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从一则顺口溜谈起
姚永明
苏联人爱编政治笑话,而中国人则善于创作顺口溜,或曲折或直接地表达人民群众的呼声、愿望和要求。三言两语的顺口溜,往往是群众情绪的温度计,政策成败的试金石,社会风云的报警器。有时候,它比欧美的民意测验、公民投票更能够反映舆情,代表民意。
笔者经常同农民打交道,搜集了许多带着泥土气息的顺口溜。“一做小商贩,二进乡村办,三上建筑站,地里的活儿没人干。”就是时下农村里十分流行的顺口溜。随着农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结束了千百年来“面向黄土背朝天,世世代代不离田”的历史,去从事第二产业、第三产业,这当然令人高兴。然而,当笔者参与一项农村情况专题调查之后,却陡生杞人之忧。有这样一个乡:从事农业生产的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的青年农民,1984年占全乡农业劳力33%,1988年下降到5%以下,同土地打交道的几乎都是些识字无多、年龄老化、体格退化的“胡子兵”和“娘子军”,以至有10多个村寻不出支书、村长“接班人”,觅不到团支书的候选人,农技员无人胜任。至于科学种田的新技术,更是难以推广。这个乡的情况绝非个别现象。
农业一向被认为是我国的国本,“无农不稳”的警语时见刊首报端。稳定农业,发展农业,巩固国本,主要依靠什么?靠化肥,农药,柴油,拖拉机,也靠劳动者的素质。这几年,农业生产工具简陋,手段陈旧,投入不足,地力剧减,甚至出现大片大片抛荒的现象,致使粮食生产徘徊不前,暗藏危机,已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人们在一阵紧似一阵地惊呼“农用物资涨价太快,谷贱伤农”之际,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农村知识青年转移过猛、过快,农业人才流失太多,致使劳力结构、劳力素质每况愈下这个最危险的现实。
农村知识青年竞相离土,形成一股“离土离乡热”,这即是当前农村青年的一个“热门话题”。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谁更应当正确理解
徐新林
时下,大众传播王国里林立的报纸,反映各单位进行“形势教育”的形式,不外乎是:改革前后人民生活、国民经济的对比,希望干部、群众正确理解社会现状(即不良现象、腐败现象),要相信改革的前途光明远大,只是前进的道路还曲折,要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云云。笔者以为,这种做法有点像过去,大讲特讲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味儿。
有人说,如今不少人一边吃肉,一边骂娘。这“骂娘”是如何的骂法,责难者是否深究了根源?
我们这里有这样一副对联:“上正中歪下乱来,勤穷懒富官发财”,横批:“党风不正”。此联道出:国人已经饱尝了改革的成果,是十分赞成、拥护改革的。人们心里特别清楚,自立自主的经济,花花绿绿的衣衫,冰箱、彩电是如何来的。也就是说,没有改革,就没有这一切;中国不搞改革,只能回到糠菜半年粮的年代。这些“甜”,人们已装入了心底。
那为何还要骂娘呢?这主要是对社会上的不良现象、丑恶现象、腐败现象看不惯又无力改变,只能埋怨、骂娘。某乡有一个村,前年集体筹资办了一座煤矿,每年可获纯利润26万元。然而,两年下来,村里群众不但没享受到一分利,集体反背了23万元钱债。款到哪里去了呢?据该村领导班子内部某干部透露,村班子7名干部每人私分了8万余元,另外吃了十几万元,所以倒欠债。3年前未当村干部时连造价300元的厨房都盖不起的村党支书,如今已盖起了造价2万余元的楼房,并且每个村干部都是如此。彩电、冰箱等一应家用电器,村干部也个个都有。这还能使人不“骂娘”吗?有些地方,前一段查“官倒”,折腾了一阵子竟没查出啥名堂。有些“官倒”反而变本加厉,越倒越凶,越倒越邪乎。这,怎能使人不骂娘呢?!有一位花天酒地、肆意挥霍公款的乡干部,某日吃饱喝足以后,对周围群众进行了一番形势教育:“有些人,看见干部多吃了一点,多拿了一点,就眼红,就发怨。任何事情都得正确的理解嘛。”这个干部竟要人们“正确理解”他的花天酒地,还能使人不骂娘!
