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通货膨胀对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要正确确定——
货币政策目标与货币供应增长速度
赵海宽
我国近年来的通货膨胀，已对人民生活、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带来了不良影响。因此，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作出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接着党中央和国务院又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这些措施正在产生积极效果。现在我们除了需要继续采取措施进一步稳定币值和物价外，还应该冷静地想想，这次通货膨胀可使我们得到哪些启示。这涉及许多问题。下面仅就我国货币政策的目标及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应如何确定的问题谈点个人看法。
为了促进国民经济的顺利发展，我国的货币政策应该以稳定币值和物价作为直接目标。
关于货币政策目标问题，在我国理论界长期存在不同看法，有的认为应把稳定币值作为单一目标；有的认为应以发展经济和稳定币值作为双重目标；还有些人主张类似西方国家那样，以发展经济、稳定币值、充分就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或更多的内容为目标。近年来通货膨胀的事实证明，第一种看法接近我国实际情况，我国的货币政策应以稳定币值和物价作为直接目标。
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西方的多目标货币政策不适合于我国现在的情况。在他们的四个目标中，劳动力就业问题，我国截至现在，基本上还是由国家包着，不管货币流通和生产状况怎样，国家不允许出现大批劳动力失业的现象，同时，在我国现行体制下，货币政策对劳动就业的作用不大，因此还没有必要列为货币政策的目标。外汇收支问题，我国现仍基本上按照国家计划和外汇政策掌握着，货币政策不发挥重要作用。
其次，双重目标论不利于币值的稳定。稳定币值和发展经济不是同一层次的目标。稳定币值和物价是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发展经济又是稳定货币的主要目标之一。换句话说，发展经济是货币政策目标的目标或间接目标。稳定货币是发展经济的前提条件，只有币值和物价稳定，经济才能健康而顺利地发展。因此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就是稳定币值和物价，并以此间接地然而是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
如果我们把发展经济列为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之一，出发点是重视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反而降低了发展经济的重要地位。发展经济是各项经济政策，当然也包括货币政策的总目标，而不是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同时，双重目标论也使货币政策的注意力分散，不能集中全力于稳定货币，对币值和物价的稳定不利。
认为货币政策必须有双重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是把发展经济同稳定货币对立了起来，不相信稳定货币有利于发展经济。我国的正反经验都反复证明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只有货币稳定了，经济才能顺利发展。
我国当前经济比较落后，在经济建设上大家都想快上、大上。如把发展经济列为货币政策的直接目标，强调货币政策直接为经济建设服务，就可能成为各方面要求银行多增贷款，迫使银行增发货币，制造通货膨胀的根据，给经济建设带来很坏的影响。
为了稳定币值，货币供应的增长速度不应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在货币供应与信贷发放上，要为倾斜的产业政策服务。
与正确确定我国货币政策目标问题紧密相联的是，如何正确确定我国货币供应数量及其增长速度的问题。
近年来我国出现通货膨胀，根本原因当然是经济过热，基建规模过大，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然而不能坚持按经济增长情况确定货币供应数量，也有一定的关系。这是今后急需加以改进的。
首先，要确立只按经济增长幅度增加货币供应量（包括转帐货币，下同）的思想，并制定相应的操作办法。经济增长幅度以国民生产总值为标志。例如，国民生产总值预计增长１０％，货币供应和货币发行量也只能在上年底基础上增长１０％。违背这一原则，超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而多供应货币，如１９８４年以来我国出现的情况那样，就必然引起货币贬值和物价上涨。原因很简单：在商品社会库存量变化不大的条件下，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中同上年国民生产总值相等的部分，已有市场上原有的货币量作为流通和支付手段，不需要新增货币；需要新增的货币，就是国民生产总值当年大于上年部分所需要的流通和支付手段。因此，一般说来，国民生产总值当年比上年增长多大幅度，货币供应量在上年底基础上也就应该增长多大幅度。从经济正常运转的需要来说，这已经足够。如果还想多发一点票子，那也只能在上述幅度之外，多增加一到两个百分点（根据国内外的经验，每年物价上涨１—２％，通常群众还能够承受），而绝不能超过这个限度更多增发货币。
在计算货币供应和发行量时，是否需要加进货币周转速度减慢的因素？从当前来说是不需要的。在货币已经投放过多、物价明显上涨的情况下，货币周转速度通常只会加快，而不会减慢的。至于由于商品供不应求，部分货币买不到相应的商品，不少人持币待购，那不是货币周转速度减慢，市场货币需要量增加，而是市场上存在多余货币的表现。
需要说明的是，近些年来我们讲的货币周转速度减慢，实际上主要是社会总产值商品化程度提高的反映，即同样的社会总产值，由于商品化程度的提高，需要的货币量会相应增加。这在货币流通速度不变的条件下，的确需要相应地增发一定量的货币与之相适应。但人们都知道，社会总产值的商品化程度，在改革初期几年曾显著提高过，现在已无明显变化。因此，现在再把所谓货币周转速度减慢的因素（实际上指的是社会总产值商品化程度提高的因素），放进货币供应和货币发行量增加率的计算之内，就只能促使超过客观需要多供应货币。
