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作为一种发展战略的文化建设
刘东
文化热与文化冷
文化好像是很热过一阵子。就像对体育、气功一样，一时间沸沸扬扬，不管懂不懂，练过没练过，都讲得津津有味。当时，就连最没有文化的人，也都开口闭口“中国文化如何如何”，“西方文化如何如何”……
没有必要嘲笑这种现象，关键在于去思考它背后隐藏着什么东西。要问文化为什么会热，就应该先问问我们国家为什么只有“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如果我们承认社会是一个有机的系统，那就应该承认它的改革也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对它的各个层面进行协调的改造。而有关政治改革的研究，文化改革的研究却显得滞后。这是为什么？
这种状况首先是历史造成的。在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举国上下只能在经济层面的现代化上找到共识。当时提出“四个现代化”这样一种口号，并没有什么不对。相反，如果把全部需要解决的问题都一锅端上来，想毕百功于一役，那反而会使改革加大阻力，难以启动。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仅仅把一场现代化运动局限在物质层面上，毕竟是有很大缺陷的，而且随着改革的深入，这种缺陷就会越来越暴露。
从历史的角度看，认识到这一点并不困难，因为我们过去已经交过一次学费了。从只讲“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到企图解决制度问题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再到高涨现代价值观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现代化的先驱者们已经在这个层层逼近的思路中走过一遭了。那中间有过许许多多令人悔恨的历史教训，使中华民族痛失过赶上世界潮流的时机。所以，稍有近代史常识的人都会问：难道我们非得再交一次学费不可吗？那样的话，中华民族会被一误再误到何种地步？
文化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热起来的。这种情况说明了人们在深化改革的问题上已经做好了达到共识的思想准备。这是潜藏在人们心中的对改革的巨大推力。因为“文化热”毕竟和“体育热”或“气功热”不一样，它热衷的不在于那个对象本身，也就是说，那么多人大谈文化，并不是因为他们全都不约而同地感受到了这种或者那种文化的魅力，而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这场牵涉到切身利益的改革运动似乎缺少某种舍此就不能成功的东西。当时，对于决策者来说，根本就既没有必要对文化热中的某种观点进行裁决，因为无论哪种观点都是以各自的方式呼唤与新的物质文明相匹配的新的精神文化。所以，应该顺势把人们对于文化问题的热情集聚起来，使我们民族在一个更完整的现代化目标下统一认识。
可惜，要么是对文化热的积极涵义没有理解，要么是即使理解了当时也无力抓住它，总之文化是白白地热了一回。而最新的发展是，人们对文化问题的热情已经冷了下来，或者说，“文化热”已经被辍学热代替了。文化再次成了少数文化人的玩物或者苦苦为之奋争的目标，而大多数人则再次恶性循环地关切起眼前的利益来。在这种热情的消退中，不能不说是隐藏着一种对全面改革的失望。
反文化与无文化
我们这样对不起历史赐给我们的时机，历史不可能不报复我们。如果说“文化热”还遗留下什么东西的话，那就只是一派消极的悲观情绪。这种情绪由于现实的制约而不得不去寻找一种曲折的和变形的表达。所以，人们普遍去“项庄舞剑”般地骂老祖宗没出息，骂中国文化只能造就我们这些“丑陋的中国人”。电视系列片《河殇》之所以会引起那么大的社会效应，正是因为它既反映又迎合了这种心情。
我们当然应该去逼问中国传统文化内部为什么不能够导出现代指向。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如今在现代文明的入口处迟迟挤不进去，也全归于传统文化。其实，中国文化传统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早已不复存在了，现在只留下古代大厦的残砖碎瓦。我们若把现实的困境统统由一种“文化宿命论”来解释，那就会使我们丧失历史主动性和推卸历史责任。