纵观历史,大凡败国、乱国之徒,无不是腐败、贪心不足的“官们”。我认为,中国的改革要顺利进行,社会风气要根本好转,非整整“腐败”的“官们”不可。大多数群众是只知道埋头苦干,对社会、对改革只有益而无害。现在的“害虫”,主要是那些不执行政策,搞歪门邪道,大捞特捞的腐败的“官们”。一句话,目下对改革政策需要“正确理解”的主要是各级的官们,而不是群众。党风端正了,群众的认识也就“清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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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阔了,但别空了
金复土
据报载,某个体户携“夫人”买头排座看歌剧《茶花女》,结果睡着了。有人不解,为何出此高价去睡觉?回答说:“重要的不是看不看,而是买不买。越贵我越买,证明我的身份。”
此个体户果真阔了;一阔,话变了,脸变了,“身份”也变了,但这一阔一变,却实在有些可悲。
靠勤劳阔了,富了,那当然应该羡慕。然而,令人忧心的是,有些人一阔之后,脑子空了——文化修养、道德伦理直至法制观念等,渐渐失去,乃至荡然无存!于是,以赚钱越多,越多花销、越够刺激为“主导”,跟着钱的“感觉走”。有的人一“走”,竟走进铁窗,“走”出终生憾事。
我倒很敬佩浙江台州人的骄傲——张桂友。这位在长春市修鞋、能赚不少钱的个体户,面对一场火灾,奋身勇为、舍己救人,受到大面积灼伤。但在医院中,他想到的是国家财产,是他人的安危,是自己和家人还应照常过“紧日子”,而且决意要把别人募捐给他的医疗费献给儿童教育基金会……张桂友这几年并不太穷,但他的头脑很阔,很充实;他的“身份”未变,而精神品格却在升华!
现在社会有许多“倒挂”现象,恐怕“阔”与“空”就是其一。在此,我倒想用列夫·托尔斯泰的箴言与年轻朋友共勉:“没有智慧的头脑,就像没有蜡烛的灯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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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将来怎么办?
裴海生
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已成为一种社会流行病。
它流到教育领域,从农村到城市,大批十几岁的孩童辍学成了童工、童农、童商。在校学生许多人视学习为家长“挤压”,厌学、逃学成风。恨不得早点丢掉书包去挣钱。
它流到经济领域,工厂承包人拚消耗、拚设备,人力、资源、能源的高投入,追求高速度;流通有利,个个经商,疲劳繁忙的“商品大旅游,价格滚雪球。”……
它流到党政机关,在职干部一上任就急于为自己捞资本、苦政绩,不愿深入调查研究,草率举措,我行我素,顾不了联系群众、发扬民主和提高人员素质。
它流到我们青年的思想里,更是花样百出,数不胜数。
我们这个民族农业文明的烙印太深,小农特有的浅近、狭隘的心态,驱使不少人只顾寻求盲目冒进,寻求与己有利,而不顾长远,不顾后劲,常常引诱人们入歧途迷津,它表面上恬淡,深层却苦酸,险似悬崖,危如游丝。
我有位小学时的同学,家长是个体商业户,他们为了多个人手赚钱,我的同学在初中一年级就辍学从商。后来由于账目不精,那同学在卖货时为一宗小生意与顾客发生纠纷斗殴,一拳把人家打死,落得个铁窗待毙。
如果他多上几年学,提高文化素质,提高道德水平,可能不会如此。
教育后代是百年大计。生活中常见不少单位、企业的头头迎来送往,动辄几桌,花上几百,可要他拿出一点钱办教育却总推托“经济拮据,无能为力”。这种急功近利心态,为眼前利益而忽略长远的行为,难道不危险吗?
一个民族,倘若从官到民,都有意无意让短期化行为驱役,忙不迭地为眼前事周旋,那将来怎么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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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给活人看什么?
