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利康首创搬家公司受到首都居民的欢迎
今日乔迁不用愁
本报记者 李茜
乔迁之喜往往连着“乔迁之忧”。
北京，１９８８年，就有近１０万户居民分到了新房，再加上５．６万户调换房屋，全市约有１５万多个家庭迎来了乔迁之喜。
然而，他们拿到新居钥匙之后，又往往愁上眉梢：搬家可不是件轻松事，如何把一大堆笨重的家具箱笼搬上高楼？请人难，借车难……
正当人们为搬家发愁的时候，喜讯传来：全国第一家搬家企业——利康搬家公司在北京市朝阳门外十里堡成立。谁要搬家，拨５００１１５５—２０３电话就行。开业伊始，电话不断，许多人还找上门来求助。
火车头体协有位足球教练请他们搬家。教练想，平时请人修个门窗、水管，还得烟茶招待，搬家是件大事，虽然人家说不吃不喝，咱们可不能怠慢。他事先买了一大堆吃喝的东西准备热情招待，没料到搬家的人们家搬得干净利索，一切东西完好无损。只按规定收了不到２００元钱搬家费，滴水不沾。
去年国家决定将已故作家老舍的故居辟为老舍纪念馆，给老舍夫人胡絜青另拨了一套新宿舍。老舍夫人请利康公司帮助搬家。她家里藏书多、字画多，还有许多古玩、工艺品、盆栽鲜花，搬动很不容易。工人们小心翼翼地把书画包裹整齐，不便打大包的物件，不厌其烦，一趟趟搬上搬下，整整忙了一天。他们喝的是自己带的水，到附近小饭馆吃的饭，不管主人怎样热情邀请，他们都没喝一口水，没吸一支烟。结账时按规定收了３００元搬家费。胡絜青不过意，一定要多付１００元，利康公司的业务人员坚决不收。８０多岁的老舍夫人非常感动，她满怀激情地当场挥毫为利康公司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春风送暖搬家赖利康，下联是：大地春回奋志正民俗。
在中国作家协会新建宿舍大楼里，传说着不少有关这个公司的美谈。去年４月２８日下午，利康公司给蒙古族诗人查干搬家，查干的新居在１８层楼上。两汽车东西刚搬了一半，电梯突然坏了，一时间不能修好，大家都心急如焚。查干的妻子无可奈何地对他们说，你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把东西放在楼下，明天我们自己想办法搬上去吧！怎么办？带队的宋双跃和工人们一合计，帮人就得帮到底，不能把东西扔在楼下过夜，一定要把它送到用户家里。他们将人分作３班，在１层、６层、１２层接力搬运，就凭人抬肩扛，硬是把一汽车东西搬上１８层楼，一个个累得精疲力竭，衣服被汗浸得能拧出水来。查干感动得向他们深深鞠躬致谢。
利康搬家公司开业一年有余，已经帮助２８００多户迁入新居。另外，公司还承担了中国电子进出口公司，中央电视台播送、制作、技术部，土畜产进出口公司等企事业单位，以及外国在京商社的搬家业务。请他们搬家的人中，以知识分子居多，一般职工也不在少数。有位姓安的中年工人从官园附近的平房迁入莲花池新住宅楼，请搬家公司帮助。有人劝他不必花钱请外人，朋友们帮把手就行了。这位工人说，找几个哥们帮忙搬家不成问题，车咱也能借到，可搬家时总不能让朋友饿肚子，得买点烟、酒，做上一点像样的饭菜，这一折腾，至少一二百元，搬家连带做菜，累个“臭死”，钱也不少花，还欠下一大笔人情债。请搬家公司省许多事，两间房也就花了１５０元。
利康搬家公司的干部和职工对自己的事业都充满了热情和信心。经理陈连芳很注意学习经济发达国家的一些先进经验。他说，近几年世界各国搬家行业发展很快，日本已有数万家搬家公司，其中以阿托搬家中心规模最大。这个企业１９７３年建立时只是一个地区性小公司，现在已发展成在全国有３０多个分公司的大企业，年盈利额达１４０亿日元。这家公司的服务项目多达３００余种，包括为客户整理包装家具和杯盘等日用杂品、除虫、消毒、代学生转学、改换电话、汽车注册、室内设计、装修、代购家具、处理废品等等。陈经理认为，我们国家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和消费结构的改变，搬家业大有发展前途，需要做和可能做的事情很多。比如，有的知识分子家里只有老俩口，没有能力处理更新下来的各种旧家用电器；有的人想装修一下新分到的房子、更新一些家具却无能为力……北京几十万户乔迁居民，提出了门类繁多的服务项目，许多人不断找到搬家公司门上，要求给予帮助。