值得深思的是：在人们抱怨中国传统文化拖了我们后腿的同时，台湾的经济学家却在担忧传统文化的丧失将会减弱他们现代化的势头。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关键就在于我们没有能够建立起一种新的、符合现代理性的文化规范去对传统文化进行一次再整合。尽管我们的传统文化在其基本走向上跟现代文化风马牛不相及，但由于历史无法割断或者重新开始，我们绝不可能在一片文化真空中开展现代化运动。古代的大厦确实没有现代的功能，但如果你真对那楼上的每一砖一瓦都深恶痛绝，那我们就没有建筑材料来改建新楼了。因此，最关键的问题还是我们要拿出一张新的建筑蓝图来，然后挑选旧楼的砖瓦和构件，让它们都服从新的设计要求。这样，传统文化中符合现代化需要的那一部分就会发扬，不符合现代化需要的那一部分就会萎缩，整个社会自然会全面地得到革故鼎新的转型。比如，中国人确实能吃苦耐劳，这和传统文化中的“安贫乐道”有关；而中国人又确实盼望能大吃大喝，这似乎也和“乐感文化”有关。一个“乐”字，把这两面都包容了。如果我们能够有一种新的社会规则和理性规范去重新整合这种心理的二重性，它本来构不成对现代化的威胁，只有促进它。
正因为这样，我倾向于把我们目前的状态称为“无文化状态”。也就是说，既不是传统文化，也不是现代文化，既不是东方文化，也不是西方文化，只是一种最没有着落的无根状态。任何一个社会共同体，总要有它的价值标准，有它的行为规则，才能在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利己和利他等等之间维持一种基本的平衡，它自己才有可能存在下去。这才能叫做一种健全的文化。而我们现在实际上因为失去起码的规则，什么都走了样，最豪华现代的计程车也叫你享受不到现代生活快节奏的效率，最历时悠久的四合院也叫你享受不到古代生活安闲悠然的情调。可以说，由于立不起正面的东西来，人们往往把东西文化的负面东西都发扬起来了。我们有西方的性解放却没有西方的个性自由，有古代的裙带风却没有古代的考试、监察制度；有古代的官本位却没有古代对教育的重视。中国的改革不论如何改，但在最该变革的地方偏偏以不变应万变。因此，在逐步活跃的市场经济和制度层、文化层之间产生了巨大的落差。为什么“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关键在政府显示不出现代国家的功能。为什么思想政治工作收效甚微？关键在于你说的东西早已滞后于现实的生活。这就使得我们的社会整个儿像一场没有比赛规则的足球赛，老的规矩失效了，新的规矩立不起来，连裁判员都不知该怎么吹哨，所以只能引起越来越多的球场骚乱。
必须有强烈的文化危机意识
还是说“球场骚乱”的比喻。如果一个野蛮人看到这么多人为一个球争得你死我活，大打出手，他会以为人们缺的是那种球，所以他会认定，只要发展经济，多生产一些球，让每人都抱一个，问题就解决了。但如果一个文明人听到了这种看法，一定会笑着告诉他，生产再多的球也没有用，因为他们缺的不是球，而是玩球的规则。我们的情况正是这样。
过去，我们总以为历史的起点只是物质生产，上层建筑里的事只有等吃饱了肚子才能干。这种单线的因果决定论完全忽视了精神取向和文化氛围在现代化运动中同样不可偏废的重要作用。正因为这样，我认为应该特别研究一下韦伯的思想。为什么哪里深入进行现代化运动哪里就兴起韦伯热？首要的原因就在于韦伯强调了文化的内部精神与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的必然关系。韦伯认为，在合理型的资本主义形成之前，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和物质“质料”都必须先行呈现，缺一不可，因为只有两者的结合才能产生革命性的综合，导致现代的经济类型，而这种情况凑巧最先出现在西方。从这种观点来分析我们今天的现状，不难看出，如果我们的改革只强调物质层面，不强调文化精神层面，那中国就永远只能是一个瘸脚巨人，根本无法放开步伐跟上现代化潮流。即使你把经济发展放到再突出的地位，它也很难高速发展，因为文化氛围不能保证一种合理的行为模式，经济活动也就不可能得到理性化操作。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对那些总以为吃饱了才能搞文化的人说——要是没有文化，就总也吃不饱。
文化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精神素质，反映出这个民族有没有具备进行现代化起飞的心理基础。这一点，早在五四时代就已经被认识到了。比如胡适就曾打定主意要在思想文艺上为中国的现代社会建设一个革新的基础，他认为这种新文化建设是真正能治中国病根的一付缓药，见效虽然慢，却能为中国真正造下“不能亡之因”。令人痛惜的是，在７０年之后，在中国的改革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之后，我们似乎仍然没有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统一认识，仍然目光短浅地以为在文化上的投入是见不到效益的。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人们才能头破血流地再一次把圈子兜回来，开始下一轮的“文化热”。
