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一堆金子
蒋子龙
军长给英雄们授勋，念到张学鑫的名字时竟卡壳了，吭哧了半天忽然惊天动地地吼出：“大尉张学——堆”！他不认识这个“鑫”字。既然是一堆金子，就想当然地认为应该念“堆”。
最初吸引我的却不是张学鑫，而是张学鑫手下几百个干部中的一个普通中层干部——公关部经理刘新生。且慢，不要一见“公关”两个字就想到漂亮的女性。我也确实见过一些能干的公关小姐。缘于此，眼前这位“公关汉子”才让我惊奇。他谈不上英俊，只能说端正；绝不魁伟，但很磁实。严肃正规得像男性的精装本，老实可靠得近于僵直铁硬。他的公关辞令总让我想起部队上操的口令，从服饰到骨子有一派军人气度。他能引起我的兴趣就说明他的公关学是成功的。一年多以前他还是空军特级飞行员、飞行团长，飞了十八年没出过一次事故，连险肇事故也没有发生。我问：“你喜欢公关部的工作？”
“喜欢。”
“十八年的飞行经验能派上用场？还是飞行和公关之间有什么联系？”
“恰恰相反，飞行员的生活是全封闭的。回到地面一切为了上天做准备，上了天就忘了地面，忘了人间。在地面上穿飞行衣，上了天坐密封舱，飞行要求我们的生活必须单调，一天２４小时，一年３６５天，都必须集中精神想飞行。不知夜总会、酒巴、花花世界为何物。而公关部是开放的，我需要过一种开放的生活。”
“张总经理对你的工作满意吗？”
“没有表示不满意。”
我想张学鑫是满意的。这样的公关部经理给人以安全可靠足以信赖的感觉。张学鑫真会用人，可谓“出奇制胜”。刘新生是不是张学鑫那“一堆金子”中的一块？
由此生发，张学鑫周围的人讲了许多他用人的故事。他是有个性的，不把对自己的顺从当作挑选干部的主要条件。
当年他曾当过电台台长，常被师长叫去打扑克。自己输了规规矩矩钻桌子，师长输了却不肯放下架子从桌子底下爬过去。他仗着自己身大力猛硬是捺着师长的脑袋塞到桌子底下，为此激怒了师长也不在乎。
１９８５年初，刚竖起大牌子的中国汽车工业南方贸易公司生不逢时，国家银根紧缩，再加上轰动海内外的“海南汽车事件”，中国式的一刀切文件下来了，广东的汽车一辆不许卖！
已经成为汽车大亨的张学鑫，手里还存着数千台汽车，仓库的大停车场上排着整齐的钢铁方阵，在阳光下闪着五颜六色的光泽，看一眼就让人眼晕！７０００万元的资金被积压，整个公司成了一盘死棋，上上下下焦心如焚。张学鑫走到哪里都像一团带着雷电的云彩——他在酿制自己的雷电。“南贸”公司好像很大，其实单薄得很，只能听凭国家政治经济气候的左右，外界刮风自己就得跟着摇晃，外面降温自己也得受寒。将来应该强大到自成气候，甚至能反过来影响国家的政治经济气候。他要把自己的干部都?起来，掏出去。号令是这样发出的：“这一仗打不赢就得输掉整个战争。在企业竞争中不存在理解和同情。商品经济可不是一个温柔慈爱的等待你慢慢成熟的温室，优胜劣汰，残酷无情。要寻找挑战接受挑战，把灾难和不幸变成发展自己的机会……”
张学鑫用男子汉才气纵横的手段和作风领导企业、指挥干部。他的汽车贸易公司是全国第一家，连政府的高级官员们也用一种新奇的眼光注视着它。这公司是张学鑫创建的，在公司的形象里太深地印上了他的性格。一把手的个性往往就是企业的个性，不承认这个性或抹灭这个性就会伤害企业。在这样崭新的事业面前，创造远胜于经验，经验至少不起主要作用。
因此，在张学鑫手下干事只会听话是不行的，很可能还是危险的。在他的公司里墨守陈规没有前途，必须去闯，去找到属于自己的职位。总经理办公室的女秘书陈前绣首先坐不住了，毛遂自荐要北上面君。这位学铁路工程的１９５８年中专毕业生，朴实，外柔内刚，带着一种焦虑，一种控制得恰到好处的义愤，决心先找国家物资总局的头头，不行再找国务院、党中央。她只想说明一个简单的事实：南方贸易公司里的汽车不同于什么事件里的汽车，它是从正路买来的，冻结积压在仓库里受损失的也将是国家。她站在总局所属的机电局长的背后讲了两个多小时，那位深感为难的局长竟没有回过头来认真看看她。局长下班了，她又跟到人家家里。她相信只要人跟人之间的感情能够流通起来，物资也会流通的。
