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每周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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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良师·朋友
４月１９日《中国青年报》发表张黎群撰写的怀念胡耀邦同志长文，这里摘录其中一段：
１９８９年３月２６日，胡耀邦同志在他家的客厅里同我和其他几个离休干部谈心。他说：“我在读《周恩来传》。总理讲，谁掌握青年，谁就掌握未来。”他举起左手，伸出右掌，动情地说：“我们必须坚持对青年采取正确的态度。青少年处于成长的过程中，他们是在动态中成长，血气方刚，天性好动！”说着说着举起两个拳头，模拟牛头上长的两只角左挑右突：“你看，少年儿童一出台就摆出一副战斗架势，勇敢向前！老头子么，双手一摊、腿一伸，躺下了！”幽默的语言中透出一颗赤子之心。
紧接着，他快活的面容一下变得沉重起来，他说：“二亿二千万文盲中，青少年多的是。小孩不读书识字，弃学摆生意摊摊。随我去山东的秘书告诉我，他问一名１３岁的小学生为什么不读书，这孩子回答得干脆利落：俺干这个买卖比老师挣的钱多！”
胡耀邦同志说到这里，更加严肃起来：“不挣学问只挣钱，不爱识字喜钞票。这个思想从哪里来的？‘身教重于言教’——老师挣钱少，这岂不是由老师‘身教’来的？我这是笑话一句。学生厌学，非年轻人之过，责任在长辈呵！”
陈沂同志插话了：“耀邦呵，我们这些人干了几十年革命，一身精光，全都奉献给党了。现在国家建设的事这么多，我们哪能高枕无忧呢？”
我紧接着说：“耀邦同志还记得不？１９７３年我出狱来京，向你倾吐真心话，反映自己忧国心情。你对我说：一定要相信毛主席和共产党人打出来的江山会治理好的，不会自己搞垮的！哪能自己搞垮自己创建起来的事业呢？”
耀邦同志看看陈沂，又看看我，笑了，笑得多么纯真！我觉着站在面前的是５０年代的胡耀邦，是那位担任拥有千百万共青团员的团中央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是生气勃勃生龙活虎正值盛年的胡耀邦！
咔嚓，闪光灯一亮，隐藏新华社记者身份的朱允文冷不防拍了一张照，耀邦同志慈祥随和地招手，“来吧，我们照像。”约１８平方米的小会客室更加活跃起来了。真个是亲密无间，其乐融融。领袖、良师、朋友、同志，怎么区别得开呢？（附图片）
１９８６年４月，胡耀邦同志在中南海散步。 （新华社发）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耀邦同志爱读书
耀邦同志出身于贫寒的农家，初中还没念完，１４岁就参加了红军。前半生戎马倥偬，他善于自修，酷爱读书。他在马背上、战壕里，在枪炮声中，也能手不释卷地读书。１９３７年９月毛主席在陕北瓦窑堡时，曾表扬他能刻苦读书。人们到他家中去时发现，他不是在潜心读书、思考问题，就是在阅读报刊或写些什么。他读书时遇到古典诗文、名人名言等佳作警句，常要强记、背诵一番。司马迁的《报任安书》，他几乎能把全文背下来哩。
耀邦同志读书的范围很宽，从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到四书五经，《资治通鉴》，从中外古今名著到伯恩斯坦、希特勒、苏加诺的书，以至一些科学技术知识的小册子，都在他的阅读之列。有一次，他用三天的时间，读完了尼赫鲁的巨著《印度的发现》，兴奋地对客人说：“尼赫鲁这个人了不起，年轻时期就很有事业心。”
怎样读书，学问不少。耀邦同志既能博览群书，又能精读一些书。既能汲收书中的营养，又不死抠书本，极力把学来的东西，运用到工作中去。
有一次耀邦同志说：“要读马、恩、列、斯的全集，要读四书五经，要读完古今的文学名著，要读完二十四史。这些书一共有５０００万字，即使一个人一天能读１万字，要读完这些书，至少也得要１４年。２０多岁的干部按照这个方向去努力，到了４０岁左右，可以成为一个学者了”。
（１９８９年第３期《华人世界》 陈模文）
第8版(每周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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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不谈工作”
４月１５日下午，一阵急促的电话，送来耀邦同志不幸逝世的噩耗。我久久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然而，这却是真的。回顾自己多年来在耀邦同志亲切教育、培养下成长的历程，缅怀他对北京市城市建设的关怀，那逝去的、难忘的一幕幕，又重现在我的眼前……
耀邦同志心里装着群众，密切联系群众，十分平易近人。因而，像我这样的青年朋友很多。１９７３年初，我担任北京市第三建筑工程公司副经理，有时去他家串门。一般情况，凡是超过上午１１点钟，来客不管是什么干部还是汽车司机，都一定要留下来吃饭，而且必须是同桌吃。开始，司机心情都较紧张，表情不大自然。耀邦同志就开玩笑：“你们是工人阶级嘛！向工人阶级学习嘛！同工人阶级一起吃饭，我感到光荣！”气氛一下子活跃、轻松了。凡去过他家的司机都十分感动：“没想到耀邦同志‘官’那么大，却一点官架子也没有！”
１９８４年夏季的一个星期天清晨，耀邦同志身边的工作人员李汉平给我打来电话，要我８点钟赶到他家。他要了一辆面包车，带着我和工作人员并自备饮料去石景山、房山视察。我当时是北京市副市长，我想通知公安局带两名保卫人员随同。耀邦同志对我说：“今天不谈工作，只是参观，你就不要打电话，也不要通知任何单位，不要干扰人家的工作和休息。”我陪着他参观了石景山区的街道和城市建设，观看了周围的自然环境。接着，我们又驱车来到了燕山石化公司。虽然是星期天，不到１５分钟，值班人员用ＢＢ机就把担任公司党委书记、现在是北京市副市长的吴仪同志和她的一班人马召集到会议室。听了他们的汇报，耀邦同志高兴地说：“你们真是一支召之即来、有战斗力的队伍。”接着，我们又来到了大兴县，看了村镇的建设和一块块农田后，耀邦同志对我说：“我们国家农村的土地少，搞村镇建设一定要考虑农村的特点，尽量少占地，更不能占好地。要考虑到我国的人口问题，要注意搞好环境保护工作。”
