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在“五四”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７０年后——
愚昧在向科学挑战
马锡涛
一股现代愚昧之风愈演愈烈，已经成为令人忧虑的严重社会问题。
当美国新任总统布什在白宫通过可视电话，向遨游在太空的“发现号”航天飞机里的宇航员发出问候的时刻；当世界各国科学家联合起来呼吁“拯救臭氧层”，“保护地球、救救人类”的时刻，我们的国土上却刮着一股现代愚昧、迷信的黑风。这股风潮猛烈地冲击着我们几十年来宣传的唯物主义、无神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已经成为一个令人忧虑的严重社会问题。
迷信行业突然兴旺
封建迷信活动以惊人的规模死灰复燃。以此为业的人几乎同时涌现在全国各地的街头，业已形成了一种新的行业组织，而且终于从地下走向公开，麇集街头，乃至登堂入室。今天，从全面开放的特区深圳、海口、珠海到现代都市广州、上海、武汉，进而到首都北京的街头巷尾、闹市、车站，都可见到一摊摊、一簇簇的算命摊，他们看面相，看手相，算命推八字，抽签，卜卦，测字以及祛邪画符应有尽有。据报道：杭州街头的车站码头、闹市街口的电脑算命十分风行，仅城区就不下数十摊，一些医院也竞相仿效。四川成都市出现了“算命一条街”——西城边街和“算命市场”——蜀都大道四川省图书馆的对面，算命先生每日达数十人。光顾者中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占２０％，高中文化程度的占７５％，其中大专以上文化的占２５％。
在沈阳市，算命行业发展十分迅速。１９８８年８月，在沈阳市的北方大厦和一些大型集贸市场，出现了３０多人的“算命帮”，流窜各处以算命为业，其活动范围已扩展到市内各主要繁华地段。从业人员已发展到几百人，而且形成了明显的行帮组织，划分地盘，统一价格，固定地点。其成员也从盲人、半盲人、残疾者发展到郊县农民、外省市的无业者，既有中老年人，也有青少年，并且出现了操纵算命先生的“行头”，“牵线人”及“保镖”等。
与此相同步的是“迷信业”的发展，目前从事殡葬用品的店铺，几乎没有不经营供焚烧用的草纸、锡箔元宝、冥钞及扎纸活的。四川竟有人制版印制了“酆都（鬼都）银行”发行的冥钞，许多农村和中小城市专营扎纸活的作坊，竟因生产供焚化的纸“楼宅”、“彩电”、“冰箱”、“皇冠轿车”而财源大进。甘肃谭县一个村３０多户人家，就有２０岁以下的１８人弃学学阴阳。上海崇明县一个党员靠吹吹打打送葬，３年成了万元户。
封建迷信的大肆泛滥，导致了巫术横行。辽宁省绥中县高甸乡女村民刘凤玲，因常与公公、丈夫闹矛盾而找巫婆“指点迷津”，巫婆说是“有妖精作祟，迟早会出人命，你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杀你。”刘听信巫婆的胡言，于１９８８年３月一天的夜间将自己的公公和丈夫砍死。
土葬与“修坟热”则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吞噬着耕地。在温州，价格惊人的“椅子坟”以每年增加３万多座的速度与经济改革并存。风景秀丽的西湖风景区，据粗略统计，仅近几年就在６０万平方公里的风景区内冒出７万多座坟墓，西湖乡新建坟墓１０００多座，为“天堂”杭州蒙上了一层阴影。湖南省临湘县自１９８７年以来共建“活人墓”５０００余座，其中国家干部、职工及农村党员为亲属建的活人墓约占３５％，建墓导致了土地紧张。为争“龙脉宝地”，１９８７年以来引起了械斗１６７起，伤亡１４０余人。
文化出版界推波助澜
这种腐朽现象为何会愈演愈烈？——
出版界的“星相热”起了推波助澜的坏作用。
令人痛心的是，我们的一些文化出版单位，却在为这股风潮推波助澜，“星相热”使一些出版单位利令智昏，自去年８月以昆仑出版社的名义出版发行所谓“传统文化大视野丛书”《相学解析》一书始肇其端后，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也推出大型丛书“民俗文库”的第一本《人生预测》，一次印刷即发行了１０万册。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编辑的《社会科学研究参考资料》１９８８年第一期增刊号，不惜用近１／３的版面，５４个页码的篇幅全文刊出了《相面学》，声称“将东西方的相面学精华融为一体，以精炼的文字叙述了这一神秘科学的要领和方法，每个人想对自己的人生作一个预测，这本相面学就是一门关于人的个性与命运的艺术。”一见有利可图，许多出版社继之而起。仅今年１到２月份就有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的《手相与人生》、辽宁人民出版社翻译出版的《星座与你》、花城出版社的《相貌与性格》；２月份即摆上书摊却印着１９８９年５月第１版第１次印刷字样的百花文艺出版社编辑的《中国民俗与相术》。随之而来的学苑出版社、青海人民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等１８家出版社相继抛出了《相学大观》、《相貌与性格》、《面相与中国人》、《十二生肖与星座》等２０余种这类书刊，充斥着文化市场。
