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让启蒙走向大众
本报记者 祝华新
据说“五四”运动时期一位知识妇女下乡挨门挨户劝说农民洗脸，她的伙伴颇为不解，她却一本正经地说，这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启蒙工作呢。
被文明遗忘的角落
安徽省铜陵市，山区来的男孩疏新荣在窑厂干完十来个小时的体力活儿，躺在床上默默落泪。他小学毕业后为家庭生活所迫而辍学务工，每当看到和自己一样大的城里孩子走在上学路上就暗自伤心。苦闷中，他想到耳熟能详却从未谋面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节目的叔叔、阿姨，便提笔写了一封信：
“……穷困落后的山村，人才缺乏，人们没有知识，封建余毒又很深，男孩子辍学的非常多，女孩子上学的仅有大约１０％，能不让人痛心吗！我要向社会大声疾呼：请关心我们，不要让文盲帽子扣在我们头上，以至酿出大家都要喝的苦酒！”
《午间半小时》主持人傅成励在播出这封来信时，语调沉痛：文盲和童工大军人数剧增，实际上是用今天吃掉明天。
在我们的国土上，有多少科学和民主遗忘的角落。这些角落连缀起来就是小生产观念和封建习俗的汪洋大海，而几代人艰辛培植的现代文明因素倒有可能成为汪洋大海中的孤岛。先进思想和先进阶层的产生还不能算全社会的进步，只有当社会上最保守的阶层也不得不接受先进思想规定的选择时，社会才能前进。
５月５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集的“五四”７０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一些学者郑重呼吁：思想启蒙应从知识界走向大众。
寂寞的事业
如今，在知识界刻意求艰深的时候，有多少读书人面向大众从事通俗启蒙工作，以水滴石穿的耐心去改变沙龙中慷慨激昂地批判了多少回的“国民性”呢？
学者吴廷嘉潜心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多年，第一部著作《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却是为适合中等文化水平读者的《祖国丛书》而写的。书中虽然没有使用时髦的××学，谈不上自成理论体系，语言也比较平实，但融入若干较新的见解，着力为学术界以外的读者描绘了一组新概念的知识分子形象。她写道：“近代知识分子较早地了解到世界发展的大势和风气所趋，比资产阶级实体——资产阶级的工厂主、企业主们更有见识和眼力……先锋作用在他们身上非常突出”。以往的通俗政治读物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追求总有某种不信任感，这本书告诉读者，知识分子是优秀的公民，是民族精神的先导，不信任他们就是不信任民族的未来。这类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社会科学读物，其“档次”也许不够藏诸名山，却是在把新的观念、新的思想方法和科学理性输入寻常百姓家，实在是功不可没的。
近年来大众传播媒介开始自觉地充当学术界和大众之间的桥梁。所谓“深度报道”、“理性报道”以经济学、社会学等理论来剖析中国改革中的热点、难点，成为令人耳目一新的新闻体裁。１９８７年１月１日，１０名编辑被安排在新开播的《午间半小时》节目。这是清一色的年轻人：杜嗣琨、肖航、张敏、胡华、汪永晨、任捷、黄维群、任晓东、崔永元、王丰，业务职称都是助理编辑。中央台综合节目部负责人谢文秀告诉他们：这个节目编辑不署名，要当无名英雄，而把节目主持人推上前台；节目以开拓视野、更新观念为宗旨，但不是比谁胆大，不求轰动效应，只是在热门话题、趣闻逸事中加上三言两语的议论。年轻人谁不想当名记者？在《午间半小时》工作，不可能经常采访各种重要国务活动，抢不到爆炸性新闻；也不可能出入高级宾馆、饭店，参加吃点、喝点、拿点的记者招待会。要耐得寂寞，耐得清苦，对时下的年轻人来说可不是件易事。这１０名编辑乐此不疲，恐怕只能用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来解释了。
有位军人在成为英雄以前一直反对父母包办婚姻，人们大都给予了同情；可是成了英雄后，各级组织都来劝说他接受父母之命，免得有喜新厌旧之嫌。另一位一等功臣平日与人争辩几句，就有人说“怎么英雄也吵架？”《午间半小时》呼吁让英雄模范回到正常人生活中去，还由此引发开来——“当人被异化为‘神’的时候，人们向‘神’膜拜，同时又苛求于‘神’，让成了‘神’的人把作为人的一切要求都放弃干净，否则就要毁了这个‘神’再造新神，这实在是很可悲的。”结论是“中华大地上的造神运动应该终结了！”
