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党的生活
可贵的探求 可喜的变化
——湖南基层党组织建设见闻
本报记者 尹品端
最近，记者在湖南长沙、岳阳、益阳、常德等地、市采访，对新时期如何搞好基层组织建设和发挥党员作用进行了调查，发现各级党组织都在努力探讨和求索，并取得了一些可喜的进展。
民主评议党员加强了党的建设
建立民主评议党员制度是从严治党、提高党员素质的一项重要措施，是对党员进行经常性教育、管理和监督的有效方法，对充分发挥党的优势具有重要意义。
试点单位不合格党员占党员总数的５．２６％。湖南省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处置不合格党员的试点工作已经一年多了。在已完成试点工作的５２８个单位中，共处理党员５２８４名，占党员总数的５．２６％。其中处置不合格党员４２６２名，占试点单位党员总数的４．２４％；开除党籍的２０２名，给予其他党纪处分的６７７名；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１００名；预备党员被延长预备期的５４名。出党人数共计１９６５名，占试点单位党员总数的１．９６％。
据分析，农村基层不合格党员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不发挥党员作用；城市、机关、领导干部中不合格党员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以权谋私、以职谋私、行贿受贿、贪污多占，或因严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而造成决策失误，使国家、集体财产遭受无法挽回的重大损失，等等。
如某厂财务科长，在党员预备期内，利用职务之便，私自挪用公款和国库券，私自处理公款利息收入，侵占货币时间价值，擅自借出和借入巨额公款。经审计部门确认后，在民主评议党员中，他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
还有一位党员，在长达两年多的时间里，无正当理由拒绝与组织联系，在党组织多次敦促下，仍不回来。按党章规定，党组织将他除名。
不合格党员的比例为何如此之大？岳阳市通过在农村乡镇进行调查，归纳出三个主要原因：
——入口关把得不严。建国以来，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几乎每次都要突击发展一批党员。岳阳市仅“四清”运动中就发展了２０万党员。不到４０万人口的华容县，发展党员竟达１１０００多人。在这次民主评议党员中，一个乡处置不合格党员９４名，其中“四清”中入党的占６１％。
——教育、管理不严。农村推行责任制以来，对党员的教育、管理一度放松，使一些农村党员认为：“种好一份责任田，想方设法多赚钱，教育子女不讨嫌，就是一个好党员。”有的党员还说什么：“党员不党员，就差５分钱”（农村党员交５分钱党费）。完全忘记了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没有发挥党员作用。
——组织处理不严。过去片面强调“思想批评从严，组织处理从宽”，对那些不起党员作用的党员处理过宽。平江县栗山乡有４名党员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去当了和尚，整党期间，党组织一而再、再而三去做工作，说服他们回来，对三个回来的进行了党员登记。对这种失之过宽的做法，还作为整党中的正面经验加以介绍。
既评“穿草鞋”的党员，也评“穿皮鞋”的党员。从上面评起，从领导评起，从机关评起。这是益阳地委在民主评议党员、处置不合格党员试点工作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最初，益阳地委主要在农村进行试点，有的农村党员不服：你们不能只处置“穿草鞋”的党员，不处置“穿皮鞋”（干部）的党员。经过调查，机关党员、领导干部党员不合格的同样不少。人们反映，农村不合格党员不发挥党员作用，影响的是一个人；机关、领导干部中的不合格党员则影响一大片人。这使地委认识到，从严治党，首先必须从机关严起，从领导干部严起。
