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走穴”将走向何方
新华社记者 张宝瑞 王岳龙
拥有１．８万个座位的首都体育馆门前常常竖起综合文艺晚会的广告牌，上面写满了当今走红的流行歌星的名字。这些晚会都有优美的名称和颇具吸引力的内容：通俗歌曲、摇滚乐、柔姿舞、霹雳舞、相声等，票房收入极为可观。
这样的文艺晚会都对外标明一个或几个主办单位，实际上，晚会大多是由某几个人组织的。人们把这样的文艺演出称为“走穴”，把“走穴”的组织者称为“穴头”。
收入之高令人咋舌
参与“走穴”的演员有的属于某文艺团体，有的却是文化个体户，也有的甚至是学生、教师或播音员，但只要能在这样的晚会上高歌一曲，便可以获得高于常人的收入。
收入的多寡既看演员的知名度，也看他和“穴头”的关系。多的，唱一首歌的报酬可达数千元；少的，才值几十元。但具体收入的数字，往往是“你知、我知、天地知”。
“走穴”现在遍及全国许多城市乡镇。有的演员一连数日奔波演出，有的一天连赶三四场以上。于是，关于演员的收入有着种种传闻，例如：传说一名歌星两个月内便获得２０万元，××歌星，不给够２０００元就不出场……其中有不少可信的因素，因为人们常可见到歌星们新买的摩托车和豪华型轿车。
与“走穴”演员不同，“穴头”们常常担着收入上的风险，倘若演出“爆棚”，“穴头”也可捞到万元以上；倘若经营不利或遇到明星们“撂场”，也可能“赔了夫人又折兵”。
“穴头”们递来的名片上赫然标着“演出经纪人×××”，但他们有的是文艺团体的演员，有的是吃过文艺饭的闲散人员，也有的在企、事业单位供职。但作为“穴头”，就要有相当的活动能力，和演员们互相利用，四面八方关系“网络化”。总之，他们确实都是些“能人”。
百姓要看戏，演员想演戏
“走穴”的利弊之争，莫衷一是。
“穴头”××认为，“走穴”满足了群众对文化娱乐饥渴般的要求，使长期避居山乡边城的人们一睹渴慕已久的名角的风采，同时使演员增加了收入。“走穴”这一形式，可以汇集不同剧团、不同行当、不同风格的演员于一台，组成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极受观众的欢迎。
一位多次“走穴”的演员抱怨说，演员的艺术生涯很短，但由于剧团本身特殊的规律及其它原因，一年上台演出的时间很少。“走穴”给不少演员提供了朝思暮想的演出实践机会。
在我国新旧文艺体制交替之际，“走穴”确实难以避免。改革１０年来，城乡人民的经济收入有了显著增长，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也随之大为增长，对综合性的文艺演出形式尤为喜爱。而旧的文艺体制在迅速扩大的文化市场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同时新的文艺体制尚未确立，文艺供求严重不平衡。全国有３８００多个文艺团体，机构臃肿，人浮于事，“铁饭碗”和“大锅饭”使许多文艺团体出现半死不活的状况。老百姓没戏看，演员没钱花，有本事的不甘寂寞，于是在这个缝隙中，“走穴”的现象便应运而生。
文艺界内部也有“倒挂”
文化部主管文艺团体的副部长英若诚虽然同意“走穴”可以把高质量的文艺带到基层的说法，但他强调，目前急需解决的是对“走穴”的管理。
“走穴”的管理不善，已冲击了正常的文艺秩序。持这一观点的原东方歌舞团团长王昆几年来一直疾呼要强化管理。由于“走穴”能获取比月工资高几倍或几十倍的收入，许多演员争相“走穴”，致使一些剧团已无法维持必需的排练和演出。有的团员甚至退团，成为“走穴个体户”。
中央乐团著名指挥李德伦苦笑着说，乐手录一次盒式音乐带可获利１５０元至２００元，一个月“走穴”１０次便是上千元，比月工资高出几倍。中央乐团的排练演出费才几元，相比之下，当然有人愿意“走穴”。
“走穴”者的高额收入已成为社会的热门话题之一。中国歌剧舞剧院院长、词作家乔羽感慨万千：我们写歌的一次只收入十几元钱，而唱我写的歌，却可以得到上千元。我写了一辈子歌，这些稿费加起来，也不如个别演员“走穴”两年得到的多。看来不光科技界，我们文艺界也有个倒挂问题呀！
北京大学一位教授说：“一个歌星唱一首流行歌曲就能拿几千元，我们辛辛苦苦干一个月才有２００多元，相比之下，差距甚大。”
一位知名作家也说：“作家呕心沥血写一部长篇小说，需要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辛勤积累。稿费的收入又较微薄，一个歌星唱几首流行歌曲所得的收入，就相当于几部长篇小说。这未免太不公平了。”
端着“铁饭碗”“走穴”
