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略论“五四”的爱国精神
雷颐
爱国主义是五四运动的主要内容和特点之一。五四的爱国精神比前此“变法图存”的维新运动和“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意义和更为复杂的思想内容，但长期以来，对其深层的复杂意识却很少注意。
当共和徒具虚名、辛亥革命的成果令人失望的时刻，一批具有新知识和历史使命感的知识分子便开始了对失败原因的反思与探索。他们力图透过表面政治现象，在更为广阔的文化背景中探究失败的根源。这样，一场以批判传统文化、弘扬民主、科学来“改造国民性”的新文化运动便由此发轫了。
但问题的困难在于，他们用以启蒙的武器——民主与科学，恰恰来源于侵略中国、危及中国存亡的西方。于是一个尖锐的矛盾便摆在他们面前：既要反对侵略，奋起救亡，又要用西方的文化来批判自己的本土文化。这样，他们必然要进一步探寻国家是什么，爱国是什么，这个国值不值得爱。陈独秀发人深省地说：“要问我们应当不应当爱国，先要问国家是什么。原来国家不过是人民集合对外抵抗别人压迫的组织，对内调和人民纷争的机关”（陈独秀：《我们究竟应当不应当爱国？》）。高一涵则在《新青年》上连续撰文，探讨国家的起源与本质，介绍西方的各种国家学说。他们热情宣扬以西方的契约论为基础的国家观，即认为国家是人民意志协约的产物，尽管这种把国家作为一种精神意志产物的观点并不正确，但毕竟破除了“皇权神授”、“朕即国家”的神秘观念，实际上批判了“国家神圣”的国家崇拜论，由此必然得出“国家非人生之归宿”的结论。他们认为，国家并非人生之归宿，它只是求得归宿的途径。人民国家有互相对立之资格，国家对于人民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亦有权利；人民对于国家有义务，国家对于人民亦有义务。这样，他们拒绝了国家高于一切、位居人民之上的观点，明确提出了国家与人民应当相互承担权利和义务。
在此，新文化运动的先锋们突破了中国传统伦理本位的国家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与“家”紧密相联，“国”只是“家”的扩大。从“男女有别”生出“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由父慈子孝推衍出君礼臣忠，从家庭伦理关系而逐渐推衍出国家政治原则。这样，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犹如与家庭的关系一样，是一种无法摆脱的伦理关系。这种伦理本位的国家观无疑与现代商品经济社会格格不入。劳动力成为商品的一个先决条件是劳动者必须没有任何人身依附而能自由出卖。契约论国家观恰恰体现、反映了这种精神。正是根据这种国家观，陈独秀激动地说：“国家者，保障人民之权利、谋益人民之幸福者也。不此之务，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爱国心与自觉心》）。也就是说，个人与国家之间并没有一种“天生的”必然关系，当国家违背人民意愿时，人民亦有权要求国家必须按人民的利益行事。这样，他们将国家与个人之间的垂直的纵向关系变为一种平面的横向关系。换句话说，国家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鼓舞群伦，使充其本然之能”，“谋充各得其所”的手段。
但是，尽管他们得出了若国家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其国也存之无所荣，亡之无所惜”的理性认识，却无法从感情上割断与生于斯长于斯的国家的联系。这种理性与感情的冲突，造成了他们内心的巨大痛苦。他们力图寻找更为根本的救国之道，“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这样，改造“国民性”就成为救亡的迫切任务。于是，救亡与启蒙便某种程度地统一起来。
面对中国社会现实，陈独秀感叹道：“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退化，如此堕落，即人不我伐，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我之爱国主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是一种普遍的情绪。鲁迅借“狂人”之口怒指中国传统的“仁义道德”吃人，在一代青年心中激起强烈共鸣。陈独秀甚至激愤地责备中国人“沐浴不勤，臭恶视西人所畜犬马加甚；厨灶不治，远不若欧美厕所之清洁。……然此犹属外观之污秽，而其内心之不洁，尤令人言之恐怖。”（《我之爱国主义》）这样，出路只有一条，即用西方现代文化彻底改造或完全取代中国传统文化。使人颇为惊讶的是，大力宣扬科学精神的陈独秀，在转向马克思主义的１９２０年竟至热情地赞颂西方的基督教，并责备自己的祖国说：“中国社会麻木不仁，不说别的好现象，就是自杀的坏现象都不可多得”，因而“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他还列举了基督教传入中国后，引起种种冲突的十种原因，说道：“上列十种原因当中，平心而论，实在是中国人底错处多，外国人底错处不过一两样。他们这一两样错处，差不多已经改去了。”（《基督教与中国人》）从这些激烈又极端的言辞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撞击尽管伴随船坚炮利而来，却具有促进中华民族猛醒的积极意义。但是，在摆脱了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和偏激的民族主义之时，黑暗的现实又使他们难免会产生一种民族虚无主义的激愤之情。
