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一身正气
脊梁挺得直直的
——沈阳市沈河区物价局廉政建设纪实
先听听人们私下怎么说
沈阳市沈河区物价局有３０多人，担负全区１万多个国营、集体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物价监督管理工作，手中握有部分非商品收费定价权和违价处罚权。成天转悠在企业和大街小巷，转悠在权与钱之间，他们真能做到不吃、不拿、不卡、不要吗？
“不信，你查查商店的客饭单。我们从来没管过区物价局的饭。”沈阳市第二百货商店的物价员对来访的记者说，“按说，挂历不算什么。元旦前想送他们几本，可人家说什么也不要。”
在一家营业面积只有２５平方米的集体五金交电商店，经理告诉记者：“区物价局的人倒是常来，可他们办完事就走。吃饭的事，连让都没法让。”
被访者中，有人可能是怕得罪物价局。但从这几个事例，还是可以看出一些真实情况的。
“人可知”制约“己莫为”
名曰送礼，实为行贿，各种“手榴弹”（名酒）、“二十响”（名烟），和金钱、首饰、吃的、穿的、用的混在一起，近几年每年都向这支３０多人的队伍“轰”上几百次。
去年５月，沈河区物价局集中力量检查出租车收费情况，３天时间查处了１４７个漫天要价的个体出租车主，有的车主企图用甩钱、递烟逃避处罚，１２名检查人员无一为其所动。有的个体车主不解地问：“我们给东西，无帐可查，你们怕什么？”
怕什么？中国有句老话，叫“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如果能找到办法使“人不知”成为“人可知”，就可更有效地保证“己莫为”了。
经过不断摸索，沈河区物价局建立了一系列廉政建设综合监督考核办法：
一年向被检查单位发送两次标有具体监督内容的《征求意见函》，争取反馈监督。定期召开民主生活评议会，设立《廉政记录簿》，严格内部监督。设立举报电话，争取社会监督。每个科室、每组、每人，都有一册《工作记事》，强化自我约束。
记者随意翻看了市场科一位同志去年的《工作记事》，哪天，什么时间，干什么了，一目了然。每天一记，每周一小结。白纸黑字，谁愿意记下个污点呢。
小题有时要大作
在沈河区物价局，每个月要开一次“警钟会”。社会上每刮一阵新的不正之风，要敲，自己不出问题，也要敲；出了问题，更要敲，抓出“腥鱼”放到桌面上。
去年秋天，有个同志搬家，向一个企业借汽车。局里了解情况后，开大会让他作公开检查，并到那家企业赔礼道歉。
有人认为，这类小事不算什么，有些小题大作了。大环境没彻底好转，请客送礼之风还盛，几个单位好，能管什么用。
可是，在正气已经压倒邪气的沈河区物价局，像吃请、收挂历、借被检查单位车用这类事，已是“大事”了。局领导说：“对一些小事睁一眼闭一眼，就可能导致腐败现象泛滥。看廉政与否，是不能以量来划分的，更不能看你墙上挂着多少制度，主要看你是不是严格按制度去办。”
党员的组织生活制度按照廉政的要求加强了。２０多名党员，按科室分成５个党小组，每两周一次生活会，制定责任目标。每个季度，请群众分别对领导班子和党员评议一次，强调群众对党员、下级对上级的监督。
有了难处找谁解决？
居家过日子，谁都会遇到难处。找谁解决？局领导说，如果组织不出面帮助，就可能产生利用职权为个人谋私的事。
没有住处的，组织帮助找房子；家里有人没工作的，领导出面给找工作；子女入学难的，还是组织帮着联系学校……两年里，局里先后帮助１０多名干部解决了各种实际生活困难。在沈河区物价局，已形成有困难找组织，不私下搞个人“小动作”的良好风气。
有人担心，在社会各种不正之风滥刮的情况下，物价局的廉政制度这么严，会不会影响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事实正相反。清正廉洁，使得这里的人脊梁挺得直直的，他们都有一种自尊、自爱、自豪之感，工作热情更高了。去年，全局共查处各类价格违法案件８３６起，其中万元以上的案件４１起，罚没款入库金额１６５万多元，工作量之大，完成情况之好，居全市１１个县区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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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切切实实给群众以帮助
——通辽市西喜嘎查党支部带领群众致富记