这类书刊的共同特点，一是印制低劣、文理不通、错字连篇；二是价格高，比同类书刊高出５０％甚至１倍以上，薄薄一本小册子动辄要４至５元；三是无一不是打着“民俗文化”、“传统文化”、“古老艺术”、“心理科学”、“医学”，甚至是一门“规律性科学”的堂皇旗号，其内容除个别书还遮遮掩掩，象征性地注上一两句“批判吸收”、“供参考”之类的话外，几乎是毫不走样地将非法出版的街头算命先生兜售的迷信品、解放前流传的星相占卜类的抄本、国外无聊的占卜之类的东西拼凑起来；四是印数惊人，大都发行在１０万至１５万册之间，仅据以上２５种计算，短短的半年中即发行了２４５万册。
在这股“星相热”的刺激下，一些报纸也不甘落后，北京某大报在两、三天一期的书刊邮购广告上，竟有着如下的广告词：“该书集隐身术、意念腾空术、占卜术气功、手相面相之大成，追溯过去，预知人生现在与未来”。在十分走俏，竞相出版的注释、介绍《周易》的十几种书刊后也常可见到“又称算命术”、“为历来推算解卦之用”的说明。
如果说过去的“武侠热”，“琼瑶热”还不失消遣娱乐作用的话，那么这“星相热”则完全是伪科学——封建迷信的泛滥，它不仅刺激了迷信活动的发生、发展，而且宣传了宿命论的腐朽思想，不啻是毒害人民的精神鸦片。更因为由国家出版单位出版发行，又打起科学的旗号，也就更有欺骗性和危害性。
在短短的时间内，由国家出版单位这样集中、大量地出版发行这种东西，不仅在中国出版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就是在西方也是极为罕见的。奇怪的是，对于这种出版热，竟既无人过问，更无人禁止，难道为了钱就可以连科学和唯物主义也可以丢掉了吗？
对付现代愚昧缺少办法
关键而迫切的问题在于如何煞住这股黑风。面对这股迷信之风，面对这现代愚昧向科学的挑战，我们固然不难找出它产生的原因。如历史久远的封建文化和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党风、社会风气不正及社会不公正现象的存在，使一些人产生了悲观失望的心理，企图寻求自我解脱；社会观念急剧变革的冲击以及改革中某些失误所带来的心理倾斜和逆反心理所导致的宿命论思想；全民文化素质亟待提高，总体文化水平下降，文化生活贫乏，两个文明错位；青年人易受好奇心驱使，缺乏正确的疏导；“一切向钱看”、文化商品化及社会高消费的刺激等等。但一个关键而迫切的问题在于如何煞住这股黑风。
过去，对这种封建迷信活动长期以来所采取的是政治运动的方式和方法，主要依靠抽象的思想政治教育手段，而缺少行政的、法律的强有力的制约机制，面对今天的新形势又缺乏明确的法规。如在封建迷信活动中，除那些少数进行反革命活动、直接或参与杀人、伤害、强奸、诈骗等触犯刑法构成犯罪的可以绳之以法外，而对于大量的以迷信活动为职业者，仅能参照《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的有关规定“处１５日以下拘留或者警告，可以单处或者并处２００元以下罚款”。而同一法规第１１条又规定：“又聋又哑的人或者盲人，由于生理缺陷的原因而违反治安管理的，不予处罚”。对那些基本上以盲人、残疾人为主的算命先生们，只能赶走了事，四处“捉迷藏”、“打游击”，而民政部门无经费收容，社会也无力安置。对可以处罚的，也是抓了罚，放了干。至于迷信物品固然可以收缴、销毁，但对国家出版的这类出版物却无能为力。同样，有法不依的现象也加剧了这股黑风的发展，土地法贯彻执行了几年，但坟墓仍然有增无减。事实上，封建迷信活动的泛滥，目前实际上处于放任自流，有关部门该管的不管，地方政府、党组织管也有限，司法机关无法可依又无从去管，管了也难以处理。这种现状如不加以解决，如果不加强社会的和法律的制约机制和制裁措施，发动全党全民综合治理，任其发展下去必将贻害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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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知识界纵横谈