他们之所以完全、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更深刻原因，则是在他们的历史观中，东西两种文明是时间性而非空间性的。他们认为“西方文明”是进步发达的，而“东方文明”是保守落后的，至多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例外。“各国之制度文物，形式虽不必尽同，但不思驱其国于危亡者，其遵循共同原则之精神，渐趋一致，潮流所及，莫之能违。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陈独秀：《敬告青年》）李大钊亦认为东方文明是“静的”、“保守的”，而西方文明是“动的”、“进步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应该说，东西文明是在彼此基本隔绝的条件下历史地发展起来的两大文明，必然有着极大的差异，因此彼此很难照搬。但并不能由此陷入文化相对主义，得出人类文化、历史发展没有共性、没有共同参照系的结论。当西方列强用火与剑征服东方、把世界纳入自己的体系的时候，就迫使人们把不同的文化比较，用一种共同的标准来衡量孰优孰劣，做出取舍。被誉为五四运动的代表人物陈独秀也决断地认为，“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陈独秀：《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正是这种文化趋同论和单一直线发展史观，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扫清了思想障碍。
可以看出，“五四”爱国精神反帝却不盲目排外、爱国却不闭关自守，超越了狭隘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达到新的高度。当然，人们可以很容易地指出他们学术的谬误，但他们本来就不是在谈学术；也完全有理由批评他们思想的偏激片面，但他们本意就是要偏激，就是要用尖刻的言辞唤醒国人，用激烈的批判来“改造国民性”。也惟其如此，才能震聋发聩，开启了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新时代。今日时代不同了，在七十年前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激愤之词已成为过往烟云，但是，透过这些激愤的言辞，五四先锋们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热烈真诚的爱国激情及在理性与感情冲突中的痛苦灵魂，依然清晰可见。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对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思考
聂海鹰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十年，成绩显著，问题也不少，应及时认真总结。本文拟以国内经济周期波动为线索，以体制转换为背景，对我国十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进行某些反思。这样反思，是为了避免把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长与波动完全归结为政策的得失，有助于区分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两种不同性质的制约因素，即现存体制的制约和客观生产力水平的制约。
一、增长与波动
对我国主要经济指标的综合分析证明，我国经济增长客观上存在着周期性波动，即经济扩张和经济收缩的交替循环，而这种经济周期波动很大程度上是由投资周期波动引起的。根据统计分析，固定资产投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经过１９７９—１９８２年的摸索准备阶段，已进入了规模发展阶段。１９７９—１９８７年，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金额为２２８亿美元，实际使用金额为８９亿美元。这一时期外商直接资本的投入，除了受国际直接资本流动格局的影响和我国吸收外资政策的刺激外，也受到国内经济波动和投资波动的制约。统计资料表明，同期的外商直接投资协议金额增长率、社会总产值增长率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之间呈现极大的正相关性。这是因为我国经济周期波动中，工业和建筑业的波动幅度最大，投资增长率最高，加工工业扩张迅猛，从而诱导外商直接投资流向这些领域并与之共振荡。这表现在一方面国际直接资本的流入受到投资周期波动的制约，另一方面现有外商投资企业的运行，也面临波动周期中经济收缩阶段的供给不足和资源“瓶颈”的影响。
