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京都企业编余人员透视
王振良 赵剑平 颜世贵
“干吗捡人家的包袱背？优化劳动组合，表现好能让单位拨拉下来吗？”某公司经理听说接收外单位编余人员从事临时性劳务，火冒三丈，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劳资科长撸了一顿。
在这位经理的观念中，似乎有这样一个逻辑：编余——劣质——包袱——淘汰。
其实，不能一概而论。在北京市目前开展优化劳动组合的２５００多个企业中，被列为编余人员的有７万多人。据笔者调查，他们当中有不少是技术不错、劳动态度端正的。那么，这些人又是怎样被企业列入另册的呢？
情况之一：“得罪烧锅的，吃不着热豆腐”。在某厂组装车间的“编余人员花名册”上，不少人名的后面标有“闹号”的字样。何谓“闹号”？说穿了，领导认为他喜欢“闹”，或不尊重领导。
一位工人气呼呼地告诉笔者：“我们的头死要面子，不许别人说个‘不’字。有一次他迟到了半小时，我给他提意见，没想到捅了蚂蜂窝，他当场指责我在群众面前降低领导威信，用心不良。这回，他把我编外了。”
有个叫朱世萍的工人概括了他们车间张主任优化组合的原则：听他话的——组合；不顺他眼的——编余。小朱介绍说，优化工作刚开始，张主任就琢磨人选，他的哥们一个也不落，寻机建立感情的拉进来进一步培养。以实干闻名的朱世萍不会看领导眼色行事，所以在车间优化组合会上，张主任首先打了他“编余”的主意，造舆论说：“小朱虽然连续被评选为先进，但他缺点还是不少的……”
“你是表扬我，还是批评我？”朱世萍关键时刻还“不识时务”地往枪口上撞。
“怎么？老虎屁股摸不得，你也太趾高气扬啦！这个车间容不下你是不是？”张主任说着，当众在组合人员花名册上照准朱世萍的名字狠狠打了个×。
笔者在某公司还听到这样一个故事：办公室主任将一抽屉饭票和一枚食堂专用章推到小陈跟前，亲切地说：“好好干，决不能出问题。”
小陈面对这摊糊涂帐，为难地说：“这个饭票不清点办个手续我不能接，否则日后有麻烦。”
“不愿干算啦，能卖饭票的人有的是，你一周内离开食堂！”
小陈哭笑不得，把这一经过告诉主管经理，想求得他的同情和支持。可是主管经理竟说：“你们主任是我聘任的，你不服从他的领导就是不服从我的领导，请你不要挑拨我们领导之间的关系好不好？”
自然，小陈的胳膊拧不过大腿……
情况之二：“关系学”深入优化组合。有个事例很能说明问题。某厂有个小组７名工人，需要“编余”１个。掌握生杀大权的组长盘算开了：这７个人除了自己，有１个是厂领导的表亲，当然在优化组合之列；有２个是公司副经理介绍来的，得罪不起；有２个是自己的哥们，“优化”前就拍过胸脯。对不起，非小杨不行了。
情况之三：“阴衰阳盛”。女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在某些企业里首当其冲成为“编余”的靶子。有个建筑公司优化组合第一批就“刷”下来２０个二三线的女工。她们不服气，找头头说理。头头反问：“你们能推砖拌灰吗？以后二三线要充实壮劳力，不需要绣花小姐。”某厂车床组组长“重男轻女”思想更严重，竟然将产量名列前茅的一个女工推出了优化圈，宁愿留下一个完成月定额不及这位女工２／３的男工。厂长问组长道理何在？组长说：“她２５岁了，马上就要结婚，婚后接着就该生孩子，婆婆妈妈的，往后罗嗦事多了，３年别想消停，我承包这３年，她是最重的包袱，不甩她甩谁？”
笔者查看了西城区劳务市场汇集的《编余人员花名册》，发现许多单位推出来的是青一色的女性。如果说重体力单位多编余些女工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令人费解的是，一些企业科室的打字员、收发员也在优化组合中由女变男，就莫明其妙了。
情况之四：僧多粥少。西城区修理公司劳务市场小刘自豪地向笔者介绍说，编余人员中，中英文打字、家电维修、车钳铣刨专业的生产骨干应有尽有，在外单位从事劳务赢得了一片赞扬。笔者纳闷：这么多人才为何成了企业的弃儿？“我们不舍得他们流离颠沛”，他们也不乐意‘离群索居’，但我们这个庙只能容下２５００个僧”。小刘风趣地端出了编余人员的老底：“由于‘燕牌’自行车停产，当初配套成立的自行车零件厂随之倒闭；汽车装置厂经营不景气，也被迫下马。公司无能转产，齐刷刷的两支拥有５００名职工的队伍，只好同时被推到公司劳务市场，等待企业另辟生路。”