搬家公司为了适应这种新的形势，决定扩大业务，不久前他们合并了一个室内装饰公司，把本公司改名为北京市搬家装饰公司。队伍发展了，服务内容增加了室内装修、电器安装、代购新家具、处理旧家具和旧电器，搬家前清扫房屋、消毒等等，对居民实行一条龙服务。
继北京搬家公司之后，现在上海、沈阳、南京、天津、杭州、大连、石家庄、广州等城市，也已先后开设了２０多个搬家公司。这项新兴的城市服务事业，为我国城镇的第三产业开拓了一条新路。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怎样突破徘徊？——农业发展问题
咱们一道开“药方”
——廊坊市干部、农民农业发展问题座谈会实录
春耕时节，河北廊坊市的农业发展问题座谈会开得挺“热”。常年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和市、县、乡村干部坐在一起，说长道短，商量发展农业的事。
形势紧迫：农业确实出现了徘徊
赵惠臣（廊坊市委书记）：与全国一样，我市农业经过一段长足发展后，近几年也陷入了徘徊境地。怎么办？咱们也一起开开“药方”。
廊坊市每年的农业总产值，在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４年间从５．１亿元上升到１０．２亿元，翻了一番，而在近４年却又下降了２％；粮食亩产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４年增加了７１公斤，而在以后的４年中却下降了４．５公斤；农业商品率，在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４年间从４０％上升到５３％，而１９８５年后却基本没有增长。
第一张“药方”：向市场要效益
孔繁喜（全国七届人大代表、霸县新家堡村党总支书记）：我去天津调查发现，天津近郊区农副产品生产远远满足不了市民的消费需求。猪牛羊肉、水产品和水果供需缺口占１５％到５０％。我们与京津是近邻，这是我们的优势，也是发展的机会。
（廊坊市地处北京和天津之间，地理位置优越。发展以市场为导向的城郊型农业条件得天独厚。以三河县为例，１９８７年下半年，这个县在保证粮食生产的前提下，鼓励农民“三种”：种菜、种果、种棉；“五养”：养猪、养牛、养羊、养禽、养鱼，产品向两大市输送。结果，全县１９８８年农业产值增长了２６．４％，再度达到了大包干初期的增长速度。）
薛伯昌（固安县委书记）：发展城郊型农业，主要抓服务，特别是产后服务。过去，农民种了点菜，还得自己开着小拖拉机“突突突”地上北京。现在省了心。我们与北京西城区联营，搞了一个批发市场，去年１３００万公斤大白菜，农民就地出售，方便了农民，乐了市民。
李贵山（三河县供销社主任）：我们供销社在抓全县养鸡业的过程中碰上饲料涨价的问题。我们的办法是确定一个保护价。饲料涨，肉鸡收购价也随着往上调，保证农民从每只鸡上得到两块钱左右的收入，而我们供销社只拿两只鸡爪子钱。减我们的利，保农民的利。不这样不行，农民不养鸡，我们新上的屠宰线宰谁去？（哄堂大笑）
第二张“药方”：提高土地产出率
于景会（大厂县委办公室干部）：土地规模经营是解决农业徘徊的一种手段，但不能强行推进。农民自愿让出承包田只有非农业收入可靠才能办到。
张文胜（大厂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搞规模经营要有个前提，劳动力要有转移的地方。现在对劳力转移估计过高，一年出去三五十天，卖两天萝卜、糖葫芦也算转移？
（大厂县两位同志的发言并非无的放矢。他们县的河西营村去年搞“规模经营”，除分给每个农民５分次地、远地当口粮田外，其余全部集中办农场。由于客观条件不具备，多数农民坚决反对。结果４００多亩口粮田一亩冬小麦也没种，农民还自己租汽车进京请愿。几个月后，不得不重新“分田”。）
张国斌（文安县委书记）：搞规模经营，一定不要动摇家庭经营这个基础，一定要尊重群众意愿，还要因地制宜，形式多样，不搞一刀切。不然，只会加剧动荡和徘徊。
