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七味书谭
政治隐语
董乐山
读罢邵燕祥同志的《众所周知与众所不知》（２月１日本版）一文，不由得击节称赏，因为文中所述这种隐晦的笔法，几乎每天在报上都可以看到，有时多到读报几乎成了猜谜游戏的程度。读者若谓不信，请看邵文刊出后三天报上一条关于著名老报人陈铭德逝世的消息。其中就有这么一句：“１９５７年因主张新闻报刊的多样化和加强舆论监督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仍始终担然坚持坚定执著的信念。”这里所谓“不公正的待遇”究竟是什么，若不是文中提到１９５７年，读者是很难猜测的。再过二三十年，届时的读者恐怕连１９５７年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了。
邵文说这种隐晦的笔法是为尊者讳的传统所造成的，也许不无道理，但是，“中国赫鲁晓夫在××省的代理人”、“批林批孔”、“批周公”“评《水浒》”等等，却不是能用为尊者讳来解释的。何况这种隐语还不仅仅限于政治领域，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也都存在，可谓比比皆是，甚至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习惯成自然，不自觉地在讲隐语。比如“待业”代替了“失业”，“优化劳动组合”代替了“精简人员”，而“精简人员”一词本身当初就是用来代替“裁减冗员”的。不过在修辞学上来说，这些都属于委婉的说法，与前述政治隐语略有差别。至于“三和一少”、“五讲四美”、“两个中心、一个基本点”，还有什么“两公开，一监督”等等，当初大概是为了帮助没有文化的基层干部在传达时便于记忆而发明的，但这个办法恐怕只能帮助一时强记，用目前流行的新名词来说，只有短期效应。日子一久，就很难记清这些数字所代表的是些什么确切内容了。读者不妨建议电视台举办一次电视大奖赛就知道其效果了。
除了数字游戏可说是我国的发明创造，政治隐语和委婉说法则可以说是一种国际现象。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早在４０年代一篇论述语言受到政治败坏（当时“污染”一词尚未流行）的著名论文《政治与英国语言》中就指出：所以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要为不可辩解的事情作辩解”，这话可真是说到点子上去了。因此“从空中轰炸毫无防御的村庄，把村民赶出村去，用机枪扫射牲口，用燃烧弹焚烧茅屋：这叫做‘绥靖’。剥夺千百万农民的田庄，使他们身无长物，流离失所：这叫做‘迁移人口’或‘重划国界’。未经审判即投入监狱，拘禁经年，或者脑后一枪，或者送往北极死于坏血病：这叫做‘清除不可靠分子’。”
当然，奥威尔不幸死得太早，以致他举的都是一些３０年代的例子，如今听来似乎有些生疏。但是半个世纪以来，这种政治隐语和委婉说法的发展却有变本加厉之势，比如国际上把征服和侵略美其名曰解放和援助已数见不鲜，军事政变的即使是杀人魔王也没有不标榜要恢复民主和自由的。这样比起来，把涨价叫“调价”，高价叫“议价”（即使抬价时并没有同你顾客商议过），就不算怎么一回事了。
第8版(副刊)
专栏：
尽在不言中
鹿素兰
当飞机的发动机轰鸣突然变调，轮子快速地在首都机场的跑道上滑行时，我蓦地从怔忡中惊醒，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梦一般的三个月巡回医疗的任务结束了，步下飞机的舷梯犹如从太空返回人间。拂面而来的是温煦的暖风挟裹着缕缕米兰的幽香，使人忍不住要贪婪地深吸。熹微的朝阳洒在极目可见的远山、绿树、草坪上，给万物罩上一层扑朔迷离的色彩，正前方虹光辉映下的一片楼群云蒸霞蔚，恍如海市蜃楼……
这是一种恬静、细腻的美，俏丽中泛着俊逸，迷蒙中透出生机，和医疗队驻地的崇山峻岭，危涯湍流形成鲜明的对照。
