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保定：无声的转折
本报记者 凌志军
保定是一个平静的城市。
充塞在其它城市中喧嚣不已的那些东西——工程运输车与擎天吊车、水泥预制件与钢筋铁架、建设工地与瓦砾碎砖……在这里难能看到。
最近５年里，保定市国营企业没有增加一个新工厂，这在当今中国这个世所公认的“大工地”中，是个罕有的例外。
然而还有更加罕有的事：保定市国营工业，增长速度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效益的增长大大高于速度。５年间工业产值翻一番，利税增长３倍多，经济效益水平从河北省９城市之尾跃居第一。
最通行的误解之一，就是相信只有加大物的投入才是经济增长的唯一途径。但是，记者眼前这座拥有５０万人口和３２个工业行业的中等城市，正默默地走着另一条路。
（一）
机器如果有知，它肯定会哭，会笑，会讲出许多令人回味的故事来。
保定电影机械厂里，２００多台设备日夜转个不停，每年带来近千万元的销售额。也是这些机器，在１９８６年以前的８年中，吃掉了３００多万元补贴，欠了１１０万元债务，报废１１０多万元物资，产品销售额是个零。
这件事为什么值得回味？因为它证明，不投入更多的资源和资金便不能扩大供给的思路，不完全对。我们现有工业的潜力是何等巨大！
保定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就发生在这里。
最精彩的两着棋说起来毫无惊人之处：一为扭亏，３６家亏损企业减少到１家，亏损总额下降了９５％；二为减耗，产品物耗总水平下降３０％，能源消耗下降６０％。两着棋其实只是一着：挖潜。平平淡淡，但却使保定工业素质发生了重要变化。
有人说，“承包救了保定”——工厂已全部承包，而且承包合同全部兑现；
有人说，“技术改造更新了保定”——国营工业几乎把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用于技改，如今６４％的产值来自技改；
有人说，“新产品振兴了保定”——平均每年开发新产品１３０多种，这些新产品已占全市工业产出的一半以上。
……
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在保定，似乎还有一些无形的东西更重要。
在一连串的工厂兼并之后，保定硫酸厂也被并入保定电化厂。硫酸厂曾花掉１００多万元改造炼酸炉，还是不能多产硫酸，而且酸水酸气漏得到处都是。现在，电化厂又在它身上花了１００万元。两个月后，它把硫酸产量增加了两倍，不再亏损，也不再污染。当它与电化厂的另外一套盐酸设备之间连上一根管道之后，一个名叫“氯磺酸”的新产品诞生了。这弯弯曲曲的管道的力量实在不应看轻，它构成的联系使电化厂开发的新产品节约了１０００万元和两年时间。
前后两个“１００万”，结果如此不同，原因何在？是生产要素的流动和重组。表面上，保定工业固定资产规模的扩大极为缓慢，实际上，它的已有的资产正在不停地流向效益好的地方。２０多家企业被“吃掉”，数千万元资产和１０００多亩土地已经进入高效低耗的企业，那硫酸炉只是其中之一。
（二）
当保定变压器厂作出“吃掉”亏损多年的重型电机厂的决定时，江城路两侧这两家工厂中一片哗然，形成针锋相对的两大营垒。变压器厂的职工说，这是“自己背着人家的‘包袱’，人家来吃自己的‘油水’”。电机厂的工人则喊道，“皇军来了，我们成了亡国奴”。一连串思想工作仍未平息对立的情绪，但兼并还是实现了，内部的重组也依然进行着。直到一年之后，原电机厂的工人和设备创造出３倍于过去的价值，因而也使变压器的发展大大加快时，纷争才终于平息，两大营垒趋于同一。
还有更大范围的冲突。一个例证是保定市实行的工业节能奖制度。它规定企业节能部分的２０％折款留给企业，谁节谁有，多节多留，全部用于企业节能基础改造以及先进个人的奖励。这对于企业提高能源利用率的刺激作用是可想而知的，但它同时也使市财政的收入减少。因为节能奖全部计入企业成本，这就减少了政府的税收。所以，这一制度在保定内部曾引起争论。政府坚定地实行这项制度，甚至还能把节能奖的实行范围从重点企业扩大到所有企业，它在４年间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几百万元，却使企业的能源利用率提高了１．５倍。
政府要财政，部门要增收，企业要留利，职工要奖金，先进的要发展，后进的要吃饭……冲突无处不在。改革的困难似乎在于这种矛盾所包含的利益上的分配和磨擦。
“我们不只是为了分割一块已经烙出来的大饼”，市委书记韩立成说，“我们必须着眼于如何烙出更大的饼”。
在最近５年中，保定市工业企业的留利增长２８０％，最多；财政收入增长１７０％，居其次；职工收入增长１６４％，最少。利益的调整向企业倾斜。它使保定工业在国家投资逐年减少的局面中，仍有能力把技术改造的费用逐年增加。