第三张“药方”：以“高”补“低”
朱连勇（三河县城关镇小曹庄农民）：如今，卖冰棍都比种地强，可地又不能不种。我包了５３亩地，光施化肥施不起，我琢磨着，多养点猪吧。我养了５３头猪，猪粪全部往地里使，１亩地４车，地像麸子一样软。去年产了５．７万斤粮食，加上养猪，收入１．６万元，比有一个链轨车（拖拉机）跑运输的还强，而且种出来的东西有人要，收入稳当。
杨永权（香河县香城屯乡乡长）：这几年，我们乡用养殖业得到的３００多万元收入打井、通电、购置农机，修防渗管道，农业也上去了。
李俊林（香河县李庄村党支部书记）：农业上台阶，工业要保驾。我们村土地瘠薄，小麦产量低，农民手头没钱。这几年，我们办了６个厂，把工业上的４０多万利润投到农业上。现在，全村千亩粮田浇地管道化，块块有机井，井井都配套，粮食产量由过去的几十斤增加到近千斤。
（乡镇企业的收益高于农业；在农业内部，养殖业、林果业的收益又高于种植业；种植业内部，经济作物的收益又常高于粮食作物。如果农民都只往收益高的地方使劲，那粮食就没人种了。怎么办？以高补低，即用收益高的补收益低的，这张“药方”倒是现实可行的。）
第四张“药方”：向科技要潜力
王宽（霸县小辛庄村农民）：我搞农业成了“万元户”，靠什么，就靠科学！现在种地的９０％不会耪地。耪地得讲究气温、湿度，不是随便耪一遍就了事的。大家都说投入，不讲科学的投入是瞎投入，投入越多，越浪费。
董克义（大城县副县长）：农业有“八字宪法”，现在抓哪一项都有潜力。我们县土地低洼盐碱，水源不足。１９８３年以来，采取科技集团承包的办法，推行了一整套的“瘠薄地粮食快速高产技术”，全县粮食单产增加了３６公斤。
薛伯昌：我们在推广科技成果时，也采取集团承包的办法，把技术部门和物资部门、技术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力量联合起来，效果不错。
（科技成果的潜力很大，而推广科技成果不能只靠科技部门一家。大城和固安两县的“集团承包”办法值得借鉴。）
第五张“药方”：唤醒沉睡的资源
李尚质（永清县农经部长）：要打破农业徘徊局面，就我们永清的情况看，可以把开发性生产作为突破口。
（永定河故道贯穿永清县全境。过去，故道区有２０万亩荒地没有得到利用。１９８２年，永清县开始了建国以后最大规模的故道开发活动。几年之间，开发了９万多亩荒地。）
王国强（廊坊市委秘书长）：我在永清当过县委书记。建国初期，这个县人均耕地有３亩，现在才１．８亩。开发是个办法。
周士毅（廊坊市副市长）：开发性生产包括对中低产田的改造。我们全市有５８０万亩耕田，中低产田就占了４６０万亩。如果把这些田变成高产田，粮食总产至少可增加５亿公斤。
摆脱“徘徊”必须有一个好环境
别看与会者这样踊跃开“药方”，在有些问题面前，他们依然束手无策。
董克义：我抓了八九年农业。要说领导不重视，也不是。发展农业，除了要钱不给，什么都给。（众人笑）过去说“全党大办农业”，现在是“全党大讲农业”。
薛伯昌：这几年棉花生产下降是由政策造成的。１９８４年，上头传来信息：棉花多得不得了，６年不用进口，要我们把农民领出棉花田。农民只好改种蔬菜。现在菜上去了，上面又下死任务，叫增种棉花。群众说：“盖连嘴呀，反正都是理（里）。”“种棉又不上算，我们只好户户均摊。对不起，前几年大伙发棉花财，现在分着为国家担点困难吧。”
朱连勇：今年电老是“呱哒呱哒”地停，小麦返青水浇不上，我最担心的是这个。
董克义：现在，城市两亿人，出点什么事都不行，菜贵了不行，工资低了不行，怎么庄稼被虫子吃了没药治就没人管？
周士毅：大环境问题，我们地方无能为力。怎么办呢？还是边解决问题，边发展吧。解决得好一点，发展得快一点；不解决，也得想法子往前走。大环境没办法，就想办法抓“小气候”。
吴长生 陈际阳 许宝健 陈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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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快语新言
杀“公鸡”保“母鸡”
洪如