今年年初开始，他们先后在地区和县（市）直属机关开展民主评议党员、妥善处置不合格党员的工作。目前南县、安化、沅江、益阳市已全部结束，桃江县、益阳县、地直机关正在全面铺开。
安化县县委委员和县各部、办、委、局的党组织负责人，各工委、乡镇党委书记，都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了所在支部的党员评议活动。全县县直机关３３９个支部，５０８３名党员，评出不合格党员和基本不合格党员９７名，限期改正的６１２名。
试点的效果是好的。党员反映，“整党洗了个温水澡，处置不合格党员加了红辣椒”。经过评议，合格党员有了光荣感，不那么合格的党员增加了压力。群众反映“党员变了”，“机关风气变了”。去年益阳地区洪水泛滥，党员、领导干部带头日夜抢险救灾，群众高兴地说：“困难的时候靠党员。”
处置不合格党员困难重重。常德市委反映，处置不合格党员遇到了十大难题：党组织负责人怕得罪人，怕把不住政策犯“左”的错误，怕影响经济工作，怕今天处置别人，明天别人处置自己；党员有不服气情绪、淡漠心理和恐惧心理；党章规定的党员条件太原则，其他政策不配套，问题难定性；生产力标准与党员标准难统一；机关事业单位关系多，惹不动，权势大，惹不起；领导干部党员难处置；经济问题难查清，主要是知情人不愿提供证据；普遍性问题难下手，一个单位去年一年２０名党员没交党费，一个村３０名党员都参加打牌赌博，处置起来，左右为难……这些难点不解决，处置效果难保证。
干部工作改革增添了党的活力
完善领导干部试用期制度。１９８５年７月１日，益阳地委作出决定，对地直部、办、委、局和公司新提拔的领导干部实行试用期制度。经过一年实践，地委决定将这个办法扩大到全区所有的县处级行政机关及企事业单位。自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１日起，凡是新提拔的干部，根据法律程序，分别采取试用、代理、助理等形式任职。对不需经过法律程序任命的，一律采用试用形式；需经法律程序任命的，正职采取代理形式（如代理县长），副职采取助理形式（如县长助理）；对试用期干部的任命，需经县（市）人大通过的，先要人大审议，再按干部管理权限上报审批。试用期一般为一年。试用期间，享受同级干部的政治待遇，但不享受相应的工资、住房待遇，待期满评定合格后再行确定。
试用期制度有利于从观念上开创干部能上能下的新风；开拓了用人渠道和增大了用人的胆量，有利于大胆选拔和使用人才；加强了民主监督，有利于留优汰劣，克服用人上的失误；增强了干部奋发进取的精神，有利于人才的锻炼成长。
把竞争机制引入党支部书记的改选中。过去，农村以属地建立党支部，党支部成员必须是本乡本土的。这样，有的地方便出现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的弊病；有的党支部“轮流坐庄”，所有党员几乎都轮流当过支部书记，党支部成了“书记处”。对此，常德市委对选举党支部书记作了改革。
——改上级指定为协商推荐。党员可以推荐，群众可以提建议，考察既在党内，又在党外。
——招标、竞选。有的采取党员自荐、演讲答辩、差额选举；有的把党支部书记的条件公布，招标竞选。全市有６８个党支部这样做了，３８个村支部书记当选，２５个村支部书记落选。
——由外“引进”或派进，打破属地界限。有的农村党支部选不出支部书记来，有的选出后不愿当，桃江县有１６个党支部没有支部书记。去年冬天开始，市委采用从县、乡干部中选派的办法。
经过改革，村党支部书记的年龄结构和文化知识结构更加趋向合理。
基层干部需要理解和支持
湖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宋廷同对记者说：社会和舆论对基层干部理解和关心不够。现在不少人不愿当党政干部，长此以往，还谈什么政治优势？