期待全民教育觉醒
林陶
在一次小学生家长会上，听到一位家长谈对学校教育的意见：
学校首先要教给孩子们怎样做一个合格的公民，要一项一项具体地教。如不偷、不骗、不抢、不随地吐痰，过马路走人行横道，上车为老弱病残让座，长大了做工不偷工减料，做买卖不售假酒假药，做官不贪污腐化……至于“人口刀手”、加减乘除这些知识，一般孩子到需要时都学得会，早一天会晚一天会关系不大。
他的所言所思，显然包含着对现在社会风气的深深忧虑。建国４０年了，尚没有教会国民不随地吐痰、乘公共汽车要排队、男士要照顾妇女儿童，以致在某些人中形成一种谁敢不按规矩办事谁能耐的风气。在北京乘车，笔者目睹一位壮小伙子一把推开前边背书包的小学生抢先上车，而不管这位可怜的小女孩是否倒在了车轮下。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耻辱。现在既然社会还不能事事给孩子们作出好的榜样，大家只能寄希望于教育，此外还有什么办法呢？
然而教育是慢功，见效要等２０年。小学、中学、大学共十几年，学校该教的都教了，学生走上社会若干年，基本上照学校教的做了，没有被不良风气所同化，这才算有了效果。好比种树，总要等到这树种活了，有了绿荫，才算成功。
照此计算，建国４０年时间，恰好两个周期，可以培养出两代人。实际却不然。其间最少有一半的时间被不同程度地耽误了。究其原因，就是上上下下都有人性急，嫌学校那样朝朝暮暮、年年月月辛勤培养不过瘾，于是靠政治运动、靠领导号召、靠舆论鼓吹、靠硬性灌输，希望青少年成长得更快一点，这些不能说都没有效果，然而毕竟是些冷一阵、热一阵的事，更何况感情用事的时候多，科学办事的时候少，结果是：原以为折过一片云就有雨，实际上使教育规律被扭曲，教育对孩子们成长、对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发展本应起到的巨大推动作用，始终没有发挥出来。为逞一时之快，而误人子弟、误党误国，得焉？失焉？
时下有人重提“教育救国”的口号。现在喊这口号不一定很恰当，但令人欣慰的是，其间似乎已透露出全民教育觉醒的信息，若果如此，则我家孩子幸甚，天下孩子幸甚，国家社会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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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呼声
中学的“烟酒生”令人忧虑
近来常常听到一些学校领导和教师反映，说目前学生中“小烟民”、“小酒鬼”越来越多，严重危害着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和影响正常学习，并且无法制止和教育。
“喂，大强，抽一支。”“嗨，‘大鸡’过时啦！得，哥们儿，抽咱的，‘石林’！”——这是笔者在山东省德州市某中学厕所内碰到的一个真实情景，两名学生的年龄，看上去不过十四五岁，瞧他们那吞云吐雾的神态，真令人啼笑皆非。
校长介绍说，该校目前至少有４０％的学生吸烟，其中女生占５％，这些“小烟民”们派头十足，出手“大方”，在他们眼中，“大鸡”、“利得力”等烟已经过时。
另外，与烟分不开的酒，也同时受到了学生们的青睐。据调查，同学之间，凑钱下馆子的现象在许多中学已屡见不鲜，并且逐渐由饭馆发展到家中。更令人忧虑的是，这些“小酒鬼”们饮无节制，每喝必醉方休，酒后寻畔闹事、打架斗殴现象时有发生。
为此一些教育工作者呼吁，如今的中小学校里，“烟酒生”已不是个别现象，应该引起有关部门、家长乃至全社会的关注，以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
张汝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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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图书如何走向世界
本报记者 张祝基
中国的改革与对外开放，要求我们不断扩大同世界的双向交流，图书是增进相互了解的桥梁。可是，据有关人士披露，最近１０年，我国图书外贸总额累计仅４０亿元人民币，同英、美、法、苏等国相比差距很大。而且，我国图书外贸是进口超过出口。
中国图书如何走向世界？
竞争激烈的国际图书市场