不久前，国务院决定拨一笔专款，支持为能源、交通、原材料提供装备的重点企业，使这些濒临停产的企业重新启动起来。不料这个决定一作出，跑北京的地方和企业领导人骤然增加。他们找计划、金融、财政等部门，申辩自己也是“重点”。
听说国家拨款，就一齐把手伸向北京，这与当前紧缩财政、金融的方针多么不协调！
看来，问题的症结还在“一齐”二字。不分主次，不分轻重缓急，基建规模一齐争，信贷资金一齐要，楼堂馆所一齐盖……结果建设摊子越铺越大，各地加工工业的生产能力过剩，而能源、交通、原材料等基础产业的生产和建设落后，造成国民经济总需求与总供给失衡越来越严重，通货膨胀，物价上涨。
李鹏总理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指出，治理整顿最重要的任务是要调整好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当前的紧迫任务，就是要全国上下同心同德，压缩过于膨胀的加工工业和基本建设规模。在压缩过程中，对于重点企业给予必要的专项资金支持，这是为了防止经济滞涨、保证有效供给所采取的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各地可以以此放弃紧缩原则，对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加工工业也松绑放行。
调整产业结构，首先要在认识上摆正利益关系。有的地方政府、企业领导总盯住局部利益，地方财政要保，职工奖金、补贴只能上不能下。总之，压别人可以，压自己不行。
这种只顾局部不顾全局的状况若不改变，压缩就很可能“走样”。一批地方性的加工工业项目受到“父母官”的保护，而一批有效供给的重点企业，由于资金、能源、原材料供应不足，反会不压自缩。这决非危言耸听。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年初以来，整个工业生产增长过猛的势头有所控制，但各地加工工业的长势仍然很猛。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
打个比方，经济过热就好像养鸡过多，饲料供应不上。怎么办？是杀母鸡，留公鸡；还是杀公鸡（种鸡当然得留下），留母鸡？从养鸡的经济效益考虑，自然是选择后者。留母鸡也还有讲究，去掉产蛋率低的，把有限的饲料让给产蛋率高的。压一般，保重点，在当前治理整顿中实在需要认真贯彻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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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家画廊
巢湖畔的欧阳厂长
徐明
他这人，看上去很平常。４０来岁，中等身材，梳个大背头，脸上红扑扑的。我采访他时，答非所问，老是一边说话一边用梳子梳他的背头长发，一副桀骜不驯、放荡不羁的神态，还时不时要采访我，给我些评价。我也就顺其自然，同他海聊起来。整整一个下午，他大谈厂长的权威，和企业的凝聚力。
企业的凝聚力、厂长的权威，哪个企业家不看重、不寻求？只是欧阳邦杰在这上面可谓费尽了心机。
欧阳，本是位于庐江县的安徽省风机厂党委书记。１９８８年３月，巢湖柴油机厂搞招标承包，在２６名竞争对手中，他夺魁中标，成了“招标厂长”。单身匹马从庐江来到巢柴就职，不搞一朝天子一朝臣，原来的厂级班子成员一个不换，至今也未换。可是，不仅没有耽误生产，而且当月产量就有较大提高。月产柴油机由原来的１０００台左右，一下上到１８００台，现在已稳定在月产２５００台以上。在我问及为何这样重视班子的稳定时，欧阳说：“一个人不变动他的职务，智慧可以翻一番；变动了，会消极一半，甚至可能拆台捣蛋。我这个新任厂长需要权威，需要有人帮助，我管的企业需要凝聚力，惧怕离心力呀！当然，主要还是这些同志本来就很能干。”
