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与大学生沟通心灵
——华东化工学院院长陈敏恒谈“高校如何开展形势教育”
本报记者 萧关根
牢骚反映了不成功不适应，师生都有必要接受适应商品经济的教育
记者：陈院长，听说你们要在这个学期对教师进行“理解社会主义、适应商品经济”的文化心理的理论集训，以便把形势教育引向深入。这倒是件新鲜事，你能简单谈谈吗？
陈敏恒：理论集训在３月２５日正式开始。第一期主要是基础教育部的教师，每期集训两个月，要开设《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十三大路线与社会主义改革》等课程，还要办经济、思想、心理等讲座。打算在４年中把教师集训一遍。从下学期起，准备把原来的四门政治课改为《历史与国情》、《西方社会分析》、《社会主义的改革》、《马克思主义与哲学方法论》。
教师是学校的长住户口。优化育人环境首先要优化教师队伍。大学是开放的又是“不设防”的场所。教师对学生提出的问题无法理解和回答，如学生提出要“实现自我价值”，而我们的教师只是强调“奉献”。两者对不上号，也结合不起来。因此，形势教育要深入，就必须训练教师。
问：你曾多次说过，中国人十之八九有一种病，就是不理解社会主义，不适应商品经济，心态不平衡，牢骚多，怨言多。形势教育以至整个学校教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治这种病。使大家正确理解社会主义，培养适应商品经济的心态。不知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答：是这样。我认为，大学教育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理想教育，是教育学生毕业以后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对国家的发展前途信心不足，对不正之风、腐败现象看得很重。形势教育，就想从历史的发展来理解社会主义，认识到再回到过去那种僵化的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搞资本主义也不行。只有坚持改革，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商品经济是不可避免的。我们多数人不适应商品经济，他们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下形成了一种服从分配，等待安排的心理状态；不是去主动进取，更不愿冒风险，但期望又很高，达不到期望就怨天尤人。就以学生来说，对于毕业分配很不满，因为没有选择职业的自由；试行“双向选择”以后，又说没有好爸爸，找不到好工作，牢骚很多，以致厌学。其实，没有好爸爸应该更努力学习，凭自己的真本事来求得好工作。这才是积极的态度。教师也有这种情况，给他安排工作不满意，要他自己选择又缺少勇气。
我认为牢骚是不成功的表现。环境是客观存在，一味地埋怨指责并不能适应和改变环境。现在的环境比过去自由度大多了，我们到底利用了多少？心态端正了，能适应商品经济了，就会感到有许多事情可做。
形势教育应针对学生的思想困惑，启发他们的理性思索
问：你们曾动员干部“沉”到学生中谈心、对话、座谈，共收集了３００多个问题。能否分析一下？
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很多是全社会关心的问题，他们提得更明确，如“我们会生活在恶性的通货膨胀时代吗？”“官倒现象说明了什么？”“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公平和效率有什么本质区别？”“中国改革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缺点加资本主义的优点？”等等。这些问题有很明显的政治性，也有比较深刻的文化心理背景。从所提问题看出大学生的心态是不适应商品经济。但是他们希望求得答案和端正心态的要求比一般人要迫切得多。因为他们都是青年人，生活道路刚刚开始。如果在踏上社会前没有比较好的心理素质，今后会十分苦恼的。
问：从这一点上说，大学生是很愿意接受形势教育的，但是，大学生思想活跃，又喜欢思索，思想上的困惑很多。如果像过去那样采用居高临下灌输的办法，给他们一个简单的答案，恐怕收效不大，还会引起反感。
答：在设计形势教育时，我们想到了这种情况，努力在教育内容和形式上有新的探索。我们的责任不是为学生提供答案，老实说，这些问题我们是无法讲清楚的，只能为他们提供思索的材料，帮助他们自己作出正确的选择。我们举办了以“困惑、思索、选择”为主题的经济、文化系列讲座。经济系列讲座是针对学生最关心的改革形势中的热点和疑点，帮助大家消除思想上的困惑，有的讲座很受欢迎。文化系列讲座讲了５个问题：“新自由论”、“社会主义平等”、“社会选择与个人选择”，“自我的境界”、“人生、困惑与追求”。这个系列讲座是想为学生提供思索改革形势，作出正确选择的理论知识和思维框架。学生听了文化系列讲座的反应是：要理解改革，就需要理性思索，而不是看到现象就发高论。
