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经济模式转换中的宏观调控
王积业
宏观调控要协调改革与发展的关系
这里讲的经济模式，主要是指经济体制模式、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模式，至于所有制模式、企业模式、市场模式等虽然也属于经济模式，因篇幅所限，不多考察。这些经济模式的转换，都与宏观调控息息相关。如果孤立地研究经济体制模式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由于不能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换和产业结构演进妥善衔接，往往使宏观调控顾此失彼，不容易使改革与发展得到有机的结合。基于这种考虑，我们把宏观调控放在经济模式转换时期的广阔范围内加以考察。
我国经济体制模式的转换将经历比较长的时间。双重经济体制并存带来的矛盾和摩擦不可避免地日益尖锐起来。与此同时，经济发展模式也开始转换。其中经济增长模式，从速度与效益的关系上说，正在从速度型为主转向效益型为主；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方式上说，正在从外延型为主转向内涵型为主；从经济管理方式上说，正在从粗放型为主转向集约型为主。经济增长模式转换的难度相当大。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的转换更为复杂。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经走过了近四十年的路程，形成了相当规模的物质技术基础，拥有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由于人口增长和劳动力就业特别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沉重压力，以及轻工业发展相对缓慢，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势在必行；而我国又处在加强能源、基础原材料建设的阶段，还要有重点地发展高技术产业，这就使我国产业结构转换进程面临着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任务和要求，显现出新的矛盾和冲突。
上述经济体制模式、经济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模式的转换，既有各自的矛盾，又交互发生影响和制约，集中表现为改革与发展的矛盾。这就要求经济模式转换时期的宏观调控，不仅要正确处理上述三种模式转换中各自的矛盾，而且还要协调三种模式的转换，使它们互相促进而不是彼此牵制。为此，要抓住三种模式转换进程中矛盾的焦点或结合点，协调好改革与发展的关系。这牵扯问题很多，而最重要的一是正确选择宏观调控目标，二是加强和改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的基本方面。
正确选择宏观调控目标
正确选择宏观调控目标，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稳定和长远健康发展，因此要把握住影响宏观经济景气的基本因素。这些因素体现为下列一些宏观调控目标。
通货膨胀率。根据我国有关统计资料，参照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数据，应该说我国目前已处于中度通货膨胀阶段。治理如此严重的通货膨胀，既要采取紧缩措施力求总量保持平衡，又要大力改善结构，为总量平衡提供牢固的基础。这个任务单靠紧缩政策难以完全奏效。而调整结构，消除瓶颈部门，需要较长的时间，这个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之前，通货膨胀的隐患就将长期存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今年物价上涨率要明显低于去年，这是一项严峻的经济任务，也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而通过物价上涨幅度逐年减缓，基本消除通货膨胀，比如把物价上涨率控制在３—５％以内，实现基本上无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则是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方能达到的目标。要求太急，是不现实的，也是有害的。