欧阳在用人上这一招儿，很快赢得了干部们的信任，他成了企业名副其实的决策人。可是，由于他是“招标厂长”，而一些职工又认为“招标厂长”是捞钞票的，对他有成见。为了让职工尽快地理解他，欧阳去年下半年宣布，１９８８年的承包奖金（大概一万元左右），一分不拿，直到职工理解他了再说，如果永远不理解他，就永远不拿。他很激动，向我倾吐心声：“当上了巢柴厂长，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把巢柴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全国柴油机行业的明星企业。”一年来，欧阳说他最大的欣慰，是全厂绝大多数职工理解他了。
欧阳为了增强企业的凝聚力，想了不少点子。去年国庆节，他要求全厂每个职工，无论上班、在家，还是逛街、出差，走到哪里都要佩戴巢湖柴油机厂的厂徽。据说，从那天起，红底白字的厂徽没人不戴。
欧阳的心血没有白费。这不，一年下来，负债累累的企业全年实现工业产值１３６０多万元，建厂２０年来第一次突破千万元大关，比经济效益最好的１９８７年净增４００多万元；实现利润１８０多万元，比上年增长１５３％；主产品Ｓ１９５柴油机被机械电子工业部评为１０家同类部优产品第４名，荣获部优称号；全厂上下政令畅通，企业的凝聚力大为增强。过去要求调出的多，现在要求调进的多。一位高级工程师，多年要求调走，可去年竟出差奔波３００多天，成了巢柴发展的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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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咨询之窗
居民外币储蓄
王翎
问：中国银行为了适应近年来国内居民从境外汇入外汇，或手持外钞者日益增多的情况，增设了居民外币储蓄业务。很多群众来信询问，办理外币存款需要哪些手续？
答：国内居民办理外币储蓄首先要填写丙种存款开户申请书，预留印鉴或书面约定支取方式，由银行开给一个记名式存折。根据现行规定，美元、英镑、联邦德国马克、日元、法国法郎、港元六种货币可直接办理存款，其他可自由兑换的外币，如澳元、加元等，由存款人自由选择上述币种之一按存入日的外汇牌价折算入帐（外汇券不能存入）。由境外汇入、携入或国内居民自己持有的可自由兑换的外汇可存入外汇帐户；国内居民所持有的外币现钞可存入外钞帐户。两者的主要区别是外汇帐户可以自由汇出，外钞帐户可自由支取外钞。
居民在办理外币存款开户手续时，银行不问资金来源，储户不必提交任何有关来源的证明，银行负责为储户保密。
问：外币起存金额是多少？利率分几个档次？
答：活期存款，起存金额为不低于二十元人民币的等值外汇。这种存款可以随用随取，但利率较低。如美元的活期利率年息为百分之二点五，即存一百美元，一年所得利息为二点五美元。
定期存款期限分为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二年。起存金额为不低于五十元人民币的等值外汇。定期存款的利率较高，最近随国际外汇市场汇率的变动，各种货币的利率都有明显提高，特别是英镑和美元。
问：如果遇到利率调整，定期外币存款利息怎样计算？
答：定期外币存款未到期如遇利率调整，仍按存入日原订利率计息。例如，一九八九年二月十八日美元定期利率三个月为百分之八点八一二五，一九八九年三月一日升为百分之九点一八七五。如果储户在二月十八日存入一笔定期三个月的美元现钞，现在仍按百分之八点八一二五计息。有些客户认为，从二月十八日到三月一日仅十一天就遇利率调整，按低利率存款不合算，不如取出来再转存一个高利率的存款。这样做也可以。但银行对此有规定，即定期存款未到期提前支取仅限一次，而且取出这部分现钞的利率一律按活期存款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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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轿车新星
——访广州标致汽车公司
本报记者 林钢 新华社记者 李安定
广州标致汽车公司首任总经理孟高飞即将离任，带着３年的辛劳和成功的欣喜。