启蒙是双向的
８０年代的启蒙在总体格局上对“五四”时期有所超越，除了德先生、赛先生，又给一位康先生（商品）下了请帖。对于康先生，知识分子和大众同样童蒙未开，有时那些没有被社会主义大锅饭和铁饭碗包下来的农民、个体户比知识分子更有发言权。
主持人虹云在北京曾经采访过一个修鞋的浙江小伙子：“你一个人从农村跑到北京来，怕不怕？”小鞋匠奇怪地看了她一眼说：“这有什么可怕的？我也不比城里人少什么！你的优势不就是住在这儿吗？我的优势是有钉鞋这一技之长。说高尚点，我是来为你的生活服务的；说低了，你是来求我帮忙的。咱谁也不欠谁的，我们为啥要怕？”小鞋匠情不自禁口出狂言：“中国这么大地盘，难道只有乡下的土地属于我们农民？”如果考虑到大城市的青年宁愿待业也不干这类“下贱活”，如果考虑到不少科技人员断了国拨经费、走进技术市场时的惶恐，你不得不承认《午间半小时》实际上组织了一次逆向的启蒙。
有隔世之感的教科书
去年，北京８名高中生联名发表了对中学生修养读物的意见。他们说，这类书卖不下去，是因为书中有着太多的、现成的人生答案、行为规范，每一页、每一行几乎都能找到或感受到“应该”、“必须”等字样，却回避了种种尖锐的现实问题。
最近读到一本“思想品德教材”，书中义愤填膺地声讨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源，是集体主义的大敌。现实生活表明，集体主义使人振作，生活充满活力，个人主义使人颓废，精神空虚；集体主义使人情操高尚，个人主义使人卑下庸俗。搞个人主义的人是不老实的人。”这段话看上去似乎具有勿庸置疑的正确性，但是，中国的文化传统的弊端更集中地表现为在集体的名义下对个性的扼杀。在现实生活中，固然确有大公无私和为集体奉献的人，但也有的人表面上满嘴大公无私，暗地里却干着徇私舞弊的勾当，某些标榜集体主义的人也恰恰不那么老实。如果只强调一个方面，而忽视了传统道德虚伪的一面，难免让人感到是在太平洋上谈论道德。
两年前，山东省蓬莱县一个１５岁的女学生喝农药自尽，她的名字叫琳琳。从教材上，琳琳接受了正规的共产主义理想教育，老师、爸爸的话也和教材一模一样。可是，琳琳稚嫩的眼睛发现了无数没人解答的疑团：世界上为什么有的人很坏？做好事为什么会遭到讽刺挖苦？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都比较穷？为什么有的老师教育我们要平等待人，自己对待当官的人家的孩子跟对待平民百姓家的孩子态度却不一样？……在离别人世的前几天，琳琳在日记中写道：“我绝望了。老师和爸爸告诉我这个世界是美好的，但是这个世界并不是那么美好，可为什么又没有人来告诉我这世界为什么还有丑，还有恶，还有这难被人理解的一切，谁来告诉我呀，谁来告诉我？”
中国共产党提出解放思想已经有１０年多时间了，思想教育中还有很多过时的教义和方法有待更新。无论是学校的教材还是社会上的通俗读物，有的板起面孔训人，有的掩饰矛盾，以玫瑰色描绘社会与人生，有的充斥绝对正确的空话、废话。一个共同的弱点，是在改革开放的氛围中令人有隔世之感，与现代化进程亟需的经济理性和意识形态多元化背道而驰。
社会主义国家大都有过思想文化定于一尊的传统，这“一尊”已经浸透到民族的血液和骨髓中。因此，自发的、分散的启蒙的力量是过于薄弱了。我们需要尽快推出一大批以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导向的教科书和通俗读物，为此，能不能集中著述力量并扶持出版呢？正如《走向未来》等丛书改变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价值取向，这么一批教科书和通俗读物也将更新一代国民的思维。这可是改革和现代化事业的一项“基本建设”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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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议
为职业教育正名定位
中华职业教育社 王艮仲 饶博生
据已故教育家黄炎培日记所载：１９４９年９月中旬在新政协筹备会常务会第六次会议上，朱德、李立三、马寅初、黄炎培等人提出，在《共同纲领》教育章内应列入重视发展职业教育的条款。会上一部分人反对，理由有三点：（一）职业教育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物；（二）苏联无职业教育；（三）中等、高等教育已将职业教育包括在内。争论结果朱德等人的意见被否定，而把“技术教育”写入共同纲领。从此“职业教育”概念在我国教育文件和实施中被摈弃。直至１９６３年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发展职业教育，劳动部在北京召开城市职业教育座谈会，才再次提出。但当时对职业教育的理解很不全面，仅指初级职业教育，而且由于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实际上并未产生更大的影响。