亏损企业的补贴抽回来返还给先进企业，厂房、设备、土地也流入先进企业。电力缺口太大，保定市政府一咬牙，在３２个行业和３０００多种产品中，只选定７个行业和５０多种产品为保护对象，而将几十个工厂的变压器无限期封闭。利益的调整明显地向先进企业倾斜。它使高效低耗的企业更快地发展，低效高耗的企业更无立足之地。
利益的调整当然是要公平的，但最大的公平体现在向效益倾斜。保定这样做了，结果是工业效益的增长大大超过速度的增长。烙出了更大的饼。
（三）
说实在的，保定的选择并不是自觉自愿的，而是困境逼出来的。
１９８３年，当新的一届市委和市政府组成的时候，保定工业正处在谷底中。城区１２６平方公里的长方形地带上，集中着１２７家国营工厂和１１万职工，其密度与全国城市的平均水平大致相当。但在已经过去的５年中，保定由于“十年动乱”留下的种种问题，工业产值仅增０．２％。它的工厂里有一半机器没有充分利用，另外一半机器每开动一天就要亏损５万元。在国营工厂里的十多万职工中，差不多有一半职工每天的劳动不创造任何价值，反要靠国家的补贴才能生活……
平心而论，建新厂的诱惑很强烈。保定人一出城门，就堕入热闹的建设之海……保定若能施展一下“跑步（部）前（钱）进”的窍门，捞到几个项目，也有可能，“劳力安排一块，产值上去一块，地方留利一块，日子好过一块”。可是，有知根知底的干部翻箱倒柜，找出上面发下的文件，那上面白纸黑字：不在保定市布新工业点。
“眼光向外，山穷水尽”，市长田福庭面对保定的版图说，“我们只有眼光向内，靠潜力站稳脚跟，以效益赢得优势”。
好处是明显的，但它为此付出的代价也不少：市政建设进展缓慢，街区面貌变化不大，市民住房也很少改善。无奈，政府财政拮据，为了搞到整修民用电网的２００万元，市政府竟积蓄了４年……保定的平静中，确实是有甜也有苦。
“５年清苦，积蓄力量，以后的日子可能会好些”，保定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者们私下里怀着这样一种信念。
这里面实际上包含一个很敏感的问题，保定市本届政府任期只有５年，它积蓄的后劲，更多的是在下届政府任内表现出来。为了经济健康发展，他们宁可这样。更令人欣慰的是，他们这种选择，已为上上下下所接受。厂长们总是把留利最大限度用于企业的发展，即使应当分给职工的奖金也不肯分光。出人意料的是，当厂长们多年把该分而未分的金额公布于众时，对增加奖金呼声很高的职工并无非议。
这恐怕是更可贵的政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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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快语新言
不“逼”不上“梁山”
大峡
保定市默默地走上“效益经济”之路，很值得称道。
也许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个市当初并不是自觉自愿地走这条路的。因为走老路的诱惑力太强烈了，上项目、铺摊子、争速度，于眼前于局部都有好处，也可以立即显出政绩，保定市的领导人同样很清楚地知道这些。只是由于“此路不通”，人家不给投资，不给项目，保定市才不得不另辟蹊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逼上梁山”的。这意味着，假如当初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保定也许不会上“梁山”。
今天全中国正面对着种种经济问题，有些人似乎感觉到一种“走投无路”的气氛。其实，静下心来思考，这“走投无路”无非是说我们在老路上已没有办法再继续走下去，而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新的路可走。
把经济效益放在首位，这条路从改革初期中央就提出来了。但是，走得并不那么理想。旧体制和旧观念的影响太大了。就像一列惯性很大的列车，使它放慢速度，改变原有的方向，不知要费多大力气，有时还难见成效。这些年，投资膨胀，是胀了压，压了胀；经济过热，是热了降，降了热，足见走老路的顽固性。
直到今天，通货膨胀，结构失调的矛盾更加尖锐了，问题再也拖不下去了，治理整顿，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逼出来的。现在一些同志，对治理整顿的热情还不那么高，总觉得是被逼着搞的。如果说是这样的话，那么这种“逼”也不是坏事，而是好事，经济形势的发展，治理整顿的方针，不是把你逼上绝路，不是放你依然走老路，而是把你“逼上梁山”，走上新路，有什么不好呢？
保定市的经验告诉我们，这种“逼”很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