摒弃灌输法，以系统讲座和讨论帮助学生树立责任感，不轻易诿过
于人
问：据我所知，对于这两个系列讲座，你们是作了比较充分准备的，文化系列讲座已出了５本书。但是，这种做法是不是仍属于灌输？
答：所谓灌输，是指只讲一种观点、理论或主张，要大家别无选择地接受。我们的做法不是灌输。因为我们的系列讲座强调系统性，就是要作纵向的历史的分析，又作横向的比较，除了讲马克思主义外，还要介绍各种思想流派，让大家选择。此外，除了讲座，还有各种学生自我教育、平等探讨的活动。有些学生读过一些书，能言善辩，但认识比较片面。我们组织他们参加“社会认知研讨班”，实事求是地讨论如何评价改革形势等问题。还有一些学生有许多想法但又不善言辩，我们聘请各种专家、社会名流每月进行一次“社会主义改革与我们的选择”的社会人生咨询。采取个别答疑的方式让他们尽情地诉说心中的疑问，表达自己的看法。
这些做法使学生有一种参与感、自豪感，不会感到是“外在灌输”。
最近，部分学生对学校规定四级英语统考不合格者不给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的做法有意见，给我写了一首打油诗：“四级不过，‘证书’不给，学生无过，学校有过。”我就此写了一封公开信，请大家讨论分析“谁之过？”因为，这件事反映了一种心态。无论什么事情，自己不承担责任，总是责怪别人，责怪学校，责怪国家。这是长期养成的一种不正常的心态。现在机关干部、教师和学生都在讨论，教务长办公室在讨论中发现并公开纠正了５年前有关英语考试问题的一个失误。学生的看法也有了变化，他们又写了一首打油诗：“四级不过，学校无过，证书不给，学校有过。”
系统讲座结合讨论学校中的实际问题，就不会使学生感到是居高临下的“灌输”，也许效果会好一点。
问：现在都在搞形势教育，但效果不一样。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种意见认为，这与一个单位工作的好坏和领导作风的好坏有很大关系。工作马马虎虎，作风又不正，群众对你看不顺眼，你讲的道理即使是正确的，大家也听不进去。这就叫要入耳入脑，还得先入眼。这种讲法有道理吗？
答：这种讲法有道理。群众中对形势的不少看法，实际上是由于我们工作上的失误和不正之风引起。你自己有许多问题，对群众进行教育缺少说服力。本单位工作有成绩也能鼓舞群众对前途的信心。我们拍摄、播放了反映学校改革进程和成果的录像《走出低谷》，大家看了以后有个说法：“化工学院能走出低谷，我们国家也有希望走出低谷。”从另一方面讲，形势教育也促使我们搞好工作，深化改革，我们这个学期的重点是“整顿工作秩序，优化育人环境。”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知识界纵横谈
“按劳分配”还是“按收分配”？
吴常德
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社会分配的公平堤坝不断出现崩塌，首当其冲的是知识界。
收入“脑体倒挂”，早已是众所周知的社会病。不料近年来在脑力劳动界的内部，又出现了一种新的“倒挂”。
这种“倒挂”发生在部分高等学校。随着高校“有偿服务”、“创收热”的兴起，兴起了一种新的分配方式，即按创收多少的比例分配。有人说，我们一向倡导的“按劳分配”原则正在悄悄地被“按收分配”所替代。在实行“按收分配”的地方，那些占用学校人力、物力、财力搞开发、办公司的人，其收入远远超过搞教学、办科研的人。甚至有些名牌大学年近古稀的老教授，也不得不与青年工人一道“按件计酬”搞装修彩电的“公平竞争”。
不可否认，通常情况下工作上的“多劳”与经济上的“多收”是成正比的。但在高等学校这块带有特殊价值判断准则的领地上，“多劳”与“多收”不能简单划等号。诚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高等学校允许搞创收，应当“出经济效益”，但毫无疑问，它更应当多“出人才”、“出成果”、“出精神文明”。而这后“三出”的“多劳”，是难以用前“一出”的“多得”判定的。因此，我们在讨论高等教育适应商品经济发展时，必须研究一个新课题，那就是如何在高校确立“主体受益”的原则。
这里的所谓“主体”，是指构成高校工作队伍中的主要部分，即直接担负教学、科研任务的广大教师及有关人员。他们是教学的主导、科研的主力，当然也就是学校的主体。