事在人为。陈前绣一个月里五次进京，一年有半年在外，工资奖金全用做差旅费了。她的诚意终于打动了铁板一块的中国体制，在物资总局机电局长的帮助下，国家承认南方贸易公司售销汽车的合法性。陈前绣马不卸鞍，当年售出国产汽车２４００台，第二年售出３０００台。“南贸”一盘死棋开始变活，又一位具有创业气质的经营人才闯炼成熟。张学鑫任命陈前绣为南方贸易公司副总经理兼销售部经理。
开放的力量和自由造就了张学鑫。他也给下面的人提供足够的支持和自由施展的天地，因此而吸引了一大批精兵强将。
在我面前称张学鑫为“老板”，跟他配合默契的党委书记兼副总经理施兆龙，面色红润，头发梳理得很整齐，穿一身有板有眼的灰色中山装——广东人把这种衣服叫做“共干装”。现在大街上难得看见有人穿它，但穿在施兆龙的身上却与他的气质极为和谐。他自信，见过世面，曾在香港当过四年华粤公司的经理。干部们都有点怕他。据说广东有了一种新风俗，不带东西不能串门。职工们找他办事则不许提东西，提了东西也要自己再提走，不提走他就从窗户扔出去。我当面打问此事，他自有独到的见解：
“违犯纪律的人怕我，说明我是对的。没有违犯纪律的人怕我，说明我太严肃。当今社会轻浮，为人难得严肃。我严肃一点有什么不好？”
我又问：“一般人认为配班子要一强一弱才会和谐。你和张总都很强，为什么如此协调一致？”
“共产党是执政党，怎么会政强党弱？目标一致就能协调好。人和物不一样，物硬碰硬还要损伤，人有灵魂，要刚柔相济。我的工作就是要保证总经理的管理顺畅。当书记要会协调，会用人，会组织，会表扬，会批评。”
还有“进口大王”、“汽车大全”、“金融魔术师”、“汽车大夫”等等。南贸公司真是由一堆金子堆成的。张学鑫无疑是这堆金子的顶尖。
这个名副其实的山东大汉，大头颅，长脸型，眼神灼灼逼人，站在人群里高出一头，看人须弯腰，要不就得低头，久而久之养成耸肩缩腰的习惯，酷似舞台上钟馗的造型。他的举止潇洒自如，也许是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意想不到的麻烦对他不断地挑战，使他保持年轻，保持强健和灵活——不论精神和身体都如此。一张嘴满口胶东腔，轻声细语，慢条斯理，与他那大个子的体魄极不协调。
他１９７１年调来汽车配件公司（南方贸易公司的前身）。１９８１年初，汽车配件公司的经理调走，张学鑫受权主持公司的全面工作。他的时机来了！但公司每年亏损２９万元，由于以前的好大喜功或经营思想混乱，搞了几家不伦不类的汽车厂，生产了一些无人知晓的杂牌汽车，质次、价高，很像大跃进时土法上马的产物。无法跟国内的汽车大厂竞争，更谈不上抵挡排山倒海般涌进的外国汽车。一阵风似地垮了，包袱背在张学鑫肩上。
他受命于公司的危难之际也许也是一种幸运！诸多压力顺势迸发，他不得不担当起重新创造的责任，开辟新的前途。
“推开窗户一看，满地都是日本车”——真是“有路就有丰田车”！抵制不行，感慨无用，要紧的是正视现实，在被动中争取主动。他派人把住广东九个交通要冲，统计过往汽车的流量和型号。三个月的路测结果表明，进口汽车占广东汽车保有量的４０％，使用率却特别高，占车流量的７０％。这些车会损坏，会出毛病。张学鑫试探性地进口了２００万美元的外国汽车配件。这不是一笔小买卖，更何况外汇是提着脑袋做抵押借来的。
张学鑫有追求冒险的天性。而现代经营诀窍就是在冒险中取得报酬。他进口的汽车配件很快销售一空。第二年，仅此一项的营业额达到１．９亿元。第三年３亿元。
“现在有条件也有资格跟日本人谈谈了。”——张学鑫三下日本。按照惯例，中国买了日本这么多汽车，日本应该向中国免费提供修理设备。丰田汽车公司对发达国家就是这么做的。他们之所以对中国装聋作哑，一是欺侮中国人老实，二是认为中国人掌握不了他们的维修技术。