王庆祥
时值腊月,噩耗两次传来:父母相继去世。我心急如焚,携妻子回家奔丧。
父亲和母亲同龄,八十一岁,患病也已多年。老人不久于人世,本是意料中事。我们兄妹五人曾商议过:“活着尽孝,后事从简”。然而,我刚进家门,一番“隆重”场景却出乎想象:吹鼓手已经到位,“纸匠”也进入工作状态,男女“执殡”各司其职,满院人员出出进进,忙忙碌碌。老人灵床前,一盆纸灰青烟缭绕。
我们向“主事”的长辈委婉表达“从简”的意思,长辈说:“你们是在外边吃‘官’饭的,办大了不行,可也得看过眼去。一不穿孝,二不土埋,三不送纸儿,每人戴块黑纱,吃完饭走人,到火化场火化。至于喇叭还是要吹的,纸人纸马也少不得,这是给活人看的。”
应该子女想到的,人家替我们想到、做到了。母亲和父亲的葬礼都是在这半土半洋、半中半西、半新半旧的仪式中进行的。
我们虽然“从命”了,但未赢得“孝”的名声,事后我们得知,殡葬老人如此“小气、寒酸”,在三里五村实属少见。难怪乡亲们奚落我们“养儿不能有出息(在外工作),还不如搂锄杠的呢!”
几个月过去了,有个疑团却时常萦绕我心头:究竟给“活人”看什么?对儿女来说,孝敬老人天经地义,责无旁贷。在父母晚年,我们兄妹五人轮番侍奉赡养。母亲临终前大小便失禁,我们每天为老人洗刷被褥衣裤、擦身、穿衣、梳头洗脸。母亲病情恶化,一日大小便七八次。农村用水不方便,我的哥哥、姐姐都是在冰河中砸洞,在冰冷的河水中为母亲洗衣裳被褥。
究竟给活人看什么,难道不是“生时孝敬”,而是死后的殡葬“气派”?活着不孝,死后再排场又与“孝”何关?如是那样,最起码是曲解了“孝敬老人”的含义。老人如果泉下之灵有知,对这种铺张浪费的“孝”法,恐怕也会不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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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外烟”之怪
文洪
外国人估计中国人一年吸掉一万亿支香烟,对这巨大的潜在市场,他们垂涎三尺。四年前,《羊城晚报》曾载文《当心!他们盯着我们》。两年后,外烟果真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怪圈”。
某青工月工资不足百元,但口袋里外烟不断,说这是“排场烟”,不抽外烟不神气,吃不开。但手里“票子”不多,只好打肿脸充胖子。
吸“外烟”在青年中成为一种时髦,除冲击民族工业外,也冲击了一些人的思想。不是说用洋货就是一种国耻,但对洋货的非冷静崇拜就值得警惕。我们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管理经验、资金和人才,根本的宗旨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也可以加强自力更生的基础。而把有限的外汇用来引进大批高档消费品,绝不是一着好棋。
说来也怪,“外烟”在不少人眼里,已经不是一根小小的“白棍”,却已成了社会生活、社会心态的一个标志。除“身份证明”之外,它更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中国是重身份的国度,宾馆门口看到你西装革履、气色红润便视作上客,衣着朴素则有拒之门外的可能。“蓝鸟”、“奔驰”、“皇冠”可随意停放,“上海”就只好靠边。同样,抽高档“外烟”便暗示囊中殷实,暗示至尊无上!试看那大大小小的会议,几多人抽的不是“健牌”、“万宝路”?而这些人又有多少是自己掏钱买的呢?如果真是各位自费购买“外烟”,其中许多人早就会喝西北风了。
“外烟”也给个体户、乡镇企业的厂长们外出周旋增添了润滑剂,递上支“外烟”早已是“小意思”,在无人处塞上几条即可“天堑变通途”。整箱买进以作备用,“小钱换大钱”,值得!
由此,无证烟贩在经受了烟价的起起伏伏之后依然雄风不减,成为各城市街头一景。烟草公司、公安部门、工商部门、城管部门都该管,可谁也不管。不堵黑市香烟的来源,岂非舍本逐末?难怪人们发牢骚:“该管的不管,不像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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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醒来吧,乌纱梦!