据调查，湖南省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党支部书记情绪不稳定，工作不安心，要求辞职。据衡阳、衡东、邵东等１１个县市对１２７６名村支部书记的调查，有４０９名农村支部书记提出辞职要求，占农村支部书记的３２％。东安县对５０４名村支部书记作问卷调查，不想当的占２３％。龙山县去年８月届满的９１个村支部书记，有７９人不愿连任。南县河口乡１８个村、汨罗市黄市乡１０个村，没有一个支部书记愿意继续干。安化县近两年来书面和口头提出辞职的，乡镇党委委员以上的党政干部达２０３人，其中区、乡、镇长５９人，县直机关副局长以上干部５４人。
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党政基层干部辞职呢？主要原因是：
——部分村支部书记对当前的形势和政策不理解。基层干部中有些人认为“改革开放把人心搞乱了，把社会秩序搞坏了”。“改革越深化，支书越难当”。不少农村支部书记感到政策变化快，工作无所适从，群众因政策多变吃了亏，把怨气发泄到村干部身上。农村支部书记普遍反映：“我们是‘出气筒’，受气干部。”
——基层工作条件艰苦，头绪繁杂，难度大。基层干部直接同群众打交道，上面的任务难完成、计划生育指标难实现、民事纠纷难解决。村干部为了这三项工作而遭打、挨骂、被轰是常事。有的干部“白天出不了门，晚上睡不好觉”。
——担心打击报复。村支书职位是“兵头将尾”，工作是上压下顶，站在矛盾的焦点上。有的村干部抓工作，伤害了一些人的感情，常常遭到各种打击报复，一些村干部提心吊胆过日子。
——经济待遇低。据南县、安化、嘉禾等县调查统计，农村支部书记年工资收入标准在５００元以上的占３．８％；４００至５００元的占２１．０５％；３００至４００元的占５０．８％；３００元以下的占２４．３５％。一些卸任的老村干部生活更加困难，家庭埋怨，受尽冷落，晚景不佳。
——部分村支部书记自身素质与新形势不适应。一是年龄偏高，文化技术素质偏低，缺少商品生产知识和农业科学技术，不能带领群众致富；二是工作方法粗、工作能力低，习惯于过去强迫命令那一套，对启发、疏导、调解、协商对话等办法不懂得、不习惯。
加强理解和支持基层干部的工作，帮助他们排忧解难，体谅他们的某些偏差和失误，提高他们的待遇，下力气进行培训并提高他们的素质，对完成党在农村的各项任务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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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湘泉”使人醉
本报记者 吴昊
土家族人酿出了好酒——“湘泉”与“酒鬼”。这两种酒的生产厂家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吉首酒厂。它的厂长叫王锡炳，是当代土家族的一个颇有名气的人。
几乎是一踏上湖南的土地，我们就闻到了“湘泉”的醉人芳香。这种酒的包装不用瓷瓶，不用玻璃瓶，用的是紫砂瓶，土黄色，一眼看去，就像当年老北京们用的醋葫芦；“酒鬼”的包装更加别致，像是一个小小的麻布口袋，酒就装在麻袋里，酒瓶的脖子上还系着一根麻绳。“土到极时即是洋”。这两种酒瓶看来很土，如果不是和茅台、五粮液等名酒一齐摆在大宾馆的橱窗里，人们一定会以为这是从哪个汉墓中发掘出来的。“货卖一张皮”，就凭这古色古香、雅俗共赏的包装，也会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
这两种包装都是著名画家黄永玉同志设计的。
黄永玉是土家族人。湘西大地养育了这位我国当代杰出的画家；画家也深深地眷恋着那“人在画中游”的美丽故乡。１９８４年，当他回到湘西，偕同日本《三笑》电影界人士来到酒厂时，答应为“湘泉”设计包装。从那时起，黄永玉即与“湘泉”结下了不解之缘。至于“酒鬼”，从它的名字到装璜，则都是出自黄永玉同志之手。