王金堂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内蒙古通辽市西喜嘎查的土地也承包到户了。种田—吃饭、养畜—吃肉、喝奶，这是西喜嘎查延续几千年的传统习惯。人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本分。
党支部书记包金山和老党员郭金山则认为，为了破除这种传统习惯，发展商品经济，就要发展多种经营，多种树，多种草，搞好养殖业和加工业。这几年，包金山从自己家拿出３０００多元借给贫困户发展生产。贫困户张宝玉家７口人，有４个劳动力，只因单靠种地，日子过得很艰难，哥儿几个一直打光棍。包金山为他出致富主意，鼓励他多栽树。张宝玉两年造林１００多亩，还在房前屋后栽树育苗，增加了家庭收入，日子好过多了。他的哥哥和弟弟都娶上了媳妇，张宝玉还光荣地当上了全盟林业劳动模范。
张宝玉靠造林致富，引起了贫困户羡慕。他们也想栽树，可是缺少苗木。包金山早已在他承包的地里为大家育好７万多株树苗，以低价卖给了本嘎查的贫困户。
在包金山的带动下，西喜嘎查的党员主动为贫困户做好事，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技术的作技术指导。贫困户刘录一无文化，二无技术，家中虽有劳力，但想富不会富。老党员郭金山教他种树种草，帮他培育树苗。副嘎查达石成喜把５００多元现金借给贫困户买种子、化肥和树苗。
在致富的道路上，西喜嘎查的党员们确实给群众树立了榜样。使大家改变了过去那种“实行责任制，不要党支部”的错误看法，感到党员和群众就是不一样，并深有感触地说：“要想奔富路，依靠党支部”。
１９８４年春，包金山到市里参加精神文明建设表彰会时，市委提出要美化、香化、绿化市容。包金山立即从中捕捉到一条信息。他回到嘎查没进家门，就奔郭金山家，同老郭商量发动村民在各家房前屋后都栽上各种树苗和花卉。１９８５年全嘎查仅这项收入就达３万元，第二年收入增加到８万多元。１９８８年，西喜嘎查的农牧业总收入１１６万元，是１９８０年的１０倍多。过去吃了１４年返销粮的西喜，１９８８年一次就向国家交售商品粮４０多万公斤。十年前，这里还是个“光腚村”，树木可数；如今有林地上万亩，仅农田防护林就达９６０亩；十年前这里是家家欠款，户户缺粮，如今成为发展商品经济的先进典型。过去为逃避贫困而搬走的１４户人家，如今全部迁了回来。
是什么力量给西喜嘎查带来如此大的变化呢？党支部书记包金山用四句话来概括：“党的政策好，群众干劲高，种田讲科学，老天帮了忙。”可是西喜嘎查的群众却说：“这倒是事实，不过还应加上一句，若没有像包金山这样的好带头人，西喜恐怕还是姓‘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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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明之师在拉萨
本报记者 罗同松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 岳林才
（一）
在桃红柳绿、鲜花竞开的大好春光里，记者来到高原古城拉萨。只见朝圣转经的僧尼漫步街头，各寺庙以及宗教活动点香烟缭绕、经幡飞扬，朝佛群众络绎不绝；机关、学校一切正常，商店顾客盈门，农贸市场上叫卖声不断，各种鲜菜、瓜果和肉类食品应有尽有，曾发生过骚乱的八廓街上，游人摩肩接踵，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在这一派繁荣景象中，当街一条大横幅吸引了记者，上书“热爱拉萨，热爱藏胞”八个醒目大字。这是在市内执行戒严任务的某部“群众工作模范团”的官兵们悬挂的。
“群众工作模范团”和它的兄弟部队，都是当年进军西藏和在平叛作战中立下汗马功劳，并具有爱民优良传统的部队。几十年来，藏胞一直称他们为“仁义之师、文明之师”。
（二）
“热爱拉萨，热爱藏胞”，具体体现在各戒严部队忠实地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上。四月三日中午，一个十七岁的小周姑娘因升学和参军未能如愿，一气之下，便跑到拉萨河寻短见。正在纪念碑路口执勤的连长张华玉发现后，带着战士张天祥、王世友飞步跑到河边，只见紧闭双眼的姑娘正向浪花翻滚的河心走去。张连长冲到水中，将姑娘拖回岸上。事后，姑娘的母亲眼含热泪向张连长作揖致谢。