笔者印象：劳动优化组合，作为用工制度的变革，有利于激发职工的竞争意识，保持职工队伍的旺盛活力，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这样，必然有一部分人从岗位上剥离下来。许多企业在优化工作中，透明度较高，多数工人是满意的。但事实证明，“组合”与“编外”只能相对而言。在目前，还难以避开领导素质的阻碍、不正之风的影响和人际关系的困扰。人们应该正确对待编余人员。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怎样突破徘徊？——农业发展问题讨论
３月２３日本版刊登的刘振邦《粮食基础说质疑》一文，对“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提出疑义。这里发表的是不同意刘文观点的文章。卢良恕等同志认为：粮食是我国食物结构改善的基础，也是增加动物性食品的基础；粮食波动是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波动的基本制约因素；我国国情决定了畜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粮食生产，不能照搬西欧的做法。
粮食的基础地位不可动摇
卢良恕 刘志澄 蒋建平 梅方权
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把粮食摆在基础产业的第一位，这一产业政策的科学性已为我国经济、社会长期发展的实践所证实，而且在今后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也不会出现根本性变化。稳住了粮食，就能稳住农业，也就能稳住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
粮食是基础的基础是我国国情决定的
粮食是我国人民食物结构改善的基础，也是增加动物性食品的基础。我国主要动物性食品大部分来自农区，基本上依靠饲料粮食的增长。目前，肉食结构中９５％来自农区，牧区仅占５％。１９８６年淡水产品中，８４％来自人工养殖，在相当大程度上，这些都是饲料粮转化的产物。我国人民膳食结构中，仅谷类粮食所提供的热能就占到总热能的７５％，动物性食品所提供的热能仅占８％，动物性蛋白质比重仅占１２％。从发展的历史过程考察，粮食始终是我国畜牧业增长的物质基础，促进或制约着我国农业的发展。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７８年的２１年间，我国人均粮食长期徘徊在３００公斤左右，基本上没有能力提供专用饲料粮，人均肉类产量由６．３公斤缓慢地上升到９公斤，每年平均仅增加０．１３公斤，人民膳食结构变化很小。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６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迅速上升到３９１公斤，人均肉、禽、蛋和水产品消费量由１４．４公斤迅速上升到２８．４公斤，可统计的饲料粮则由３００多亿公斤上升到７４３亿公斤，两者同步增加了１倍。同期饲料粮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由１２％上升到近２０％。根据预测到本世纪末，我国人均粮食占有量将达到４００—４２５公斤，饲料粮所占比重将上升到接近３０％。按人平均的动物性食品占有量，肉类将达到２５公斤，而草原牧区仍然只能占肉类供给总量的５％，蛋类１２公斤、奶类１５公斤，水产品１５公斤。人民的食物结构将有明显的改善，基本达到小康水平。这都需要大力增加粮食生产。
粮食的波动是我国农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波动的基本制约因素。建国近４０年来，我国粮食生产出现的多次波动已经显示出它的基础作用。凡是粮食生产下降徘徊的时期，农业增长率下降的阶段，一般就是被迫开始采取调整或紧缩政策的时期。反之，凡是粮食大幅度增长之后的年份，一般都是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迅速增长的时期。以致两个很有规律的循环多次出现：一是“粮食短缺——调整——增长——投资向非农产业偏斜和价格扭曲——粮食短缺”的循环；二是“农业停滞徘徊——经济调整——农业上升——重工业偏斜发展——农业停滞徘徊”的循环；历史和现实都告诫我们，粮食的这一基础作用不容忽视。