魏信德
一个尚在读大专的青年,迫不及待地询问有关部门:他毕业后给什么样的“乌纱帽”。另有一青年,组织上安排他副职,他竟直言不讳:要给给正职!诱发青年做“乌纱梦”的,自然是“升官发财”、“官贵民贱”的现实。“官贴”、“官薪”、“官车”、“官屋”、“官吃”、“官住”……以“官本位”为核心的种种特权和优惠,对青年无疑有磁石般的引力。
社会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不能无“官”。然而,为实现“乌纱梦”,不择手段往上爬,则不足取。在我们国家,“官”应是民之仆,当官是要为民办事。把当官与寻欢作乐划等号,实为可耻。这样的人,即使当了官,也不会是一个为民做好事的“公仆”,而只会是一个谋个人私利的贪贼,终究会被人民所抛弃!
人之价值,不在于做不做官,官大与官小。人有理想和抱负,不当官也可有作为。古今中外,凡有学问者,其价值、作用和影响,常常远在当官者之上。世界上不少经济发达国家,人们就淡于为官,而尊敬学问,对干什么工作极少偏见。一位八十年代的美国驻外大使卸任后,干起了导游。我们倘若能接受当大使和当导游都一样的观念,必可省去许许多多的麻烦!
当然,此事并非那么简单。要淡化当官的观念,关键还是要改变目前这种“官本位”的现实。社会毕竟还是需要各式各样人才的,三百六十行都有利于社会和人类发展。因此,青年人还是应多做学问奔前程。大家都挤在一条“官道”上,尽做想入非非的“乌纱梦”,不仅痛苦,也不现实!
醒来吧,“乌纱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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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谁之病?
姜永生
时下青年结婚费用大半依靠父母“资助”,这是事实,也的确成为一大社会公害,但据此就说当代青年患“软骨病”,把责任全都推到青年头上,我认为有失公允。
当代青年并不都是心安理得接受父母“资助”的,更多的则是不得已而为之。以笔者为例,1985年大学毕业,转正后月工资70元,每月除掉吃饭,所剩无几,工作近四年,竟未存下分文。而我的同龄人,平均工资水平也大致如此(个别“倒爷”除外),很少听说有人攒下钱的。我们总得成家,但按现在的物价,不敢高攀什么,仅生活必需品,没有2000元能下来吗?对收入少的人来说,只好羞愧地接过父母的血汗钱。
再说,青年的收入和付出成比例吗?虽然青年人在总体上和中老年人有差距,但青年实际上在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已经担负着重要工作,他们却几乎无一例外地比中老年人收入低。一切都论资排辈,何时才是青年人的出头之日?
至于说现在有竞争的环境,有青年人施展才华的舞台,我要反问一句,这竞争是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吗?没有门路,没有后台,没有特权的竞争和有门路,有后台,有特权的竞争能相提并论、同日而语吗?基本上的硬性分配加上难以流动的社会环境,又怎么能为当代青年提供施展才华的舞台?
诚然,中国当代青年确实缺少自立意识,但自立意识的确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客观社会条件,脱离社会实际而一味指责青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若依此下药,则无异于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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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神圣考场需要净化
陈秋中
在不少大学,尽管每次考试前校方都要例行公事地作一番不准作弊的教育,尽管每次考试后,校方都要通报处分作弊者,但作弊却越演越烈。
对考试作弊,不少大学生既不认为是坏事,也不认为是丑事。在光天化日之下,他们也可以堂而皇之“研究”如何作弊。个别作弊者被查获,多数还会同情,怪他运气不好。
某些课程索然无味,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也是学生作弊的一个原因。有些课程观点、内容过于陈旧,无法解释现实中的问题,教师说服不了自己,更说服不了学生。难怪有人认为,这种课程没有学习的价值,连考试照抄一遍都不值,何必浪费时光?对这类课,作弊成了应付的主要手段,而且人越来越多。
在不少作弊者看来,教师和学校对作弊是默许的。在考场上,不少监考老师常常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作弊行为视而不见。学校处理作弊问题,一般也是“杀鸡给猴看”,心也慈,手也软。作弊人数如此之多,法又如何责众?
