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重写文学史”，既要呼唤也要实践，但更
应该创立文学史理论体系
杨义
自本世纪初林传甲、黄人（慕庵）编著中国文学史以来，中国人写的文学史著作，包括通史、断代史和文体分类史，已有五百部左右，而确有传世的功力和魅力的，大概不足３０部。这就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传世和不传世之作有些什么品位高下之别，而少数传世之作又有些什么共同的学术素质？尤其在当前，当我们要把文学观念更新之所得，逐渐转向学术体系的建设的时候，为了避免空疏浮泛的学风，文学史理论体系的建构就不能不列入议事日程。
一切有价值的文学史都可以看作具有现代人主体意识的心灵史。
应该看到，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是文学科学中相互渗透、而又各有各的对象、功能和品格的三个学科分支。自然，文学史家应该有主体意识，作为一个现代人，他与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站在同一座时代瞭望台上。他应该以开放的胸襟，满腔热情地吸收、选择和转化当代文学思潮中那些富有创造性和科学依据的成果，使之成为能够突破前人，发前人所未发的智慧上的优势。在这种意义上说，一切有价值的文学史都可以看作具有现代人主体意识的心灵史。适应新时期文学观念的更新，新出现的一些文学史著作逐渐摆脱作为社会政治史的附庸地位，趋于对作品本文批评模式的多元化和内在化，并由此透视本文的深层面所蕴藏的丰富多采的文化和审美内涵。与此同时，依然存在一些把文学典型简单地政治化，或以现实主义独尊的封闭模式去衡量千姿百态的艺术世界的文学史著作，这是观念变迁时期难以避免的现象，不应苛求。不过，真正有建树的文学史在精神实质上总是倾向于打破简单化的封闭性的文学评价体系的。
文学史是一个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体系，因而它对当代文学思潮应该保持清醒的态度和选择的权利。它汲收的应该是当代文学理论中具有实质价值的突破性成果，而不是浮面的时髦术语和易于成为过眼云烟的怪论。
治史之人，对当代思潮的偏正长短也应该有一种宏观的历史感。他在汲收新的观念时，应该以博大的胸襟去兼容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行之有效的治学方法，包含清人的考据方法，因为古今中外在做学问上是存在着灵犀相通的实质性的东西的。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是一部学术思想史，只能写成于１９２０年而不能写成于晚清，因为他到这时才对身边思潮采取清醒的学者态度，超越了他曾信奉的经世文学派的狭隘眼光，使一部史书成为真正的史。能否通过清醒的选择以超越自我，是一个关系到文学史著作的优劣成败的问题。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沉浸于当时的白话浪潮，以是否采用白话作为衡量历史上的文学作品是“死文学”或是“活文学”的根本标准，造成了全书价值系统的严重倾斜。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并没有像胡适那样写一篇《引子》加上一篇《自序》宣传自己的前卫文学意识，而是选择了当时也属于新颖的而又为历史长期接受的文学进化观，结果他所取得的突破性成果，较之胡适更有本质的意义，也更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文学史的新观念，是通过它的体制，通过无所不在的眼光体现出来
，而不是写一篇“序言”之类的文字硬贴上去的。
只有那些不善于进行理论概括的人，才会单凭一篇《太史公自序》而不囊括整部《史记》，去谈论司马迁的史学观念。在文学史的体例上，每个学者都可以做出富有学术个性的选择和创造，形成一种多元并存、互竞其长的生气勃勃的局面。不过从前人那些可以传世的著作来看，其体制在精神实质上都是兼融中西的。西方自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文学研究从着重把握文学在广泛的社会领域中的运行规律，到着重阐释作品本体的结构和语言形式的变化。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史学大国，长期形成了编年体、记传体、记事本末体、地域史体、学案史体等丰富多采的史学体例。中西之间，从宏观和微观、史料和规律各个层面把握历史，各有其长，可以兼融互补。关键在于寻找到联结各种审视角度的心灵桥梁。桥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文学史不同于一般的文学批评，它不仅要剖析作品本文的内在特征，而且要描述这些内在特征的相互联系和变异，进而梳理清楚文学观念、流派、文体以及中外古今文学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影响这些基本线索，否则就会史不成史，只不过是一些文学零件的堆积。当郑振铎的《文学大纲》认为被正统文人推崇的汉赋，大多乃雕饰浮辞，敷陈故实，强搜异字，硬凑成篇，除了少数作家如东方朔等人的作品外，已见不到作者的情感，失去了原先屈原、宋玉辞赋中的抒情诗意的时候，我们发现，他所寻找的宏观与微观间的桥梁是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致。
