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史的逆向研究
钱念孙
我们的文学史建设，除了须进行拨乱反正的“重写”外，还应注重对文学史整体框架和研究方法的新探索。文学史的逆向研究，便是可尝试探索的途径之一。
新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观念的疾速演进，使人们得以用新的眼光来重新审视整个中国古代和现当代文学史。于是，“重写文学史”的呼声越来越高，不少论者撰写翻案文章，对以往文学史中已有“公论”、“定评”的作家作品及思潮流派，进行重新评价，给其以今天看来更加合理的历史位置。这对纠正产生于极“左”年代的文学史的偏颇和谬误，无疑极有意义和价值。不过，我们的文学史建设却不应满足于此，它除了应从内容和形式上对５０年代以来的文学史研究进行“重写”外，还应包括对文学史的整体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新的探索。文学史的逆向研究，便是这种新探索可尝试的途径之一。
每一文学现象都处在历史的纵向联系之中。以任一文学现象为视点，这种纵向联系都可以从顺向和逆向两个方面加以研究。顺向研究是按照文学历史发展顺序进行的研究，主要把握该文学与既往文学的联系，寻求该文学的渊源、传统、起因及历史由来等问题。逆向研究是从文学历史发展顺序的相反方向来进行研究，它主要把握该文学与后代文学的关系，即从该文学的流变、影响、结果及历史命运来认识其意义和价值。在文学史的研究中，不仅需要从既往文学里了解其“前因”，还要反过来从后代文学里考察其“后果”，并在两者或矛盾或统一的复杂历史变化中透视该现象。
然而，古往今来的文学史著作，绝大多数只是按照研究后代文学应从前代文学着手的惯例，循着顺向研究的路数来编著文学史，考察文学现象。对于逆向研究，尽管不少视域宽阔的研究者不同程度地总要涉猎一些，如人们常常会依据新时代的审美意识来重新评价过去的作家作品，常常会从某些活跃在后代文学中的传统因素来重新理解历史遗产的意义等；但感到不足的是，这些多半只停留在经验性的直观把握上（虽然这也是非常可贵的），几乎都没有把逆向研究作为文学史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予以足够重视和自觉运用。
实际上，随着文学历史的发展及其丰富性的充分展开，随着人们对文学的认识逐步全面和不断深化（如符号学、阐释学、接受美学对文学过程作出的新探讨等），已越来越证实：不论某一作家作品或某种思潮流派，它的意义和价值多半不能在其当代显露无遗，而只能在以后的历史发展中逐渐呈现出来。要深刻认识已逝去的文学历史，却不能不在进行顺向研究，即从先前文学传统和当时状况把握其兴衰缘由的同时，还要“倒过来”从后代发展了的文学中，发现前代文学潜藏的或由特定历史条件遮蔽了的特质。因为当代文学中蕴含的属于未来的新因素，只有在后代文学里才能得到萌发生长；前代文学中隐伏的不利文学发展的病灶，也只能在后代文学里才会充分暴露出来。
文学史的逆向研究，还包括对文学史自身的逆向考察，通过研究不同时代文学史对文学过程的不同认识，可以从另一角度把握人们审美观念的演变轨迹。
一部真正文学作品的诞生或一个重要文学思潮流派的出现，一般都会引起后代文学史家的反复描述和反复评价。由于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审美倾向，不同的文学史家具有不同的学术个性，同一文学现象在不同的文学史论著中，常常会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有时甚至会出现评价截然相反的情况。这就是过去的文学史虽然早已有人撰写，但每个新时代都必然要以自己的眼光对它重写一番的内在缘由。而通过考察不同时代文学史对同一文学现象的不同评述，不仅可以更加立体、丰富地认识研究对象，而且可以从另一角度，即从不同时代对同一作品的评述差异中，发现和把握人们审美观念变迁的历史脉络。