“湘泉”究竟有多少好处？酒专家们说它“清亮透明、窖香浓郁、味浓甘冽、后味干净、浓香型风格典型”；饮君子们则重实际，只见他们见了“湘泉”，一个个的脸上绽出了笑容。本人既非酒专家又非饮君子，不敢妄评。不过这一次湘西行，所到之处，见到摆着酒的桌子上几乎都是“湘泉”。而且在热热闹闹的“干杯”声中，没有人喝醉，也没有喝了酒以后叫喊“头疼”。“湘泉”使人兴奋，但又非常柔和，这是不是就是它的特点和好处；就像湘西的山水那样，引胜发微，让人回味。大作家沈从文也是湘西人，我总觉得喝“湘泉”酒，有点像读沈老的小说。如果能一边回味沈老的小说，一边欣赏黄永玉的画，一边饮着“湘泉”，忘情于湘西的绮丽风光之中，“熔四美于一炉”，那该是什么样的享受呢！
“湘泉”的最初被重视，竟是一次“因祸得福”的偶然机会。１９８２年１０月，“湘泉”参加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的“少数民族用品展销会”，在搬货布馆时，一位工作人员不小心，将一瓶“湘泉”打破，顿时，满馆飘香，沁人心脾，布馆的同志和前来采访的记者闻香赶来，人们不禁伸出拇指：“湘泉，湘泉，名不虚传！”
如今的湘泉，已不完全是湖南人喜欢它，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深圳的宾馆、酒家里都可以见到它，日本、菲律宾、新加坡、香港也可以见到它。它正儿八经地走出了湖南，走向了世界。
“湘泉”的走俏，既得天时地利，又得人和。土家人的酿造史究竟始于何年何代，已无从可考，不过这里的酿酒技术是非常高超和普遍的，许多普通的农家都会制酒。有人推测，我国的酿酒史最先始于南北边陲的少数民族；北国多寒冷，南方多瘴气，人们酿酒之初，正是为了增强对大自然进行抗争的力量，绝不是为了给达官贵人和少爷小姐们享乐的。因此，酒文化的繁荣在内地，而它的初始引发之地则在边疆。“湘泉”在酿制工艺上，可谓集土家之大成。它用的原料是产自当地的优质云雾高粱和糯米，可谓得天独厚，别具一格。当然，造酒最讲究的是水，茅台为什么产在贵州、五粮液为什么产在四川，汾酒为什么产在山西杏花村，关键就是那里的水好。“湘泉”用的水，是围绕该厂山坡上的泉水，即龙泉、凤泉、寿泉，这三股泉水即是“湘泉”，可遇而不可求的人间甘露。难怪著名电影导演谢晋来厂参观后这样写道：“龙泉、凤泉、寿泉酿湘泉；土家、苗家、汉家是一家。”
黄永玉在１９８４年召开的全国政协六届二次会议上说：“我于酒是个外行，画画的一百人中九十九个喝酒，剩下的那个不喝酒的就是我。一个不喝酒的人要来介绍酒的妙处往往说不到点子上，但因为这种酒是在我的故乡出产的，而且酒君子们尝过之后说这种酒的确不错，又加上我设计的酒瓶子，就不免要打起精神来好好说一说。”
黄永玉表示愿意做“湘泉”的“推销员”，这几年也真的干了不少实事。
“湘泉”使人醉。原因无他，就在于有这么多的湘西人，土家族人热爱它，倾心它、浇灌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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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财政“清官”
——记项城县财政局长张树兴廉政二三事
赵明
许多人都说河南省项城县财政局长张树兴太古板，只要他手头松点，心眼活点，批款大方点，请客送礼的就会排队。可他坚持原则就像两条生冷的铁轨，一点也不走形，谁也休想从他手里多拿社会主义一砖一瓦。
去年２月，县城建局一位老干部到上边四处游说，打通了“上关节”，从地区要回一万元建私房。他拿着上边的拨款通知和领导的批文，来找财政局长张树兴办理具体“划拨”手续。谁知张树兴给他个“顶门炮”！“这款不能拨。”这位老同志脸色立刻由晴转阴，焦急地说：“款是上边拨下来的，你只经经手，又没你的责任。”张树兴说：“我的责任是坚持国家财政制度，怎能没有我的责任？！”
张树兴是不是想拿我的大头，敲我的竹杠，要我去表示表示？那位老干部想到这里，让儿子带上好烟名酒送到张树兴家，谁知屋门也没让进。这位老干部认为是送礼太少，便亲自登门相许：“张局长，我那笔建房款这样行不行，你拨了，咱俩一分为二，各得一半！”张树兴笑着说：“我要是想发这财早就发了，可我也早就进监狱啦。你就不要再跑啦，跑也没用。”从此，这位老干部便死了心。这几年，张树兴碰到的这种情况多啦，可都一一被他挡住。仅去年，就有十几个人讨好上级，要来公款建私房，金额达到２６万元。这些款来到县里，都理所当然地被老张一一“卡”住。
