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增强全民族的环境意识
本报评论员
青山绿水，蓝天沃野，这９６０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是中华民族世代生息的家园。如果有人告诉你，我们的家园正在遭到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的威胁，你能不陡增忧患意识？
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以工业化为主的经济发展是我们最急迫的任务。世界各国伴随着工业化的进程都出现过环境污染的问题。五六十年代搅得西方发达国家上下不安的“公害”难题如今也不可避免地摆到了我们面前。
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要排放３００多亿吨废水、１０００多万吨烟尘、１０００多万吨二氧化硫，每年的固体废弃物达８０００多万吨，历年堆存总量６０多亿吨，占地５亿多平方米。再加上植被大面积破坏，森林覆盖率由解放初的１３％下降到目前的８．９％，约有１／３的草原严重退化。一面是环境污染，一面是生态破坏，使城乡的环境质量下降，自然灾害增加，可再生资源减少，人体健康受到影响。这种状况必须坚决扭转，否则，如果听任其发展下去，将直接影响我们民族的生活质量，甚至威胁我们民族的生存。
然而，毕竟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党和政府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几年前就提出：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几年来，国家陆续颁布了《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森林法》等一系列法规，使环境保护逐步走上法治的轨道。尽管这些年经济困难，国家用于环境保护的投资由１９８３年的３０亿元增加到１９８８年的７０亿元。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和有效的措施，对避免出现“经济翻番环境污染也翻番”的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由于我国环境生态建设欠账太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带来的各发展阶段的环境问题同时并存（尤其是乡镇企业的迅猛发展带来的新的环境问题），也由于全民的环境意识薄弱，从总体上看，环境生态建设还赶不上由于经济发展造成的环境生态破坏。
当务之急，是要使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深入人心，切实实施，要使全民族（尤其是各级决策者）确立现代环境意识。我们要举国上下齐心保护我们自己清洁的家园。这几年，一些地方的经济过热严重地毁坏了生态环境。有的只顾产量不管污染；有的对自然资源奉行一种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政策。这样做，不但直接妨碍了下一步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且是“吃祖宗饭，造子孙孽”，自毁家园，遗害后代。这种状况决不允许再继续下去。
当前的治理整顿，是加强环境保护的有利时机。清理基建项目，特别要注意停建缓建那些污染严重的项目；调整产业结构，要注意限制那些污染大的产业和产品的发展。只要领导重视、措施得力，治理经济环境也完全可以同时治理生态环境。对此，我们充满期待也充满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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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控制人口离不开科学
本报记者 萧关根
记者日前访问了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得出一个结论：控制人口增长过快的希望还在于重视科学研究。
所长龚岳亭教授是位老科学家，参加过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工作。两年前从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所调到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他说，不能把计划生育当作只是发发避孕药具、做做节育手术的低层次工作。计划生育的每一项措施都需要进行科学研究，做到万无一失。拿避孕药物来说，它的服务对象并不是病人，而是健康的男男女女，所以必须做到安全高效、价廉物美、使用方便。不然，人们使用时会产生顾虑。避孕药的研制一定要做绝对可靠的纯种动物试验，还要在人身上作预先试验。他研制的“促性激素释放激素”针剂就首先在自己身上做了试验，现在已有３家工厂生产。