社会上日益增多的虚假现象,对年轻的学生心理上也是一种冲击。有些关系到国家命运前途的重大事情还有人作假,考试作假充其量不过是小巫见大巫而已。社会用低收入糊弄读书人,读书人便用考试作弊糊弄社会。
当然,最终被作弊糊弄的,还是自己。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如此严重扭曲的作弊心态,是否也应该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和反思,以改进工作,净化神圣的大学考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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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只属于女人的美
夏燕
在当今青年中流行着一句话,叫做“阴盛阳衰”。中国女排威震四海,生活中有“妻管严”、“床头跪”。无怪有些男士哀叹:中国没有女人了。
我深明其意:男士们在赞叹女人在社会各领域取得优异成绩的同时,他们埋怨现代中国女性身上少了点温柔和贤惠。
究其原因,女性在现代家庭中经济地位的提高,使妻子对丈夫的依附关系消失了。传统的女性不能参与社会工作,没有独立的经济收入,他们必须依附丈夫。丈夫的倒霉,意味着她生存能力的丧失。因此,传统女性的价值只能体现在做贤妻良母上。而现代女性则不同,有工作,有独立的经济来源,生活有保障,自身的价值不仅在丈夫面前,同时也在社会面前得到承认。这样,她们便少了一分依顺,多了一分自信。“我拿的钱一分不比你少,凭什么要侍候你!”
其次,现代女性在生活中扮演着多种“角色”,也使“女性不女”了。每天8小时要像男人那样工作,挣钱;回到家立刻换装,变成妻子,变成母亲,买菜做饭,洗衣理家。若遇到不顺心的事,“角色转换”便有了男人的影子。我有一个女朋友,结婚前像只轻柔的小鸟,前不久她带孩子看病,因一点小事与人发生争执,对方的一句“泼妇”令她震惊,事后她伤心地问我:“燕子,我变了吗?”我无言以对,心里却清楚:是繁重的生活改变了她。
面对当今中国“女人不女”的“危机”,除了希望男士多一分理解、助力外,我认为中国女性应加强自身修养和对人生的理解。美满的人生不仅仅是事业的成功,还应加上生活的幸福。温柔的性格,细腻的情感,贤惠的行动,是女人特有的魅力,也是一种美,一种只属于女人的美,美得像水,潺潺的,柔柔的。这种美,将使女人的事业更加完满和充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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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闲话“整明白”
晚国波
“整明白”这个词儿在东北某些地方很流行。要想晋级、提干,有人劝你去跟领导“整明白”;企业需要生产资料,常常要派专人去和有关部门“整明白”;老百姓有个大病小灾,也有人提醒去和医生“整明白”……如果有事没办成,准有人笑话你“没整明白”。
“整明白”,意思无非是指把那些管事的人“打点”好,使事情办得顺利一些。这个词儿虽然东北地区有,但所表达的意思却是各地区的群众都很熟悉的。有些事情本来很容易办,但就是办不成,非要拉关系、走后门去“整明白”不可。结果是办事的人丧失人格,管事的人丧失原则,人格和原则作了交易。
当今社会,凡事能“整明白”的人其实并不多。他们被称为“有活动能力”、“会来事儿”、“脑瓜儿开窍”、“人缘儿好”,看上去都是些赞美之词,其实包含贬义。
由于这些人八面玲珑,深得某些当权人的“喜欢”,即便工作不称职,也常能受到提拔、重用,一些“纪律”、“硬性标准”在这号人面前“软”了,亲戚朋友就业、户口进城等等自然更算不上什么难事。有位青年刚参加工作不久,而且政绩平平,可他整得“明白”,不但入了党,转了干,还被评为助理工程师;在“文凭热”时,有人竟神不知鬼不觉地弄到了大专文凭,好事接踵而至……但对于大多数平民百姓来说,由于他们没有那么多财力、机会,也舍不出脸面去将样样事情都“整明白”,因而经常是四处碰壁。
“整明白”不仅损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也使一大批有真才实学又光明磊落的人才报国无门。我们应该深化改革,加强法制建设,将这个问题纳入民主与法制的正常轨道来加以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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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某大学法律系毕业生杨芝到海南岛求职,对分配的工作不中意,“流落”在海口摆馅饼摊。据她介绍,她是第一个把北方风味的馅饼带进海南岛的。
本报记者 孟仁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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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青年热门话题”有奖征文由华北制药厂、团中央和本报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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