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读《人民日报》的喜与忧
钟叔河
我真算是《人民日报》数十年的老读者了。报刊订价大幅度“调整”以后，究竟“压缩”哪几种报刊，全家确实争论过好几回。结果还是“一言堂”的办法省事，懒得听持不同意见的老婆孩子嘀咕，由我画圈，首先留下《人民日报》。
“就只《人民日报》有你赏识的‘文胆’？”老婆念念不忘她的知识分子身份，对压缩掉她偏爱的“知识分子报纸”有些忿忿。
“谁真有胆？谁又能有胆？”女婿总偏向丈母娘。
最尖刻的是女儿：“什么敢言不敢言罗？还不是因为《人民日报》肯登你那些找麻烦的文章。人家报纸就不登。戏台里喝采，自我安慰！”
笑骂由他笑骂，报纸我自看之，只要“订报权”握在我手里，这就得了。
可是，自从改版以来，《人民日报》在我们家的地位也随之有了改变。首先是女婿，他对国际新闻版的“本报讯”开始发生兴趣，“不是新华社新闻稿的翻版就好！”老婆向来爱读杨绛：“学问我反正不懂，瞧这文笔，未必就比不上你的钱钟书？”她也开始到我桌上来寻《七味书谭》了。最活跃的还是二姑娘：“你们多的是时间，这报，下了班当然属于我罗！”
看到这些持不同意见者转变立场，自觉吾道不孤，这几十大洋（小女儿说：“是我一个月的工资！”）订的一份报纸毕竟不是我一个人在“消费”，不禁窃喜——此其所谓喜。
可是（又一个可是），今天（３月２３日）晚饭后，形势又出现了“逆转”的苗头。小保姆到楼下把当天的《人民日报》拿上来，老婆捷手先得，把二、三版一展开，她连呼啧啧了：
“快来看呀！三版右上这个头条——
“‘民告官的喜与忧’，标题不赖，第一个以花比美人，是不？再看，二版右上这个头条——
“‘领导重视的喜与忧’，第二个以花比美人了。还有第三个哩——
“‘老国手的喜与忧’。嘿嘿，哈哈哈哈！”
“真的，都是‘喜与忧’、‘喜与忧’、‘喜与忧’！”
“编辑记者就没有别的词儿啦？”
我接过报纸一看，干瞪眼。女婿从不忘记表现他的幽默：
“本来嘛，面对如此大好形势，谁人不喜？又还存在这么不多不少的问题，又谁人不忧呢？自然是‘喜与忧’罗，还能标出别的？”
“你不是忠实读者吗？也写上一篇，凑凑热闹，哈哈！”
懒得搭理，干脆进房，掩上房门，坐到桌前。开了台灯，习惯性地想先浏览一下报纸，可今天的报纸还在他们手里。便从桌旁矮几上随手拿起一张前天（３月２１日）的报纸，又是一个头条，“排头兵的喜与忧”，怎么搞的，又碰上了！再从下面些抽出一张，是１２日的，“谈谈林业的喜与忧”，又是头条，真见鬼了，咳！
门外的议论还在继续。想去拿报纸看，又怕引起更大的奚落。下意识地想为报纸辩解，但这标题也真是这么凑巧……难道天下之大，就此一词……”我不禁烦躁起来，铺开纸，抽出笔，写下这篇读报八股：《喜与忧》。
第8版(副刊)
专栏：书简
叶至善致范泉
叶圣陶的“少作”范泉同志：
“大系”的《小说集》选了我父亲的三个短篇，我看够了。１９１３年底，父亲开始学写小说，用的文言（当时的报刊通用文言），到１９１５年底，共发表了２０来篇；按发表先后，《穷愁》应该放在《灵台艳影》前头。隔了三年，到１９１８年底，父亲又用白话写起小说来，有三篇是“五四”前发表的，《一生》是第二篇。
《一生》发表在才创刊不久的《新潮》上，篇名本来是《这也是一个人？》１９２２年编进作品集《隔膜》，改成了《一生》，以后各种选本都袭用这个篇名。这一回编《叶圣陶集》，我们改了回来，仍旧用《这也是一个人》，而删去了问号。理由有两个：①小说没把女主人公的一生写完，用《一生》作篇名似乎跟内容不符（当然也可以这样理会，看了女主人公的前半生，她的后半生就可想而知了）；②《一生》这个篇名似乎客观了些，不如《这也是一个人》能表明作者所持的态度。至于那个问号，因为这句话可以是提问，也可以是诧叹；父亲一向不赞成问号和叹号并用，考虑的结果，不如删去了干净。如果同意我们的想法，请照《叶圣陶集》第一卷９９—１０２页发排；有几个字几个标点得改正，我写在另一张纸上。