把奶牛业放在农业的首位不切合实际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畜牧业的发展主要依赖于粮食生产。畜牧业将有一个较快的发展，饲料作物的比重，也将有一段相应的增长，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不可能走上以畜牧业为主的道路，也不能生搬硬套西欧的道路，以２／３的农用地种草养奶牛来替代粮食的基础地位。
我国的草原虽有４８亿亩，可利用的有３４亿亩。但大部分处于干旱、半干旱、无霜期短的地带，只有６亿多亩草地处于年降水量４００—８００毫米的半湿润地带。目前超载过牧的草地仍然占１／３。单位面积产草量仅及西欧的１／１０。开发、利用南方草山草坡难度很大，需要大量的资金和物质技术投入，国力一时难以承受。据预测分析，到本世纪末，即使作出努力，牧区肉产量也只能比现在增加２倍，全国人均增加１公斤肉，仍然只能占当时全国肉类总产量的５％。因此，到本世纪末增产动物性食品仍然基本在农区，农区仍然主要依靠粮食和部分饲料作物。
西欧发达的畜牧业是以人均７５０公斤以上的粮食为基础的。西欧有得天独厚的农业自然资源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其草地位于气候温和湿润、终年有雨的地带。以法国作为比较，１９８５年，法国人均耕地４．９亩，牧草地３．５亩；中国人均耕地１．４亩，可开发利用有待大力改良的草地３．１亩，而且草地大多分布在人烟稀少的干旱、半干旱地带。法国人均生产谷物１０３０公斤（不包括豆类和薯类），谷物亩产量３８０公斤；我国人均粮食３６３公斤，粮食亩产量２３２公斤。法国粮食不仅亩产量高出我国６４％，更重要的是人均占有量多出近两倍。如果法国没有人均１０００公斤谷物，就不会有相应的动物性食品。从世界不同类型国家食物结构的改善来看，大都是以粮食生产的增长为基础的。一般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人均粮食占有量都在３５０公斤以下，饲料粮所占比重在２０％以下。中等收入国家人均粮食占有量为４００—７００公斤，饲料粮比重为３０％左右。欧美发达国家人均粮食消费总量达到７５０公斤以上，饲料粮比重６０％左右。这些都说明，畜牧业的发展是以粮食为基础的。
人均４００公斤粮食必不可少是不可动摇的战略目标。到本世纪末，为了保证粮食必需的供给能力，要继续实行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在保证粮食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调整种植业结构，逐步由粮食和经济作物为主的二元结构向粮食——饲料——经济作物协调发展、农牧业相结合的三元结构转变。在充分发挥粮食基础作用的同时，面向整个国土，积极开发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食物资源，大力开发广阔的丘陵、山地、草地和水域，进而调整食物的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实现小康水平的发展目标。
（作者前三人是中国农科院研究员，后者为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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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快语新言
治理整顿要注意利益协调
文牛
为什么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究其根，乃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之间的矛盾使其然。
为什么地方保护主义时有抬头？究其根，乃各地方之间的利益矛盾使其然。