作为文学史家最重要的素质之一是“史识”，文学史理论应具有严
峻性，从发扬学术个性方面讲，个人著述应具动人的神采。
文学史家和文学理论家的思维方式不尽相同，当文学理论家侧重以思辨的方式把哲学思潮、科学思潮转化为文学科学的思维模式的时候，文学史家会受这些思潮的影响，但他始终不能忘记自身的基本职责，是发现历史上审美灵魂极有亮度、极有魅力的光斑，并且把这种光斑的亮度、魅力概括成史学形态和理论形态。不能发现审美智慧之光斑的眼睛，是文学史家最为忌讳的色盲。应该说，我们现在的文学意识和所掌握的小说史料，均比鲁迅的时代前进了一大步，但我们至今还没有写出一部与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相媲美的古代小说通史，其根本原因不是别的，而是缺乏鲁迅那种光芒四射的史识。因此，我们还只能沿用鲁迅关于“小说亦如诗，到唐而一变”，“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一类论断，以及讽刺小说、谴责小说一类界定。文学史的识见，是一种带历史感的艺术直觉能力，它通过没有遮蔽的心灵感应，一眼就认出了艺术品之所以为艺术品。
中国的文学史家，无论如何是不应放弃讲究功力这个传统的。对于卓具史识的人，功力乃是灵感的种子。应该强调，功力不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问题，惟有它才能给文学史家汲收新观念、建构宏伟的体系提供坚实的基础。学术功力在卓越的文学史家手中，是一种开拓性的本领。鲁迅开拓“自来无史”的小说史领域，是得力于他十余年间对古小说史料钩沉辑佚的功夫的，因此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和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一道，被郭沫若称为“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代的后学”。文学史的许多新发现，是与史家的功力有着密切的联系的。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最先在文学史中列入唐、五代变文，宋、元戏文与诸宫调，元、明讲史与散曲，明、清的短剧与民歌，以及宝卷、弹词、鼓词，都在文学史研究中别开生面。因此郑振铎说：“文学史工作不仅仅是在编述，却常常是在发见。”文学史著作极忌游言无根，许多真知灼见产生于史家对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的系统把握和深度消化，因而对文学发展的因果了如指掌、有得于心的时候。是否讲究功力，实际上是关系到文学史著作的品位高下的问题。研究真正的文学史理论，应该研究那些品位甚高的文学史是怎样写的，告诫人们不要重蹈另一类不应那样写的故辙，而绝不能不顾学术品位的高下把它们来一个皆大欢喜的“一锅烩”。这就是理论的严峻性。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上面列举的文学史著作都是个人著述。长期以来，流行一种集体著史的风气，它曾经以集体的智慧拓展了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广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这种著书方法，需要有一个能够高瞻远瞩、驾驭全局的卓越的主编。从发扬学术个性，推动文学史研究向更深的层面取得实质性进展而言，个人的著述具有更为动人的神采。不过，这也是对著述者的理论建构、史学器识和学术功力等多方面才能的系统考验。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评邵燕祥的杂文创作
何西来
他用杂文实现了自我
按邵燕祥在《忧乐百篇》前记中的追溯，他的第一篇杂文《由口舌说起》是１９４６年４月２０日在锦州的一家报纸的副刊发表的。从那时算起，他个人从事杂文写作的历史，该是整整４３个春秋了。但中间有几十年的间隔。这几十年，邵燕祥以诗人名；基本上不写杂文了。近期，大致从１９８４年前后开始，他终于耐不住感兴云集的冲击，又着手写杂文了。而且一发而不可收，写作很勤奋，愈写愈多。这几年，先后面世的杂文集有《蜜和刺》、《晨昏随笔》、《当代杂文选粹·邵燕祥之卷》、《绿灯小集》、《忧乐百篇》等。
燕祥的杂文，以其深邃和潇洒而赢得了众多读者的共鸣，产生了广泛的社会效应。他不仅作为诗人，而且作为杂文家，在当代中国文坛上确定了自己的位置，建立了自己的形象。现代青年常讲“塑造自我，实现自我”。套用这种表达方式，我看可以说，邵燕祥不仅用诗，而且用杂文塑造了自我，实现了自我。他既以诗名，也以文名，是兼跨两种文体的使者。尽管他已是当代著名诗人，但就其总体来说，我以为杂文在诗之上。