四十年后的今天重新检讨那次争论，很明显反对职业教育的三条理由均不能成立。不要说把职业教育视为资本主义的东西是错误的，就是对苏联的教育认识也不准确。这种观点使我国职业教育长期发展迟缓，并导致十年动乱中农业中学、职业中学全部下马，中专、技校破坏殆尽，普通中学恶性发展。这个历史教训，应该认真加以总结。
众所周知，“职业”和“技术”是两个不同范畴的事物。“职业”是社会分工形成的，而“技术”则指一种专门的手段和方法的体系。所以“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其内涵也是不同的。在各级各类教育中都包括有技术教育的内容，但不能以技术教育代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或高等教育。１９７４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八届大会通过的《关于技术和职业教育的建议》中提出建议使用“技术和职业教育”名词，也是明确地把两者区别开来的。
由于用技术教育代替了职业教育，给我国教育事业带来严重的后果，已如上述。为了拨乱反正，１９８２年我国宪法规定要发展职业教育是完全正确的。
此后，在我国党和政府的正式文件中又以“职业技术教育”代替“职业教育”，其依据和原因不明。但造成的社会后果是使人们对职业教育仍然不能建立起正确的认识，轻视职业教育，甚至错误的认为技术教育要比职业教育高一等。某培养职教师资的院校原想定校名为××职业师范学院，但怕被看不起，学生不来上，最后决定称××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形成一种极不正常的社会心理。所以，能否用职业技术教育代替职业教育，就不是什么名词概念之争，而是关系到我国职业教育今后能否真正顺利发展的重大问题。
“职业教育”的基本含义是：针对取得某种社会职业资格的教育。“职业资格”是一种综合的职业能力，包括思想品德、职业道德，职业的知识、能力、技术、技能和技巧；包括从事某种职业所必需的实践经验、职业素质等等。职业教育这个概念能更完整地反映这一类型教育的特质。在职业教育中既包括职业道德教育，也包括职业技术教育，还应包括职业指导方面的教育等等。所以就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而言，不能以职业技术教育代替职业教育。用职业技术教育代替职业教育从理论上缺乏根据，实践经验证明对发展职业教育也是有害的。
因此，我们建议国家文件应按科学分类把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区别开来。做为与高等教育、基础教育等并列的概念，应称“职业教育”。这样：
（一）与宪法的规定一致，并彻底地对１９４９年政协筹备会常务会第六次会上那场争论中的错误意见给以纠正。
（二）政府文件中的概念应该科学和规范化，以正视听。
（三）扭转轻视职业教育的思想，有助于从职从业人员正确的职业意识、职业观念和职业道德的形成。克服读书做官，追求升学率，社会意识中的非职业的等级观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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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请清除书中的垃圾
湖北省云梦县第二中学 刘烛蚕
我是一个高中生。书是我们的生命，我们渴望从课外书中索取营养。可是，我们的实况比想象的惨多了。面对身边浩如烟海的课外书，我们不敢越雷池半步。这不是我们固步自封，也没有老师家长的干涉。而是那书、那大批带有精神病毒的黄书和根本无价值的废书让我们无从选择。
今天，借贵报的一角，我要向有关部门的同志和所有有见识的人们呼吁，起来清除书中的垃圾。并求求那些坐在家中成天没事干，手指头发痒的“文学家”，尽早扔掉手中罪恶的笔，请不要再玷污神圣的中华文字。
禁止黄书的出版，人们一般是不会反对的，可我今天还要向大家叫喊：注意限制那些成批的废书！
在我们班上，每天出现的课外书籍很多，真正属于黄色的是极少数。作为高中生，一般都有一定的分辨力和荣辱感。但废书却占了很大比重。我随便拈来两本，读后大呼上当，内容大都是姑娘选郎君，母猪下小仔，张明星身上有几颗痣，李明星头上有多少根头发之类。一本读完，我脑中空空，不知所云。叶圣陶先生不是早就说过：“书中没有真切的人生经验，没有高尚的思想情感、意志作为骨子。说它是一派胡言也不过份。”可在我们这里呢？……