为什么各种大战频繁发生？究其根，乃各部门、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使其然。
为什么产业结构的某些失调会加剧？究其根，乃比较利益的引导使其然。
一句话，在目前种种经济问题的背后，隐藏着的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在治理整顿中抓住这个实质，注意利益协调，才是有效的办法。
旧经济体制的弊端可以说得很多，恐怕抹煞了利益协调是根本之点。因为不承认各个局部有相对独立的利益，也就不承认需要利益协调，必然会压抑了地区、部门、企业乃至个人的积极性。向新体制过渡的时候，我们承认了局部的相对独立利益，调动了各方面积极性，利益协调问题也就由隐到显地突出出来了。这种情况下，不能只简单地责怪有些人“不听话”，而要研究是什么样的利益关系使他们这样做。
商品经济是讲平等竞争的。所谓利益协调，很重要的是制订平等竞争的规则。由国家直接地公平分配利益是做不到的，也不是人们所要求的。大家只要求这一点：竞赛规则要平等，起码尽量趋向平等。所谓统一，实际上统一在协调合理、规则平等上。这样的规则才为各方心悦诚服，才更具权威性。所谓各种“大战”，往往是由于价格不合理，各个环节的利益分配不合理，各地区出口额分配不合理——产品多的配额少，产品少的配额多，各经营单位所得出口外汇留成差别不尽合理等等原因酿成的。如果我们的规则不能把这些问题解决好，把各方利益协调好，再硬的行政命令，也难以根除这类“大战”的。
不是说不应该使用行政手段。特别是由于宏观条件限制，利益很难一时协调好的时候，用行政办法，让局部利益、眼前利益服从全局利益、长远利益，是完全必要的。但一定要清醒，这只能是一种过渡性措施，且不可用行政办法把不合理的利益格局凝固化甚至强化。归根到底，经济问题最终要靠经济办法解决。
治理整顿如何同深化改革结合起来？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治理整顿中注意利益协调，有助于从中摸索出一条宏观控制的新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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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家画廊
企业家的人情味
本报记者 宋学春 王彦田
给部下家属三鞠躬，给工人祝寿……，在博山水泥厂工人看来，５２岁的厂长傅庆馥心里装着职工呢！
傅庆馥要求全厂中层干部，每天必须提前半小时上班，做好上班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厂里生产抓得紧，干部比工人工作时间长，顾家的时间少。老傅过意不去，逢年过节，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这些干部的家属请到厂里，摆上几盘水果，端上一杯清茶，恭恭正正地给大家鞠三个躬。一鞠躬，感谢贤内助对企业的支持；再鞠躬，给大家道歉：干部没有精力照顾家；三鞠躬，请有意见的提意见，有牢骚的发牢骚，出出气。几句真情话，家属们也动了感情：“老傅啊，俺那口子不听话，我来管他！”
前年新春对话会，有个老工人问傅庆馥：咱厂年轻人吃的玩的都有，厂长惦记我们老职工没有？一句话，老傅感触深切，马上采取措施：先是由厂工会举办中老年迪斯科、健身操辅导班。然后定下规矩，为４０岁以上的老职工祝寿。届时，厂长、书记把盏，祝大家生日愉快，再赠上一个老寿星。
傅庆馥出任厂长４年，在平房办公，把上级批准建办公大楼的资金全部用于改善职工生活、生产条件。他喜爱篮球（还是篮球二级裁判呢），书法、跳舞、棋类，他自己常说，能联系职工感情的事，能干就干。
用管理学的术语讲，管理要注重行为科学。用傅庆馥的话说，厂长工作要有人情味。
当然，调动职工积极性，“人情味”是一方面，制定规范的约束激励更是不可少。傅庆馥创造的“规范工作法”已在全国宣传推广。
博山水泥厂３年内，在人员、设备不增加的情况下，水泥年产量由２８万吨增加到４５万吨，实现利税由６３８万元提高到１５５１万元，１９８８年，傅庆馥进入第二届２０名全国优秀企业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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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鳗，亦称“白鳗”，亲鱼于秋季降入深海产卵，幼鱼初春游入淡水生长；肉质细嫩，营养丰富，为上等食用鱼。谁也没料到，细若游丝的鳗苗竟会掀起阵阵“滔天巨浪”