上海市计划生育科学研究所是国内第一个综合性的计划生育研究机构，又是世界卫生组织人类生殖研究合作中心，龚岳亭是中心主任。所里有６位研究员，５名专家被聘为世界卫生组织专题委员会顾问，国家计划生育科研“六五”攻关计划中，这个所承担和参加的６个课题都获了奖，另有两个课题获部委科技进步奖。他们还合成了一种新型的抗早孕药。妇女怀孕初期只要在短期内服用此药，即会自动流产。全所还有３１名中青年学者到国外培训或考察，不少人成为学科带头人。
赵白鸽副所长带着记者参观了实验大楼和新建的实验动物房。我们看到不少先进的仪器设备是世界卫生组织资助的，１１０种原版外文期刊也是这个组织提供的。引进的３种纯种白鼠已经开始繁殖后代，供给国内其他研究单位。动物房在一位外国专家主持下工作。要求十分严格，效率很高。行家认为，这样好的实验动物房国内尚不多见。赵白鸽介绍说：他们要为国内生产的避孕药进行病理毒理检测，向全国１５０个单位无偿提供科技信息，国内有５００多名科技人员参加过该所组办的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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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消灭中小学危房刻不容缓
——访乐山市市长佘国华
本报记者 赖仁琼
四川省去年有２０多个县消灭了中小学危房，而乐山市所辖的县就占５个。一个偶然的机会，记者巧遇来京开人代会的乐山市市长佘国华，谈起消灭中小学危房，他的情绪便格外激动：“中小学危房是全国存在的较普遍现象。建国４０年了，我们不能再让校舍倒塌压死学生的悲剧发生！消灭中小学危房已刻不容缓。”
乐山市的１７个县市共有５０００多所中小学，不少学校设在极简陋的土房或破庙里。几年前，校舍坍塌学生惨死的事故时有发生。
１９８５年佘国华就任市长后，每到区县检查工作，都要去学校看看。他看到有的校舍四面无窗，却四面透风，还有的校舍破败不堪，在风雨中摇摇欲坠。
这位农家出生的市长心情十分沉重，下决心要在全市消灭中小学危房。
消灭危房最难的是缺经费，而乐山市除峨眉几个县较富裕外，其余的不是地处山区的穷县就是少数民族州县。有的县穷得发不出机关干部的工资。尽管经费如此短缺，乐山市委、市政府还是想尽一切办法筹集资金。除省里少量拨款外，市里拿出一定的建设费，市、县财政拨款，群众集资，千方百计把消灭中小学危房的款项落到实处。去年，乐山市各方筹集资金２０００多万元，修建校舍７万多平方米，有５个县全部消灭中小学危房并已经省验收合格。佘市长说：“其余１２个县的危房可望今年全部消灭。”
记者不大相信：“真能全部消灭吗？”他胸有成竹：“怎么不能？我们跟各县的县长已签订了协议，经费又全部落实了，修房子还能不快？”
全市除普遍改善中小学办学条件外，还新建了２０多所学校。目前，市级中学老教师的住房普遍比同龄市府工作人员好。
乐山市这几年扎扎实实抓教育，目前，教师队伍稳定，教学质量提高，区、乡、村干部群众办学热情高涨。
谈及抓教育与抓经济的关系，佘国华市长说：“治穷先要育人。落后地区首先是教育落后，我们就应先从教育抓起。不仅抓中小学教育，还要抓成人教育。只有人的素质普遍提高，人的科学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发展经济才有充足的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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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库
发展农业勿忘保护生态环境
本报记者 谢联辉
侯学煜，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植物所研究员，是我国著名的生态学家，全国政协常委、政协经济委员会环境组组长，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顾问。近著有《中国植被地理及优势植物化学成分》、《生态学与大农业发展》、《中国自然生态区划与大农业发展战略》等书。
记者：农业是当前国民经济中突出的薄弱环节，国家在贯彻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方针过程中，强调稳定农村政策，积极推广和发展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增加农业投入，以加强农业发展后劲。
侯学煜：农业是个很复杂的问题，除了靠政策、投入、科学技术外，加强农村的生态环境保护，应放在重要位置上。近１０年来，迅速发展的乡镇企业对振兴农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但也给农村环境带来了较严重的污染。我曾到苏南调查，群众是这样形容苏州河污染的：“早上是‘黑龙江’，中午是‘红河’，晚上是蓝色的‘多瑙河’。”又说“５０年代可以掏米洗菜，６０年代水质变坏，７０年代鱼虾绝代，８０年代变成公害”。我在山东、广西、四川等省调查时，也发现这种情况。