因此，借此机会，我要向全社会大声疾呼——我们不仅要有经济上的危机意识，也要有文化上的危机意识！我们要看到，文化上的失范将比经济上的失控更长久地拖中国现代化的后腿。所以，除非我们主动地迎合现代化潮流去建立一种新的合乎理性的文化规范，否则巩固改革、深化改革、保卫改革的想法就只能是空谈！
文化从来是一个整体。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过程中，根本由不得你挑挑拣拣，想要这个层面而不想要那个层面。因而，只要现代化的按钮一启动，各个层面现代化的问题总是要被提出来的，而且迟早是要解决的。在这个问题上早走一步，中华民族就多一分主动，成为亚洲经济巨人的理想就多一分现实可能性。
尽快制订和实施文化战略
制订和实施文化战略，我们首先需要确定一个发展的总方向。
这个总方向不是别的，正是理性的文化规范。它是一个现代社会赖以生存的基本生命线，是共同生活着的现代人的基本交往规则。我们必须首先确立的，正是这样一种理性的社会规范的权威。
当然，一个社会中理性规则的逐步完善和理性权威的逐步树立，是和它的全体成员的理性精神的成长同步的。但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应该把规则先立起来，把它作为一种新的价值准则。
只有经过反复的讲理和较量，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逐步认识到：想要不守规则来谋私利，只能是适得其反；只有老老实实地按规矩公平竞争，才是对自己最有利的。只有到大家对理性的权威心悦诚服，并且自觉地把维护理性规则看成是维护自己正当权利的时候，我们这个社会才能找到一种秩序，才能正常地开展它的活动。
现在，有关“新权威主义”的讨论正是热门。也许，鼓吹这种口号的人所带来的唯一积极的东西，就是大声疾呼地提醒大家——由于文化的失范，我们这个社会正在日益地失控。一个社会的确需要权威。但我认为，真正顺潮流合民意的权威，只能是理性的权威，而不是哪一个人哪几个人的权威，甚至也不是政府的权威。在宪法之下，政府和每一个个人一样，都只是一个必须遵从的法人，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它的长远利益，才能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在这方面，政府必须和所有公民一样学会理性地行为和操作，在政治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进行现代化的转型。只要一个社会是建立在理性的规范下，是正常有序地向前发展的，那么，这个社会就可以保持它的向心力，可以使人们热爱它，为它作出积极的贡献。我想，只有到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包括政府为了自己的权利不被损害而学会了随时准备进行“护法战争”的时候，我们才真正算有了理性的勇气，才算是启蒙启开了窍，才算是把中国送上了轨道。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谈谈我国重复引进技术的问题
杨爱群
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各种新闻媒介相继披露：全国性的“易拉罐引进热”有进一步蔓延之势；磁带磁盘生产线引进一哄而起；还有洗衣机、电冰箱、西服生产线引进已严重超出国内市场所求……种种迹象表明，我国的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已发生一定程度的宏观失控，低效益的重复引进亟待制止。
限制重复引进，一定要以效益为标准，分清情况，区别对待。根据当前的实际情况，限制重复引进的重点应放在设备重复进口（尤其是用汇量大的大型成套设备和成套生产线的重复进口）和地区重复引进上。而对某些软件的重复引进和某些竞争型重复引进，则要具体分析，确定对策。
当前，世界科技发展速度日益加快，科技更新周期日益缩短。为了适应这一发展趋势，客观上要求我国在技术引进中，保持合理的连续性，在消化、吸收原有引进技术的基础上，再采取“阶梯式”的引进方式，循序渐进地引进更高层次的技术。国内外的实践表明，属于这种技术更新型的连续性的软技术重复引进，不仅有利于企业迅速掌握世界当代先进技术，及时转化为生产力，而且可以节省大量研究开发费用，最终取得较为理想的微观效益和宏观效益。因此，对于技术更新型的软件重复引进，要从效益的角度出发，给予合理的引导和支持。