鳗苗狂潮的幕前幕后
本报记者 蒋亚平
大战再起。鳗苗价疯涨。数万条船狂捕滥捞，浩浩长江一时为之堵塞
白天黑压压一团，入夜亮灿灿一片，数万条各色船舶，十数万情绪亢奋的捕捞者，蜂拥在长江口一带，灯柱横扫，眼光炯炯。用蚊帐布做成的密网翻来复去“篾”着江水，猎物是一条条细如游丝的鳗苗。
鳗苗身价升腾真如风筝断了线：去年１公斤价值１万元左右，这已令人瞠目。今春竟呼啦啦窜到１．８万、２万元。谁只需拥有一小塑料袋鳗鱼苗，就成为一个“万元户”。而捞取这袋鳗苗，有时只在一夜之间。
于是，学生不上课，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渔民不下海，干部不上班，都拥向了长江口。于是，有了种种离奇古怪的倒卖、走私者：鳗苗被精心藏进棺材、油桶、热水瓶、羽绒服、汽车轮胎、军用飞机，甚至被塞进妇女贴身衣裤。在金钱的驱动下，船群在碰撞，人流在绞杀。仅在去年鳗苗捕捞季节，江苏省就有１２１人为鳗苗而丧生。
狂捕滥捞，使鳗苗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走私猖獗，资源大量外流，又危及到国内已经大量投资并寄望甚厚的成鳗养殖业。此情此景，人们关心的是，有关部门怎样在想？又做了些什么？
所涉部门，都在忧虑。但责任在谁？谁能管得住？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展现在记者面前的，是一条首尾相连、剪不断、理还乱的因果链。
第一环：渔政。农业部渔政司有关官员告诉记者：他们已尽了全力。去年为管好鳗苗，光江苏就动了５０００多人。但是由于经费少，装备陈旧，经常是违法船只前面跑，渔政船只后面追，结果越追隔得越远。既便追上，违法者也不怕罚，一次罚２００元，干脆带上６００元，准备罚３次，只要捞着一次，钱就少赚不了。
他们认为，解决鳗苗问题，必须理顺上下脱节的管理体制，严格控制对鳗苗的过度需求。价格下跌，滥捕狂潮自会平息。
第二环：水产。农业部水产司近年一直在大力扶持国内成鳗养殖业。他们的看法是，出口成鳗比出口鳗苗有更高的经济效益和创汇率。目前的“鳗苗大战”，源于对苗源过度需求造成的价格飞涨，这不能责怪国内发展养鳗业，除有部分走私外，主要是外贸部门只顾眼前利益，出口太多。
第三环：外贸。外贸部门对此声辩：“鳗苗大战”，主要因为走私猖獗。从长远看，多养殖成鳗出口是个方向，但目前应当适当出口一些鳗苗。国内近几年成鳗养殖业急剧发展，总的看来是好事，但有的也带有盲目性。他们反问：目前养鳗饲料大部分需要进口，受制于人。成鳗出口市场，又单一集中在日本。万一市场波动，怎么办？
第四环：海关。海关官员并不回避大量鳗苗走私和海关打击不力的事实。但现状是，全国反走私力量主要集中在货检、旅检关口。鳗苗走私季节性强，没有专门查私部门，而且，鳗苗走私，目标甚小，许多是水中捞，水上走，有的干脆集体走私，支书、队长齐上阵，很难发现。缉私处官员更直率：鳗鱼成为问题，主要是因为渔政、水产、外贸自有利益，各自为政。指望海关一家管住，似不现实，必须综合治理。
一圈采访，记者步回原地。所涉各家，自持其理，都在忧虑，都在出力，但似乎谁也没说清楚，谁也没有责任，谁也管不了，谁也不愿多管。
难道要责怪鳗鱼：谁叫你偏爱中国的江海湖河，又生了那么一个值钱身？！
狂捞滥捕的背后，是部门与部门、地方与地方不同利益的磕碰和混战
其实，火柴棒大小的鳗苗，３年前就惊动过中国的最高领导。１９８４年，国内鳗苗收购价每公斤仅５００元左右；１９８６年，竟逼近５０００元。高昂的价格，激起了狂捕滥捞，也给国内刚起步的成鳗养殖业增加了压力。
为此，水产部门强烈要求削减外贸出口计划，鳗苗主要供给国内养殖成鳗。外贸部门则认为，出口一部分鳗苗并不影响国内养殖，唾手可得的外汇不要，太可惜。双方各不相让，各行其事。此事引起当时国务院领导的重视，有关部门专门召集各方协商，最后正式订下几条“君子协议”：鳗苗出口数量逐年递减；每年出口鳗苗数量由农业部和经贸部商定共同下达；鳗苗由国家规定最高收购价，具体价格由农业部、经贸部、国家物价局商定。