二、矛盾与困境
我国历经十年改革，正处在新旧体制并存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定体制既是上述经济周期波动的成因之一，也直接制约着国际资本向中国的流入。我们主观上虽然希望外商投资企业按国际惯例经营，但是客观上外商投资企业只能在现有体制中变通发展。
我国投资环境存在着各种问题。其中既有受生产力水平制约的运输、通讯能力低和能源、材料短缺等硬环境问题，又有法制不健全、行政办事效率低等软环境问题。如果与某些发展中国家比较，我国投资硬环境并非相差甚远，法制不健全、行政办事效率低等问题，经过中央重视与各方努力，也有较大改善。相比之下，更不易解决的是现行体制下没有形成必要的市场体系，缺乏统一的生产资料、资金和劳务市场。由于没有统一的生产资料市场，外商投资企业又不能购买平价生产资料，因此所需原材料往往有价无货；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市场，现行体制下财政银行资金又主要实行计划分配额度，用于外资的配套资金十分有限，致使外商投资的配套资金长期不足；由于没有劳动力市场，外商投资企业所需人才和闲置人员往往处于进出两难的境地。
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投向分布大致是，饭店服务业占４３％，农牧渔业占２％，能源（主要是海上石油勘探开发）占３４％，原材料占４％，其它工业行业占１７％。资金投向明显偏于饭店服务业和轻加工工业，这对我国现有不合理的产业结构难以起到优化作用。形成这种外资投向格局的直接原因，是国际资本投资的战略目标与我国吸收外资战略目标的差异，而深层原因则与我国现行的新旧双重体制有关：一方面是旧体制中我国的价格体系与国际市场价格体系相比长期不合理，即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等基础产业的价格偏低，制成品价格偏高，这种不合理的价格体系自然会导致外资投向的倾斜；另一方面是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后，加强了企业谋求利润的动机，而企业预算约束软化状态并未根本改变。于是，投资“饥饿”加价格扭曲，势必导致外资投向不合理。上述情况说明，在引导外资投向上，真正意义的市场机制的作用并不大。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经营管理中最严重的问题是主管部门的行政干预，它涉及企业的经济利益、人事安排和发展规划等，严格说这并不是企业自身的经营管理问题，而是政府与企业的关系问题。我国旧体制下的企业长期附属于政府行政部门，企业产权没有明确界定，国家的利益就代表企业的利益。这种旧体制下形成的固有观念，使政府行政官员把企业的内部经营管理也视为己任，尽管是外商投资企业也往往同等对待。而在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宏观管理上，由于行政性的简政放权，却一度出现政出多门、管理失当的现象，尤其是在税收上，各地竞相攀比优惠税率，而国家统一的行业优惠却不突出。
三、前景与出路
从国际看，国际直接资本流向的总格局是，３／４的国际直接资本流入发达国家，其余的大部分流入高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同时，一般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竞争激烈，我国尤其面临东盟国家的竞争。从国内看，控制社会总需求，压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是我国今明两年的主要任务。因此，受国内外客观环境限制，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不会很快。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努力提高外资效益，优化外资投向。
