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页（社会）)
专栏：
安乐死的历史和当代论争
廖有谋
编者按安乐死涉及到医学、法律、道德等各个方面和医生、病人、家庭、社会等多种关系，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引起了广泛而激烈的争论。本文概要介绍了安乐死的历史和发展以及争论双方的基本观点。随着现代医学科学的发展，人们对安乐死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
当前，安乐死问题已经引起世界公众的关注。它不仅牵涉到医学、法律、伦理等的理论概念，而且直接关系到千万人的实际生活。
安乐死这个名词（ｅｕｔｈａｎａsｉａ）源自希腊文，由安逸（ｅｕ）和死（ｔｈａｎａｔｏｓ）两个词素构成。其原意是无痛地仁慈地处死，后来被扩大应用为无痛地安乐地死去。在古希腊的斯巴达城邦，对生下的病废婴儿习惯上加以处死。古希腊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等思想家与政治家们，或则赞成当病痛无法治疗时用自杀作为解脱的手段，或则认为，对于老人与衰弱者，经自愿使之安乐死是合理的。
进入中世纪后，基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等宣扬人的生死是神的赐予，因而禁止自杀与安乐死。文艺复兴以后，人文主义兴起，赋予人以生的尊严，也不提倡安乐死。有的思想家如培根则主张，在他的乌托邦中，公民可以自愿地实行安乐死。直到现在，许多国家的成文法都不允许实施安乐死。不过，在实际生活中，人民和法庭对医生帮助病人自愿实行安乐死，大都采取宽容的态度。１９３５年在英国，后来在美国以及联邦德国、北欧、日本等许多国家，相继出现争取自愿安乐死的社会团体。但他们的活动始终未能导致立法。
近二三十年来，安乐死问题又被重新提起。一个重要原因是医学的发展使无希望治愈的病人能长时间地拖延生命，甚至成为只能维持最低生命活动而毫无意识的“植物人”。这样做耗费巨大。据估计，美国每年为此耗资１５亿美元以上。这样做有时反而增加病人的痛苦，同时也使医生在延长生命和消除痛苦两项天职之间陷入矛盾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医学家和其他学者呼吁使安乐死合法化。
安乐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细分起来，安乐死有消极（被动）的，有积极（主动）的；有自愿的，有非自愿的；有临终的，有非临终的。
一般来说，施行消极的临终的安乐死较易为人们所接受。它是对于遭受巨大痛苦的不可避免要死亡的病人，除了止痛、镇静药物外不再给予其他治疗，并撤去一切生命支持措施，让其平静地死去。这接近于自然死亡。如果这又出于病人自愿，则在法律上、伦理上都不大会遭到非议。但在首次实施这种方法时也引起过法律论争。例如，１９７７年，美国新泽西州昆兰夫妇坚持要求将维持他们女儿生命的人工呼吸器撤除，让她“体面而尊严”地死去，遭到医生拒绝。最后经过上诉，该州高级法院裁决后，他们的要求才得以实现。此后，这个判例被广泛援用。
志愿安乐死的人还可以预先立下书面文件，称为“预嘱”，授权医生在他们临终时不采用人工手段延长生命。１９７７年起，美国有３８个州通过了《死亡权力法案》，要求医生尊重病人的这种愿望。
对“植物人”能不能采用消极安乐死，是一个难题。这些病人只由被动喂饲及高技术仪器支持着“人工生命”，完全丧失意识。这时，只要撤去生命支持手段，即可导致死亡。但是这样做也常常遇到障碍。
１９８３年，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名消防队员在作颅内手术后，一直未恢复意识，完全靠胃管喂饲维持，在２年７个月后，法院仍判决禁止撤除胃管。对先天病废婴儿的消极安乐死，也是一个难题。全世界每年要出生以百万计的智力极度低下或身体严重残缺的婴儿。这种婴儿通常半数以上不能成活或长大，但仍有相当一部分靠医学技术而长期生存，这对家庭和社会都是很大的负担。６０年代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曾由于使用一种治疗妊娠反应的药物而导致生下几千名短肢畸形的婴儿，他们形同海豹，称为“海豹怪胎”。其中一部分被舍弃死去，另有相当一部分被抚养长大，并通过安装假肢，获得一定的生活能力。