记者：据说全国的江河湖泊有８２％受到不同程度的工业废水污染。
侯学煜：水是农业生产不可缺乏的投入。水里有害有毒物质那么多，怎么灌溉？用污水浇灌生产的粮食、蔬菜有异味，废水中的鱼虾富积有毒物质，谁敢吃？
记者：到农村采访，看见有的乡镇企业防治烟尘设备差，甚至根本没有，周围的天都是灰蒙蒙的。
侯学煜：四川南部有些县，利用土办法炼硫磺，利用率仅２０％。生产一吨硫磺，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硫竟有２吨左右，上空磺烟笼罩，晴天是酸雾，雨天是酸雨，以致附近寸草不生，耕地不能种植，经济树木也绝迹了。据说那里炼磺区有３万多亩农田被直接污染，４００万亩农田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去年，四川省对土法炼磺开始作了整顿。
记者：不过，受到直接污染的农田，十年八年生态环境恢复不了，种不了庄稼。
侯学煜：“三废”中的废渣也不要小看。重庆的嘉陵江段沿岸堆积了各种废渣６０余堆，冲入江里危害很大。四川省历年堆积的工业废渣和生活垃圾已有３亿多吨，占地３万余亩。受废渣污染的农田若干万亩，还未算在内。
记者：许多情况反映，乡镇企业和工业废渣，一是污染环境，二是占用耕地。
侯学煜：根据国务委员陈俊生的报告（人民日报，３月２６日），１９５７—１９８７年的３０年间，我国耕地总面积累计净减少２．５亿亩耕地，接近于目前辽宁、四川、河北三省耕地面积之总和，平均每年减少８００万亩。又据农业部统计，仅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６年两年中就减少２４００万亩，相当于３６个中等县的耕地面积。
当然，耕地面积减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与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次生盐渍化、城区扩建、兴建农宅、挖鱼塘、露天开矿恢复表土、烧砖瓦等都有关，但乡镇企业的“三废”对耕地的污染、破坏，也相当可观。
记者：据有关部门资料，１９５７年全国人均耕地３．５９亩，１９８０年为１．５２亩，１９８７年根据人口增长数和各地耕地数计算为１．３３亩，有的专家预测，到２０００年，人均耕地仅１亩左右。
侯学煜：人口越来越多，耕地越来越少，怎么得了？！现在大家都在千方百计提高耕地的粮食单位面积的产量，这是正确的，但也不可忽视山地、湖河、草地的合理利用。另有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就是盲目追求农业“化学化”。
记者：“化学化”？
侯学煜：所谓“化学化”，就是忽视农家肥和绿肥等有机肥料及生物措施防治病虫鼠害，片面强调施放大剂量化肥、化学药剂，以获得粮食高产的办法。这里要说明，我不是否定化肥、化学药剂对增产的作用和必要性，而是反对“化”。我们过去一强调“化”，往往就要走向极端，导致人力、财力、物力的浪费，工作的失误。
记者：的确。目前农村对肥料的使用是“绿的（绿肥）不种，黄的（人粪尿）不要，粗的（土杂肥）不挑，湿的（河塘泥）不捞，专要白的（化肥）”。大家的眼睛都盯着化肥。
侯学煜：化肥是不可缺少的，施得适当，确实能大幅度增产。倘若怕脏怕累图方便，忽视有机肥，专施化肥，时间长了，耕地土壤由于缺乏有机质，还会变板结，地力衰退，肥效也愈来愈低。
记者：听说农村施用化肥浪费很大，有６０％以上的化肥在地里没有发挥肥效。
侯学煜：施化肥大有学问。首先要注意，无机肥和有机肥配合施用，既可以保持土壤的良好结构，又可以充分发挥化肥肥效来得快的优势，还能使农作物在生长过程中，获得有机肥中的微量元素。其次，要注意化肥品种，即氮、磷、钾的比例和土壤性质，作物种类及其生长发育时机和施肥方法、施用量，等等。否则，如果施肥不当，不仅造成浪费，有时还会起负作用。南方有些酸性土壤还要增加适量的石灰，北方有些盐渍土还需要洗盐，等等，这样化肥才能起到丰产的作用。
记者：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侯学煜：这个问题一定要大声疾呼。前不久我到一个省考察，发现那里还在施用国家已禁止的六六六、滴滴涕等有机氯农药，致农田和作物都受污染。这种污染会通过食物链影响人体健康。我们防治农作物的病、虫、鼠害，在施用轻毒高效农药的同时，加强自然界中天敌的保护是十分重要的。
记者：发展经济，要治理整顿经济环境，增强农业后劲，看来同样需要治理整顿农业生态环境。