张学鑫在外国人面前，气岸勇迈，钟馗肩高耸，额头眼角堆出一团略带嘲讽意味的不好惹的皱纹。他本人不要任何东西，包括谢绝那些极力想坐到他身边对他动手动脚的女人。他不是来开洋荤、来乞求施舍的，而是要求得到应该得到的东西：“日本汽车在中国的分布和流动情况你们掌握吗？丰田汽车在中国道路上行驶会有什么问题，尤其是在中国南方的道路上行驶容易发生什么问题，你们真的不想知道？以你们的精明不想改进自己的汽车？不想维护信誉继续讨好中国市场？就想一锤子买卖在中国砸了自己的招牌……”
最后日本只能赠送给张学鑫一座丰田汽车修理厂整套设备和一所培训中心的全套教学仪器。他们很精，派专家来张学鑫的修理厂帮助工作，每天中午白吃一顿中国饭，将获得的大量有关日本汽车的信息反馈给丰田汽车研究所。他们的产品每年甚至每隔几个月就有新的改进。培训中心也是培养修理日本汽车的技术工人。这一切对中国也有好处。张学鑫的丰田汽车修理厂每年产值２０００多万元，备件最齐全，成了全国的进口汽车修理中心。
销售进口汽车配件、修理汽车只是张学鑫几十种经营业务中的两项，并且不是最主要的经营项目。最主要的是做中国的汽车代理商。面对外国车的巨大压力，中国车到哪里去了？
中国汽车做为一类生产物资只能由国家统一调拨，不需要汽车的可以分到汽车，真正需要汽车的买不到汽车，汽车丧失了应有的“消费品格”。于是各种“倒爷”、“事件”层出不穷。活动的汽车在这种僵死的体制管理下根本无力和外国汽车厂商竞争。作为中国的汽车代理商，张学鑫就要打破这种局面，率先在中国进行汽车贸易，由他代表中国各大汽车厂直接跟国内外用户对话，跟世界汽车工业对话。在国家庞大的汽车管理体制下他借开放的锐气冲出一条大道，为自己的企业设计出新形式，再不钻进那种沿袭蠢法走蠢路、执行蠢政策培养蠢材的毫无希望的循环。他奇特而大胆的思想吸引和鼓舞了公司的职工。到１９８５年，进口汽车乱了套，张学鑫的公司却已经发展成一个“汽车王国”。短短几年，销售额达到十几个亿，下面又派生出几十个分公司、修理厂、经销部、服务中心等。
老话说，人到５０岁就没有胆子了。张学鑫的胆子到５０岁以后才得以淋漓尽致的发挥。１９８５年初，他创立了中国第一个汽车贸易公司——中国汽车工业南方贸易公司。４年来，他在国内外有了１５０多家分公司和代销部，正稳步地充满信心地向实力雄厚的跨国公司发展。
当公司上下普遍担心，假若张学鑫退休必然会影响企业的发展时。他本人却表现出现代人超脱的听天由命的态度，仿佛他那副高大的身架就可以做自己的纪念碑。他对我说：“急有什么用。谁都想长生，不愿年老。但人总有老迈昏庸的那一天，趁现在明白退下来不是好事吗？不要等到自己成了自己的敌人的时候再下台！”
张学鑫果然有绝的。在他生命和事业的鼎盛时期把他“切”掉，未尝不是成全了他。人们会怀念他。富于同情心的中国群众甚至会感到对不住他，欠了他什么。再说，有哪个聪明人愿意接他的班呢？干好了，人家认为是张学鑫打下的基础，功劳仍旧记在他的帐上。干坏了，人家会骂你给张学鑫提鞋都不合格。当今的时髦是接收烂摊子，扭亏为盈就是英雄。
鉴于此，我真想冒叫一声：“刀下留人！”
不叫张学鑫算得太准。
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解放报告文学征文启事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也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的我国改革开放开创新局面十周年。一个是从旧社会“三座大山”的重压下获得新生，一个是从极左路线的枷锁下赢得自由。对于我国人民来说，一九八九年实在具有双重的纪念意义。而能够对这双重意义予以简明深刻的概括的，则莫过于“解放”二字了！