对待积极的安乐死，争论则更大。这种安乐死，是用人工方法促使遭受巨大痛苦的病人或失去生存意义的人死亡。这样做虽然可以解除病人的痛苦和家庭、社会的负担，但实际上是一种有目的的杀人行为，在法律上可以认为是谋杀，因此经常遭到普遍的反对。目前世界各国，除了乌拉圭的法律对积极安乐死不予追究外，几乎所有国家都把它作为一种特殊的杀人罪。
１９８８年春，荷兰还把４名给严重昏迷病人施行安乐死的护士以谋杀罪而判刑。１９８８年１月，美国医学会杂志刊载了一名年轻医生的不署名短文，描述自己怎样应一位极度痛苦的临终癌症病人的口头要求，为她注射吗啡，结束生命。这是美国医学杂志上首次发表积极安乐死的病例，结果引起激烈的争论。
反对积极安乐死的人强调：当代社会法律和伦理的基石之一是肯定人有生命的权利，这个权利不能被任意剥夺；医学的发展使许多过去的不治之症成为可治，如果广泛实行安乐死，有可能影响医学家以最大努力进一步研究挽救生命的技术，甚至可能因判断失误而使一些尚能救治的病人失去生命；它还可能给一些图谋不轨、阴谋杀人者以可乘之机。许多医生认为这样会有损于医生作为生命保护者的崇高形象，失去人们的信赖。
支持者则认为，上述潜在危险可以应用严格的法律手段来加以防止。１９６２年日本名古屋高级法院在一名男子杀害病废父亲的判例中规定，正当的积极安乐死应符合下列条件：病人患有现代医学无法治疗的疾病且即将死亡；病人受到不可忍受的痛苦折磨；使病人死亡的唯一目的是解除其痛苦；病人在神志清醒时确实恳切要求或同意实施安乐死；处死的方式必须是伦理上可接受的处死必须由医生（特殊情况下由其他适当的人）来执行。
１９８８年荷兰政府指定的一个委员会也提出了类似的准则，并有可能被接受立法。
人们对安乐死的认识在不断变化。据美国全国民意研究所调查，赞成安乐死者１９４７年为３７％，１９７３年为５１％，１９８３年为６３％。
１９８７年以来英国和法国的民意测验表明，赞成者分别为７２％和７６％。看来，在世界范围内对安乐死达到普遍理解，并在严格的法律监督下将其推广施行，可能为期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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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域外社情
巴基斯坦的反毒运动
“在被魔鬼击倒前把它击倒”
本报记者 任毓骏
近年来，举世为之头痛的“社会癌症”——吸毒和贩毒在巴基斯坦蔓延。从种植罂粟到提炼毒品，从国内销售到走私海外，都已形成有组织的活动。因毒品诱发的家庭悲剧，社会动乱和犯罪活动数不胜数。为此，贝·布托总理向全国疾呼：“我们一定要在被这个魔鬼击倒前把它击倒”。
青少年受害怵目惊心。拉合尔一名年仅２１岁的大学生，尝了朋友给的“灵丹妙药”后不能自拔，辍学加入了吸毒团伙，一个英俊的小伙子变得骨瘦如柴；一名１９岁的中学生偷盗邻居的钱财换取毒品，后发展到在外国游客中行窃，已被三次拘捕；一位上等人家的１７岁的公子，成了瘾君子，他父亲强行把他送进了戒毒诊所，他的学业和前程无疑都耽误了。
人们说，报纸上披露的事件和数字只不过是“冰山浮出水面的一角”。新上任的反毒品国务部长承认，全国约有１９０万吸毒者，而青少年的吸毒问题尤为严重，其直接的原因是他们的抵制能力差，不知道毒品为害之深，容易上钩，毒品贩子施尽一切伎俩拖他们下水，然后再榨油。
源源毒品从何而来。巴基斯坦西北边境省和阿富汗接壤一带地区，有种植罂粟的传统。７０年代末，西方国家吸毒成风，国际毒品市场需求量日大，刺激了这里的毒品生产。特别是苏联入侵阿富汗以后，阿富汗南部成了“三不管”地带，云集在那里的难民无以为生，许多人成为种植罂粟、提炼毒品的劳动力，使得这一地区的毒品产量超过了东南亚的“金三角”，成为国际毒品市场的主要货源。
有文章披露，巨额的利润使一些人成为种植罂粟和贩毒的亡命之徒。在毒品走私犯的眼中，毒品就是金钱。许多贩毒组织拥有现代化的武器、通讯设备，出巨资雇佣各种人为其服务。贩毒团伙之间经常为生意或地盘而发生械斗。
政府的决心。人民党执政后，把扫毒、禁毒当作“重大的政策目标”，把原来的毒品控制局升格为部级机构，贝·布托总理多次强调，一定要清除毒品这一“穆斯林的大敌”。３月下旬，巴基斯坦借国际反毒品会议在卡拉奇召开之机，掀起一场全国性的反毒品宣传运动。