时代造就了一位杂文家
记得邵燕祥在抒情诗《贝尔格莱德别情》里有这样一个诗节：“人间有多少偶然，又不都是偶然／我不信命运，却相信有机缘”。作为个人，燕祥之走上杂文创作道路，肯定有许多“偶然”，但杂文作为一种文体的勃兴，却“又不都是偶然”，而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的。燕祥恰恰在杂文勃兴的浪头上，成了杂文家，可以说适逢其会，用他自己“相信”的话说，叫“机缘”。
首先是急剧推进的社会历史变革需要杂文。中国的杂文，究竟始于何代，我没有专门研究过，不好妄断。据冯雪峰讲，始于先秦诸子；一说始于魏晋。这两个时代都是剧烈的社会变动期。至于现代杂文，肇始于“五四”文学革命，倒是确定无疑的。到了３０年代，达极辉煌的顶点。鲁迅是最伟大的代表。正是鲁迅使杂文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文体。“五四”以后的中国，一直处于不断的变革和剧烈的动荡之中。大变革的时代，各种社会势力登台表演，而旧事物也顽固地不肯退出历史舞台，继续霉烂、腐败，毒化人们的精神，阻碍历史的前进，这便需要杂文用嘻笑怒骂的方式，揭露之，鞭挞之，扫荡之。杂文家也因而有了用武之地，纷纷登场。
社会正义的存在固然是杂文生长的沃土，但还要有相对开放的文化环境。进入８０年代，社会开放得多了，文人们有了较多的言论自由，可以议文，可以议政，可以议各种各样的问题了。这大约是杂文勃兴的外部环境。当然并不是一切顺利，万事大吉，但毕竟不同了。而且小的不顺当反而会更使杂文家灵感潮涌。于是，邵燕祥在这样的时刻，从诗国走向杂文的峰巅。
真性情、真人格支撑的胆和识
如果说，又一个杂文的时代开始了，并且经历了它最初的繁荣，那么邵燕祥便是这个时代的主要代表。１９８４年，当他把自己的创作智慧从诗国转向杂文的天地时，一开始，起点便比较高。他的作品，在这一年很见光彩，成为当年杂文创作中的翘楚。
燕祥的杂文，体现着他的整个人格，体现着他的艺术个性。正是这人格，这个性，支撑着他的创作风格。杂文时见曲笔，但更需要锋芒。因此，最易见出作者的真情性、真人格：宽和、忌刻、高洁、卑污，都难逃出作者的眼睛。
史家讲史德，文人讲文德。这文德之善恶高下，均系于作者的人格。燕祥的作品，完全可以从中看出一个真正有良心、有血性的现代知识者对国运民疾的关切，这里透露着一种博大深沉的忧患意识。
燕祥的杂文，是他生命的一种存在方式。他有执拗地追求真理的精神，有那么一股“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劲头。在他的生命史上，曾因此而碰得头破血流，付出过高昂的代价。但这并没有改变他“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执著。他在自己的获奖诗集《在远方》的代跋诗中，依旧反复吟咏着“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党，／我是你永不悔改的儿子。”
在美学观念上，燕祥属于崇真尚实一派。衡人论文，总以真实为最高尺度。他的文字，是血写的真情性，有着切切实实的现实针对性，为国、为民、为人生。
燕祥杂文的价值，主要在于他由真情性、真人格的支撑的胆与识。首先是见识。而后情采才能有所附丽，不致凌虚蹈空。他对历史，对人生，一般都有独特的观察角度，思维角度，不随俗，不盲从。他的《元宵话起哄》、《有感于培根的杰出与卑鄙》、《批判“大批判”》、《“娘打儿子”论》等，都是对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或价值观念的解剖。他的理性的解剖刀，常在一般人认识止步的地方，人们司空见惯的地方切入，发人所未发，显示出自己的深度。燕祥的杂文的锋刃常常向着大恶大丑。用鲁迅的话说，叫做敢于抽刃向强者。这种勇毅和无畏，使他的杂文气韵盛而格局大，不琐碎，不局促，无媚态，有风骨。
燕祥有坚强犀利的理性，疾恶如仇，却不走极端，不把话讲绝。在他冷峻的解剖与抨击的后面往往深藏着宽厚的思绪。我知道，绝望和悲凉常袭击他的心，但他决不把这传递给读者，他不忍心。他的《说自杀》、《肖与不肖》等，既有深沉的愤激，却又坚定地把乐观的眼光投向未来，决不愿让读者心冷。
作为诗人，深邃、犀利的理性曾是他诗歌创作的重要特点之一，使他的诗歌具有强烈的思想启迪力和耐人寻味的意蕴，但有时也因其过露而成为某些作品之累。这种理性，一旦用于杂文，就成为他杂文的锋芒和精髓。而他在几十年诗歌创作中所积累和磨砺出的诗人的气质与功力，则使他的杂文充满着情感的涌动，流溢着诗情。他的语言，清朗晓畅，似行云流水，无斧凿痕，常见弦外之音，韵外之旨。他并不特别注意结构的营造，因而颇有天然之趣。但也有不少篇什，因率意挥洒而文意失之平浅。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在当前文艺创作和审美欣赏中，“性”已经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在描写性 的文学中，如何：
走出审美的困境
魏天祥