这是政治的解放，思想观念的解放，生产力和生活方式的解放。归根结蒂，是人的解放。
为了纪念和弘扬这种解放，本报文艺部经与以生产解放牌汽车著称的第一汽车制造厂协商，决定联合举办此次解放报告文学征文活动。
征文内容和要求：以建国四十周年、改革开放十周年为背景，真实地反映我国各族人民在追求解放、建设社会主义新生活历史进程中的艰难险阻和丰功伟绩，既可回顾已经赢得的胜利，又可注目尚待开创的荆途，尤其要表现人民在当代改革开放实践中多姿多色的风采。提倡短作，最长每篇不得超过九千字。亟望有更多思路开阔、见地精深、内容厚实、形式新颖、风格独具的作品面世。
征文办法：来稿择优刊出，并聘请著名作家、评论家从中选出优者若干篇，分一、二、三等予以奖励。来稿请寄“北京人民日报文艺部解放报告文学征文组”。勿一稿两投。应征稿件一律不退。
征文时间：从今日起至九月二十日止。
希望广大作者拿起笔来，热情地谱写时代的风云，抒发人民的情怀，讴歌解放的事业。
人民日报文艺部 一九八九年五月
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春华秋实
山谷
杨德昌沉默着，脸上毫无表情，而身旁的约翰却笑逐颜开，看着大型投影屏幕上自己和妻儿游玩虎丘、参观刺绣研究所的模样，不时拍拍手，嘴里发出愉快的声响，一扫几小时前的不快。
瞅着约翰稀疏的灰发由于兴奋在不住颤动，杨德昌心里格外沉重。
他沉浸在那场口舌交锋的氛围里……
约翰是荷兰菲利浦电气公司驻马来西亚的总裁，携妻儿来中国观光、游览，同时寻找有无合作的项目和伙伴。他来到苏州春花吸尘器总厂，厂长杨德昌陪他去看自己的产品陈列室。一跨进那间小小的屋子，约翰一眼就盯住了卧式ＸＷ６０—Ａ型吸尘器，抢步上前抱在怀里，扬起右手，让妻子给他拍了张神采飞扬的照片。“这是我们菲利浦公司的产品，在贵国能见到它，非常高兴！”约翰比划着，得意之情溢于言表。菲利浦公司每年生产８０万台吸尘器，畅销世界各地，异乡见己物，自然喜悦异常。
“不，这是我们厂的产品。”杨德昌歉然一笑。约翰脸色刷地就变了：“它是有专利权的！”
“可是贵国并没有在我国申报这项专利。”
约翰闭上了嘴，他们疏忽了在中国的这项法律手续。
杨德昌也不作声了。他心里像被揪一般难过，在指派信息科的小吕携着摄像机陪伴约翰一家去游玩后，他一直就没法摆脱这种沉重感。
约翰的指责并不错，他的工厂的这一新品正是仿造菲利浦公司的。事实是无情的：我国的许多“家电”工厂，甚至相当数量的其他工业企业，都是走着“一仿二组三创”的路子。许多工业国家在起飞前都有过这个阶段。
高高大大的杨德昌和吸尘器结缘，是在十年前的上海国外消费品展览会上。这铁和塑料组合的清洁器具，较他的长江五金厂越来越不景气的铁钉生产，无疑有着广阔的前景。他们在上海四处奔波，终于在信托商店里买到一台美国５０年代的吸尘器，和一台波兰７０年代的吸尘打蜡机，开始了清洁器具的仿制。后来，杨德昌了解到国内大宾馆使用的全是进口吸尘器，而这些进口宝贝常因部件损坏得不到维修而尘封库房，于是向苏州饭店借了只进口筒式吸尘器，回来拆装、分解，然后组建了一支吸尘器维修服务小分队，悄悄地四处出击。不出两年，他们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各大宾馆，让无数的吸尘器恢复了青春。这些洋玩意儿，除外壳，内囊却多半是杨德昌们的物件了。有一天，他背着两只自产的吸尘器走进外白渡桥畔的上海大厦，请经理用用他的“春花”牌：“试用，免费试用！不行就甩一边，合用就留着。如果满意，再付出厂价，阿好？”他面带微笑。他的筒式吸尘器不但能吸黄豆、绿豆那样大的尘埃，连一号电池也能吸进去，价格却只有同类进口机器的一半。
使用结果表明，杨德昌的话毫不虚妄！
春天到了，是莳花树木的好时候。