经济增长率。我国经济增长过热，主要是指工业尤其是一般加工工业增长过快。我国工业增长的基本制约因素，首先是农业。有的研究单位提供的资料表明，一些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农业与工业的增长速度比，在初期阶段为１∶３左右，在中期阶段为１∶２—２．５左右，在后期阶段约为１∶１．５—２。我国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尾端或中期的起步阶段，农业与工业的增长速度比似应保持在１∶２—２．５左右为宜。今后，我国农业的正常增长大体在４％左右，工业的实际增长率应保持在８—１０％之间。超出这个范围，农业将难以承受工业增长的负担和压力。制约我国工业增长的另一个因素是原材料进口能力。工业增长速度过高，势必增加进口的压力，在出口能力不能适应的情况下，往往会加剧外汇收支的失衡。制约我国工业增长的第三个因素是能源、基础原材料工业的发展状况。这几年我国能源、原材料工业虽有较快的增长，但远远适应不了增长过快的加工工业的需要，导致工业内部比例的失调。正是基于上述判断，需要把加工工业增长率逐步降低到合理水平。
需求总量。特别要抑制投资和消费需求的过快增长。投资来源于积累，压缩投资势必要求降低积累率。近几年，我国积累率从１９８４年的３１．５％陡升到１９８５年的３５．２％，１９８６—１９８７年两年略有回落，但仍保持３４．８％和３４．７％的高水平。考虑到价格因素的影响，积累率不宜压得过低，应当保持在国民收入的３０％左右为宜。在降低积累率、压缩投资需求的同时，特别要注意合理调整投资结构，保持生产性投资与非生产性投资的合理比例，保证经济发展的后劲；非生产性投资尤其是楼堂馆所的建设要严格控制，但要保证一定比例的住宅建设投资，逐步改善群众的居住条件。消费基金的增长要控制在合理水平上，规定合理的国民收入增长率与消费基金增长率的比例，规定新增国民收入中用于消费和积累的比例，规定劳动生产率增长与职工平均收入增长的比例。总之，在努力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大体平衡的同时，既要保证有足够的积累，又要使人民生活逐步得到改善。为此，要适当提高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使它不低于２８—３０％；适当提高中央财政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以确保国家重点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需要。同时要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合理规定企业留利中用于生产发展基金、奖励基金和福利基金的比例，确保企业留有足够的积累，纠正消费倾斜现象。
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规模。在治理通货膨胀时期，正确规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是一项极为重要的金融政策。按照通常的公式，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应等于经济增长率与物价上涨率之和。然而在通货膨胀的环境中，按此公式确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不利于遏制通货膨胀的势头，甚至会助长通货膨胀的加剧。如果考虑到物价上涨中含有结构性物价上涨的合理成份，按经济增长率加结构性物价上涨之和来确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较上述公式合理一些；但是由于货币供应量基数中已含有通货膨胀因素，在这种偏大的货币供应量基数上这样确定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仍显得偏高。如此看来，近几年货币供应量增长率似应低于经济增长率加结构性物价上涨之和，以利于吸收多发的货币。为保证货币供应量不超出计划规定的目标，必须严格控制银行信贷规模，整顿金融性公司，按照产业政策要求调整信贷结构。贷款规模失去控制，贷大于存，势必迫使银行增发货币。金融公司过多，势必把原来用于专业银行贷款的资金大量抽走，由于专业银行承担国家一些政策性贷款，结果会迫使中央银行增加货币投放。为了减少货币发行的压力，当前要着力抓好储蓄，这是比发行股票和债券见效更快的措施。为此，既要完善定期存款保值办法，又要适当提高利率。从长期看，负利率状况必须逐步加以解决，使利率能够发挥综合调节手段的作用。提高存款利率能够增加货币回笼，减少现金流通，减轻通货膨胀压力，促进消费品市场的平衡。提高贷款利率，固然会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但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投资需求，迫使经济效益好的企业更加合理利用资金，而低效益或亏损企业将会感到实实在在的压力，从而有利于压缩低效或无效的投资和生产。对需要发展但目前经济效益仍不够好的企业，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贴息和差别利率等手段的运用，予以扶持。