在张树兴这里，个人占国家的便宜不行，集体乱花公款也不行。１９８７年初，县沼气办公室以生产用款为由，拿着县领导批复的报告要张树兴拨款４万元。张树兴看了报告说：“一个县不大，没听说什么沼气工程，年度计划并没列你们的生产项目，如是临时增加的要核实一下。”第二天，他认真走访调查，发现那个生产项目根本不存在。沼气办公室领导只好实话实说，他们已与县领导说好，以生产名义要钱，实际上要买辆小车。张树兴说：“这样做违犯财政纪律，款不能拨，领导那里我去解释。”对方以为需要请老张一场，当晚摆好一桌丰盛的酒席。张树兴推病没去，他说：“只要符合规定，不摆酒席照样拨款，你们这样做也把县领导也牵进去，不是错上加错吗？”后来，对方尽管又做了不少“努力”，但还是没有把四万元钱要到手。近两年，张树兴这支坚持原则的笔，挡住挪用专项款买小车和其它控购商品的单位十几家，金额达５３万元。
张树兴正人先正己。前几年，他妻子按照政策农转非，进了城。干了半辈子庄稼活的老伴在家坐不住，想找个活干，许多人又愿意帮这个忙。有一位局长说：“我下边的服务公司正缺个保管员，来我这吧。”张树兴摇摇头说：“她识字不多，不能去滥竽充数”。一位在企业负责的朋友说：“指标和工种都不用你管，一切由我安排吧。”张树兴还是不开口，他认为老伴年龄大，不够招工条件，不能违犯原则。
干部群众称赞道：“张树兴真是咱们的财政清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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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青年热门话题
赞歌不可多唱
贵州省黔东南州民政局 禹荣辉
我国不少企业经济效益低下，重要的原因在于管理落后，缺少科学的管理机制。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而出现的合同制用工，满负荷工作法，选聘制以及优化组合等，因击中了“大锅饭”等“积弊”，受到普遍好评。
值得注意的是，片面强调这些，就难免带有一些经济强制的味道，甚至为提高经济效益而把人当作物来配置操纵，忽视了管理中的人情味等。
工人是有理智的、有情感、有复杂心理的。企业生产效率的高低，不仅取决于职工的工作条件，也取决于职工的工作情绪。强调监督防范并不错，但更要重视鼓励机制。二次大战之后，西方国家经济得以持续发展，与人道主义行为学派能较好地调和劳资矛盾、刺激工人积极性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说没有关系。
生产力要素中最积极、最活跃的是人。理解、关心、尊重职工，把管理者的权威和职工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有机地统一，这是社会主义企业应有之举，也是提高劳动效率的重要条件。仅靠物质奖励或纪律处罚等消极措施来维系自己的权威和提高职工的劳动热情，至少算不上一个成熟的、具有现代意识的企业家。
全国总工会的两次调查表明，有近一半职工的劳动积极性没有发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职工的主人翁地位没有保障，产生种种程度的失落、恐慌、忧虑感。而这很大的程度上又是部分厂长、经理不重视维护职工工作、休息、劳动保护、劳动报酬等合法权益所致。
我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经济成份的多样性，使每项设想、办法、措施都可以找到其优越合理的例子。但对那些处罚多于激励、防范多于参与的措施和办法，我以为不可多唱赞歌。何况全国“一刀切”，免不了又有许多人大念特念“歪经”。我们吃过这方面的亏已经不少了。
（《青年热门话题》有奖征文由共青团中央、华北制药厂和本报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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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揭开“小篓”的秘密