高校的主要任务是教学与科研，在高校内部建立竞争机制，就应当更多地鼓励那些为教学、科研作出贡献的佼佼者。对于那些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去“创收”的人员，固然不应受歧视，其合法权益应受到保护，但也不宜使其收入脱离从事教学、科研的“主干”过远。在同一所学校里，还是要在整体上体现“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用以调整人们的利益关系；而不是搞“按收分配，多收多得”；更不是什么“我们搞创收的养活了你们讲课的”。与此恰恰相反，如果高校没有一支高水平的教学、科研队伍，它就“校将不校”了。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专题调查
山沟里如何飞出高科技
——湘西建南机器厂的调查
本报记者 王溪元
在贫困的湘西山区，居然出现了一个高科技企业，这就是地处怀化市的建南机器厂。这里是我国最大的计算机磁记录设备配套基地，它的产品覆盖国内市场面积达５０％多。最近，该厂与华中理工大学联合研制成功“４０兆磁盘伺服码刻写装置”，打破了个别技术先进国家封锁有关技术、垄断国际市场的局面。
记者在调查采访中发现，这个厂本来并没有多少优势：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只有一两名，资金并不充足，原有设备也较简陋。那么，他们怎样靠高科技起家的呢？
敢于竞争
“建南”原是搞电子设备的“三线企业”，１９７１年创建，１９７４年下马。宣布下马容易，可是全厂２００多人怎样安置？于是搞起了农、林、牧、副、渔，在“以农养工”中苦度日月，１９７５年在企业整顿中出现转机。经受过苦日子的人们一旦苦尽甜来，往往显得特别团结、肯干。１９７６年国家要搞磁带机，该厂虽然在参战的６个厂中被排在第６位，但是他们憋足了劲头，全厂上下日夜奋战，结果是他们厂的机器最先转动起来。当时的拨款办法是“见苗浇水”，电子工业部将２０万元资金交给了这个厂，他们在１９７７年初就拿出了样机。一步抢先，步步主动。此后我国发射火箭、卫星、导弹时，都使用了该厂的磁带机。
瞄准市场
有人说，这几年我国电子工业走入低谷。曾被誉为“电子城”的北京酒仙桥一带的１０多个研究所和专业厂，其中就有不少技术人员“上班无事看小说”。建南呢？为了完成大批的国内外订货任务，经常要加班加点地干！
向建南人问原因，厂长尹学仁回答说：“产品要瞄准国内外市场。”事实上，建南厂是看到了国内外计算机大发展的趋势，瞄准计算机外部设备，开发与其配套的高科技项目，这是近期国内许多企业不敢涉足而国内外市场又大量要货的项目。
现在建南厂已成为世界著名的磁头生产厂家之一，它的产品已成批量地进入美国、西欧、东南亚市场。该厂除在香港、深圳等地办起了７个“窗口企业”之外，还在美国、日本办起了销售公司。
重视人才
建南厂的党委书记邹志钰说：“我们厂之所以能够在高科技领域中不断取得成果，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就是有一批勤勤恳恳、勇于开拓创新的科技人员。”我们到许多住户走了一下，发现这里的技术人员的居住条件普遍高于包括党委书记在内的其他人员。据了解，奖金数额也是如此。
现在管生产的副厂长王定才，是邹书记在１９７７年从北京电子工业部第十设计院请来的专家。为了说服王定才，邹书记同他从下午谈到午夜１２点，因为没有公共汽车了，邹书记步行从万寿路回到崇文门旅馆。负责磁带机线路试制的左道能患病毒性脑炎住院，为了抢救这个人才，党委副书记朱茂雍带着５个人用汽车拉着吃的、用的到长沙去护理。
记者曾问总工程师李元明：“你们厂的技术人员为什么肯拚命？”
他笑着说：“道理很简单——士为知己者死。”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呼声
教育乃体育振兴之先导
我国体育优势项目发生滑坡，在整个社会引起强烈震动。当今中国体育的滑坡正是这十年来改革中发展教育不足的根本反应。
众所周知，体育是由学校体育、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所构成。而学校体育是体育的最大支柱，竞技体育的基础是学校体育。学校体育却植根于教育的土壤里，没有发达的学校教育就没有高水平的学校体育。教育萎缩，教育的倾斜，必然直接影响体育的发展。现今体育优势项目出现人材青黄不接，面临断档的危机正是教育的故障所致。
纵观我国现行的体育体制，体育与教育脱节，体育不重视教育，我国众多获得世界冠军，领取奥运会奖牌的选手仅仅具有小学文化；而那些在无数次考试中的获胜者，闯入高等学府的一代精英，却多半是苍白的面孔和衰弱的身体；凡是参加国际国内的重大体育比赛都青一色出自省、市、自治区运动队的运动员担任。而在欧美体育发达的国家里，参加奥运会的选手中，许多都出自大学。多年来，我们的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严重地存在急功近利的指导思想。忽略了人的成长发展的客观规律，轻视了教育之功能和作用。在我国各省、市聚集了一大批集训的青少年学生，他们看重追求的是强化运动训练，而文化学习则是在他们退出体坛后的事。对于这些少年运动员，要更多地给他们受文化教育的机会。