举例来说，陶渊明在中国文学史上，无疑属于艺术造诣极高的大作家，但在他生活的当时及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一点却根本不为文学史家所承认、所重视。刘勰《文心雕龙·体性》篇列举和称誉了从汉到晋的杰出作家１２人，有贾谊、司马相如、扬雄、刘向、班固、张衡、王?、刘桢、阮籍、嵇康、潘岳、陆机等，只字不提陶渊明。钟嵘《诗品》专评汉魏至南朝的五言诗，其置为“上品”的诗人一大群，陶渊明同样被排除在外。其他当时及以后一段时间论述文学的重要论著，如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裴子野的《雕虫论》、肖子显的《南齐书·文学传论》等，对陶渊明的态度也基本和刘勰、钟嵘一致。可见，由晋至南北朝的数百年间，文学史家对陶渊明的成就均认识很不足。唐代古文运动兴起后，陶诗身价日高，中经李白、杜甫，尤其是苏轼的极力推崇，陶渊明才确立了伟大诗人的地位。从后代推崇陶渊明反观前代冷落陶渊明，并对其推崇和冷落的原因进行探讨，不是既可加深我们对陶诗特点的认识，又可从批评接受的角度把握文学审美观念的演变历程么？以陶渊明一人为例浅尝可如此，将历代文学史对各种重要文学现象的论评进行综合的逆向考察，当会有更大的收获。
文学史的逆向研究是多层次的。任何文学现象在历史上一旦出现，便会在以后的文学长河里忽隐忽显地持续发生作用，便会被文学史家不断地勾勒描绘。尤其是杰出的文学作品和重要的文学潮流，几乎会随着文学史山脉的无限延长而永久地得到历史回响。这种历史回响常常是很复杂的：有时与此一时代文学发展的旋律和谐合拍，可能被文学史家热切颂扬；有时则可能成为被一时代文学发展旋律中的不协和音调，遭到文学史家厌弃指摘；而另一时期又可能两种或多种歧异对立的见解同时并存，给某一作品或某一思潮画出面目各异的漫画像。“五四”新文学运动本身不过短短的十来年光景，但它的意义、作用及活跃于当时文坛的作家形象，却始终在被重新描画之中。研究“五四”文学，从晚清文坛骚动和当时社会状况考察其兴起原因和革新意义，固然十分重要；但对半个多世纪来人们研究“五四”文学的视点旋转和观点变幻本身进行探讨，照样也很有意义。因为其中不仅积淀着对“五四”文学各种矛盾对立的见解，可以启发和加深我们对“五四”文学的认识；而且更可以使我们对“五四”文学研究自身进行反思，将以往研究者的局限和失误作为前车之鉴，找到研究的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文学史的逆向研究，是考察各个时代文学如何以自己的当代光芒照亮历史的过程。这种“照亮历史”，实际上是给历史输入当代的新鲜血液，使它起死回生，加入到当代文学的创造之中。
从后代发展了的文学倒过来考察前代文学的意义和价值，一方面可以把前代文学中潜藏的或处于萌芽状态的因素，充分揭示出来；另方面则是以自己时代的当代光芒照亮前代文学，使历史传统获得当代意义的过程。在我们以往的文学观念里，总以为历史上的文学作品一经问世，便是一种客观存在，文学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客观地阐述它的本来意义，梳理清楚它在文学历史中的师承、流变关系。其实，不管研究者声称如何“客观”，如何“还事物本来面貌”，事实上却无法做到。因为研究者总是站在自己时代的大地上来处理以往文学，总是要带着现实的启示和今天的理解来对以往文学进行不同程度的重新塑造。这一点，在文学史的逆向研究中，表现尤为明显。
逆向研究和顺向研究不同，它并非仅把研究对象放在“一定历史范围之内”，即尽量沉浸到过去年代里去设身处地体验和把握以往文学；而是有意识地把研究对象放到“一定历史范围”之外，自觉地从后代发展了的文学来反观既往文学，所以它用当代光芒照亮历史文学的成分更为明显。文学史的逆向研究，表面上看来是在研究传统文学，实际上是给传统文学注入当代血液，使它起死回生，加入到当代文学的创造之中。新时期文学借鉴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进行艺术探索和艺术创新、却又招致种种非议和责难时，不少研究者几乎不约而同地从传统诗歌和古代小说里“发现”了许多现代派文学的征兆和特质：如英美意象派诗歌实际上是我国古典诗词的易地栽种，其所津津乐道的“象征隐喻”和“意象叠加”等手法，在我国古典诗词里不过是家常便饭，古典小说中，梦幻与现实交融，人间与神话映衬的写法，更是不乏意识流及魔幻现实主义的特色了……。谁能说这类研究仅仅是对以往文学特点的剖析和把握呢？难道它们不是在参与当代文学的创造吗？