有效供给。当前正在开展的治理经济环境，实际上是一次经济调整。这次调整要把调整产业结构放在突出位置，下大气力调整投资结构、分配结构和消费结构，努力增加有效供给，使调整后的国民经济能在较为合理的结构基础上运行，避免调整几年以后又重新出现被迫调整的局面。这是提高宏观经济效益的根本所在。当前我国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一般加工工业过大，基础工业不足；农业主要是粮食生产连年徘徊，影响轻纺企业和不少市场紧俏消费品的生产；能源、原材料生产的增长仍满足不了多方面的需要。地区结构也不合理，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趋同化现象，主要是沿海一些地区本来应当着力搞深加工和层次较高的产业，但却发展了相当多的粗加工业；内地一些地区本来应当着力资源开发，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搞些粗加工，但却不顾条件过多地发展了粗加工业。调整产业结构，从长期来看，要制定出有科学依据的产业政策，编制产业结构调整的长远规划。从近期来看，要从缓和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矛盾出发，抓住需要而且能够切实增加有效供给的部门，从资金、物资等方面大力支持其加快发展。这样就可以在经济增长率回落过程中，防止出现经济滞胀现象。
进出口规模、结构和国际收支平衡。进出口规模和结构对国内市场的供求状况和财政平衡有较大的影响，合理确定现阶段我国进出口总额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是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要努力寻找对我国经济发展有利或最佳的进出口规模和结构，使进口规模与出口创汇能力相适应，进出口规模和结构与国内产业的发展相衔接，并与利用外资、借外债的规模和偿还能力相配套。据世界银行《１９８８年世界发展报告》，１９８７年中国的长期外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７％，人均负外债率较低。然而，我国９０年代初期将进入还本付息高峰，如果放松对借债（特别是短期债务）规模和增长速度的控制，将会给经济发展带来新的困难。
正确运用宏观调控方式，切实搞好综合平衡
实现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必须正确选择宏观调控的方式和手段。看来，计划和市场两种调节方式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将长期并存下去，我们要遵循“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要求，切实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经济模式转换时期，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纪律和思想教育手段都不可偏废。不过，能运用经济手段的要尽量不用行政手段。由于市场不够发育成熟，必须运用直接计划手段的要有经济依据，必须运用行政手段的也要有经济依据，而且要规范化、法律化。随着经济环境的改善和有组织有领导的市场的形成，要把行政手段减少到最低限度。正像有的同志所说，从长远来看，要研究现在运用的调控手段中，哪些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要求的，宜长期保持下去；哪些是要逐渐消亡或被新机制替代的，尽管当前还有较强的调控功能；哪些是正在生长起来的新机制，尽管目前调控作用还较弱，但是需要细心培植、完善和发展。做出上述区分，为的是防止把眼前需要强化但无长久生命力的调控机制凝固起来，以利于在整体上从旧机制向新机制的过渡。
要使各种调控手段有效地作用于调控目标，必须以搞好综合平衡为前提条件。搞好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现代化大生产的需要，是发展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需要，也是近期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迫切需要。加强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既要做好财政、信贷、物资、外汇和市场各自的平衡，更要做好财政、信贷、外汇之间的平衡，资金与物资之间的平衡，以及社会购买力和市场商品可供量之间的平衡。既要搞好计划内资金和物资的平衡，又要搞好包括计划外的资金和物资在内的全社会的平衡；既要搞好全国范围内的平衡，又要搞好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平衡，并把两种平衡妥善衔接起来，切忌留缺口或把缺口留给地方。做好上述多方面的平衡衔接，就有可能总揽经济发展全局，及时发现影响经济健康运行的不稳定因素，有科学依据地预测和展望经济发展的前景，有针对性地采取得力措施来保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为改革创造出良好的经济环境，推进包括体制模式、增长模式和产业结构在内的经济模式顺利协调地进行转换。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思想评论
公开——有效的制衡
张黎洲