四月十一日晚十一点刚过，西藏自治区开发局矿业公司商业门市部的咖啡店不慎失火，浓烟滚滚。正在附近哨位执勤的某部排长罗阳发，一面留下士兵继续执勤，一面派副班长黄长生向消防队报警，自己跑回连队组织兵力前去救火。罗排长不顾火焰烧身，抢先卸去门板，打开灭火通路，战士们有的泼水，有的用扫把、树枝扑打。消防队及时赶来，共同扑灭了大火。
（三）
地处布达拉宫脚下的拉萨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是市民们游玩和外地游客摄影留念的好去处。可惜两个近千平方米的人工湖自建成十多年来未曾清理，湖中尽是杂物、淤泥，岸上垃圾成堆，使人游兴大减。
“群众工作模范团”的领导发现这个问题后，团政委许金太带领官兵们来到湖边给人工湖“美容”。干部战士破寒冰、挖淤泥，共清除垃圾六十多吨，使两个人工湖水清如镜，重现了布达拉宫的倒影。在八廓街一带执勤的二营官兵，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起床，赶在藏族同胞摆摊设点经商之前，将大昭寺广场和八廓街打扫得干干净净。
至于拾金不昧、拒收贿赂，夜送下班藏族妇女、帮助迷路儿童找家，以及帮助被骚乱分子砸坏的商店恢复营业之类的事情，在戒严部队更是比比皆是。
（四）
说到戒严，记者在进藏之前总有一种神秘感。到了拉萨，却怎么也感觉不出与别的城市有什么不同。
在一个路口的哨位上，我们见一位穿着藏族服装的妇女乘自行车驶来，到哨位前自动停下车，向执勤战士招了招手，执勤战士微笑着向她点了点头，她便跨上车，哼着流行歌曲走了。在进入戒严区的西部某要道口，记者见到一辆大卡车驶来，执勤战士举起了红旗，卡车便停下了。执勤战士“叭——”地立正敬礼，然后笑容可掬地说道：“对不起，请出示证件！”查验完证件后，执勤战士将绿旗一挥：“请通过！”
战士是人民的卫士，也是不法之徒的“克星”。有极少数图谋不轨的私带武器者和其他一些不法分子，却没能从警惕的执勤战士手中溜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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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直言不讳
闲话骂街
丁悦陶
某些人的嘴里脏话不断，随便骂街，十分惊人。某些文艺作品，不仅对话，就是在叙述性的文字中，也常把骂街的脏话写进去。至于在大街上，几个小青年多日不见，用骂街表示亲热，更是司空见惯。
骂街自然不文明，但有时和文化水平并无太直接的关系。林语堂说：“骂人原本是极其粗鄙的事，可是在我们中国语言里面，很粗浊难听的话仍然出于我们尊辈长上之口，并无顾忌。”鲁迅则认为：“其实好的工农之中，并不随口骂人的多得很。”一位老农就很反对骂街，他说现在有的青年人“张口说话总要带脏字，太不文明。”
不久前，有的报纸曾连续报道“吃肉骂娘”的问题。“骂娘”的人中有的是觉得自己吃了亏，没有多占便宜；有的是对某些腐败或不公平现象以及物价上涨过快表示不满。作为决策部门，当然不妨从骂街中体察一点民情，了解群众有什么意见，以便改进工作；但作为骂街者自己，我以为骂不如不骂。有话就说，有意见就提。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有许多渠道可以反映自己的意见，为什么定要骂街呢？从另一方面说，骂街只能说明自己缺乏教养。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优美、多彩的语言，为的是交流思想感情，传播信息。专门使用污言秽语，实在是对祖先创造的优美语言的一种亵渎，是不文明的表现。
因此，笔者认为，小至日常用语，大至议论国是，我们都不应忘记“语言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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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士夸富现象透视
“唉，现在的兵不知是咋的了，动不动就吹嘘自己家里怎么怎么富。”某炮连雷连长一脸疑惑地告诉笔者，他们连７０多个兵，自称自己家里是万元户的就有近５０个，而真正的万元户估计超不过１０个。某团政治处曾对２００名战士进行过一次统计，自报家庭年收入超过万元的占４６％，经调查摸底，８０％是“谎报军情”。
仅仅“侃一侃”倒也罢了，问题在于这些并不实际的“万元户”，却偏要互相攀比。