正是如此，文学史的逆向研究并非只是在故纸堆里打滚的死学问，也并不仅仅是跟在既往文学发展后面的学步邯郸，只是如实地记录、描述既往文学；而是和文学创作、文学批评一样，也具有推动当代文学发展的创造学和动力学的意义。因为逆向研究通过自觉地用当代光芒照亮过去历史，不但给过去的作品和传统带来了新的含义和新的面目，同时又介入、参与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和创造。这样，既往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就不像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个从过去到现在的“历时性”的线型结构，而是过去与现在同在的“共时性”的统一整体。我以为，文学的演进和发展，并不是从古到今的单向延伸运动，而是古今文学彼此渗透，相互交融，联成整体，共时推进的过程。在这过程中，传统影响着现实，现实改变着传统，改变了的传统具备了现实性，受传统影响的现实增强了历史感，它们的循环渐进运动，正是文学发展的动态结构。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走出困境
——评报告文学系列剧《都市牛仔》
何志云
对大多数观众来说，《都市牛仔》（凌申、柳岗编剧，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出）表现的这种种光怪陆离的人情世相，显然属于他们所不熟悉的另一生活层面。不过即便如此，想来也并不会有谁因此而觉得虚妄。这当然得力于作品对于生活的概括力。天生丽质的芳芳与瘸脚的个体大亨万龙的奇异婚配，赵金铭与林颖所遭历的难堪屈辱以及后来的堕入犯罪，进城打工的农村姑娘晚妹子的遭际与她的麻木自得，黑猫餐厅主人泉子与恋人汪蕾莫明其妙地遭受侮辱，还有阴暗的地下赌窟、扑朔迷离的蒙面人、公开却畸形的三角关系……在这一幅幅多少带着传奇色彩的当代都市风景的背后，始终游荡着一个人人熟悉的幽灵：金钱。正是金钱，犹如一根隐形而又无处不在的线，操纵着并在一定意义上制造出了这一切。
作品于是就具有了一种迫近人生、迫近观众的力量。不错，万龙、泉子、牛大群一类勇敢（也带着急迫和贪婪）地充当了都市“牛仔”角色的个体户尚不在多数，为了发财，不惜让别人窥视夫妻间最为隐秘的房事，在现实生活中更属罕见。但是，在每一个观众的周遭，因为钱而引发的各种人生活剧，人们见到的难道还少么。同样因为钱，人们所遭历的困扰与烦恼，不也比比皆是么？更加重要的是，由于金钱在社会生活中的横冲直撞的力量，由于它对传统价值观念的肆无忌惮的嘲弄，围绕着它而引起的人的心理波折——那种种心态，那欲望、冲动、兴奋、痛苦和困惑——不更是一种司空见怪的现象，并且也使人们习熟的人生选择，发生了种种眼花缭乱的变化么？作品所表现的生活故事，看来较多地属于那个新兴的“牛仔”群落（这显然让观众感到新奇），但是，作品展示的社会时代氛围，贯串作品始终的矛盾焦点，却是每一个人都无法回避的。于是，看着他们，相信每一个观众都会感受到一种自觉不自觉的灵魂拷问（这又使观众或多或少地感到沉重）。
这种灵魂拷问，使这部貌似热闹浅显的作品，开始具有一种哲理意味，尽管这种意味隐伏在剧情的深层。“都市牛仔”们在新近出现的社会竞技场上角逐，靠机敏也靠运气还靠吃苦受累和多多少少的不择手段，他们发了财致了富，终于成了几辈子梦寐不敢奢求的富人。但是，伴随着大把大把的金钱，他们并不曾获得他们同样梦寐以求的人生。万龙依仗金钱铺垫起来的婚姻，换来的是难堪的洞房之夜（且不说文小提后来的介入了）；林颖作出了骇人听闻的“牺牲”，结果是自己的发疯和丈夫锒铛入狱；晚妹子数着那一叠钱，却是以少女的贞节作为代价的，而卖大户的大郭“义正辞严”地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自我抖露出来的不过是一颗卑琐的心灵……他们仿佛都不由自主地陷入了一个怪圈：过去，他们因为没钱而生活得不好，如今则因为了钱和有了钱而照旧生活得不好。他们总是陷在一种人生困境里拔不出脚来。现在尽管有了钱，他们反倒更加痛苦，更加回顾茫然。
在现实生活中，穷和富固然是一种截然的对立，但是，决定人生价值的主要并不在是否有钱。这并不是说，穷困能给人们带来美好而有价值的人生。不，不是的，相反，人们在今天选择钱，期望过一种富裕的生活，实在是历史与社会的巨大进步。我们只是说，倘若人们不能使自己的人生超越于穷富的对立，也就是说超越于决定穷和富的金钱，那么，也许人们就将被注定了永远无法走出困境。这种超越建筑于并且决定于对于真正的人生价值的寻找和探求。万龙等“都市牛仔”们的悲剧的实质就在这里，无论他们是曾经穷困也罢，还是而今富有也罢。在这个意义上，在商品经济大潮里，最终“使人扭曲、亢奋、暗淡又闪光的那头困兽”（见《都市牛仔》的剧情介绍）并不就是金钱，而是人们对于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探求的普遍缺乏。