“性”诉诸于审美，本非易事，加之我国很长一段时间视“性”为科学研究禁区，也就更其艰难。近年来随着探索之风盛行和西学东渐，性科学和性教育开始拓荒而耕，文艺创作也不失时机地推出了一批涉性作品。未开垦的土地，总是有着无穷的吸引力，以至一时间有人忽然发现中国文学出现了“性表现热”。事实上，文学创作所作的这种尝试，可以说一开始就陷入了困境。究其原因，一方面固然与作者的观念未至缜密且创作实践短缺有关，另一方面却因性科学被搁置得太久，荒废得太久，“性”诉诸于审美一旦呈现于人们面前，难免会产生一种陌生感、神秘感，表现出一种不大能承受的惶惑之状，以至生出种种疑虑和责难。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涉性作品确乎已成为时下一个热门话题。且不说“性”诉诸于审美，处在新旧观念冲突之际，单是性科学本身也就足以成为一个敏感问题。无论是担心中国会出现“性混乱”的人，还是对封建禁欲主义反思颇深的人，都会对此十分关注。由于“性”所涉及的东西极为复杂，人们的认识又甚为悬殊，势必给涉性作品的研究和评价带来许多不易把握的问题。
在表现“性”时，应讲究一点分寸。因为人类把性视为一种隐蔽的、不愿公开展示的行为，少说已有二三千年的历史。企图改变有着雄厚文化心理基础的风俗习惯，要做许许多多的工作，光靠搞一批突破性的作品是不现实的，弄得不好，反而会招致这类作品的剪灭。所以，艺术中的性表现，应当讲究一定的分寸，虑及现时仍然广泛发生作用的风俗习惯。毫无疑问，这种考虑包涵着对某些虚假心态的迁就，但这种迁就并非是无例可循的。恩格斯当年在处理类似问题时，就曾一方面对德国市民在性问题上的虚伪的羞怯心表示否定态度而对无产阶级诗人维尔特表现自然、健康的肉感和肉欲的作品持肯定态度，但考虑到德国工人当时的习惯，又不得不作暂时迁就，并建议党的机关报不要转载诗人的这一类作品。
须调控好允许涉性作品存在与维护青少年身心健康之间的矛盾。现在，两方面形成的冲突颇为尖锐。人们在分析青少年性罪错的原因时，除了严厉指责大量翻译出版外国色情小说外，往往也把矛头指向了国内的一些严肃的涉性作品。当然，对后者的指责也是不无根据的，由于生理发展阶段、生活经验、生活情趣的不同，涉性作品对不同层次的人产生的实际影响是不尽相同的。一些在成年人看来完全是正常的涉性作品，对处于性萌动和对异性怀有神秘感的青少年来说，却可能产生某种刺激作用。这就构成了成年读者中相当一部分人对涉性作品的需求与这类作品对青少年可能产生的性刺激二者之间的矛盾。
如何调节这个矛盾，需要很好地研究。西方国家的经验我们可以借鉴，但他们的许多作法，目前在我国还缺乏必要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准备。西方国家一方面要讲求个性自由，一方面也要为青少年的教育和身心健康担忧，于是他们采取了一些折衷的、两方面都兼顾的办法，如对影片实行分级，限定有些影片的放映对象、场所和时间，对涉性书刊实行限制销售，只准成年人购买等。我们即使采取这些办法，也仍然还会出现一些问题。世界上绝无万全之策，有利便有弊，只要涉性作品已构成一种社会需求，想禁是禁不住的。我们只能竭力使之利求其大而害求其小。
须进一步探讨和制定淫秽物品的判别标准。这些年，有关部门对什么是淫秽物品已提出了一般性的规定，形成了大致的判别标准。评论界也作过一些学术性探讨，但仍然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艺术品与淫秽物品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是审美，后者则是具体描写性行为或露骨地宣传色情淫荡形象。前者属于人类的创造性劳动成果，为着创造新的世界和重新铸造人类自身；后者则是不断重复性的心态和行为，不厌其详地强调和展示性机能和性器官，目的主要是引起人们的性欲反映，而且制作者常以营利为目的。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厄运》讨论会
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军区创作室，日前在京召开长篇纪实文学《厄运》讨论会。《厄运》描写了朝鲜战场上被俘的志愿军艰辛坎坷的遭遇。作家朱苏进认为，战俘是战争遗留下来的活化石，作者于劲以女性的爱心，描写了这段历史，充满了对人类自身深沉的忧虑和焦灼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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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作
《爱神？死神》
（长篇小说）
作者 张锐 汪玉良
作家出版社出版
曾创作过《盗马贼的故事》的甘肃青年作家张锐，最近和汪玉良创作了长篇小说《爱神？死神》。这里仍以西北黄土高原为天地，呈现生活于黄河上回族筏子客的命运。作者试图勾勒出一个不断冲撞着历史的难忘的生活真实，在涂抹筏子客生活的悲剧色彩的同时，也以充满阳刚之美的风格描绘他们值得珍惜的激越感情。
（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