在形势的逼迫面前，人们确实有两种选择：一种顽固地坚持走老路，这样他们就总是对治理整顿三心二意或虚情假意，甚至提出一些对策继续照老路前进；一种是在逼迫下毅然“投奔梁山”，走上新路，走调整之路，走把效益放在首位之路。
有眼光的决策者和企业界人士，已经提出治理整顿是一次“好机会”。这不仅是一种胆略，而且是一种眼光。在治理整顿的大气候下，实际上更有利于把经济逼上讲效益的轨道上来，更有利于实施调整的手术。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像保定市决策者那样，走上新路时，由开始的不自觉自愿变得更加自觉自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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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发展外商独资企业非权宜之计
——访经贸部外资司司长刘一民
本报记者 计泓赓
外商独资企业，在我国三资企业中还比较年轻。去年以来发展较快。截至去年年底，已批准建立５９４家，主要办在经济特区。外商来自港、澳、台地区以及美、日、泰、新加坡等国。最近，记者就如何进一步发展外商独资企业问题，走访了经贸部外资管理司司长刘一民。
记者：在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中，我们国家领导人曾一再表示，欢迎外商来华多办一些独资企业。有人存在这样的疑问：是否因为当前我国资金不足而采取的权宜之计？
刘一民：兴办外商独资企业，和兴办中外合资企业、合作企业一样，均为我国利用外资的重要形式，都是从我国对外开放全局出发而采取的方针。继１９７９年我国公布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之后，１９８６年又公布了外资企业法。它为保护外商独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为外商独资企业在我国境内的经营活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也便于我国政府对外商独资企业进行管理和监督。这表明，欢迎外商来华兴办独资企业，和兴办合资、合作企业一样，是我们的既定方针，它不是权宜之计和短期行为。当然，鉴于当前资金紧张和一些原材料短缺，我们确实更欢迎外商来华兴办独资企业，尤其是“两头在外”的企业。因为它无需增加投入，又可增加有效供给。
记者：有人认为，鼓励外商多办独资企业，岂不是钱都让外商赚去了吗？
刘一民：鼓励外商多办独资企业，当然要让人有利可图，不然，哪来吸引力？该赚的钱应该让人赚，外商的合法权益是受中国法律、法规保护的。
另外，也要看到，兴办独资企业不仅仅对投资者有利，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也是有利的。独资企业的兴办，可以解决我国部分工人就业问题。较早在深圳蛇口兴办的外商独资企业三洋电机有限公司，职工已由８００人发展到近４０００人。目前汕头特区外商独资企业已办起５９家，占全区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１／３，除了直接招聘职工进企业外，社会上还有一批企业为它服务。外商独资企业对我国吸收资金、培养人才、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均有好处。外商独资企业的兴办，也增加了我国的外汇收入，如所得税和工商统一税等；还有，外商常年居住我国，要支付日常费用；也支付工人工资，企业需要在中国采购物资，这都会增加我国收入。
记者：对来华兴办的外商独资企业，有没有总的要求？是不是他们想办什么就办什么？
刘一民：有总要求。外资企业法明确规定，独资企业必须采用先进的技术和设备，或者产品全部出口或者大部分出口。独资企业的投资方面需要正确引导，当前无疑要与整顿、治理合拍，要与调整产业结构合拍。这样，才能做到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记者：外国投资者来华办独资企业，因无中方伙伴，有了困难和问题应该怎样解决？
刘一民：外国投资者一般对我国的经济体制、管理制度比较生疏，兼以独资企业无中方伙伴，在建厂和开展经营活动中，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问题自然会碰到多一点。为给外国投资者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各地已成立了为外商投资企业服务的机构，不少外国投资者已委托他们办理投资的申请以及建厂、投产后的有关事宜。我们作为外资企业的主管部门，也有责任给以指导和帮助，但决不意味着干涉其生产经营计划。外商独资企业在中国政府批准的经营范围和生产规模内，享有生产经营计划的自主权，不受政府干涉，只要报主管部门备案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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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咨询之窗