侯学煜：不整治农村生态环境，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就是一句空话。耕地被蚕食、农田被污染、土壤肥力在减弱、灌溉的水含有害有毒物质，怎么办？各级领导和广大群众一定要提高对污染危害的认识，对于乡镇企业的发展应从本地区资源和优势出发，搞种植、养殖、加工业等无污染或少污染的生产项目，要从宏观上统筹规划，合理布局，下决心改进乡镇企业设备、技术落后状况，污染严重的企业要关停并转，禁止城市把污染行业搬到乡镇，完善土地管理制度，防止耕地面积减少。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存条件，保护每个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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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寻求自己最佳位置
——剖析中年知识分子刘晓程的选择
新华社记者 张持坚
刘晓程其人其事
刘晓程今年４０岁。概括其人其事，用不了多少话：高中没毕业，到“北大荒”上山下乡。后来作为“工农兵学员”，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学习。毕业后考取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阜外医院院长郭加强的研究生，成为这位心外科专家的得意门生。１９８２年获硕士学位后，留院工作。１９８４年６月到１９８５年底，赴澳大利亚著名的心血管专科医院——查理王子医院深造，成绩突出。回来后晋升主治医师，又担任了“阜外”冠心外科病区的负责人。
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然而，１９８７年５月，他突然提出调离“阜外”，到心脏外科一片空白的边疆——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去“创一番事业”。
他的请调顿时在“阜外”引起了强烈的震荡！
平静被反差打破
澳大利亚。美丽的布里斯班市。条件优越的查理王子医院。刘晓程离开“阜外”的念头正是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萌生的！
进修，学习，研讨，手术……刘晓程很快发现：这里尊重每一个人的才干，只要你有能力，就可以充分发挥。不讲年龄，也不排资历，只要言之有据，学生可以毫无顾虑地向长者和导师挑战。前辈们不仅不会觉得“丢面子”，还会由衷地感谢和赞扬年轻人。
不久，他更有了亲身体验。在澳大利亚，外国进修生只能以临时注册医生的身份参观手术或做手术中的助手。这使刘晓程受到了限制——心脏外科医生不操刀，谈何提高？他的导师、国际知名心血管外科专家奥布莱恩博士毅然破例把这位勤奋的中国学生推到了前台。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刘晓程参加了５００多例各种心脏及大血管疾病的手术，还担任主刀，做了４０多例先天性心脏病、瓣膜痛和高难度的“冠状动脉搭桥”手术。
刘晓程有点惊奇：自己原来还能干这么多的事，干这么难的事。由此，他发现，自己并不真正了解自己。他静下心来想：这些事如果在国内让我做，我也能做！
在“阜外”的那些年，尽管他读到研究生毕业，又有多年的实践经验，也三十好几了，可还是被认为“嫩”。很多事情轮不到自己干。等轮到的时候，好时光怕早就过去了。想到这里，他不免有些后怕。他进一步思量着：施展自己能力的最佳位置在哪里？“趁还年轻，离开阜外”一个念头忽然闪将出来！
到哪儿去？他了解全国心脏病人有６００万，需要作手术的３００万，可现有能作心脏手术的医院都在大城市……
“到下面去！”刘晓程很快下了决心。
进修结束了，奥布莱恩博士舍不得这个“工作努力，谦虚机敏”的学生。“留下来，”他对刘晓程说：“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把夫人接来陪读，把孩子也接来，我安排他到当地最好的小学读书。”
刘晓程很感激，但婉言谢绝了。
请调
请调毕竟是件大事，得和妻子商量。
刘晓程的妻子洪依舒，也是学医的。他俩的老家都在黑龙江佳木斯市。刘晓程从澳大利亚回国不久，小洪的户口终于进了北京，并被安排到北京邮电医院工作，还晋升为主治医师。以后，他们又分到了一套两居室的住房，儿子也进了一所条件优越的小学。
然而，刘晓程对妻子讲，他想抛弃这来之不易的一切，到黑龙江牡丹江市去。他去那儿搞过巡回医疗，由于气候等原因，那里心脏病的发病率高于全国平均数，可是没有心脏外科的带头人，做不了这方面的手术，许许多多患者求医无门……
洪依舒一时感到很突然。但她了解自己的丈夫，也懂得这一代人应负的职责。因此，洪依舒想得通。
１９８７年５月１３日，刘晓程写下３０００余字的请调报告，递给了医院党委和郭加强院长。
他写道：我决心抛弃北京优越的物质文化条件，申请到牡丹江市东安医院工作，请院党委和院长予以理解、支持和批准。如坚决不允，我只好选择辞职这条路了！
劝说，挽留，一切无效。院里无可奈何，只好放行。
２３天后，刘晓程离开了北京。
甜、酸、苦、辣
到牡丹江的第二天，他做了第一例心脏外科手术。如今，一年又八个月过去了，他已经为２８０多位病人做了心脏手术，成功率达９６％。今年１月９日，他还为一名５３岁的患者做了难度很高的“冠状动脉搭桥术”，开了黑龙江省这方面手术的先例……