设备进口耗资大，如发生重复进口的话，无疑损失也大。因此，要尽量避免设备重复进口。凡是国内已经进口并实现了国产化的技术设备，决不允许再进口；凡是国内目前一时尚研制不出而生产上又急需的关键设备，进口也要适度，而且还要对有关部门和企业及时地下达国产化的硬性部署和指标，切不可无休止地进口。
从全国来讲，地区重复引进带有很大的盲目性，不利于全国经济的合理布局和资源的有效宏观配置，要努力限制。对于各地的技术引进，国家应从宏观上做好统筹安排，根据各地的技术需求状况、经济地理条件、现有技术消化吸收能力，按照规模经济的要求，实现最佳布局。无论是技术引进的长线项目还是短线项目，都应根据量的变化，适时合理引导和调整投资。当前，尤其要综合运用税收、信贷、法规和行政审批手段，在限制长线项目的同时，也要限制各地一味上消费领域的某些短线项目的短期行为。
处于同一市场上的同类企业，为了取得市场竞争的有利地位，有时会相继引进同类技术，并竞相消化、吸收和改进引进技术。这种竞争型的重复引进，对其加以合理的引导和控制，将有利于企业之间开展良性竞争，克服技术垄断行为，推动企业技术进步。对于技术引进合同中外方规定不许自由转让的，以及市场需求远远大于供给的项目的竞争型重复引进，原则上应该允许。但是，对于不符合全国经济布局和规模经济要求的竞争型重复引进，则应限制。
制止不合理的重复引进，国家已经制定并实施了一些政策和规定。但为什么屡禁不止呢？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中央、地方财政实行“分灶吃饭”后，调动了地方振兴经济的积极性，但也助长了地方本位主义抬头。一些地方、部门和企业只顾眼前效益和局部效益，纷纷扩大一时高盈利项目的投资，而靠引进技术、进口设备转化生产力，一般眼前效益都较高，因而引发了这一类技术和设备的重复引进，尤其是盈利很高的消费品生产线的重复引进。
（二）在价格扭曲、市场机制不健全的条件下，我们难以充分发挥经济杠杆的作用，有效引导技术引进和设备进口投资流向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部门和行业，相反，在扭曲的价格诱导下，资金大量涌入盈利过高的一般加工工业和消费品工业。
（三）信息管理环节薄弱。一些地区、部门和企业为了维护自身局部利益，互相封锁引进信息，对此，宏观上缺乏有力的指导和协调，信息管理手段也较为落后，公布的有关引进信息不全面、不及时，乃至有误。
（四）宏观控制有空可钻。比如，过去对一些重大技术设备的引进实行“统一审批，归口管理”，但把合资方式的引进排除在外。结果这一领域的重复引进未能得到必要的限制。
另外，在一些部门和地区组织的中央审批限额以下的技术引进项目中，没有注重专业化、系列化，没有处理好引进与中央计划、部门计划和地区计划的关系，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
在我国目前外汇较为短缺的情况下，为了切实做到好钢用在刀刃上，提高技术引进投资的宏观综合效益，必须下大功夫，有重点地严格限制重复引进。为此，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优化审批制度，把现行的国家单一额度控制改为额度、规模双重控制。即限额以上的技术引进项目继续由中央审批；限额以下的项目，根据各地的具体情况，由中央统一规划，确定各部门，各地区的引进规模，不许突破，在此前提下，各部门、各地区审批限额以下的项目。
——改进宏观调控。限制重复引进，关键在于有关调控部门有无新招。一提加强宏观调控，就片面地重操收权的老办法显然是不行的。除了堵塞审批制度上的漏洞之外，更主要的恐怕还是要充分发挥税收、信贷、价格等经济杠杆的作用，以及通过健全经济法规，来有效限制重复引进。
——把国家对部门、地区和企业技术引进的单一近期经济效益考核指标，改变为近期经济效益、远期经济效益、技术设备利用率和资金占用率等多种考核指标，以迫使部门、地区和企业切实注重远期经济效益。
——完善技术引进信息管理系统。国家应建立一个统一的技术引进信息数据管理系统，对现有技术引进进行必要的信息普查和登记，在此基础上建立技术引进登记制度，及时向社会发布有关信息。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书刊评介
评《民主宪政新潮——宪法监督的理论与实践》
张树相