广西气象学校 覃柏生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思想库
现代高等教育是一个特殊产业
本报记者 陈兴贵
李恩元，１９５１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工学院。毕业后在清华大学担负水利、机械、原子能、力学等学科专业建设的领导工作达３０年，１９８２年任北京轻工业学院院长，现任北京联合大学校长。
记者：高校的体制改革需要突破，您认为当前的关键问题是什么？
李恩元：我觉得要谈教育的体制改革，对现代高等教育进行再认识十分必要。正如大家常说的，首先需要转变一下观念。现代高等教育，一是与大生产相联系，二是与商品经济的发展相联系，三是与新的科学技术的发展相联系，四是与精神文明的建设相联系，五是与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化相联系，还可以举出很多。这些特点，说明现代高等教育，是改善和提高劳动者素质和劳动能力的一个产业部门。这正是我考虑高等教育改革的出发点。
记者：照您的看法，现代高等教育是社会经济发展中至关重要的产业部门，即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也应当适用于高等教育的体制改革。您是否这样看？
李恩元：这正是我反复考虑的问题。
记者：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工厂产品要适应市场、“适销对路”提出问题的，难道高校的体制改革也要从学生的“适销对路”入手？
李恩元：完全对。工厂生产产品要由市场引导，适销对路，高等学校学生也一样，要适应人才市场的需要，要“适销对路”。我认为这正是教育体制改革的突破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政府机关实行公务员制，人才市场的发展，竞争机制必将引进人才考核、选拔、任用、招聘、培养、奖惩的全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企、事业单位对高校毕业生也必然用考核、招聘的办法代替统分和组织调配（个别特殊专业除外）。不论毕业生质量如何，也不管是否符合社会实际需要，全部由国家包下来的老办法势必要改变。这种变化，使高校培养学生就必须考虑“适销对路”。我这里说的“适销对路”包括专业设置、培养模式、教学内容、培养方法、学生素质等方面。
记者：“适销对路”将改变高校的办学模式。
李恩元：是的，它首先有利于克服高等学校长期以来形成的封闭的、自我完善的体系、思想观念和思想方式，在观念上有一个突破，促进学校主动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其次，就学生而言，有利于在学生中明确求学、求职的观念，使学生自觉地去挖掘自身学习的潜力和积极性。再者，为改变高校的“围墙模式”，建立开放式的教学体系架桥铺路开道。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条，使高等学校直接受社会的检验、评估和调节，把高校直接置于社会评估的大系统中，使高校产生压力，使学校时刻关心培养学生的规格、层次、质量，不忘和自觉地加强同社会的联系，提高教育改革的自觉性。
记者：您关于“适销对路”思考颇有道理。但实施起来则是一个难题。
李恩元：这正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即高等学校要实行政、校分开，所有权与办学权分离的原则，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没有这一条，“适销对路”是做不到的。
人们历来把高校看做隶属于某一政府部门的事业单位，形成了高等学校对于政府部门的依附性。在这种体制下，对学生“统购包销”，学校用不着考虑“适销对路”，也用不着花费功夫去考虑社会的需要，主管部门要怎么办就怎么办，学校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与其说学校在办学，不如说政府部门在办学。学校千校一面，万人一书，几乎是一个模子浇铸出来的。这种状况是与大一统的计划经济相配合的。这种体制，与商品经济的需要很不相适应。
问题很明显，学校培养的人才要做到“适销对路”，学校就应当是独立的社会实体和法人，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要保证学校有依法自主管理的权力，保护学校正当的办学权益。