目前全世界每年出版新书大约有６０万种，其中美、苏最多，各为七八万种，西德次之，有６万多种，我国每年出新书大约４．５万种，略高于英、法。可是，我国的图书主要供应国内读者，而世界图书市场主要被英、美、法、西班牙和西德等国占领。英国是英文图书的主要输出国，它所出版的图书有百分之四五十出口世界，法国也有大约１／３的图书输往国外。
同其他国际市场一样，世界图书市场上的竞争也是激烈的。那些图书大国不仅向外出口成书，而且还在国外开办出版分公司。例如西班牙，仅在南美洲就有１３家出版分公司。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中小出版社联合起来，组成国际性的出版集团，发挥其信息灵通、广泛的优势，并把一个版本用多种语文翻印，以扩大印量、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经济效益，来同那些大出版公司抗争。今年５月上旬在我国举行年会的莫托文出版集团协会就是一个这种性质的团体。这个协会目前成员有８７家出版社，其中绝大多数是西欧中小出版社，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也是该协会成员。
国际合作出版可借船过河
我国图书外贸长期以来主要依靠中国国际书店和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经营，１９８０年成立的中国出版对外贸易总公司成为开展这项业务的第三个机构。１９７８年以来，中国图书对日本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出口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却远未真正打入欧美图书市场。由于所联系的发行商自身的局限性，我们出口到这些国家的外文图书进不了人家的大书店，中文图书则主要摆在唐人街的小书铺里。究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图书在选题、写作或编排等方面多不适合欧美人的需求和消费习惯。
近十几年来的实践表明，合作出版不失为推动中国图书走向世界的一条有效途径。具体说，就是中外出版社共同商定题目，中方提供图片和资料，双方合作编辑出版，利用人家的发行渠道将中国图书打出去。这样做的好处是，选题出书可避免盲目性，成书切合外国读者的口味，最后还可借船过河地流入国际图书市场，拓宽销路。例如采用合作出版方式推出的《中国》、《西藏》、《长征》、《钢铁长城》等大型画册，都有７种以上文本，发行量都超过１０万册。据出版界人士估计，上述那些价值很高的图书，国内图书市场的容量最多不超过３０００册。
把图书进出口贸易做活
我国内向性的出版社长期以来眼睛只盯着国内，只考虑为国内读者服务的问题。为把中国图书推向世界，促进世界了解中国，我国的出版工作者们必须适当考虑外国读者的需求。为此，他们就得放宽眼界，站在全人类文化的高度，这样才能作出好的选题。
目前看，通过合作出版途径虽然可以了解到一些国际图书市场的情况，但从长远看，必须加强对国际图书市场的调研才能掌握主动。地方出版社一般都少有考虑国际图书市场、甚至同外国出版家交往的机会。国家级机构的调研力量也嫌不足，如何协调沟通信息更是个问题。
要培养一支相应的图书外贸队伍。国内一些出版社对国际上通用的图书贸易做法还感到陌生，甚至对什么是版权转让、合作出版也不甚了然。
为方便洽谈，要展示未成书的模拟本，这本是国际图书贸易惯常的做法，但许多出版社对此并未重视。有些很好的图书，由于没有外文说明而丢失了可能的出口机会。要解决这些问题，关键是要有一支图书外贸专业队伍。有些参加对外图书贸易的人编书是好手，做买卖却不在行。理想的图书外贸人员应该业务熟、会外语、信息灵。
一些国内出版社负责同志普遍呼吁，随着我国图书外贸的开展，出版法的出台应及早提到日程上来。
图书外贸既然是一种贸易，就得有来有往，而不可能只出不进。一般出版社由于没有外汇买进人家的好书，有时候也影响把自己的好书销出去。这也是个问题。
外国人来到中国，甚至买不到中国出的关于自己的外文版图书，而在别国由其他国家出版的这类图书却几乎随处可寻。这种现象被外国出版家指出是丧失了很重要的一部分市场。这种批评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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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苍山洱海的困窘
本报记者 钱江