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助理刘炳环算了一笔帐，揭示了“走穴”的深层弊端：“‘走穴’”演员一般拿着国家的工资，享受着公费医疗和低房租等待遇，受到国家几年或几十年的精心培养。但他们多是利用工作时间出外“走穴”，有的演员在“走穴”演出中还要用团里的道具、服装或乐器，可是多数演员的“走穴”收入一点也不交剧团。有的演员一天演好几场，累得够呛，“穴头”又尽量压低伙食、住宿标准，演员吃不好、睡不好，回来要休息一段时间，生了病，还得剧团报销医药费。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由于“走穴”是现款现分，没有财务制度监督，“穴头”和演员偷税漏税、行贿受贿严重。多数演员和“穴头”不交个人收入调节税。有个“穴头”告诉记者，有的企业家直接把赞助现款交给“穴头”，由“穴头”去分，那“穴头”的“猫腻”就大了。
利弊消长，关键在管理
“走穴”在初期显示的积极意义渐已开始消失。由于“走穴”演员是临时拼凑的，往往不排练或很少排练，来去匆匆，加上准备工作不足，已影响了演出质量，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据兰州来的一位目击者讲，去年９月，北京有几个尖子演员到兰州“走穴”，票价１０元一张，由于准备工作不足，扩音器出了毛病，观众蜂拥上台，质问演员。“穴头”见势不妙，悄悄溜走。后来在公安人员的保护下，演员才安全撤出现场。
目前，流行歌曲、曲艺等在“走穴”中走红，其他行当的演员便绞尽脑汁拼凑一些节目，来迎合观众。有的本来是京剧演员，却偏偏要唱流行歌曲，使人啼笑皆非。有的表演格调不高，内容粗俗。
文艺舞台上的“走穴”愈演愈烈，然而简单粗暴地取缔、禁止绝非上策。对于这样新出现的事，如果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和文艺团体能够及时地积极扶持和管理，“走穴”就可能利大于弊。
中国杂技团在一年前“走穴”成风，全团９０％的演员无心排练、外出挣钱。１９８７年底，这个团开始进行改革，加强了管理，制订了具体的管理条例，局面迅速改观。团里一方面规定，在收入分成比例上略优于其他演员。另一方面规定，演员在团里无工作安排的，空闲时间可以“走穴”，但必须填写申请表，经团部批准后发给演出证。“走穴”收入３０％归团里，７０％归个人。若发现私演私分，轻则没收其全部收入，重则解聘。杂技团增强了凝聚力，出现了生机，演员排演紧张有序。
在表演团体逐步实行双轨制后，大量的艺术院、团将由社会来办。因此，仅靠在城市演出或坐等观众上门就不行了，只有走出去寻求和开拓文化市场。而那时，多数演员将成为名副其实的自由职业者，这样，“文化经纪人”就成为客观的需要。对于“地下”的“穴头”，要有选择地把他们请出来，政府发给他们营业证，并加强组织管理。对于名演员兼职的“穴头”，也要登记管理。能否制订出完备的“文化经纪人”管理条例，同时配合以完善的财务、税收制度，变暗帐为明帐。所征得的税利，可以用于扶植高质量的、严肃的文艺创作和演出。这样，许多“穴头”将成为中国大地上成长起来的第一批合法“文化经纪人”，他们懂得经营管理，善于捕捉文化市场信息，懂得剧团内部关系，能广泛联系社会各方，精于推销门票，是文艺演出的有前途的组织者、宣传者和经营者。
当然还应强调的是，演员是精神文明的传播者，要有一定的思想觉悟和修养，而不能成为唯利是图的拜金者。著名电影导演谢晋曾盛赞北京人艺演员：应该说他们“走穴”的条件不错，有些演员却很难请得动，因为人艺的不少演员对艺术有一种献身精神，不为金钱所惑，这种事业心是非常可贵的。
本报约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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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知识界纵横谈
高文化经济与低文化管理
周之良
经济形态同文化的关系是多样的。
商品经济是高文化经济。这是与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根本不同的。自然经济是低水平的、封闭式的经济，它依靠的是经验，而不是文化科学，它甚至是排斥文化科学的。商品经济是竞争的、开放式的经济。商品竞争归根结底是文化科学之争。商品的质量、经营管理的水平，都可以说是文化的显现。因此，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必然要求文化科学与之相应地同步高涨，而且商品经济也必然能够成为文化科学发展的强大动力，并为文化科学的发展创造条件。
有人以为是商品经济导致了“新的读书无用论”泛起。然而正当我国不断有人弃教从商、弃学从商之时，一些发达国家兴起企业办学、办科研的热潮。人们不难分辨，哪一种现象反映着商品经济的本质要求？
“新的读书无用论”与发展商品经济并无必然联系。它恰恰是商品经济不发达、竞争尚未形成的产物，是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的低文化管理的产物。
例如经商，在发达国家要对申请经商者进行经济、法律和有关技术的考试，考试合格者才有可能获准经营。而我国审批执照至今无文化方面的要求。有些地方承包企业，也是谁包的利润指标高就由谁来包，结果往往是胆大者取胜，外行挤掉了内行。
