生产，需扩建厂房，如在外请包工队干，至少也要花4.5万元。为节省资金，瞿友清带领战士们加班加点，因陋就简盖起了新厂房，结果只花了4500元。瞿友清说得好：“我常常想，我们军队如果每个团都能办好一个农场，那么，全军给国家节约多少军费开支呢？用这笔钱再去支援国家四化建设该多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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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访珞巴族乡长达嘎
本报记者 傅旭
温煦的春日，记者来到西藏米林县南伊乡采访。
南伊乡有55户，其中45户是珞巴族，计252人。据县里有关领导同志介绍，这个乡近几年变化较大。他们还特别提到南伊乡乡长、年仅29岁的珞巴族达嘎，认为这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少数民族干部。去年他上任第一年，全乡在经济上就取得了好成绩，我本想先和达嘎谈谈，不巧他白天要参加县里的法律学习班，我们便约好晚上见面，我先去乡里实地采访。
一进入南伊乡所在的南伊沟，我就被那海拔3020米的高原自然景色迷住了：满山挺拔的林木，盛开的杜鹃花、桃花，绿茵茵的草地，清澈碧蓝的南伊河，山脚下一栋栋墙壁洁白的藏式房屋，宁静的村落里还不时传来几声狗吠……给人以“世外桃园”之感。
在珞巴族翻译刘东的陪同下，寻着琅琅的读书声，记者先来到南伊乡民族小学。这个学校始建于1975年，1985年重建为目前的规模，前不久国家又拨款20万元准备扩建。学校有81名学生，其中珞巴族35人。国家对学生实行“三包”。记者看到，学校里还有收录机、洗衣机等设备。
吃过晚饭，我从县委招待所出来，向达嘎家走去，他爱人是小学教师。
敲开达嘎家的门，我眼前的这个家与我先前见到的其他珞巴族家庭不同，既具民族特色，又有现代风格。家里陈设着描绘有各式图案的藏柜、茶几，柜上摆着彩电，茶几旁是铺着卡垫的坐椅，卧室的双人床前挂着帷幔，铁制火塘擦拭得闪着亮光，并有烟筒直通室外。一切显得整洁有序。
达嘎曾在西藏师范学院上过3年预科，还去陕西咸阳民院进修过1年，藏汉文水平都不错。妻子茨仁卓姆是位藏族，毕业于西藏民院预科。他们只有一个五岁的儿子，取名林东。
刚一落座，茨仁卓姆端来了酥油茶，达嘎则操着流利的汉语兴致勃勃地谈了起来：“近几年，我们乡的生产和群众的生活水平都有了较大提高。1987年粮食总产11万多公斤，人均收入650元，去年受灾减产，粮食总产9万多公斤，人均收入549元，全乡现有牲畜2600头。尤其是副业生产发展较快，有竹编、伐木、运输、狩猎、劈瓦板、种植蔬菜等。去年我们自力更生购买2.5万公斤口粮，主要靠的是副业的收入。”
达嘎转尔谈起他对本民族发展的一些看法：“我们珞巴族勤劳热情，保守思想没那么多，传统观念不那么浓厚，接受新事物快。所以，我们乡的机耕面积较大，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农药、化肥的使用都比较顺利，农副产品的收入在8个乡中最多，儿童入学率在全县最高，达90％多，还开办了夜校。但是，当我接受记者采访时，总感到有点害羞，总觉得我们和其他民族差距太大。我们是从原始社会末期一下子跨越到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水平低，生产管理经验也不足，生活水平还停留在60年代。群众觉得有吃有穿就行。这种观念一定要打破。”说到这里，达嘎加重了语气。
酥油茶不知添了几次，我已喝好了，但女主人执意要倒满，只好遵命。据说只有将碗里的全喝光，主人才不会再添，我赶忙一口气喝干了碗里的茶，听达嘎继续说下去。
“国家每年拨大批资金扶持我们，这是对我们的极大关怀。但我们不能总依赖国家，要自力更生。今年，我们投资4万元兴办养鸡场和养猪场。珞巴族擅长编织竹器，我们准备成立一个编织小组，专门编织各种竹器。我们还要办一个乡供销社，专管推销农副产品，党和国家培养我这么多年，我要和本民族群众一起，努力奋斗几十年，不断探索、创新，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
当我提起珞巴族的居住情况时，达嘎马上接过话头说：“老年人不讲究，青年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时代不同了，应改一改，党团员带头改。我们已专门成立了一个家庭卫生检查小组。等养鸡场盖完了，我准备每家收一点钱，给他们做藏柜。”说着，达嘎递给我一份南伊乡今年4月1日制定的乡规民约。
我接过来粗略地看了一遍，其中不只对卫生做了具体规定，还讲到农业投资、治安等，第七条着重讲教育，规定“各村凡已到学龄的儿童必须送校读书。谁家学龄儿童不送上学的要罚50—80元。”
看到这里，我笑了，觉得这款罚得值，达嘎有远见。
（附图片）
西藏米林县南伊乡民族小学的教室里，不时传出琅琅读书声。
图为该校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朗读课文。
本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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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双版纳旅游村
曼景兰傣族农民开办的竹篓旅游饭店，成为国内外旅游者了解傣族民俗风情的窗口。
这是一位日本姑娘（右一）和饭店的招待员一起聊天。
新华社记者 朱于湖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