新任命的反毒品国务部长日前宣布，立法机构将颁布法令，严惩贩毒的“大鱼”，加强缉毒工作，对毒害青少年的毒品贩子将严惩不贷。另外，政府将在联合国的协助下，拨巨款在边境地带改良土壤，向农民提供种种优惠条件，鼓励他们摒弃罂粟，改种粮食和其他经济作物。因为只有消除了“毒源”，反毒工作才能真正奏效。
反毒、禁毒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国际间的配合至关重要。第四届南亚区域合作会议已把１９８９年定为“南亚禁毒年”。随着苏联从阿富汗撤军以及南亚各国关系的改善，人们有理由相信，南亚各国将在反毒方面取得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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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爸爸育婴培训班
罗马尼亚克卢日市的著名儿科医师多林·罗佩阿为初做爸爸的人举办了一个“育婴培训班”，指导他们尽快学会在妻子繁忙时分担照看孩子的义务。
培训班由多林医师亲自授课，并邀请一些经验丰富的儿科医生定期施教。开设的课程有：“怎样喂养和用什么喂养婴儿？”“怎样给婴儿洗澡？”“怎样使婴儿接受锻炼？”等许多育婴常识。
培训班定期在市区一家礼堂进行“结业考试”，届时，特邀请一些德高望重的评论员“监考”，并请部分观众旁观，以表示举办这个培训班的重要性和实用价值。
日前，首批参训的３３名年轻的爸爸已顺利地通过了“结业考试”。
仝成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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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特工人员入虎穴 交易所里闹地震
近来，美国芝加哥农产品交易所的大厅里气氛异常，表面上依旧那么热闹，但经纪人个个忐忑不安，好像马上会被发落。局外人真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据了解内情者透露，事情要从两年半前说起。伊利诺斯州的一家大豆加工公司是该所的常客，但在交易过程中常常受骗，于是一气之下向检察部门提出了控告。真是无巧不成书，一九八五年出任检察官的安东·瓦卢科斯对交易所经纪人施展的伎俩略有所知，早就打算与这伙不法分子较量一番。这家公司的告发坚定了他向这些“白领罪犯”开战的决心。他和该公司达成默契，请公司为联邦调查局培养几名“经纪人”，再把他们派入交易所，以便把不法活动调查个水落石出。
就这样，联邦调查局的卡尔森和他的伙伴接受任务，来到了交易所。他们穿上鲜艳的外套，活灵活现地当起“经纪人”来了。为了真正打入这个圈子，他们模仿着交易所的“雅皮士”，住进了豪华的公寓，坐上了漂亮的奔驰牌汽车，请客吃饭，大讲排场，终于赢得了人们的信任。有人真的开始向他们传授赚钱的“真谛”。就这样，他们在调查中逐渐发现了一些“生财之道”，并且录音、录相，掌握了罪证。
经两年多的辛勤工作，今年一月十八日晚，联邦调查局向交易所几十名涉嫌者发出了传票。接着，又有二百多人先后被传讯。当经纪人最终发现那几个和他们天天混在一起的“经纪人”原来是联邦调查局的人员时，简直是傻了眼。交易所里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心神不定的经纪人纷纷求助于律师，有人甚至不惜变卖家产去聘请辩护人。如今在交易所里，人们如履薄冰，说话小心多了，生怕失言，招来麻烦。都用怀疑的目光注视着每个陌生人。一位经纪人形象地说：“好象是在后视镜里发现了警察，心里忐忑不安”。有的半开玩笑地为自己壮胆：“别怕，顶多坐牢五年……”
眼下，联邦调查局还在继续调查，人们都在关注着最后的结局：是仅仅有少数几个诈骗犯还是存在一个有组织的诈骗集团，一时很难分晓。不过对这个交易所来说，这件事犹如一场地震。
（姚立 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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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执一词
朱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