农副产品收购定额支票
问：农民交售农副产品时，许多收购单位往往用一种有价证券来代替现金支付货款，能否谈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票据，它与转帐支票、白条、欠条有何不同？
答：这种票据叫做农副产品收购定额支票，是收购单位将货款交存银行，由银行交给收购单位，用于向农户支付农副产品货款、结算期为十天的票据。
定额支票不同于一般转帐支票，不记名，不挂失，可在结算期兑付现金。转帐支票票面金额由付款人填写，指定收款人和委托开户银行办理，它可以挂失，但不能兑付现金。
定额支票也不同于白条、欠条，是具有法律效用的有价证券。农户可凭定额支票向银行或信用社兑付现金、归还贷款、转存定期储蓄；在结算期内可用于交纳农业税、支付承包金和向当地商业、供销部门一次购买商品。超过结算期的，银行从鉴发日开始按照定活两便储蓄计息，即半年以内兑付现金的，按活期储蓄付息；超过半年的，按定期利率的九折付息。
问：使用农副产品收购定额支票有哪些好处？
答：就国家而言，推行这种结算办法，可以减少货币投放量，有助于缓解农副产品收购旺季现金供应紧张的状况。对农户来说，携带定额支票显然比携带现金安全、方便。在不急需现金，延期兑付的情况下，还可得到利息。
问：使用农副产品收购定额支票应注意什么？
答：在使用定额支票时，要审查签发银行的印章和签发日期是否齐全。商业供销部门销售商品收取的定额支票，应在背面加盖印章，及时送交开户银行办理进帐。银行对商业、供销部门送交的定额支票不兑付现金，超过结算期也不计付利息。定额支票属有价证券，要妥善保管。如因被盗、丢失造成资金损失，由持票人自行负责。
收购单位在结算农副产品价款时，可由农户自愿选择是支付现金，还是使用定额支票。从发展商品经济的观点看，使用支票结算比现金结算优越性多。
吴晶 王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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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万花筒
违法“合算”
胡度仁
闹腾了一年的“日芝”冰箱事件，来龙去脉总算查清，祸水自广东南海县平洲电冰箱厂流出。
这家百十人的镇办小厂，技术力量薄弱，设备简陋，在借用他人的厂房里，依靠购进散件组装冰箱。抽查结果，合格率仅为百分之十一点六。
这种劣质冰箱，利用“日芝”商标的含糊之意，趁市场抢购之风和消费者崇拜洋货心理，进行欺蒙坑骗，几个月就牟利三百五十万元。该厂又与浙江等地一些不具备生产冰箱条件的，签订加工协议，共许可生产“日芝”冰箱十八点九万台，从中获商标使用许可费三百五十五点七万元。一时间，祸水四溢，消费者纷纷投书叫苦，以至被称为“日芝”冰箱事件。当地工商局对平洲电冰箱厂的处理意见是：吊销营业执照；撤消注册商标；按商标有偿许可使用费百分之一点五进行计算，罚款五万三千三百五十五元。
谁都会算这笔帐，七百比五，罚款仅是小小零头，违法“合算”，值得干。再说，吊销了组装冰箱的营业执照，还可以申请领取组装其它产品的营业执照嘛！
据主管部门反映，有些企业不负责任地滥许他人使用商标，以牟取高额利润的做法，是当前经济领域违法活动的新动向。联想起来，假冒风久禁不止，劣质产品充斥市场，违法案件屡见不鲜，这一切是否与违法“合算”有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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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面面观
糖为什么紧张
本报记者 李茜
糖由敞开供应到限量，并非总供给量减少，主要是需求量增大。我国糖资源丰富，潜力很大。问题是价格关系没理顺，影响农民和糖厂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同时，过多的进口也影响到国内制糖业的发展。
纸、盐、糖，又称“三白”，１９８８年都出现了紧张。尤其白糖，多年来供应充分，人们吃多少，买多少。去年突然紧张，城里实行凭票供应，农村不少地方缺货断档。弦，顿时绷紧了。
糖紧张，并非总供量减少