登上民航班车，穿梭于车水马龙的闹市，脑际闪现的依旧是昨日告别时的画面：迷蒙的群山，茂密丛林中若隐若现的茅舍，踏着逶迤山路匆匆赶来送行的人流。天，飘着无声的细雨，戴着斗笠的山民们三五成群站在斜坡，朝圣般地看接我们走的汽车。山民们是淳朴的，没有更多的饶有韵味儿的告别语，车开的一瞬映入眼帘的是无数只用力挥动的臂膀和一双双期待的目光，撼人心灵的是人群里飘出的压抑住的呜咽。我的房东大嫂就在那一瞬以迅雷之速再次将那包沉甸甸的山货掷入我的怀中，她的一对孪生女儿手舞足蹈地向我打着“必须收下”的哑语，明亮的眼眸里闪烁着童稚的激情，在车后扬起的尘埃中她们追逐了很久……
当时，我的眼眶湿润了，久已沉寂的心被激荡着，一种深沉的悲哀和差惭紧紧地攫住我。三个月的相处，我不过利用居住之便为她一家诊过几次小病，为她双胞女儿的先天聋哑尝试性地扎过针灸，疗效也不显著，却被他们全家奉若神明。而医疗队的成员中，几乎每人都有一段感人肺腑的故事。这些蛰居深山的乡亲们，人人怀揣一颗晶莹剔透的心！懵懂的意识就在那一刻豁然开朗，使我深刻感受到一个医务工作者肩负的神圣天职。 按捺着涌上心头的千思万绪迈进了久违的家门，我又看到了明亮的房间和熟悉的一切。没人向我扑来，没人紧握我纤弱的手，也没人赐给我亲昵的爱抚。中国人惯会含蓄，且极善掩饰自己的真情。女儿大约也受了孔夫子的熏陶，躲在墙角抿着嘴朝我眯眯地笑着，一向不苟言谈的母亲闻我未进早餐，急匆匆钻进厨房，一盏茶的功夫便烹制出一碗喷香的汤面。制汤面的程序我熟悉，而它的绝妙在于集五颜六色之大成：黄的是蛋花，绿的是瓜片，红的是番茄，黑的是紫菜，白的是精细的龙须面，之后淋几滴香油，捏一撮味精，揽匀了盛在蓝花细瓷碗里，捧在手中便是令人垂涎的佳肴，而那无言的情和爱均融进冒着腾腾热气的碗里了。
汤未喝完，哑女一家的故事已讲了大半，女儿看来动了真情，勾住我脖子的手松开，眼泪汪汪地恳求我把两个哑女接来治病。童心，人世间大约童心是最纯、最真、最无暇的吧！
我把女儿揽在怀里，轻轻抚摸她柔软的头发。我本想告诉她，现实充满了艰辛，我们有不少贫困地区需要扶持和改造；我还想告诉她，医学上的空白点和需要人类征服的病症还很多，你我的父亲都是被可恨的癌症夺走性命的；我想再给她讲讲人生的意义，学识的重要……想讲的很多，但我什么也没讲，女儿还小，深奥的道理她听不懂，还是留待以后吧。
然而，萦绕不绝的思绪无数次撞击着心扉，于是我只好把郁积胸中的一切演绎成一个个浑圆的、飘逸的汉字，这是唯一能令我心安的良药。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雅俗谈
理应让古迹增色添辉
豆宗林
《人民日报》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１日第八版发表了郑凯歌的《旧貌何须换新颜》的短文，对陕西扶风县法门寺的建设，进行了一番非议，并把长城的修复工程也拉扯上，冠以“贪大求新的思想作怪”，“‘破坏性修复’的蠢事”，“实有欺世之嫌”。这种论调，实在使人听之逆耳，思之费解。
首先，我们对待文物古迹应采取什么方针？是保护还是任其自然消逝？我认为应当采取积极保护和开发利用的方针。所谓积极保护，就是要采取有力措施，使文物古迹免受风雨侵蚀或破坏，使它的艺术形象永存世间；所谓开发利用，就是要进行必要的修复，以更好地利用它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弘扬祖国古代文明，对人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如秦兵马俑在１９７５年时，还只是刚刚发现发掘的一片瓦碴滩，经十多年的保护开发和修复建设，才有今天雄伟的规模，给人们展现了世界奇迹的丰姿。郑文对沙漠中化为土丘的楼兰古城甚表赞慰，那么，再过若干年之后，楼兰古城连土丘也被沙漠湮没了或风雨侵蚀消逝了，那时，这古代文明的遗迹还有什么形象和魅力呢？还有什么吸引人之处呢？所以，对文物古迹的保护和修复，绝不是什么“作怪”和“欺世”，是弘扬祖国古代文明，激励后人，教育子孙的伟大工程。
其次，对待文物古迹，要以新的思想观念为指导。现在是发展商品经济的社会，世界各国的旅游事业在蓬勃发展。我们应当以商品观念为指导，积极开发利用中华民族伟大的古代文化遗产来发展旅游业，花一些力气进行修复、整理和必要的设施建设。这不仅有利于扩大文化交流，而且对发展经济有很重要的作用。把这斥之为“破坏性”，未免有些出言有失。