这位法国人很喜欢他的姓氏的中文译法——他的祖先曾是２００年前第一位乘热气球飞离地面的探险者。今天，他参与创立的中法合资最大项目——广州“标致”羽翼渐丰，即将展翅高飞。
“标致”的确是成功的：
市场：１９８８年生产汽车５６００辆，５０５ＳＷ８座车，既有轿车气派，又有旅行车功能。它一面市就成为抢手货，连生产线上的汽车都被订购一空。到１９９０年，一期工程建成后，５０４、５０５两个系列的轿车、轻型卡车的年产量可达３万辆。预计到９０年代中期年产轿车为１０万辆。
国产化：这个年轻的轿车合资企业继建成焊接、喷漆、组装３个车间之后，今年将建成车身冲压和发动机两个车间。并着手同全国１００个零部件厂组成广州标致国产化联合体，一两年后，“标致”汽车的国产化率将从今天的１５％上升到６０％。
盈利：去年盈利３００万元。“这个数额很小，但在海外投资建厂，３年就有盈利，无论是法国标致，还是世界上其他大汽车公司都属罕见。”曾在智利、伊朗、尼日利亚工作过多年的孟高飞认为中国已经具备投资的条件，他写信给朋友和股东们说，“在中国开办合资企业有利可图。”去年，为扩大生产规模，建立起信心和理解的各方股东又追加投资１．５亿美元，为注册资本的３倍多。
去年９月，全国乘用车展览会上，赵紫阳、胡启立等详细询问了广州标致汽车公司的生产情况。１２月，中国政府确定把它纳入中国轿车的６个生产厂之一。据广州市计委主任伍亮透露，１９９０年广州标致汽车公司的生产规模可达到年产汽车３万辆，产值２４亿元，将成为广州市最重要的支柱产业。
欧洲第三大汽车公司——法国标致为什么在广州选择合资伙伴？４３岁的孟高飞告诉记者：“吸引我们的是近几年中国日益完善的开放政策和广东优越的投资环境。此外，中国南方的人口相当整个欧洲，不能想象这片广袤的土地可以在没有汽车工业的情况下获得经济发展。这就是法国标致到广州投资的出发点。
“经过几年努力，我们之间真诚的合作已经建立起来。我和刘煜伟副总经理都不把自己看作母公司的代表。我把法国标致视为一个供应厂商，我要求外籍职员也这样做。不分法方中方，都是广标公司的职工。比如，审批从法国进口设备，我就请刘总去谈，以便讨价还价；而中国政府和人民最关心的国产化问题，我也认为是自己的首要任务，因为它关系广州‘标致’的生存发展。法国提供了６０％的零部件图纸参数给中国厂家，我还组织法国１０家零部件大厂家来和中国同行进行交流，探讨合作的可能性。”
合资的方式为中国改进传统的工业管理引进了一股活水。刘煜伟副总经理如此评价孟高飞推行的一套新的管理方法。广州“标致”由法方总经理放手按国际惯例来领导企业，中国厂长全力协助。按标致公司的观念，核心是获取综合经济效益。公司的总目标是以最小的投入，得到最大的产出。在广州标致，孟高飞就否定了有人建议采用机械手和自动化流水线的主张。因为按现有生产节奏，使用这些自动化设备很不经济。孟高飞认为，先进的企业关键是要有第一流的生产工艺和质量检测手段。年轻的“广州标致”轿车，在法国标致公司在海外的２０多家分公司中，质量得分已名列前茅。
走进广州“标致”的车间，令人赏心悦目，墙壁是苹果绿色的，绘有色泽明快的抽象图案。车间里井井有条，没有一把椅子，也不见一个茶杯，规范操作、均衡生产的观念已在工人中确立。孟高飞反复强调，中国建立合资企业，首先应着眼于提高人的素质。“广州标致”引进一台设备，都相应地立即由法国专家培训一批中国操作者。他说，能使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才是精明的企业家。他期待着“广州标致”——这个中法合作的少年旭日般升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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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浙江温岭县农资公司搞好农资专营，运输费上涨后，不向农民加收运输费提高价。目前，该司已将6000多吨挂钩化肥免收运费送到各区、乡供应点。 戴福年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