又如优化劳动组合，对“优化”并无文化素质方面的具体要求，有的单位只是包了编制总额，裁减几个人就把大门封死，连大学生也分配不进去。
凡此种种，都可以叫做低文化管理。它形象地表明知识是“无用”的。“新的读书无用论”不过是这种社会现象的折射。厌学风蔓延在学校，风源却在校外。克服“新的读书无用论”决不仅仅是教育界的事，它是全社会的事，尤其是各级领导和管理工作者的事。管理经济的，要把视野扩展到经济之外，学会按照商品经济的规律管理商品经济，以高文化的管理适应高文化的经济发展。我们确信：文化是明天的经济；掌握了文化才算真正掌握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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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库
医院愁亏损 患者怨收费
医疗体制改革面临新课题——
寻求有效约束机制
本报记者 艾笑
蔡仁华 卫生经济学副教授，１９３９年生，１９６１年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曾任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卫生管理系副主任。多年从事卫生经济学研究和教学，著有《卫生经济学》等书。最近调任卫生部政策法规司副司长。
记者：从经济观点看，不少人认为医院能不能搞活，取决于医疗服务劳动是否能得到合理的补偿。近年来，为此进行的医院管理体制改革，在社会上引出不少争议，不管是医疗服务的需方，还是供方，都深感“补偿不合理”。您的看法怎样？
蔡仁华：要谈补偿的合理与否，先要了解补偿的方式，现在可供医院选择的一般是３种补偿模式。
第一种是“预算补偿模式”，即政府拨出预算经费，由医院对社会成员提供卫生服务。它的主要优点是，国家宏观上容易控制费用的数额及其增长速度，并能使低收入阶层较公平地获得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缺点是医院没有自主经营、自我更新发展的能力，安于吃“皇粮”，供需矛盾突出。
第二种是“市场经营补偿模式”，即医院按实际劳动消耗和市场的供需情况，确定医疗服务的成本和价格，计价收费，政府不给补偿性拨款。它的最大优点是医院可不依赖“输血”，主动面向市场提供服务，缓解供需矛盾。缺点是医院及其职工在追求利益时，往往忽视社会负担能力而提供过度的服务，导致社会资源浪费。
第三种是“双重复合补偿模式”，即预算定额补贴加服务经营收入双向合流、双轨运转。在实践中，复合补偿模式经常随着补偿条件的转化发生明显的“利益倾斜”。当预算补贴作为补偿主渠道时，医院的行为取向就侧重“等、靠、要”；当服务经营收入成为主要补贴来源时，它则自动转向利用服务市场。
记者：这样看来，３种补偿模式各有利弊，只有兴利除弊的补偿，才能做到合理喽。
蔡仁华：是的，目前国际上正在出现两类模式互相取长补短的有趣现象。多年实行预算补偿模式的苏联、英国等，都在引进市场经营机制恢复医院的活力；而美国等长期采用单一市场经营补偿模式的国家，则正逐步引进“事前控制”的预算性办法。现在，双方都已初见成效。
我国卫生防疫、预防保健、医学教育机构及企业、部队等不对外开放的医院，以往多采取预算补偿模式；公有制医院早在５０年代初就采取了经过“修补”（一是国家对医院不计固定资产消耗，房屋维修和设备更新都有专项拨款；二是国家给予医院免税经销中西药品的优惠）的双重复合补偿模式。
近几年的医院管理体制改革，总的说来并没有突破复合补偿模式，只是政策放宽后，市场经营补偿在双重补偿中的地位突出了，形成“复合补偿、以市场经营补偿为主”的格局。这种趋势，加上预防保健部门局部引进“经营补偿”后市场经营补偿模式固有弊病显露，人们就产生了对医疗改革的困惑。
记者：从一些现象分析，补偿一旦倾向于市场经营为主，便容易诱发“以产换收”的机制加快运转。当前医院所采取的“医务亏损卖药补”、“卖药受控检验补”、“主业窘困副业补”的对策，是属于什么性质呢？
蔡仁华：我认为这是复合补偿模式不可避免的体制现象。因为当前在我国，为社会提供的医疗劳务仍是亏损经营，医院“以产换收”的主渠道远没畅通。要突破旧有的僵化体制，不得不通过多种辅助渠道来谋求合理补偿，对此应予充分理解。
记者：可是，由于单位和个人微观利益的牵动，当前一些医院里出现的“重量轻质”、“重药轻医”、“重副轻主”、“重利轻德”的偏向及严重后果也应当充分重视。
蔡仁华：你说得对。在治理和整顿中应当区分性质、严格划清界限。体制现象，只有通过深化改革来扬长避短，使新的补偿机制逐步完善；对乱卖药和滥检查等不正之风，必须严肃批评严加管束；对那些收红包、吃回扣、百货冒充药品卖等违法乱纪的，应当运用经济、行政、法律手段综合惩处。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从宏观到微观的约束机制。
记者：这应该从哪里下手？