我常听说，一个国家的兴盛强大是同国民素质的高低密切相联的，书则是提高国民素质的主要工具。然而，就没有人权衡一下我国的书刊质量问题吗？知识爆炸时代，要求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多最有价值的东西。否则，我们永远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公民。
我代表我们年轻人向社会呼吁：禁出一切有毒、无用或价值不高的书刊。每一本书没有８０％的内容对社会有积极的适用的价值，就不要出版。
著书立说的前辈先哲们：原谅我的言辞偏激，原谅我们不能理解您们工作的艰辛吧！为了祖国和人类，为了书这一神圣的名称，为了“开卷有益”这个词名符其实，还为了您们的芳名遗香后世，清醒地看待眼前的一切，拿着手中的笔，严肃地对待人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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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呼声
小学教师队伍何以成了“女儿国”？
河北省张家口市下花园煤矿小学 刘志俊
只要大家稍稍留心，就会发现小学教师队伍已成了“女儿国”，男教师可谓凤毛麟角。就我区几所小学来看，第一线男教师分别占１５．３％、５．１％、２．７％。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究其根源，在于教师苦，小学男教师更苦。
据有关部门调查，在我国１２个行业中，教师的收入居倒数第二，而小学教师又居教师行业的倒数第一。目前我国的大部分地区，仍是男子承担家庭的主要经济负担，收入的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家庭的美满和谐与否。小学男教师在婚姻等问题上产生窘况或悲剧的不乏其例。我就是小学男教师，２０岁，月全部收入仅百元，这与同届同等学历而干其他专业的同学的每月奖金数相当。即使省吃俭用，不孝顺老人，一年又能积累几张人民币？按现在的低标准成家（假如有人肯下嫁我这位小学教师的话），买房子，置家具，等钱攒够了，也年近半百了。
中国人有好大鄙小的习惯。人人都得上小学，但大都又鄙视它。有个小学教师去家访，学生家长正与人玩牌，只眼皮一撩，哼出一声“老师来啦”，屁股动也未动，若无其事地继续玩。此时“小”人物的窘境可想而知了。
在终身大事上，多数女教师直言不讳地表态：“我就够倒霉了，再找个老师？”好多年轻男教师最怕大街上有学生喊老师，觉得丢人。
我们１９８７届毕业生的一班师范生，男生共２２名，时隔仅一年半，就有４名改了行。
不要一味指责我们的老师思想水平低，钻到钱眼儿里去了。我们当老师的都觉得国家培养我们不容易，更关心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然而，当老师的毕竟也是脱离不开实际生活的人啊！
我们知道，小学是基础，男教师与女教师培养出的学生气质不同。没有男教师，对学校和学生都是很大的损失。假如我国的教育现状不能彻底改观，小学里的男教师还会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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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库
在我国北方许多地区，粮食大幅度增产是完全可能的。关键是观念的转变，改变长期存在的偏爱小麦、忽视玉米的传统耕作习惯——北方有可能亩产吨粮
北方有可能亩产吨粮
本报记者 蒋建科
王树安，１９２９年７月生，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教授，一直从事小麦栽培理论和技术的研究和教学，原农学系系主任，中国作物学会栽培研究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市政府小麦技术顾问，北京农学会副理事长。
记者：我国人口逐年增加，水资源也日益贫乏，粮食产量几年来却徘徊不前。您认为，要增产粮食，还有哪些途径？
王树安：这正是我们研究的课题。从“六五”到“七五”，在参加黄淮海科技攻关期间，我们在河北省沧州地区吴桥县范屯乡，与当地干部、农技人员一道进行夏秋粮均衡增产栽培体系的攻关研究，探索出晚麦亩产４００公斤，中晚熟玉米亩产５５０—６００公斤的节水高产技术，找到了全年亩产吨粮（即平均亩产达１０００公斤）的一条新途径。