在计算货币增长率时，加进结构性物价调整的因素，即把国家对部分物价的有计划调高作为相应增发货币的因素，也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市场货币量正常，总供给同总需求基本平衡，只是物价结构不合理，有的定价偏低，有的定价偏高，则该提高的提高，该降低的降低，不应该影响物价总水平，从而也不需要增加货币供应量。即使部分商品价格提高多吸收了一些购买力，迫使另一些商品被动降价，也由于降价的多为长线或不对路商品，不会对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如果市场货币量偏多，应该采取措施及时回笼偏多的货币，这时即使部分商品价格调高，也不会发生货币短缺现象。把结构性价格调整作为增发货币的因素，将会导致货币供应量超过客观需要。
如果１９８８年只按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或再多一两个百分点）确定货币供应增加率，则银行供应的货币就要大大减少。这会不会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不会。归根到底，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相应的物资，而不能依靠多发票子。当年国民生产总值只增长那么多，超过这一基础多发的货币，没有对应的物资，只能使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商品交易秩序紊乱，社会物资重新分配。结果招致许多基建项目买不到建设物资而延长工期，有的成为半拉子工程；许多工厂因原材料不足不能完成生产计划。这从整体看，经济增长速度不是加快反而会减慢，经济效益不是提高而是降低。相反，按照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去增发货币，货币就有坚实的物资基础，投向基本建设或生产、经营领域，就能达到预期目标，整个经济才能有秩序地、持续地运行，从长一些时间看，经济增长速度反而快些。
在按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增发货币时，为了调动全社会的物资，充分发挥它们在生产中的作用，还有必要根据一定的产业政策有计划地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为此，在金融工作中除积极开展储蓄活动，把更多的消费基金转化为生产资金外，还要坚持货币供应和信贷发放的区别对待原则。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今后粮食、棉花等农副产品收购资金首先要保证供应。此项资金应单列帐户，专项管理，收购时充分供应，销售时逐渐收回，不同其它贷款混同。在保证了粮食、棉花收购所需资金后，剩余的货币供应量和贷款额就是当年能够使用于其它方面的全部货币量和贷款额。在体制转换过程中，企业的自我调控机制尚未充分建立，要配合使用行政办法和经济办法，加强宏观控制。贷款掌握上要克服“一刀切”现象。对不同产业实行区别对待；对各个企业，也要根据经营管理和产品销售状况，切实做到区别对待。这样才能使这些仅有的资金，用到生产建设最需要的方面，以发挥最充分的作用。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法国大革命与二十世纪中国
——纪念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学术会议侧记
本报记者 张书林
今年是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３月１４日至１５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史学会在北京联合召开了“纪念法国大革命２００周年学术会议”，百余名中国学者和以全法纪念法国大革命委员会史学组主席米歇尔·弗维尔教授为首的法国学者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中法两国学者就法国大革命的遗产以及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影响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
法国大革命的遗产：共享多样化发展
１７８９年，法国革命者攻克巴士底狱之后，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革命与复辟、共和与帝制的势力反复交替着。大革命的直接成果是，不管哪一种力量得势，都不可能压制人们的言论和思想自由，也不可能建立一种统一的毫无生气的思想去统治人民。大革命时期各种各样的思想、理论应运而生，共和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社会主义思想都有自己的市场和拥戴者。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它产生了许多重要的理论、思想成果，影响了法国及全人类文明的进程。有的学者介绍说，陈独秀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中，认为近代西方具有划时代影响的三种理论：人权理论、生物进化理论和社会主义理论，就是来自法国。
法国学者认为，共享多样化发展，是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遗产。就是说，不必由一种传统或想法去消灭另一种传统或想法，人们有权在任何一种传统和想法中进行选择。这也正是１７８９年人们的追求。法兰西民族和国家经历了种种变迁，但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多样化的思考和评论从未中止。
正是由于法国大革命所奠定的多样化发展的追求，巴黎才成为当代世界各种思潮的汇合点，成为一个特别能锻炼人的思想的地方，成为培养未来一代的摇篮。在那里，青年在各种思潮的激荡中选择自己未来的道路。当代中国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科学文化领域的侯外庐、巴金、傅雷、徐悲鸿、吴作人、冼星海、钱三强、何泽慧等，都是早年曾在法国读书和活动的一代，都是在那里接受了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和培育，从而走上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的。
法国大革命：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
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时候，中国正处在清朝乾隆年间，人们正为所谓“乾嘉盛世”而陶醉。中国对法国大革命及其思想的反响差不多是一百年以后本世纪的事，然而一经传播，却相当强烈。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从陈独秀到毛泽东，所有中国政治家、思想家以及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对这场革命进行了思考。这种思考包括对法国大革命划时代的认识，对大革命所代表的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分析以及中国从中得到的启示。曾受到从梁启超到李大钊的中国政治思想孕育的青年毛泽东，就曾谈过他对法国大革命的理解。他认为：“法兰西以民众的大联合，和王党的大联合相抗，收了‘政治改革’的胜利。”