谁都知道大理的苍山洱海美。苍山十九峰，峰峰巧削玉芙蓉；十八条溪水飞珠溅玉，奔泻进碧绿色的洱海。云南第二大湖洱海是风光明媚的高原湖泊，水质清澈，盛产鱼虾。苍山高，洱海阔，风、花、雪、月“四绝”附丽于苍山洱海已千年。
然而今天记者到此，却听到苍山洱海一声接一声深沉的呼唤。
苍山说：请还我绿色的树
我看到一个令人忧虑的数字，苍山洱海之间，森林覆盖率仅为１１．４％，已经失去了自我更新繁茂的能力。泛舟洱海，举目四望，洱海东侧是荒山秃岭，不要说树，就连草也很少；眺望苍山，森林线已退到海拔２５００米以上，仅存于山腰一带。
我知道，对苍山森林的砍伐从唐宋时就开始了。明清时期是第一次大砍伐，抗战时是第二次，但第三次却在１９５８—１９７６年之间。如今的苍山十八溪在旱季已经断流！没有了森林的涵养，每年的雨水将１２７万方泥沙冲进洱海，壅高湖底。严峻的问题还在于，洱海上游水源地区的罗坪山、标山、大黑山等径流面积２５６５平方公里范围内，林木砍伐得更严重。如此下去，苍山将不是绿色的。苍山哪能不呼喊呢？
洱海说：请留给我清澈的水
切不要以为蓄水量近３０亿立方的洱海水用之不竭。据大理水文站观测，７０年代前洱海平均来水量８亿方，７０年代减为７亿方，８０年代初连年干旱，来水量降到５亿方以下。其中１９８２年来水量仅１．５７亿方。用水量呢？１９８０—１９８８年间，洱海下游出水口上建成了３个梯级水电站，装机容量２５．５万千瓦，单发电每年需用７亿方水。再加上工农业和生活用水２亿方，需求总量达９亿方。进水和用水每年逆差２—３亿方，连年挖库容。
洱海水位连降３米到了海拔高程１９７０米。洱海水面因此缩小了１１平方公里，造成沿湖５２个农灌水泵站悬空，无法抽水。沿湖水域变浅了，水草在向湖心蔓延。浅水区呈现出沼泽化状态，加上来水河口的变化，洱海土著鱼种失去了产卵场，逐渐消亡。
最突出的潜在问题是，当年建造西洱河电站是以１９６９米来设计取水的，如果真的这样，还将有大块湖底裸露出来。
“？”号，留在苍山洱海间
苍山洱海的窘迫终于唤起了大理各族人民的警觉。人们认识到了控制洱海最低水位的必要性。有关专家学者经综合论证，提出了对洱海最低控制水位线的看法。从１９８４年起，大理州《洱海管理条例》着手拟订，历经４年后定稿，经云南省人大常委会批准，自１９８９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作为地方法规的这个条例规定：洱海“最低运行水位为１９７１米，最高蓄水位为１９７４米。一切开发活动必须严格控制在此正常水位范围内进行。”法规一出，洱海该喘一口气了。
问题偏偏没有那么简单。大理去年遇上了罕见的春夏秋连续干旱，洱海蓄水严重不足，今年又是春旱，洱海水位已降至法定最低点。眼下云南全省电力极度紧张，各方面都要求西洱河电站多发电。要发电就得降低水位，真是左右为难。
两难之中，似乎洱海保护就当退后一步了。３月２１日，州政府向州人大提出议案，“请求在今年这样特殊困难的情况下，允许变通执行《洱海管理条例》……”将“最低水位”再降低３０厘米。几天后，人大会议以微弱多数通过了请求“变通”的议案。
洱海水位突破了法定最低线，洱海边又多出一圈犹带潮湿的湖底。州人大委员感到困窘……
今天的洱海还是清澈美丽的，若是人们不保护它呢？记者突然发现，弯环似的洱海真像一个碧绿的大“？”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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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但愿无此现象 周盛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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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作家师傅，徒弟出师也。
刘勇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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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几个孩子挤在一个破窑洞里上课。没有桌子，没有凳子，孩子们的腰弓得叫人心酸。这就是位于吕梁山上的山西省临县碛口乡高家庄村的小学。 田丹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