据水产部门反映，这些“协议”并未执行。１９８７年，鳗苗丰产，价格疲软，战事未起。去今两年，苗源再度告紧，价格飞涨。这期间，外贸部门出口数量没减，下达计划也未与农业部商量，价格仍是自家独定。去年１２月，外贸部门以特急电报通知各地１９８９年最高限价为１公斤１．３万元。水产部门认为此通知没经过协商，而且定价太高，会引起新的大战，并严重打击国内成鳗养殖业，即向国务院递上紧急报告，并电告有关省市水产部门，外贸单方下达的最高限价无效。
外贸部门对此指责没有接受。有关人士告诉记者，每年出口收购计划，虽未减少，也没大的增加，并且已经停止从成鳗养殖力量雄厚的广东、福建出口鳗苗。出口计划，协商是可以的，但是理应由承担创汇任务的外贸部门下达。
两家争执的焦点依然是：在目前条件下，是多出口鳗苗直接创汇？还是用鳗苗多养成鳗出口创汇？这一矛盾，因各省从去年开始实行创汇包干，变得更为复杂。
广东、福建养鳗条件优越，成本低，本来发展早，规模大，又因为当地鳗苗走私甚多，鳗苗供给不足。上海、浙江、江苏鳗苗资源丰富。为此，粤、闽方面多次要求从沪、苏、浙调运鳗苗。这从国内资源配置看，不失为最佳选择。
但江、浙、沪反应冷淡。自产鳗苗，就地养殖，若有剩余直接出口，外汇全归自己。给了外省，等于“肥水外流”。
协商不成，又不能眼看着大批高投资的鳗池赋闲，于是广东、福建大批采购人员北上，据说仅福建就有５０００之众。采购员、走私者同当地百姓混在一起，渔政、工商部门十分头疼。
管理体制的缺陷，也在各种经济利益的挤压下，显得格外突出。鳗苗是一种共有性资源，对这种资源，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渔政都是垂直管理，而我国是国家统一领导，地方分级管理。这种体制下，资源是国家的，管理是地方的，发财是自己的。鳗苗游，无疆界，不捕白不捕。
显然，在现有体制下，光靠行政手段和仅强调“全局观念”，来协调部门与部门、部门与地方、地方与地方的经济利益，来管理日见窘迫的共有性资源，已经很难奏效。
日本国的新规定带来冲击。面对瞬息万变而又高度组织的国际市场，我们何时才不再是一盘散沙
正当记者忙于采访时，东邻日本国厚生省传来一个新规定：因在从中国进口的活成鳗中，发现了一种被称为“硅酸盐”的“药物残留物”，自２月下旬起，凡由大陆和香港（也是大陆转口）到日本的活成鳗，都必须在海关进行为期３天的严格检查。
活鳗滞关三天等候检验，恐怕都要魂归西天。有关人士认为，日方这项决定，实际等于宣布停止从大陆进口活成鳗。
日方这个新规定有没有更复杂、更深层的背景，记者不敢妄断。不论起因如何，问题的严峻性在于，至１９８８年，我国鳗鱼养殖池面积和温室面积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几乎是唯一活成鳗进口国的日本却突出奇招，我们怎么办？
在这种利益攸关的资源战和贸易战中，日本和南朝鲜、我国台湾省，不仅有着灵活的信息反馈和决策系统，而且都成立有专门协调本国、本地区鳗鱼产供销关系的行业联合组织。各企业既有内部竞争，也经常协调行动一致对外。
面对这瞬息万变而又高度组织化的国际市场，我们则如一盘散沙。有关成立超脱部门、地方利益的全国鳗鱼联合协会的建议，酝酿数年，至今难产。由于利益分割，各自为政，至今对一些最基本的情况都没有较确切一致的答案。如我国鳗苗年资源量，成鳗国际市场容量，出口鳗苗和出口成鳗的成本及效益的科学比较，大陆现有养鳗技术水平程度等一些基本的数据和判断，各部门的看法和结论都相去甚远，有的甚至谁也说不清楚。最近，属于外贸系统的某商会已成立一个关于鳗鱼问题的协调小组，尽管这是一个可喜的讯号，但是，这种协调仍只局限在本部门以内。
记者无意对解决鳗苗问题描绘一个暗淡的前景，但眼前的情势确实值得高度警惕。有人担心，日本厚生省的新规定，会重创甚至摧毁我国投资甚巨的成鳗养殖业。有人忧虑，年复一年的狂捕滥捞，会使我国宝贵的鳗鱼资源重蹈带鱼、大小黄鱼之覆辙，遭到灭顶之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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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济病的冷与热 陈南玲 原载《经济工作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