父亲的文言小说是２０岁前后写的，真称得上“少作”。隔了７０多年，我才把收集到的认真读了几遍，好像看到父亲一边在摹仿，一边在试探。从结构和笔调看，有摹仿《聊斋志异》的，有摹仿林琴南译述的短篇的，有摹仿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连载发表时，父亲曾逐段抄录，装订成册），有摹仿报刊上的时文的。内容也很杂，有《穷愁》那样写实的；有《灵台艳影》那样纯属虚构的，有的反映劳苦群众的悲惨遭遇，有的抒发弱国人民的爱国情绪，有的描摹朋友之情母子之情，有的则为了表达某种思想某种信念，还有志异的，言情的，揭露时弊的。奇怪的是这样摹仿试探了整整两年，父亲突然中止了。因跳不出窠臼而感到无聊，这种不满意自己的想法，父亲是经常有的，那时也可能有。也可能不愿意再跟《礼拜六》一类的刊物打交道，讨生活。还有个可能是兴趣转移到了基础教育方面。隔了三年，在“五四”前夕受到了新思潮的冲击，父亲才重新写起小说来，当然不再用文言而改用白话了。
《叶圣陶集》第八卷是诗歌，我们把父亲的“少作”也编了进去，诗词共五十来首，是２０岁以前写的。校样已经看到，估计年初可以见书。“大系”的《诗歌集》如果选用，也请通知一声。
祝
工作顺利，
新年愉快。
至善
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２７日
第8版(副刊)
专栏：
萤光集
鲁藜
我不是星，不是宝石
是萤火虫；夜行人一点希望
暗淡孕育星光
寂寞催生歌曲
在壮阔灵魂的波涛里
石头也能化为神奇的雕刻
天地如同宽阔的胸膛
热血沸腾如同绯霞
自由之花
也是血泪之花
让人战慄的“真理”
和洪水猛兽有什么区别
在人生的征途上
每一个行进的足印都伴着一个梦
当你濒临于显赫峰巅
也正濒临于万仞深渊
有落差流水化为银虹
有坎坷凡夫变为金刚
人生有种灾祸不是因为匮乏
而是因为过多的虚荣
严霜带来银发也带来金秋
不幸带来痛苦也带来升华
顽劣孩子是溺爱惯的
专横老爷是一些奴性巴结成的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雅俗谈
也谈建筑的千篇一律
顾孟潮
“千篇一律”，似已定论，成为中国当代建筑无法开脱的罪名。近年来，人们对我国城市面貌、建筑设计水平的不满常常用“千篇一律”一言以蔽之。因此也引起建筑界内外毫不疑义地共讨之、共诛之、共变之。其实，我国的建筑形式、城市面貌确实已千变万化起来，然而何曾想到，尽管近十年发生巨大变化，仍被评为“千篇一律”。这是为什么？确实值得论者和听者都认真地思索一下。
现代城市住宅是遭“千篇一律”的谴责声最高的，都是“方盒子”。其实这是很科学的事。中国有“天圆地方”的传统说法。“方盒子”正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创造，是工业化时代的标志。正因为是方盒子，才能够大规模、高速度地进行建设，才能更及时地解决千百万没有自己独立生活空间的人的痛苦和烦恼，给他们带来一点幸福感和现代化的感受。所以，对方盒子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感情：“有其屋者”往往冷眼旁观地评论这些方盒子如何面目可憎；而无房户则当有了一套现代化的方盒子住宅时，会禁不住热泪盈眶，他们曾两眼圆睁，朝思暮想着有自己的“方盒子”。面对国内城市有几千万无房户的现状，看来方盒子是非建不可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住宅中同样数量最多的是廉租屋，属居者有其屋层次、中低标准的住宅，基本上也是千篇一律。由此可见“千篇一律”本身有其规律性，不能人为地、主观地想在什么时候、什么问题上都摆脱“千篇一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背景下，住宅的千篇一律是难以避免的，当住宅商品化、私有化的格局形成之时，住宅多样化局面便同时出现。