正在一些地区推行的“两公开一监督”，中央领导同志给予充分肯定，称之为“促进廉政制建设的好路子”。它好在哪里？就好在把政务公开与民主监督结合起来，用公开来保证监督，用公开来实现监督，形成了对权力的有效制衡。这个办法的前提是公开，要旨是公开，威力也主要来自公开。
在商品经济开始趋于活跃的条件下，在新旧体制交替变换的过程中，新的体制、秩序、规范有待确立和完善，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某些工作人员中出现不廉洁行为，是难以避免的。解决这个问题，不能靠群众运动，也不能光靠道德约束，而要靠深入改革，靠群众监督，靠民主与法治。不廉洁行为的核心问题，是弄权渎职，徇私舞弊，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党内和社会上种种腐败现象得以滋生蔓延，则是由于权力制衡机制不力，没有建立起包括党内的、行政的、法律的、群众的、舆论的监督体系。因此，治本的办法是“以权力制衡权力”，赋予专门机构和人民群众制衡滥用职权行为的手段和权力，尤其要建立广泛的、经常的、有效的群众监督。
依靠群众监督，就得实行办事公开，把行政行为、市场行为、企业行为公诸于众。公开，保障了群众的知情权，什么事办了，什么事没办，该办的事为什么没办，不该办的事为什么办了，让群众心中有数；公开，提高了工作的透明度，不按规范办事不行，不讲办事效率不行，有意刁难、看人行事也不行，想利用职权干见不得人的事更不能不有所顾忌；公开，变少数人的决策为群众积极参与的决策，群策群力，七嘴八舌，是非曲直自有公论，碰到困难可以取得帮助谅解，主观随意性造成的失误也会减少；公开，虽然不能完全杜绝弄权渎职、徇私枉法的腐败现象，但它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比较容易败露，也比较容易受到抵制。可以说，公开就是监督，公开本身就包含了无形的制衡力量。“不怕通报，就怕登报”是有劣迹者的共同心态。他们并不是怕记者，也不是怕报刊，而是怕公开，怕群众，怕曝光，怕亮丑。舆论监督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的公开性和群众性，两者融合而产生的对社会、心理、道德、舆论的影响力和辐射力决不可小看。
讲公开，不是为公开而公开，而是为制衡而公开，因而凡是有利于廉政建设的事情，凡是涉及群众利益的事情，凡是引起普遍关注的事情，凡是需要群众监督的事情，都要尽量公开。概括起来就是“两公开”：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这是有效制衡提出的要求。因为判断某个行为是廉洁还是不廉洁，有其客观的标准，主要就是看它是否符合国家政策的规定，是否合乎行为规范。实行“两公开”，既公布办某件事的政策、规章、程序、期限以及适用和不适用条件，等等；又公布事情办理的具体过程和具体结果，群众对办事规范了如指掌，对办事人员是否照章办事，行政行为、市场行为、企业行为是否合乎规范也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如果不是这样，公开办事制度而不公开办事结果，群众无法以办事结果来验证行为规范；或者公开办事结果而不公开办事制度，群众则无从判断事情的是非曲直，这都不可能真正实行群众监督。而且还要看到，群众监督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一个反复不断的过程。公开办事制度，群众对办事规范是否合理公道可以评说，这是一次监督。公开办事结果，群众对办事规范是否切实执行又可以评说，这是又一次监督。办事结果如若不尽合乎规范，群众批评和办事部门改正之后再次公布，还可以再次接受监督。
这样，经过上述这种“公开——监督——再公开——再监督”多次反复的过程，形成一种群众性的民主监督的制衡机制，有效制衡才得以最终实现。
当然，通过公开与监督相结合的机制来制衡权力，是有条件的。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监督的威力是巨大的，但是，这些都只是潜在的。只有用制度以至立法的形式来保证和支持群众监督，对群众揭露的不廉洁行为依法秉公查处，群众监督的潜在作用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准确地说，有制度和法律保证的群众监督，才能成为有效的制衡力量。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智力圈”理论的新发展
——莫斯科·布什纳国际会议综述
由联合国委托苏联科学院、生态研究中心、苏联哲学学会等单位主办的“人与生物圈：历史与现时代”国际研讨会于１９８９年３月在莫斯科的布什纳举行。应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美、英、法、意、波、中等十一个国家的百余名代表。意大利学者、当代世界著名思想家、罗马俱乐部的成员拉兹洛出席了会议并作了专题报告。各国科学家、哲学家从自然科学与哲学社会科学多学科综合的角度，对当代全球性问题的发展现状、人与生物圈发展的前景以及智力圈建设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纪念伟大的苏联科学家Ｖ·维尔纳斯基、弘扬其所奠定的“智力圈”理论的精神，是本次大会的中心议题。维尔纳斯基，当代苏联地球物理生态学家，他于本世纪４０年代开创了对地球上人与生物圈关系的研究，提出了地球物理生物化学大循环的理论，首创了“智力圈”概念。所谓“智力圈”是指自然与社会之间有组织的（通过人的自觉活动）相互作用的领域，它以人与生物圈的和谐发展为目标。在当代全球性问题日益尖锐，生物圈内在秩序受到毁坏，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的今天，维尔纳斯基的理论和概念日益展示出其丰富的现实内涵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受到各国科学家、哲学家的共同关注。