徐忠
“小篓”，在胶东半岛是古来时兴的送礼工具，探亲访友或求人办事，人们总忘不了送“小篓”的体面和换回的效益。
然而，今非昔比。富起来的牟平县宁海人，已不再用当年柳条小篓，装上两斤桃酥、一瓶老白干礼尚往来。特别是求人办事的小篓礼品，出现了显然的升级：令人垂涎的茅台和水中稀有的海参，尽收“篓”底。面对这一切，优秀共产党员、宁海公安分局局长王振良同志，为警清廉，一身正气，无情地揭开一个个“小篓”的秘密。
王振良打２４年前踏上执法征途，心中就铸下当地人的一句诲人俚语：“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软。”
去年５月，牟平一中教师于庆福，已经年逾４０，同乡下的妻儿多年分居两地，按政策规定是符合迁居条件的。由于受社会上办事送礼风气的影响，他事先下本钱筹划“小篓”的东西，托人买回茅台酒、海参和高档海米，小心翼翼地送到王振良家里，待他把情况说完后，王局长当即答应让回去办理手续，于老师一听满心欢喜，似乎悟出了眼前那“小篓”的价值。临走时，不料想王振良又将“小篓”还回他的手里，并生气地说：“请你把东西拿回去。”几天之后，于老师将手续顺当地办妥，不禁心有余悸，以为“小篓”的份量太轻，就又买了些高档商品装了进去，同妻儿一起前去道谢，不待他们进门，王振良就迎面拦住，指着那沉甸甸的“小篓”大发脾气：“你作为人民教师要为人师表，咋也学会了搞这一套？！”话音未落，两扇大门就被死死地关住。
“逐客令”似乎不近人情，王振良为官历来就是这么硬。今年春节前夕，镇政府为慰问各单位领导，分给每人二斤大虾，电话通知时，他对着话筒叫屈：“对不起，没有分局干警的我不要！”就是在人人有份的礼品面前，王振良也泾渭分明。小镇上东油坊村，有位美籍华侨名叫王振东，每次探亲回家，干警都上门为他办理户口申报手续，王局长得知老人患皮肤病，还特意用当地偏方配药，帮助医治，使王先生非常感激。去年６月他探亲归来时，特意给每位干警从美国捎回一套精制的洗漱用具，回家后用“小篓”送到分局，王振良再三推辞，可是老先生高低不想拿回去。最后，他耐心地说：“咱中国警察不兴这个。”并讲了许多道理，老人听了点点头，翘起拇指连声称赞。
“小篓”，聚结着民间的情和意，也潜伏着诱人就范的动机，王振良最清楚其中底实。那是今年元月，一伙流氓在腊月大集哄抢鞭炮，被干警逮回分局。王局长在审理时发现，这伙人中的宋文正与自己多年相邻，其父母了解王局长的犟脾气，就拐弯抹角地提着“小篓”上门，找到他的老伴于珍枝，不料想吃了“闭门羹”，回头又同王振良商议：“他大叔，不看僧面看佛面，文正那事你抬抬手别处理，我回家一定严加管教。”王局长面孔一板来了气：“那不行，你若早管教哪会闹出事？”对方一听失望地说：“王局长俺求求你，只要不拘留，掏钱认罚，俺也愿意。”对讨价还价者，王振良从不给余地，他幽默地说：“我虽不懂生意经，可法律自有定盘星。”依据《治安处罚条例》，王振良将宋文正作出了拘留决定。从此后，他便得罪了以往情深的老邻居。
县直机关一位局长的“公子”，受淫秽书刊的影响，光天化日之下无视法律，拦路侮辱一位无辜妇女，被公安干警押进分局。这位局长为了给儿子开脱罪责，便备下茅台、海参和进口香烟等高档东西，装进小篓，作为进“殿”之礼。王振良见状火冒三丈，将“小篓”甩到一边，拍案叫起：“身为国家干部，当该维护法律，可你竟替违法者说情送礼，这是党纪所不允的！”
在宁海，人们无不佩服王振良，因为他用心身塑造了一个当代“清官”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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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树上鸳鸯
1989年4月2日摄于庐山仙人洞附近的御碑亭前。
耿建国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