１９８４年８月上旬，耀邦同志向我提出要看一看三元立交桥的建设情况，我请示他说：现在许多同志对于北京市要盖５０层楼的建筑争论很大，一些同志认为要保护古都风貌，北京不能搞高层建筑。耀邦同志沉思片刻，缓缓地说：“北京的高层建筑不能多搞，也不能不搞。总之，搞它一两个，最多三个，显示我们工程技术人员有能力，有力量就行。可以考虑到离市中心远一点的地方去建设，要注意保护古都风貌。”
（４月２２日《工人日报》 张百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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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鹏一日同风起
１９８８年春节刚过，我怀着深厚的感情，前去看望我的老领导。一进耀邦同志的会客室，他热情地同我握手，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我一时说不出话来。耀邦同志问我近两年来的生活情况。他说：“近来物价上涨很多，你的生活水平下降了吧！”我说：“够得上小康水平，比我困难的人还多着哪！”我问他健康如何？他说，还可以，只是有胃病。每天散步一个多小时，锻炼身体。其它时间看书、会客。我随后问他１９８７年初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的情况。他深情地说，他本来不想再担任任何职务，但是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中央对他说，无论如何要参加政治局，可以不管具体工作。耀邦同志着重对我讲，他的态度是“两句话，十二个字，即：服从党的决定，维护党的团结”。我随后向他讲了我接触到的一些高、中级干部对他的思念，对他的称赞，说着说着，我掉下眼泪。我赶忙擦干了泪痕，把来时全家决议送的扒鸡拿出，对耀邦同志说：“这是我全家的心意，也是我全家对您的敬爱！”耀邦同志说：“那我拿什么送给你的家庭呢，你就把桌子上的几个蜜柑带回家吧！”我说：“我们家里的人，一定会很珍惜这几个蜜柑。”
谈了一个多小时，当我和耀邦依依告别时，我把自己写的文章《离休之后》送给他。文章中引用了李白一首诗中的诗句：“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下来时，犹能簸却沧溟水”。我说：“耀邦同志，您就是大鹏！”他听后，戚然一笑。
（４月１９日《中华老年报》 邢方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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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的力量
襟怀荡荡 蔑视权贵
１９５２年耀邦同志调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多年来，他襟怀坦白，坦坦荡荡做人。他刚到团中央工作时，便在宣布施政纲领时讲：“我的工作要是干得不好，你们就到党中央告状！”
胡耀邦同志早就对康生那一套极左的思想路线很反感，早在延安时期耀邦担任总政组织部长时就不和康生交往。１９６６年８月３１日，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派王力到团中央宣布罢一大批团干部的官，尽管康生当时担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可那天晚上，耀邦同志还是公开讲：“康生是老左。”并谈了对江青、王力等人的看法。
党的“九大”前夕，耀邦作为“走资派”正接受批斗，周总理请示毛主席，要找几个年轻的“八大”中央委员担任“九大”中央委员，目标是胡耀邦和谭启龙两个“红小鬼”。
“九大”时，康生主动伸出手来想和耀邦握手，耀邦扭头便走。结果，他没能担任“九大”中央委员。
后来，团中央干部集体上书请愿，要求耀邦担任人大代表。汪东兴找他谈话并指出，只要你承认反对过中央领导同志，你就可以担任人大常委。胡耀邦绝不“摧眉折腰事权贵”，两次拒绝，他说：“我没有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当时我是‘八大’中央委员，江青什么也不是，怎么说我攻击中央领导同志呢！”
（４月２１日《中国妇女报》）
第8版(每周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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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格的力量
铁骨铮铮 何畏淫威
１９６９年５月，按照林彪的“一号命令”，团中央机关和各直属单位２０００多人，一锅端地迁移到河南省潢川县黄湖农场，办起了“五七”干校。当时，进驻团中央的军代表已独揽团中央党、政、财务、人事等一切大权。胡耀邦同志不久也来到黄湖干校“劳动改造”。
胡耀邦同志在干校的后期，军代表曾因他不肯在结论上签字，态度不好，曾决定让他到各连队去劳动，每连呆一个月，接受“群众的批判”，由于许多同志抵制未能实现。在党内选举１名十大代表，全校推举１名四届人大代表时，同志们不顾重重阻力，照样选举他当代表，虽然遭到“上头”的否决，但党心、人心却是不可悖逆的。
１９７２年４月，军代表对耀邦同志在“文革”中的问题，做了审查结论，给他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耀邦同志看后很生气，逐条加以反驳。军代表问他：“那你在干校的检讨还算不算数？”耀邦同志说：“在干校的检查，一是受林彪路线的影响；二是好多书记的检查都上纲了，我第一书记应当承担责任。”到了１０月２８日，耀邦同志在《对审查报告的几点意见》中说：“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如果难以取得一致的意见，我建议军代表的审查报告直送中央，而不必经我签字。”耀邦同志是个铮铮铁骨的战士，在“文革”的最后５年中，终于没有在审查报告中签过字！
（１９８９年第３期《华人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