“甜、酸、苦、辣，啥滋味都尝到了。”刘晓程回味说：“不过，毫无疑问，这也是最充实、最有意义的一年零八个月。”
牡丹江是心脏外科的“处女地”，东安医院又是一所条件简陋的区级医院。从培训人员，操刀手术，到寻求资金，添置设施，全靠刘晓程张罗。并非人人都是“热面孔”，他也像皮球一样被踢过。住房又一时解决不了，只好暂住办公室。孩子眼睁睁地看着爸爸：“北京多好，咱回北京吧！”
刘晓程心里酸酸的。但一想到治好了来自９个省的病人，便回味犹甘。病房里，七八个患者见记者来访，都抢着说话。“难得刘大夫的热心呀！”“北京不呆，还不是为我们。”“心脏病不好治，我们都熬好几年了，现在刘大夫来了，把我们的病治好了！”……
绥芬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克忠才３４岁，被先天性心脏病折磨苦了，一直靠药顶着。去年３月１１日，刘晓程为他动了手术，二十几天后，王克忠像正常人一样出院上班了。他含泪把一面上书“再生之地”的锦旗挂进医院。
抬进来的，走回去了；愁眉苦脸来的，喜笑颜开地回去了；尤其是孩子，手术前像小老头似的不敢活动，手术后能蹦能跳了——刘晓程看到这些，心里能不甜吗？
十几个近年医科院校毕业的年轻人，大城市不去，大医院不留，主动奔刘晓程来了。现在，刘晓程周围已有一批得力的助手——这，能不鼓舞他吗？
黑龙江省和牡丹江市已联合投资７４６万元，争取今年内把“牡丹江心血管病医院”大楼盖起来。省委书记孙维本说：“楼堂馆所要砍，这个项目要保。”
这种种都焐热了刘晓程的一颗心。
记者与刘晓程的八问八答
问：你下来了，为什么有不少和你有同样感受的中青年知识分子想下又下不来呢？
答：下来，一要有勇气，二要掌握些真本领，三要有点牺牲精神，四要有点风险意识。老实说，下来确实不如在上面“日子好过”，但下来一定比在上面充实。人生就是创造，与其在那儿苦闷彷徨，怨天尤人，不如拿出行动，自己闯出一条路来。
问：万一失败呢？
答：当然有这个可能。我觉得在创造中失败了，也是一种收获，一种财富。我有一个看法，中国知识分子“成功”的意识太强了，对“成功”的理解也太狭窄了。
问：从大地方到小地方，会不会影响科研？
答：会有一些影响，我在“阜外”主抓国家“七五”期间冠心病临床与科研的重点攻关项目。到牡丹江后，这项工作暂时停下来了。但等大楼盖起来，条件具备了，研究工作还可以继续进行。
问：你下来手术做得很多，从提高业务的角度看，一次次手术是不是简单的重复？
答：不是的。每个人的病情不会完全一样。另外，我还做了不少难度较高的手术，像“搭桥术”，要在“阜外”是轮不到我做的，这对我确实是很大的锻炼。
问：现在科学技术发展很快，在牡丹江这个相对闭塞的地方，怎样避免“落伍”？
答：关键是不要自我封闭。我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大家都很支持。北京中国图书进出口总公司把世界上最新的心血管方面的书籍介绍给我，设在西安的全国最大的一家进口资料复印公司也帮助我。我与“阜外”保持着密切联系，与澳大利亚导师和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专家也经常通信，有条件还要请他们来访，我也要到国外去看看。
问：为什么要选择牡丹江这片“心脏外科”的处女地？
答：从零开始，不受约束，一切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图放手干。
问：你觉得年轻人应该怎样处理好与导师、长者的关系？
答：我认为对导师、长者一定要尊重，他们有许多宝贵的东西值得年轻人学习。但这里需要搞清楚的是，它和年轻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是两回事。
问：下来收入是不是多一些？
答：我还拿我的一份工资。我下来不是为了钱，为钱，我早就留在澳大利亚了。
刘晓程通过答辩，已破格晋升为主任医师。去年年底，又被国家科委和人事部批准为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今后的路还很长。”刘晓程说：“是不是一定能走成功，还不好说。不过，我要继续往前走。走，才有路。”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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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毛钱一包喽！”这七八岁的两兄妹在3月25日燕蚌列车巢湖段车厢里来回叫卖。当时已是夜里十点半了。旅客们望着这两个天真的孩子，发出深深的叹息。 杜蓉 寒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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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过五关”（并非童话） 吕文忠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