因此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作为工业尚不发达的国家，现在不是“千篇一律”得太过分，而恰恰是尚不够“千篇一律”。在国外发达国家，住宅建设所走过的住宅商品化、私有化和社会化是普遍规律。我们如不按这条规律办事便没有多层次的、高水平的“千篇一律”，而只有大锅饭式的“千篇一律”，不能调动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积极性，促成住宅多样化、现代化局面的出现。因而，不能不加分析地盲目排斥“千篇一律”，适当去研究为什么会出现“千篇一律”？属于哪个层次、哪个方面的“千篇一律”？是否均属不良的现象，还是背后有什么规律使然……。总之，目前“千篇一律”的论调本身也太“千篇一律”了，没有多少新意，听不到多少深入的见解，所以不揣冒昧地在这里大惊小怪了一番。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万言不值一杯水
读书人穷，可以追溯到孔子那里。那时还不时兴卖茶叶蛋，于是他想到了赶马车，他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就是说，如果能富之有道，替人家赶马车他也愿意。
但孔子留下了一部《论语》，倘若历代累计起来，恐怕是印数第一，如果要拿稿费，一定不老少，但他却一个子儿也没得。
李白有诗云：“吟诗作赋北窗里，万言不值一杯水。”可见那时候文稿就不值钱。也有例外，左思作《三都赋》而使洛阳纸贵（其实是具有工具书的使用价值），简直可以和现代畅销书媲美了。左思并没有发财，更没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依旧怀才不遇，官只做到秘书郎，终因潦倒不得志，转而投向大自然的怀抱，悲愤地感慨：“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莽”。
按说，李白的诗名可以说不让于王羲之的书法，王羲之可以书成换白鹅，李白的诗也不至于换不回二两酒来，何至于“不值一杯水”呢？问题就是那时候的精神产品还不算商品，诗歌不借助于纸张工具和书法技艺缮写勘刻出来，是不好卖的。李白之后，唐长庆四年，诗人元稹为白居易《长庆集》作序，序中说当时扬州和越州一带，处处有人将白居易和他的诗“缮写模勒”，在街上售卖或换茶酒。但不要以为那时文学已成了商品，书家缮写印家勘刻商贩售卖，与元稹和白居易是没关系的，因为那时既没有稿费，也没有“版权所有，不得翻印”之类。
现在好了，有了稿费和版权制度，文学也是特殊商品，按说作文章的人应该发起来了，然而却未必。只要看一看编辑部里那汗牛充栋的废稿，别说万言不值一杯水，就是百万言、万万言不值一杯水，也说得过。文章发表不了，写文章的人不仅拿不到稿费，反倒贴进了稿纸、信封和邮票钱。这不像农民种瓜，种一个成一个。也不像工人车轮子，车一个成一个。这是因为物质产品是有形的，它的价值好计算。而精神产品却难说得很，你说它有价值，未必就有价值；你说它没有价值，说不定碰巧还有点价值。
正由于此，所以无端地占有了别人的物质产品，无端地占有工人农民的劳动，叫剥削；而无端地占有了别人的精神产品，比如在别人的著作上署上自己的大名，无端地占有了文人的劳动，这叫什么？这叫文明的打、砸、抢。
焦加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冬天的街景（油画） 李槐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