记者：在这方面，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是否也值得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参考呢？
李恩元：有人说，学校培养的是学生，与物的生产不一样，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难于借鉴。我不完全这样看。毫无疑问，二者是不相同的，但就高等学校作为生产、造就、培养高智力劳动者的产业部门而言，在产业属性上高校与企业就没有太多的本质上的差别。不论是培养人，还是生产产品，都需要社会、市场的认可，都要从对上级政府部门负责转到对社会经济的需求负责，都需要“适销对路”。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高等学校并非不能借鉴。
记者：企业实行政、企分开，独立经营，是同承担风险联系在一起的。高校有了办学自主权，成为独立法人，也应当承担风险。您对这一点不知是怎样考虑的？
李恩元：当然，学校要承担风险。我考虑过了，学校有了办学自主权，不一定就能办好学校。权力和风险是联系在一起的。在各个学校有了办学自主权以后，为了使自己培养的学生适应商品经济和科技发展，竞争就不可免了。伴随着竞争，出现“优胜劣汰”，风险就会接踵而来。学校就不能不时时考虑自身的适应能力，应变能力，竞争能力，考虑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素质，完善适应竞争的机制。这种危机感，正是学校教育改革的原动力。目前一些长线专业已处于被淘汰或改变专业方向的状态，一些社会急需的专业得到发展，正说明了这种变化。
记者：在这种新的体制下，学生和教师的观念与行为也要与之相适应。
李恩元：是的。商品经济的发展，不仅要求各类专业的学生掌握有关专业的科学技术，还要了解商品、市场，懂得技术决策、经营决策、产品决策，以至政策上的决策。学生学习的理论、知识日益要求多种学科的综合。必须改变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反映在高等教育上形成的单一学科的培养模式，建立学科交叉综合培养模式，并要求学生具有相应的文化素养，在德、智、体、美几个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提高适应商品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综合素质，具有较强的信息意识、竞争意识、应变意识、开拓和创新意识，一句话，就是要培养学生的自我适应能力。这种自我适应能力反映了学生的质量。为此，高等学校就不能不进行与之相应的改革，如办学方向、办学层次、专业设置、知识结构、培养模式、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社会实践、学校管理、思想教育、教育评估等等，以力求建立学校自我调节、自我适应社会需求的机制，这样，学校才能存在和发展。要保证高质量的人才，学校对教师的要求、培养、待遇等，就不能不进行切实的改革。唯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起学校教师、学生和管理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竞争中，在适应社会需要中形成自己的风格和特色。从这一点说，风险就是动力。
记者：这样一来，各校会不会偏重发展与当前经济联系紧、见效快的专业和学科，而一些从长远发展看非常需要，但见效慢的专业和学科被忽略？
李恩元：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这也是我经常与教育同行们议论的话题。这个问题说明，与发展商品经济一样，需要有国家指令性计划。学校的培养计划应根据国家指令性计划和人才市场的需求来制订，恰当处理当前与长远需要的关系，避免教育上的短期行为。涉及到长远需要的新科学技术和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专业和学科，要用国家下达指令性计划来解决，大学校长必须保证完成指令性计划。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破校舍和新庙宇
农民富裕后，并非都能把钱用于培养下一代。右图中河南省商丘县包公庙乡中花楼村小学的学生有的有课桌没凳子，有的有凳子没课桌，有的桌凳全无，倚墙席地上课（上）。而当地农民却集资数千元，于去年春天在学校附近修建了一座颇有气势的庙宇（下）。
戴明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