与会的各国学者，列举大量事实和数据陈述了当前生态情势的紧迫性，对生物圈的安全和人类的生存表示了极大的忧虑和关注。欧洲大陆和苏联的学者对能源匮乏、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粮食危机进行了具体的研究，尤其是提出了遏制核战争的威胁对保护地球生物圈和全人类命运的意义。中国学者周义澄在会议发言中介绍了中国经济改革中在生物圈保护方面所存在的三大问题：即过度索取自然资源；自然环境污染严重；人口过剩，引起了各国代表的极大兴趣。
智力圈概念的核心内容——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本次大会各国代表讨论的理论焦点。意大利学者拉兹洛作了以“地球的生存与科学的责任”为题的大会发言。瑞士学者巴鲁宁则呼吁提高人类的理性自律，寄希望于社会圈。学者们认识到，当代全球问题的产生，是人类理性失去控制的结果，人类必须以一种全新的哲学意识重新检讨自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防止科学技术的发展毁灭地球和人类自身。
哲学家和生态学家还就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比较充分的讨论。苏联学者Ｍ·莱曼舍夫特别指出，这是一个对发展中国家尤为现实而迫切的问题。当代人类应当适当缩小生产规模，以保护她与自然的同步发展。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最大的不幸是模仿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发展工业的道路，照搬发达国家的错误。发展中国家应当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其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不应产生对立。有的代表提出，经济发展与生态发展的矛盾是客观存在的，现在人类还没有找到摆脱这一矛盾的捷径。各国学者一致认为，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当前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对政治家和政府领导人进行生态知识和全球问题观念的教育，以便在世界范围内有组织地、有效地协调人类的行动，避免全球生态惨祸。
会议对当代全球问题、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和理论都作了广泛的探讨。但是在如何促进社会科学家与生态学家的结盟、如何充分挖掘智力圈概念的哲学方法论内涵、如何总结和继承各国家、各民族对人与自然关系研究的历史遗产等方面，仍然有待深入探究。
（周穗明）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读《李大钊的军事活动》
傅立群
人们知道，武装斗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旋律。可是，以往有关我党武装斗争史的宣传与研究，主要限于一九二七年以后的二十二年。至于党的早期军事工作，则长期湮闻于世。其实，建党之后不久，一些著名共产党人便已开始在军事战线进行大量深入的工作。李大钊同志及其领导的党的北方区委当年所从事的军事活动，就是其中卓有成效的一个部分。只是由于过去某些主观原因，党的早期军事工作史况在我们的宣传研究中基本上属于一个空白；对李大钊烈士，后人只晓得他在其它方面的丰功伟业，甚少知道他在我党武装斗争发展史上的地位与贡献。肖裕声同志的新著《李大钊的军事活动》（军事科学出版社出版）一书，介绍了李大钊在军事活动方面的业绩。这对拓展党的早期军事工作史研究无疑会起到推动作用。
该书作为一部系统介绍李大钊军事活动的专著，它以丰富的史料，对大钊烈士当年探讨和宣传马列军事理论，开辟党在北方地区的军事工作、创建和发展由我党掌握或影响的革命武装，帮助冯玉祥、郭松龄等倾向革命，策应北伐军在两湖和江西的作战，促成冯玉祥回国响应北伐，指导整顿国民军，建立北方反奉军事统一战线，策应北伐军挥戈中原，以及这些活动所产生的历史作用与影响等，做了全面而翔实的叙述。同时，以李大钊的军事活动为经，以大革命失败前中国二十年代政治舞台风云为纬，对当时国内一系列重大事件及我党早期一大批重要成员在当时的许多重要军事活动，也做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