蔡仁华：宜从３方面努力。第一，从微观活动方面。医院现在这种以人次、床日、项目计量的服务收费方式，应逐步过渡到按“标准病种计划治疗成本”收费。医院在规定好的“病种收费额”制约下，治疗过程中如果能尽量减少浪费现象，就可节支得益，倘若增加必要的检查，就会增耗吃亏。这就使医院既积极提供有效服务，又不增加患者病种定额外的开支。第二，在宏观管理方面。目前医院与其主管局之间存在着利益交叉渗透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管局的宏观管理职能，它对医院的约束只能是“软”约束。要使约束“硬化”，只有促使政府主管部门的所有者和管理者两个职能分离。第三，医疗服务的需方也可以对医院的经营活动加以约束。改革医疗保健制度，建立医疗费用由政府、集体、个人各方合理分担的新型医疗保险、保障体制，必须尽快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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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呼声
请归还学生休息活动时间
女儿在某校四年级一班就读。该班将学生的休息、活动时间，大部分用来做作业。老师讲完每节课后，已到或接近下课，课堂上不留或少留作业时间，让学生课间完成。课程表上每周有五节课外活动，而真正能落实一二节就很不错了。中午除吃饭时间外，尚有一小时左右的休息活动时间。各课任老师争着瓜分，常常是语文、数学、自然三管齐下，轮番“轰炸”。学生怕完不成作业受批评，抓紧饭前饭后做。有时整个中午不休息也难以完成。星期天和星期六，由学生自己支配的时间甚少。由于作业压的太多，等作业完成后，所剩时间寥寥无几。有时竟比上课还紧张。
学校和老师的任务是培养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试想，如果学生没有明确的学习目的，健康的体魄，浓厚的学习兴趣和充沛的精力，智又从何谈起。请学校和老师把占用的休息活动时间归还学生吧！
山东胶州 继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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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我看“新的读书无用论”
不接受义务教育是违法行为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研究室主任 吴福生
目前中小学生流失现象比较严重，尽管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中途辍学来说，我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一些干部和群众缺乏义务教育观念。
不少地方还不善于运用法律武器，以法治教，依法办事。在一些同志的头脑中，《义务教育法》是“软法”，可以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他们法律意识淡薄，对义务教育所具有的强制性质认识不足，在依法制止适龄儿童少年流失和招用适龄儿童少年就业等问题上存在畏难情绪，工作往往停留在一般的动员、号召上，致使违背《义务教育法》的情况得不到及时的追究和处理。国内外的实践都表明，义务教育具有强制性质。普及教育只有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得到实现。
有些家长没有把子女接受教育提到法律高度来认识。在一些家长的心目中，教育法不是法。他们往往把义务教育片面理解为免费教育，把念书看成是自家的事，愿念就念，不愿念就不念，认识不到不让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那就是违法行为。
少数厂矿企业，特别是一些乡镇企业，擅自招用学龄少年、儿童就业。这是严重违反《义务教育法》的行为，它同偷税漏税同样具有违法性质。而一些企业却不以为然，一些执法人员对此也不闻不问，致使学生流失现象到处蔓延。
一些学校不按教育规律办事，只顾少数尖子学生，歧视、排斥品学有缺陷的学生，把他们当作包袱，甚至将他们撵出学校。这显然也是违背义务教育法的。
要解决学生流失问题，需要从强化全社会义务教育观念入手。各级人民政府应对本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的工作全面负责，把普及义务教育真正作为一件大事来抓，特别是要提供和保证义务教育的必备条件。当前，要继续认真、扎实地宣传《义务教育法》，要像抓计划生育工作那样，动员各方面力量，采取行政的、经济的和法律的措施，制止学生流失。各条战线、各行各业也要把实施义务教育、支援义务教育看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决不干有悖于《义务教育法》的事情；家长和学校，更要依法保障少年儿童接受义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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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我看“新的读书无用论”