某部营区附近有个小饭馆，一到节假日，饭馆的生意格外兴隆，顾客是清一色当兵的。战士一月就那么十几二十来元的津贴，这样花钱不禁让人要问：“钱从哪里来？”
“向家里要。”某团政治处赵主任告诉笔者，他们曾作过统计，仅今年春节期间就收到４３０份汇款单，计人民币２万多元。有些从家里实在要不出钱的战士，便想歪点子弄钱。
“穷”侃，“穷”大方，这些硬充好汉的战士，到底为什么？
“要说穷，就被人瞧不起呗。”战士李小德直言不讳。某连有位中士委屈地告诉笔者，因为他家不富裕，一些战士便经常拿他开玩笑，还给他取了个“老抠”的外号。
如果说战士之间怕说穷被人瞧不起，滋生了夸富现象，那么，个别连队干部“嫌贫爱富”行为，无疑起着火上加油的作用。几位战士向笔者反映，他们连的干部平常就爱和家庭比较富的战士接近。遇到学司机、入党等机会，这些战士总是受到优先照顾。
“侃”的背后是喜是忧？
有些官兵认为，夸富助长了不应有的浪费风，助长了战士的虚荣心，助长了部队的不正之风，有百害而无一利，应该予以制止。也有人对此不以为然：“侃”就让他“侃”去，管那么多干啥！
笔者认为，应该在部队进行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并与战士家庭联系，杜绝战士在花钱上互相攀比。同时消除干部中存在的嫌贫爱富现象。
（傅永国 李福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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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列车上的枪声
李国民
今年２月２７日夜，四川南江县人民法院院长郑开清从成都乘坐火车返家。深夜一点左右，不少旅客已昏昏欲睡。
这时一名歹徒站起来开始搜旅客的钱。有几名旅客看着歹徒搜身，吓得直打哆嗦，只求保自身，不敢吭声。当歹徒来到郑开清身旁，伸手摸他对面旅客腰包时，早已怒不可遏的老郑厉声喝道：“你们干什么？”歹徒瞟了一眼这位５０来岁的瘦个子，猛地转手向他伸来。说时迟，那时快，老郑从衣内掏出手枪，大声喝道：“赶快把你扒的东西交出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歹徒猛扑过来夺枪。老郑对着歹徒的肩膀“砰”地开了一枪，枪声惊醒了全车的旅客。狡猾的歹徒趁机反咬一口，高喊：“抓带枪的逃犯！”其他歹徒也蜂拥而至。老郑立即跳上座位，双手端着手枪，大声吼道：“我是法院干警，请旅客趴下。”接着将持枪证递给前来维持秩序的乘警。当乘警大声喊出“他是法院院长”时，歹徒们吓得夺窗而逃，那个被击伤的歹徒被乘警抓了起来，并当场交出了赃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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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石旮旯里的希望
本报记者 朱维群
“高山苗，水汉家，仡佬住在石旮旯。”历史给古老的仡佬族留下一个艰苦的生存环境。贵州遵义县平正仡佬乡，地处大娄山脉，一个乡的范围海拔落差竟在８００米到１５００米之间。
我们跋涉在进山路上，抬头望，蒙蒙细雨下，遍山都是石头；登高俯视，才发现那是一道道弯弯曲曲的石坝，围着鱼鳞般的小块田土。大者不过半亩，小者只有澡盆大小，仅仅在乡政府周围才有一片平整一点的水田。
仡佬族是贵州历史最悠久的土著之一。平正乡早在１９５６年就建立仡佬民族乡。这里农民姓山、岗、田、桑的多，也反映了这个民族的居住特点和农桑传统。
平正是个贫困乡，人均占有粮食仅５００多斤，３４％的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这个严酷事实的背后，是高寒、闭塞的地理环境，也与“文革”的破坏、科技文教事业落后密切相关。仡佬族农民长期停留在原始的耕作水平上，一年只种一季苞谷，种子下地就不管了。据乡里同志说，在同一村寨里，仡佬族农民的人均收入和粮食、烤烟的单位面积产量都明显低于汉族农民。
令人欣喜的是，改革把现代农业科技送到了这僻远的石头山区。虽然这里的变化还比较缓慢，但是它确实给仡佬人带来了希望。