因此，作品的这种灵魂拷问，对大多数观众来说，又切切实实地成了一种重要和必须。中国人历来缺乏对灵魂的自我拷问的传统。对于人生及其价值和意义的评判，也常常停留于随波逐流，趋时附尚的世俗满足里。从曾经有过的举国一致的政治狂热，到如今甚嚣尘上的金钱迷恋，所划出来的，不过是一条在根本上没多大区别的轨迹。我们怎么走出人生困境？换用一句老百姓的话来说，人活着，究竟为了什么？确实到了每一个人逼问自己，并由此确立始极标准的时候了。在这个意义上，《都市牛仔》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尽管这根钟绳需要我们自己去把握并且拉动它。为了这一点，我想，我们都有理由感谢这部作品的全体创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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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佩甫和他的小说
曾凡
李佩甫，河南青年作家，他不肯多说话，似乎也很少激动。每逢开会，总是坐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静静地听。他的作品也一如其为人，引而不发，宁静峻峭。
没想到，就是这样一个老实腼腆的李佩甫，居然在前不久的一次作品讨论会上“语惊四座”。那天，李佩甫主要谈了三个观点，一是作家必须有人生的背叛意识，一是人不能超越过程，一是语言即思维。
语言即思维。这句话那天是引起争论的一个触发点，其实，从作家与世界的关系和文学的社会性符号性这种角度来看，这句话的本意应该是明确的。文体不是一般的语言、结构、叙述方法的问题，而是作家思维方式的呈现，即你从哪个角度看世界和这样看的结果。归之于一个人的创作变化，那么找到了文体就是找到了你个人对于世界的独特理解。
李佩甫从写身边的熟人琐事到纵观中国文化进程，从关注具象的生活细节到沉思抽象的人生意蕴，其间作品主题和语言形式的不断变化，正是他作为一个作家对“世界”的认识不断升华的表现，也是他作为一个人不断成熟的表现。比如１９８４年以前，他的《小城书柬》、《蛐蛐》、《青年建设者》等作品虽受到舆论好评，但那些作品的视角、结构方式和语调、色彩即语言则充分显示出作者的思维仍停留在对世界的具象感悟之中，那里所展示的作家对世界的评价还缺少足够的理性沉淀和抽象升华。经过《森林》这个过渡带，《红蚂蚱，绿蚂蚱》、《李氏家族的第十七代玄孙》、《金屋》、《红炕席》这些作品则展示了完全不同的境界。这些新作，不拘长短，都力图跳出个人经验和具象感悟的限制，而向读者提供一种理解人和人的生存秩序的整体图象，力图使作家个人的人生体验最充分地转化为普遍的人生体验。这种努力不仅表明李佩甫开始把世界理解为一个整体，而且也表明，当他说：“语言即思维”的时候，他实际想告诉我们的是“你只能说出你所理解的”。
人生的背叛意识。这是李佩甫那天发言的中心，但也不妨看成是他现阶段创作的基本精神动力。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来说，树立人生的背叛意识，也就是要强化作家的独立意识、主体意识，强化作家对人生的批判精神。当然，还有最重要的一条：作家的自我否定精神。李佩甫看到了人与大地、现实与历史的血肉联系，接过了“写生活”的传统，但又超越了对土地的质朴情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土地和人生，这正是他的过人之处，也是他能不断否定自己超越自己的精神之源。最直接的例子是《李氏家族第十七代玄孙》这部长篇。这部作品用一半的篇幅写李氏先祖的历史，一半的篇幅写当代人生世相。许多人感觉，写历史的部分无论思想内涵还是艺术表达都强于写现实的部分。我也有同感。但我也注意到，这两部分的比例失调其实也是作者自己内心矛盾的一种呈示。一方面，他强调“血脉是联着的”，历史无法割断；一方面他又痛感当代中国人已经失去了祖先的强悍坚韧和坚定的人生信念，因此在表达中不自觉地把过多的爱倾注给了象征着人的精神的李氏先祖们。不过这只是一种局部的技术性失误而已。作为整体，这部作品所关注的其实是“人类”的命运，是从昨天走来向明天走去的人类历史。所以，作品告诉我们的至少应该有两句话：一是现实是历史的继续。即所谓民族劣根性、文化惰性等等来自文化过程本身，不会在一天里断然消失。这是对历史的批判。一是人是向着明天的，不管“大李村”人是否愿意，代表历史意志的机器声终会取代七奶奶的瞎话儿。这是对现实的批判。这两句话就是李佩甫用二十万言表达的他对人生的背叛意识，就是他赋予这部作品的灵魂。没有这样的批判精神，作家就失去了存在意义，就不能作为人类生存的精神支柱成为人类文化的开拓者。从写《蛐蛐》那样质朴的生活故事到写《红蚂蚱，绿蚂蚱》那种生命体验，再到《玄孙》和《金屋》这种全景式的人生画卷，不仅表明李佩甫视野开阔了，更显示出他对人生的背叛意识愈益自觉了。