在西方学术界，传统上把国家的宏观政治权力分为三部分，即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在三权之间建立起一种相互制约与平衡的关系，以保持权力体系的协调运作与发展。然而，人类并没有止步不前，而是经过实践和探索，在传统的政治三权之上，又发展了被某些西方学者称之为第四个政治权力的“宪法监督权”。这一新兴的政治权力萌芽于二三百年以前，而渐次成熟于最近三四十年。在今天，它已经引起了世界范围内许多国家的热切关注，不仅形成了较为系统的有关基础理论，而且创造了各式各样的宪法监督权。即使在我们这种民主宪政基础薄弱和起步较晚的国度，宪法监督的春风也吹启了人们长期被封建专制传统禁闭的心扉。特别是今年召开的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对包括宪法监督在内的法律监督所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觉悟和关注，更使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现在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了陈云生同志撰著的《民主宪政新潮——宪法监督的理论与实践》，为我国的政治生活常青之树增加了一枝新叶。
正当我国学术界众多的学者把目光投向西方传统的权力分立和制衡的权力结构模式，以谋求健全和发展我国民主政治的他山之助时，作者以其对民主政治的学术敏感，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视野，及时捕捉住当代民主政治中最新发展起来的重大课题——宪法监督问题，并对此加以研究。作者在本书中的研究虽有不尽如人意和可以商榷的方面，但他对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探求及其成果的率先推出，在国内的政治学和宪法学界可以说是开创了先河。
在本书的理论部分，作者并没有试图创立自己独立的理论体系，而是竭尽全力把现存的理论从总体上给予全面的概述、系统的整理和科学的分析。真正合乎科学的理论体系的创造固然值得倡导和推崇，但在我国目前宪法监督理论基础薄弱，各方面对之还缺乏深刻了解的情况下，作者所从事的这种研究或许更切合实际。勿庸置疑，把人类发展到目前为止的宪法监督基本理论给予科学的概括、整理和分析，本身就是艰苦的理论创造。如作者对宪法监督的意义、概念、本质、对象、范围、原则、方式以及理论基础等方面，就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和认识。
宪法监督决不是政治学家、宪法学家头脑中的玄想。它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宪法监督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政治过程，是宪政建设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它以多种制度的形式存在，在政治、经济、社会事务中发挥着日益强大和深远的影响。发现这些制度，分析和比较这些制度，理所当然地成为宪法监督研究中的重要任务。我们欣喜地注意到：作者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同样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他不但向读者展示了中外宪法监督制度的全貌，而且对各种宪法监督制度的长短优劣进行了评析。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对任何社会形态下的宪法监督制度，都采取了实事求是的、中肯的分析态度，而不是采取一概否定或一概肯定的态度。而这种科学的态度，无疑也是值得肯定和倡导的。
对如何健全和完善我国的宪法监督制度以及如何推进和加强我国的宪法监督工作问题，作者也表现出相当的冷静。目前国内宪法学界倡导在我国建立宪法法院之类具有极大权威的专门宪法监督机关的呼声较高。对此，作者没有人云亦云。他认为，在我国的宪法还没有真正树立起极大的权威，在监督宪法全面实施还缺乏坚实的社会基础和必备的政治条件时，应当从实际出发，采取积极而又稳妥的途径和形式来健全宪法监督制度，加强宪法监督工作。书中提到的在全国人大体制内建立专门的宪法监督工作机关，建立人民监督机关，实行人大督察员制度，在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宪法审判庭或单独组建宪法权利保护法院以实行有限的宪法诉讼制度等，都是作者在充分考虑国情，并进行可行性研究之后提出的。这方面的观点可能会引起较多的争议，但作为一家之言，对关于健全我国宪法监督制度的研究和讨论，至少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