记者：这会不会是吃了“偏方”，或栽培条件特别优惠呢？
王树安：我们既没用优良品种，也没多施什么优质化肥。采用的小麦品种是当地常用的“鲁麦８号”，玉米品种是“掖单４号”。过去传统的观念是秋分时节一定要播种小麦，为了抢着种麦子，玉米必须让路，用早熟品种。现在我们突破了祖先传下来的种麦习惯，改秋分麦为晚播麦，推迟小麦播种期１０到１５天，把这些时间让给下茬玉米，这样就可以改早熟玉米为中晚熟玉米，极大地发挥玉米的增产潜力。
记者：如果为了发挥玉米的增产潜力而牺牲小麦的产量，对爱吃细粮的中国人来说无异于抓了芝麻，丢了西瓜。
王树安：问题就在这里。小麦是我国人民、特别是北方人喜爱的主要口粮，只有保证晚播麦的产量不低于秋分麦的产量，才能在生产实践上被广泛采用。
我们习惯于一切为小麦让路，小麦占去了最好的生育期和水分条件。有人说这是“以夏促秋”，实际上是“以夏挤秋”。因为小麦是Ｃ３作物，虽然消耗大量水肥，再增产也很难。玉米是Ｃ４作物，增产潜力很大，玉米生长的旺盛期，正值７—８月高温多雨季节，与雨热同步，如能延长生育期对产量影响很大，既高产，又节省了水、工、能量的投入。对玉米增产潜力认识不足，栽培技术体系不配套，人为造成秋粮产量低而不稳，是粮食产量不能突破的一个重要原因。
记者：Ｃ３作物与Ｃ４作物究竟有什么不同？
王树安：笼统地讲，Ｃ４作物比Ｃ３作物的光合效率高，就是在同等的光照和水肥条件下，Ｃ４作物比Ｃ３作物生长得快，显得个大、秆粗、果实饱满，像玉米、高粱、甘蔗等都是Ｃ４作物。
记者：王教授，您是小麦专家，又是农业部小麦专家顾问团的成员，怎么不为小麦说话，反而提倡“小麦要为玉米让路”？
王树安：正因为我对小麦很熟悉，了解它的增产潜力并不大，我才有资格提出这一观点。从全局来说，粮食增产的关键是在玉米而不是小麦。现在我国缺粮，主要是缺饲料粮，而不是缺口粮。
记者：如果推迟小麦播种期，肯定要增加弱苗，若想让小麦不减产，用什么方法来解决？
王树安：晚播小麦，苗期大多数是三类苗，可用增加播种量的办法来增加每亩苗数，使原来的每亩苗数由２０至２５万增加到４０至４５万。同时，晚播小麦会出现“小老苗”、弱株、抽穗晚，后期易倒伏４个问题。因此播种时要保证磷肥施用量，种子不能播得太深，浇水要适量，不冬灌，返青期也不灌。通过严格控制苗期氮肥，重施拔节肥可以做到与正常播种的小麦同时抽穗。晚播小麦密度大、春季生长快，群体大，比正常苗易倒伏，应该晚施肥，晚浇水。
记者：小麦产量保住了，但玉米要由４００公斤一下子增加到６００公斤，困难也不小吧？
王树安：玉米增产也有４个难关。一是要保证密度，常规苗每亩２０００棵，现在要增加到５０００棵，得花大气力说服群众。二是密度加大后很容易出现不结棒子的空秆，影响产量，只要在播种前筛掉小的籽粒，定苗时间晚点就能解决。三是要解决倒伏问题。我们采取播种前不翻地，进行“铁茬播种”，能有效防止倒伏。四是可能会出现瘪粒。但只要灌浆时浇一水就能保证减少瘪粒出现机会，不致降低产量。
记者：这些技术措施听来并不复杂，如果要在农村推广开来，恐怕还有一定的困难。
王树安：吨粮必须走节水高产、集约用水的道路。采用吨粮技术，塑料软管灌溉，小麦浇４水，玉米１水，每亩３０方水计，共需１５０方水，１方水产粮６．６５公斤，水分利用率反而比过去提高４．６５倍。今年，我们试验区扩大到３０００亩，在去年１４５亩吨粮田上播种的小麦长势好于去年。我们和群众算了一笔细帐，吨粮田比常规种植经济效益高，当地农民十分拥护。
记者：限制吨粮技术的基本因素是什么？这种技术适合哪些地区？
王树安：限制吨粮的最基本因素是春季小麦的浇水次数，尽管总的需水量不大。按吴桥的水量估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河南、安徽等省市都可以采用吨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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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位于山西省河曲县城东北的“娘娘滩”，是黄河中唯一能够住人的小岛。这里居住的十多户人家都重视教育，仅有八名学生的小学校，办得很不错。到目前为止，这个岛已出了两名大学生，十多名高中生。图为小学校的老师领孩子们在黄河岸边游戏。
白炜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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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 大勇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