人不能超越过程。这是李佩甫那次发言里最令我感兴趣的一句话。就李佩甫个人来说，他是从“写自己最熟悉的人和事”步入文坛的。他的处女作《青年建设者》从主人公到细节甚至一条街道的名称都是实实在在的“本色”。《多犁了一沟田》是他在农村的真实生活经验。这时他还不知道“象征”，还不懂得坐在沙发里体验“全人类的苦难”。所以他只能老老实实见到什么写什么，认识什么写什么。所谓三十年前老僧看山“山是山，水是水”，这是人的经验智力和理论素养所制约着的无可逾越的过程。从《森林》开始直到最近的《红炕席》，他的视界打开了，见到了和以往完全不同的生存秩序，体会到了象征的魅力，因此作品虚虚实实亦真亦幻充满了对人生的哲理思考，是所谓“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的光景儿了。这也是一个过程，这表明李佩甫在充分体验了人生吮吸了大地的甘露之后，开始搜寻生活表象之后的文化、历史、哲学等等理性内涵了。一个作家如果不能经常地否定自己不能经常地从一个过程走向另一个新的过程，那么这个作家的文学生命必然也就衰亡了。所以，李佩甫必然也必须超越现阶段的探索，走向新的未知里程。我想以他的新作《金屋》为例。这部作品结构自如，语言有魅力，心理刻画洞幽烛微，从侧面传达出时代对传统文化冲心的强序会态和社秩大击，可以说是部好作品。但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我觉得作者的视野似乎还不够开阔，推出的背景不够幽深宏大，而且，这似乎不是技术性失误——比如没有写城市、没有正面写改革之类，而是视界本身的限制造成的。当然，作为读者我不能提供任何“药方”，但我却愿意看到李佩甫在“象征”和“历史”之外能够找到新的具有更广阔文化背景的精神境界和文学视界。
我想，这就是我借助于李佩甫的几句话和他的作品所认识的作家李佩甫。未知是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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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作
《走向无人之境》〔中篇小说〕
作者 林偌
载《中国作家》一九八九年第三期
年轻的女编辑辛亚，大学毕业后分到出版社，在透着几分森冷，几分庄严的文学圈里，用她的才华和女性特殊的手段同人们，也同社会周旋。
面对顶头上司的“特殊照顾”，面对青年诗人的纠缠和恋人的抚慰，辛亚的精神忧虑、彷徨以致失落过。当她的《泡沫》诗作得奖，被誉为诗坛新星，诗集在上司关照下得以出版，她又陷入了莫名的惶惑和不安中。最后，在闪烁着蓝光的老父的坟茔前，她失望的哭泣，对生活，对情感，对人生，她犹如一只漂泊的风帆，驶向无人之境……
作者以细腻的感觉剖析主人公在人生的祭坛上复杂的情感。小说揭示了文学界自我意识张扬的作者们在厚实的社会璧障中冲撞、沉沦、升华和完善的人格趋向，表明健全的人格力量无疑是生命和艺术走向坚实的通途。 （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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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阎明国小说讨论会
不久前，《当代》、《小说月报》、《小说家》、《开拓》等四家刊物在秦皇岛召开了阎明国小说讨论会。
阎明国是河北秦皇岛市的一位青年作者，他创作的《蓝色陷阱》、《哭墙》、《堡垒沉没》等中篇小说，以对外开放海港为背景，揭示了改革开放中纷纭复杂的矛盾和时代的弊端。会上，大家对作品的成就和不足进行了讨论。
（周继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