１９８３年４月，国家旅游局在武汉召开旅游产品定货会。杨德昌千方百计争取到列席代表的资格。他的“春花”置放一角。瑞典、瑞士在香港的威氏公司、特洁公司，像往常一样，在主导位置上傲然摊开了他们的产品。这两个公司是专营对我国出口的老牌公司，他们对仿佛瑟缩一角的小花未置一顾。但此次，他们犯了个致命的错误：过低地估量了中国人的智慧！正是在这次定货会上，“春花”让更多的同胞们了解了。两年功夫，杨德昌洒播了四千多朵“春花”。
１９８７年共生产了１６．３万台，占全国产量的一半以上，并获得全国四个第一：产量第一、销量第一、获奖第一、创汇第一。
然而不利的因素也相辅相生。情报表明，到１９８８年底有近百家吸尘器厂相继上马参加市场竞争，总产量近２００万台，大大超出市场需求；放眼世界，吸尘器专利每年就有上千项，新品几百种，新一代的无声、无电、无线、传感、遥感、电脑、激光、智能等高档吸尘器，雨后春笋般陆续问世，而我国的产品水平还处在国际６０年代初的水平。他决意赶上去。但他只熟知国内行情，对国外的有关情况却茫无所知，便选有关人员赶赴市科委和上海科技情报处，了解世界最新信息，制定外向型生产发展战略。并迅即着手建立一个由计算机管理的信息资料库，和各级科技情况机构挂钩。信息中心只花了１个月的时间就收集、贮存、翻译了１９８７年日本、美国、欧洲的３万多个专利项目，编辑打印了“吸尘器信息参考”“吸尘器专利文摘”和“吸尘器性能评价”“吸尘器设计导报”等内刊资料，在全国各地聘用了１８个信息员，提供吸尘器市场生产、销售情报，每天印发特快电讯……
正是这一措施，使“春花”如淋甘露，在竞争中高出一筹，连战连捷。１９８８年５月，当信息中心四川信息站传来上海、山东两家吸尘器厂预定于６月１０日在成都举办销售大联展的消息时，杨德昌便带病部署“春花”繁衍的路线和时间。５月２５日前５０００台春花“家吸”运抵成都，６月１日“春花”便已怒放在成都平原的各大商店。最好的内在质量，艳丽的外观和合理的价格，立刻占领了当地市场。成都在握，通往西南的大门便不愁不开了。晚来一步的上海、山东两家只得望洋兴叹。
接着，杨德昌潇洒地移师南北。他的名片纷纷飞落在全国５０多家新、贸、经三大商业集团负责人的桌面上。从杭州到大连，从上海到东莞，到处可见春花艳帜高悬，招“蜂”引“蝶”，卓立群芳。
一抹笑意掠过杨德昌的嘴角，回顾胜利的往事常常令人情不自禁。当他再次把目光投向约翰的面庞时，一个朦胧的念头萌发了……
约翰一家终于要走了，拿着赠送给他的录相带，约翰笑吟吟地挥手和杨德昌告别。
杨德昌转过身，急速地迈上台阶，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他和他的助手们所搜集到的４００多幅、１０００多个形态的吸尘器图片，展示了当今吸尘器五彩缤纷的新世界，令人目眩神迷。当代工业产品的先进性，不仅体现在它的功能与结构上，也体现在材料的色彩、重感、光泽、纹理、触感和舒适感等方面。迅速提高自己产品的竞争能力，推动出口，关键是能否把握住钥匙——设计。
杨德昌与无锡轻工学院共同研究成立设计院，学院工业品设计造型系的两位教授做研究所分所的负责人，聘日本东京大学造型系设计教授做顾问，每年将设计出具有国际水平的“春花”。
杨德昌又一次跑在同行的前头了。哪怕是一步两步，谁有超前意识谁就能掌握竞争的主动权。
１９８８年９月１２日上午，秋高气爽，苏州著名园林留园对面新落成的园外楼饭店里，一个简单而又隆重的签字仪式开始了。随后，一块长１００厘米、宽６０厘米的金光闪闪的“春花电器工业设计研究所”的大铜牌，镶嵌进了工厂大门旁的墙壁上，阳光下格外辉煌、醒目。
杨德昌笑了，１９８８年人均劳动生产率超过３０万元，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对未来，他很自信：
春花开了，秋实将是丰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