目前外商直接投资的投向虽已转向生产性行业，但短期内还不会转向瓶颈产业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必要综合考虑内外资的投向，在外资投入较多的加工工业部门适当压缩内资的投入，以便能够更好地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现行体制的弊端和经济过热的环境对外商投资企业影响很大。尤其是高通货膨胀率和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涨，使现有外商投资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下降。这也增加了酝酿中的来华投资的可行性研究的难度。因此，在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抑制通货膨胀的同时，还需要具体采取一些政策措施。
为解决配套资金短缺问题，有同志主张把外商投资企业所需资金划入计划内，但我国计划内资金数额有限，用途明确，很难再分割出一块。另外，从长远看这种办法也似乎与形成市场机制的改革目标不相吻合。看来，重点只能放在整治环境和鼓励多办独资企业上。独资企业产权明确，对形成政府与企业的合理关系和形成竞争性市场都是一个有力的外生因素。从这个角度看，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不仅能够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而且对形成市场机制、促进改革深化还是一个有效动因。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五四与现代中国——五四新论》读后
马学新
当五四运动７０周年的时候，我们高兴地看到，全国知识界以一种异乎寻常的关注来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揭示的主题——传统与变革，迄今仍是迈向现代社会的中国人苦心求索的时代主题。现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五四与现代中国——五四新论》，汇集了中国知识界为纪念五四７０周年而对五四所作的全面审视与思考。
在最近几年“文化热”中，“新儒家”不胫而走，他们提出的“五四断裂说”、“现代化不等于西化”等论断，也成为目前五四讨论中争论的“热点”。在这本文集中，包遵信的《未完成的涅槃——对“五四”的反思》和高力克的《五四启蒙与中国文化》就对这些论断作了学理上的辩难。包遵信强调了“传统文化在总体上和现代化是一逆向的精神力量，无法适应现代化的要求”；“反传统是现代化与社会变革的必然逻辑”，因此反传统不仅不能等同于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而且五四的成就正在于对传统的批判，对孔孟的超越。高力克也反对把五四称之为一场全盘性或彻底性反传统的文化批判运动。通过对五四知识分子世界观的透视，他的结论是：五四启蒙学者远不是某些历史著作所描绘的那种坚定不移的反传统主义者，他们在传统与现代化这一根本问题上所表现出的犹疑、徨惑，恰恰表明他们与传统的形离神合；五四知识精英世界观的二元论倾向更是折射出传统的深刻影响。
确实，五四是未完成的涅槃。那么，新文化运动，启蒙运动为什么没有完成它们所负的历史使命呢？对于这一点，近些年大致有两种评价，或以为救亡压倒了启蒙，或以为启蒙自身脆弱而不成熟。这本《五四新论》以审视五四的局限为主题，但它没有纠缠于这些见解，而是从人们尚未加以注意的方面进行了深入的开掘。姜义华在《论农民运动与启蒙运动在现代中国的拮抗与对流》一文中，论述了以往人们忽略的农民运动与启蒙运动的关系。他从对中国革命历史回顾的角度，认为穿行在中国历史上的启蒙运动（或整个近代化现代化运动）和农民运动是“不同运动方向、运动目标、运动形式、运动方法”，也即不同运动性质的两种历史潮流。对于五四启蒙失败的原因，张静如在《忙中出错——论五四精神之弊》中的解释是：行为的匆忙，只争朝夕的态度，虽然造就了五四的轰轰烈烈，却也出错于忙中。五四的教训似乎对人叮嘱“稳一点，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还须提及的是，在谢选骏的《反传统主义的七十年——中国现代史的一个基本线索》中，不仅把五四迄今为止的七十年归结于反传统主义跌宕起伏的七十年，并对由此造成的后果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在他看来，反传统主义并没有达到它的原初目标：使中国迅速走上现代化的道路。相反在某些方面，由于摧毁了中国社会与文化结构的基本支柱，又一直未能产生有效而合适的替代品以补充其真空状态。这样，中国社会便因缺乏准则、框架解体而陷入内乱不已的境地。谢选骏还大胆地预测：如果说五四迄今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流是“吸收西方文化”，而今以后则应是“消化西方文化”，“反传统主义与新国粹主义将在历史进程中日益合一”。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要义是民主与科学。讨论五四而欲回避民主与科学，可以说是不可能的。