“厌学”也冲击旧的教材教法
中国化学工程总公司第七建设公司 刘志俭
谈到大、中学生不好好读书，现在高中任教的爱人劝我不要去瞎费心思。用她的话来说，“厌学厌教这股风，就让它自生自灭吧。”按理，从她那角度，对此事是不该如此轻描淡写的。我本想找点词驳她，却中气不足。
“厌学厌教”，其实并不稀奇。从过去看，爱迪生逃学，胡适、鲁迅、毛泽东讨伐八股，人所共知。从近来看，教材教法陈旧，条件简陋，校内外脑力劳动者待遇低下，“读书无用”思潮不“自生”或再生，才是怪事。用它冲击一下僵化的教学观念和落后的教育体制，去旧迎新，未尝不是好事。当然，并非所有的书都读来无用。其中，合理、科学的部分，经受一下“厌学”风的考验或挑战，说不定还会更加精当，受人欢迎；而那些确实无用或用处不大的部分，则自然会被淘汰。社会总是在生与灭、兴与衰的交替中前进，其中的教育及其思想自然也不会例外。另一方面，未被这股风吹昏头脑的，仍是大多数人。相信这么个文明古国，既然如今增添了振奋人心的改革大业和四化蓝图，就不至于愚蠢到任“厌学”风久刮下去的。从中央到地方，整治教育的信息频频传来，尽管见大效还有一个过程，但明眼的国人，恐怕也知道光焦虑、顾盼或怒骂并不能最终解决问题，而是通过身体力行，和国家一道，最终送走“读书无用”这个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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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功近利导致“读书无用论”
四川教育学院 潘登榆
建国以后，出现过３次“读书无用论”。第一次是５０年代末搞“教育革命”时。当时批“权威”，拔“白旗”，理由是“教育脱离实际”。当时虽然没有提出“读书无用”的口号，但这种思想是存在的。第二次是“文化革命”，砸烂了“旧学校”，理由是“教育脱离政治”。这是第三次，教育又在“脱离经济建设需要”的名义下受到冷遇。总之，每一次“读书无用论”的兴起都有其“合理性”，而责任都在教育本身，要改变这种状况么，就只有适应某种需要，因而５０年代末的教育革命大砍基础课，“文革”期间是全部砍，现在是看什么不来钱砍什么——但主要不是有人让你砍，而是办不下去才砍，据说这是按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办事。
“合理论”强调教育要符合社会需要没有错，问题是符合什么样的需要，这是关于教育的指导思想问题。教育有多种职能，我们不能以急功近利的观点把教育的职能简单化。我们曾提过“教育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要为四化建设服务”，这都是从一个时期的任务出发来看教育办教育，而没有抓住教育的本质和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是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如果抓住这个根本点，转换一下我们的视角，教育符合不符合社会需要的问题就会得出新的结论。就拿时下来说，为什么会产生教育受冷落的情况？就是因为有些人片面强调教育要服务于某种需要，例如在国人食欲亢进、吃喝风盛行的时刻，上红白案的就比搞理论物理的更符合需要，学逻辑学也不如学少林拳可以自卫防身。如果这样看教育，教育就整个的变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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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出人才，快出人才” 梁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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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抓拍于今年3月2日潜山县城北大街，照片上的少年吕加成13岁，家在安徽太湖县刘羊乡，因姊妹多，母亲早逝，父亲不让他上学，只得到异乡街头补鞋为生。 黄俊英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