再次，法门寺宝塔倒塌后，在地宫出土了四枚佛指舍利和大批金银器、丝绸等，举世罕见。它对我们研究唐代历史、文化和宗教都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引起了国内外宗教界和考古界许多人士的关注。我们对宝塔和地宫进行了修复，建设了博物馆和一些商业服务设施，对各地游人提供一些起码的参观和吃住方便，这有什么不好呢？不知郑文之“忧”究竟为何？
至于修复古代文物古迹，要有计划有领导地进行，在技术上既要确保原貌，又要坚固耐久。这是大家都清楚的基本要求。法门寺旅游区的建设正是在省、市、县领导之下，在专业技术部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由国家、集体和群众集资兴建的。修复的法门寺宝塔的塔体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外表砌以砖石浮雕等，完全保持了原有的形象和建筑风格，且坚固耐久。目前，法门寺的建设已初具规模，高４７米的宝塔巍然耸立，博物馆内珍宝阁展出的金银器等精美绝伦，游人络绎不绝。真是古塔增色添辉，游人心旷神怡，留连忘返，何不快哉！
第8版(副刊)
专栏：
鸟魂
梁上泉
不要惧怕我，我是鸟之魂。
我远涉重洋，来到青海湖，来到鸟岛。
我不幸死在这陌生的异域。
可我仍然能以鸟为友，以鸟为伍，以鸟为书。
仍然能探究鸟的生活，鸟的习性，鸟的秘密。
仍然能观察鸟的恋情，鸟的孵蛋，鸟的育儿。
仍然能谤听鸟的呼唤，鸟的飞鸣，鸟的合唱。
仍然能随鸟而栖，伴鸟而眠，同鸟而梦。
我一生都在和鸟类打交道，感到自己也长上了嘴喙，长上了翅膀，长上了羽毛。
不要以为我真的死了，我的灵魂已随鸟儿高翔碧空，升上天界。我应该是最容易见到上帝的子民。
如果有谁到我墓前，不要衰掉我的不幸，不要悲叹我的孤独，不要怜悯我的寂寞，不要！
只要在查数鸟群时，把我当作它们中的一只，一只斑头雁，一只黑颈鹤，一只鱼鸥，一只天鹅，或任何一只鸟儿就足以自慰了。
我有幸埋在这鸟的王国！
第8版(副刊)
专栏：山川风物
嘎仙洞
吴春甫
在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腹地有个嘎仙洞，它是拓跋鲜卑祖先居住的旧墟石室。
嘎仙洞在一座突兀石山南坡的２５米高处，菱形洞口赫然地张着，洞里深邃，给人一种威严恐怖的宗教气氛之感。洞南北长９０米，东西宽４０米，高２０米，可容纳千余人。大洞北端的石壁上，还有两个小洞，可能是酋长的卧室。洞口的巨石，据说是点将台。
１９８０年７月３０日，考古工作者在洞的西侧入口处，发现了《魏书·礼志》所记载的中书侍郎李敞来致祭时“刊祝文于室之壁”的石刻祝文。这石刻祝文，诞生于太平真君四年（公元４４３年）。刻辞为竖行，通高７０厘米，宽１２０厘米，共１９行，１２个整行，每行１２至１６字不等，余为半行，为抬头另行与题名。汉字魏书，隶意浓重，古朴雄健，全文２０１字。
多少年来，历史学家们考证，探索，一直没有找到石室。石刻祝文的发现，证明了“大鲜卑山”即大兴安岭就是拓跋鲜卑的发祥地。鲜卑人的遗迹不仅确凿地证实了这一带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而且对研究鲜卑民族起源、中国疆域史具有重大意义和学术价值。
近年，前来大兴安岭嘎仙洞访古探幽的专家、学者、诗人、作家、画家和观赏者络绎不绝。
第8版(副刊)
专栏：
眺望春天
易殿选
站在冬天的边缘
眺望春天
我觉得春天距我很近
伸手可触，芳芳的气息
浸润着我并且令我深信不疑
苍茫的生命在下一刻瑰丽
事实上春天离我很远
以至我无法说出
从那里到这里的距离
它以一千年前的模样
在大平原的尽处
被羊群追赶着
在地平线一侧
被沉重的阳光召唤着
而这些只能是我的猜测
从春天的方向
我看不出
春天将要到来的痕迹
萧索的原野一片岑寂
远方铁青色的山岗
仿佛正在被严寒贯穿
然而我眺望春天
于冻土之上
向天与地胶着的地方凝视
作为温暖的象征
春天开始在我的想象里蔓延
妙不可言又痛苦难耐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高山飞虹 王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