糖从敞开供应改为限量供应，是不是国家对于糖的总供给量减少了呢？不是。近１０年我国糖的生产与供应是不断增加的。１９７７年至１９８６年１０年间，糖的产量由２０８万吨增长到５２０多万吨，增长了１．５３倍。１９８８年下降，但进口了３３０万吨，全国市场上供应的糖和工业用糖，合计已达７８０多万吨。目前从我国食糖总产量看，已进入世界６大产糖国的行列。但另一方面，我国人口不断增加，人民生活改善，家庭饮料和菜肴，食品厂制作品种繁多的糕点、糖果和罐头，对糖的需求量倍增，现在的白糖供应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
本来，我国糖料资源十分丰富，南方盛产甘蔗，北方种植甜菜，主要产糖省就有１２个；制糖生产能力也颇雄厚，仅机制糖厂就有５００多个，发展糖的生产潜力很大。按照我国的资源优势和生产能力，保证家家有糖吃，并不是一件做不到的事，为什么又这样紧张呢？
比价不合理，农民和糖厂得不到多少实惠，影响了生产者的积极性
我国食糖生产多年来虽有发展，但总的说增长速度不快，一个重要原因是价格未能理顺。在甘蔗产区，常常卖一担甘蔗还不如一担麦秸或一担稻草；在我国北方，种植甜菜的投工、投料等支出，远比玉米等农作物高，而经济收入却低于这些作物。据中国建设银行调查，每吨甜菜的工本费比玉米高３０．７％，运费高７．５倍，利润则低２７％。糖料种植面积连年下降，１９８８年由于国家调整了价格，种植面积和产量略有回升，但制糖工业半饥半饱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善。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５００多家机制定点糖厂，设备利用率只有６８％。
一些糖厂的厂长诉苦：糖厂每年为蔗农提供种子、化肥、农药和技术服务，投入很多人力和资金，盼望多收些糖料，机器开足马力生产，但原料往往被集体、个体小厂高价收走，加上煤电供应不足，能源价格一涨再涨，工厂亏损额与日俱增。按照多年来糖和其它副食品的比价是：１斤白糖∶１斤肉∶１斤蛋；这几年肉蛋多次调价，而糖的价格２４年不变，１９８８年价格调整了一些，糖厂并未得到多少实惠，每生产一吨糖亏４００元左右。
小糖厂影响了大糖厂，进口糖影响了国产糖
由于平价、高价两种价格的存在，甘蔗产区到处兴建集体与个体小糖厂，与国营大型糖厂开展了原料之战。四川内江是我国西南最大的糖业基地，１９８７年全市建起４７个小糖厂，１９８８年增加到６７家。这些小厂与当地６个大糖厂展开争夺原料战，小厂步步为营，大厂则节节败退，设备一半闲置。一车车甘蔗被出糖率低、质量差的小糖厂榨制了红糖，内江市糖产量锐减，由历来外运变为调进白糖。
尤其使人忧虑的是，近几年我国进口糖正以跳跃速度增长。据统计，５０年代我国平均每年进口糖１２万吨，占国内年平均产糖量的１７％；６０年代年平均进口６３万吨；到８０年代前５年平均年进口糖为１７３万吨，占国内年平均产糖量的４６％。到１９８８年进口糖达３３０万吨，占国内年产糖量的７６％，耗用外汇近９亿美元。据有关部门谈，进口糖价远远高于国产糖价格。奇怪的是，国家每年耗用大量资金进口食糖，却无钱扶持糖料生产的发展和制糖工业的技术改造，实际上形成了只卖蛋不养鸡的怪现象。
目前我国糖料单产与含糖量都很低，这是制约食糖发展的重要因素。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每吨蔗糖需耕地２．６亩，每吨甜菜需耕地８．３亩，而国外较先进的国家只需１．７亩和３亩，如果我国糖料单产和含糖度达到国外先进水平，在不增加耕地的情况下，食糖产量可望增加近一倍。近几年我国这方面的科研工作取得了可喜进展，但由于科研成果推广经费不足，不少高产经验和科研成果未能大面积推广。专家们建议，国家要严格控制和逐步减少进口糖的数量，用进口糖的资金扶持国产糖的发展，逐步增加食糖国产化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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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泾阳县兴隆乡许庄村自1984年开始养牛，当初只有30头奶牛，到1988年已发展到224头，每头奶牛平均纯收入达2000多元，全村仅养牛收入就达12万多元。 邰宗武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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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救
集裘
原载《钱江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