最先大胆接受外来技术的，是那些有文化或在外面世界闯荡过的人。平心村退伍军人熊永福，在乡农科站的帮助下，率先搞起烤烟营养钵育苗，种上杂交玉米、杂交水稻。这片未经科技甘霖滋润过的土地，一旦使用新技术，效果特别好。老熊家的烤烟单产比往年增加一倍，苞谷增加３倍多，水稻增加５０％，全家有了余粮，有了现金收入，摆脱了贫困。在他们带动传授下，这几项技术在全村３０多户中普及开来。过去这个村有一半农户缺粮，现在缺粮的已不到５户。老熊上过初中，在村里就算是文化人了。他很有信心，今年打算试试水稻两段育秧、玉米育苗移栽和旱地分带轮作多熟制等几项技术，成功后，就向全村推广。
农技站站长潘本国说，像他这样的科技示范户全乡有７０多个，其中仡佬族有２０多户，他们对带领群众脱贫起了很大作用。去年，平正乡搞了８次技术骨干集中培训，此外，还有１３００多农民以各种形式学习了５项重点推广的技术。
平正乡海拔高度适合漆树生长，远在唐代这里就生产生漆，农民有种植漆树的传统。近几年这里办起漆树栽培训练班，办起漆厂，乡里还办起一所漆树科研站，全乡漆树已从１４万株发展到５６万株。
科技普及是以人的文化、知识水平为基础的，仡佬族如今更深切感到教育落后的痛楚。这个乡入学率虽达９０％，但贫穷迫使不少孩子过早地分担养家糊口的担子，中途辍学较多，小学升初中的不到６０％，其中能上到高中的不过数人。平正民族中学的老师告诉我，这里没有高中，要上高中必须到几十里外的鸭溪、泮水区去，委实很难坚持。仅有４个初中班的民族中学，由于师资、经费极其困难，也面临垮台的危险。他们呼吁，国家应把支持少数民族落后地区的教育事业，作为帮助他们脱离贫困、发展经济的根本措施之一，千万不能再忽视这项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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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青年热门话题
期望不要拖得太久
华剑阳
对于不少中国人来说，瑞典和“富庶”是同一个词。但若看一看瑞典的反贿赂法，似乎瑞典人要比我们穷得多。
例如，该法律规定：政府官员和工作人员若接受２００克朗以上价值的礼物，即为犯罪行为，就要受到法律制裁。
这２００瑞典克朗价值多少呢？约为一个普通瑞典人月收入的三十分之一左右。倘若我们有谁拿着此等价值的礼品行贿，恐怕是要被拒之门外的。但在瑞典，这已经构成犯罪行为了。
我曾为此与一位瑞典朋友半开玩笑地说：在一个“礼仪之邦”的公民看来，瑞典人太不近情理。他却正言道：“必须尽一切可能使权力与金钱脱钩，否则权力就会腐化。公司老板向政府官员赠送礼品，谁能证明他没有‘拉关系’之嫌？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政府官员要报答这种友情，常见的途径就是把我们纳的税变成商人的利润。这是抢劫！必须把流氓赶出去，送他们到该去的地方。”
此番高论，实属老生常谈。令我感到新奇的是，此“老外”那极为不恭的口气——他竟把国家官员当成仆役，不听话就请滚蛋！
在我们国家，当“公仆”被“金枪”“银弹”打得遍体鳞伤时，自然也要受到制裁——检讨、撤职，情节严重、行为恶劣的可能还要“格杀勿论”。但是，惯于对许多问题上纲上线的人们，却从没有把受贿者咒骂为“抢劫犯”、“流氓”的。或许正是因为我们缺乏对“公仆”的这种不恭敬的态度，中国的官僚腐败之风才刮得如此猛烈。
大概言重了，因为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我们国家有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因此人们头脑里因袭的包袱特别沉重。口头上，我们一些干部也常讲老百姓是“主人”，自己是“公仆”；但实际上，有的干部又自觉不自觉地当起“主人”来，而把老百姓看作是自己的“仆人”。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干部真正把自己视为老百姓的“公仆”，让老百姓把自己当作“公仆”使唤呢？我期望不要拖得太久。我相信不会拖得太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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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请管管广州街头算卦者
李平摄于广州市中山纪念堂正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