在这本文集中，黄克剑的《“五四”文化价值取向论略》和黄知正的《五四科学思潮的双重轨迹》，专就民主与科学进行了深入分析，前者以为把“德先生”和“赛先生”作为五四的象征符号似嫌不足，还应当从五四知识精英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内容里去寻求五四新青年更深刻的用心，——或许把五四运动中主流知识分子的新文化底蕴概括为“以自由为体，以民主科学为用”，更能把握其以个人为本位、以自由为终极价值取向的文化价值系统。后者则指出，在五四科学和民主的思潮中，西方发展起来的近代科学开始得到中国人充分的认同，这种认同表现为科学本体的移植入中国和对科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新型文化形态的肯定。但在中国当时的社会变革要求和知识分子心理深处并未打破的传统意识作用下，科学又被导向为一种社会革命的理论和方法，这对以后科学在中国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就是五四科学思潮所经历的双重轨迹；一是五四时期形成的科学主义；一是中国学术思想重社会人生的传统，使科学仍只获得实用技术的地位，只具有功利的意义。
目前正当我国正在进行深刻变革的历史时刻，重新认识和评估五四的文化价值，显然不单纯是书斋里的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极富有时代感的理论课题。这个文集的出版，对于关心我国现代化和发展民族文化的人们进一步探索和反思将有所裨益。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如何走出粮食困境
为何造成粮食困境和如何走出粮食困境？这是当前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不久前举行的全国粮食经济学会理事会上，对此进行了反思和研讨。
粮食形势严峻，严峻在哪里？
粮食形势严峻，不可掉以轻心。这是粮经学会理事们的强烈呼吁。由于我国农业和粮食基础削弱，投入减少；耕地缩减，人口膨胀；粮食生产徘徊，消费迅增。近几年全国人口每年增长１５００万以上，耕地每年减少６００多万亩，粮食消费增长１００——１５０亿公斤。１９８８年与１９８４年相比，粮食总产量降低１３３．１亿公斤，而人口猛增６１３９万，人均粮食占有量由３９３．５公斤降到３６２公斤。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饲料粮和酿酒用粮剧增。从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７年，全国饲料耗粮增长５００多亿公斤，酿酒耗粮增加８０多亿公斤。中国粮食不是患多，而是患短缺。解决中国粮食不足问题，就总体而言应以立足国内发展粮食生产为主，除林、牧、渔业和经济作物集中产区外，种植业还必须以粮为主。那种认为“以牧为主”和“以肉食为主”而减少粮食生产的看法是片面的，脱离我国国情的。
我国在近、中期必须做到“五个坚持”：坚持农业和粮食的“两基础”的地位，坚持立足国内为主的方针，坚持粮食“双轨制”和城市居民口粮计划供应，坚持粮食生产和销售区域性平衡的格局，坚持适度消费，节约用粮。
“乐观论”不对，“悲观论”也没有根据。
大家明确指出，粮食问题上的悲观论调，只看到我国资源的约束性和不利方面，而忽视了全国农业资源的潜力和有利因素。我国国土中的耕地资源还没有充分开发利用，有２／３的耕地还是中低产田，增产潜力可观。据调查研究，我国近、中期可开发的“五荒”（荒地、荒坡、荒山、荒水、荒滩）资源约有３０亿亩。这大体分别相当于西欧法国、联邦德国、英国、意大利和瑞典等主要国家国土面积的３．７倍、８．２倍、８．３倍、６．８倍和４．９倍。唤醒沉睡资源，进一步开发农业，将大有可为。加快农业和粮食科技进步，可以大大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资源损耗率，以较少的投入取得较高的产出。更要看到，把几亿农民当作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加以开发是推动农业发展的伟大力量，每年有把握增产二三百亿公斤粮食、棉花、肉类、蛋奶等农副产品。
搞活流通，完善粮食“双轨制”
粮食流通是退回统购统销，还是坚持稳步改革？大家明确否定前者，赞成后者。指出，粮食购销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可能完全放开。从全国粮食短缺的长期趋势和城乡居民的收入较低的基本情况出发，从兼顾城乡利益出发，我国在近、中期内只能坚持和完善粮食“双轨制”：（１）国家定购粮食数量稳定在５００亿公斤，数量一般不增加，但也不要调减过快。（２）合同定购的名称可以改为国家定购，以名符其实。（３）定购价格应当适当调高，以增加种粮农民的收益。（４）建立有组织、开发型的粮食市场，除初级市场外，建立规范化的粮食批发市场。（５）定购外的粮食，农民可在市场上自由交易。（６）制定粮食交易法规，制定粮食管理部门和经营企业的行为准则和规范，制定开办粮食批发市场的条件、交易规则，制定农民售粮的行为准则和规范。
（丁声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