与会学者分析了法国大革命对二十世纪初中国思想界活跃时期，孙中山领导创立共和国前后的时期，李大钊、陈独秀领导创立中国工人阶级政党前后的时期和近十年这四个时期所产生的影响。他们认为，在中国资产阶级思想家中，有主张在君主立宪下进行改良的，有主张实行政治革命的，有由主张改良转向革命的，但无论哪一派，都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孙中山则把法国大革命“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与他所领导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口号结合起来，把中国民主革命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就理论认识说，陈独秀和李大钊超越于二十世纪初期思想家之上，他们对民主革命的意义有较全面的了解。在法国大革命以及后来俄国十月革命思想的激荡下，陈独秀在理论上寻求解答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李大钊则在中国革命运动中致力于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联结与转变。
有的学者在回顾了二十世纪前半叶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关系后，得出以下三点看法：（１）进入二十世纪的中国在寻找出路时，从法国大革命看到中国的前途就在于以革命推翻封建统治，建立共和国，由此开始了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历史，革命成为它的主题。（２）在前四分之一世纪里，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国人推翻了封建王朝，建立共和国，但从实践中认识到政治革命并未解决中国的问题，于是又从俄国十月革命找到新的理论与实际的支持，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以社会主义为目标。这成为二十世纪第二个四分之一时期中国历史的主题。（３）中国革命的两个阶段，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不仅有它的政治发展的逻辑，也有其思想发展的逻辑。这个逻辑既表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又预示了新的人民共和国在向社会主义前进时还不得不继续完成民主革命所要求的反封建的历史任务。
会上，中外学者还讨论了法国大革命与法国的文化心态，法国大革命与人权宣言，人权宣言在近代中国的介绍和影响，以及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宪法等问题。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阮元《畴人传》反映了什么？
一代名儒的失误
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心态 以古老陈旧的中学来评议新颖的西学
左步青
清代乾嘉时期，汉学鼎盛，著名的有吴皖两派。在扬州地区，则有汪中、焦循、阮元、王念孙、王引之、任大椿、刘宝楠等一批学者。他们学问渊博，识断精审，研究的对象以传统的儒家经学为主。由于要通经，也精通文字音韵、名物训诂，以求解经治史。他们还把研究范围扩大到地理金石、天算乐历等方面。这批学者形成乾嘉学派的分支扬州学派。但是，他们毕竟是在封闭已久的封建时代做学问，传统的思维方式使他们难以冲破封建学术的桎梏，正确对待西方文化的冲击，在思想上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阮元编撰的《畴人传》便是一个例证。（畴人指古代专门研究天文、历法、数学的人。）
阮元（１７６４—１８４９），江苏仪征人，历任督抚要职，拜体仁阁大学士，兼任经筵讲官。他为官五十年，清慎持躬，颇著政声。更可贵的是他在官不废学问，既是有清一代身居显要的名宦，又是造诣精深的一代名儒。他提倡经学，主张通过音韵训诂弄清古代典籍的内容，并进一步讲求“义理”。他说：“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又说：“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他一生宦游，同时孜孜不倦于整理典籍，刊刻图书。他也很注意以经学课士，培养人才，在杭州西湖孤山之麓创办诂经精舍，在广州越秀山麓创立学海堂，自己还购置图书，设立灵隐书藏（图书馆）、焦山书藏，以便利士人阅读。他的治学成绩和对传统文化的贡献是应当肯定的。《清史稿》称他“身历乾嘉文物鼎盛之时，主持风会数十年，海内学者奉为山斗焉”，诚非虚语。
嘉庆二年（１７９５），阮元约了他的族姐夫焦循开始编撰《畴人传》，历时十三年，成书四十六卷。这是一部用传记体记叙我国从上古到清代中叶天文、历法、数学家生平事略及其学术上成就的著作，共辑录二百四十三人，另有西洋人三十七人。阮元自称编撰这部书的目的在于“溯古今沿革之原，究中西异同之数”，“网络古今，融会中西”。的确，这是我国科技发展史的开山之作。但由于阮元、焦循等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不了然，犹如雾中观花，未必真切。而且阮元沿袭清初以来学术界盛行的观点“西学源于中学”，极力从中国古代的载籍中去探求西学的源流，以古老陈旧的中学来评议新颖的西学，实际上是以封闭的传统文化的壁垒消极抵制外来文化的渗入，必然造成许多失误。
明末清初，我国的科学技术虽然也在缓慢地发展，但与同时期欧洲的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等取得的科学成就相比，无疑是落后的。一些中国学者从西方传教士手中接受了有限的西方科学知识，通过自己的钻研，卓然成家，从徐光启、李之藻到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等都是如此。这是难能可贵的。作为清代中叶思想文化主力的乾嘉学者，对待西学东渐的严峻局面，本可以以此为契机，开阔视野，积极探索，以启蒙图新。但阮元却极力夸大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成就。他所谓“究中西异同之数”，即是清代一些学者热衷的“会通中西”的说法，希望通过对中西天文历算等两方面的研究，证明中国的传统文化比任何“外夷”要高明。这是用传统的信念，虚幻的自满文饰曲解，以抑彼扬我，自解自慰。
阮元这些偏颇的看法在《畴人传》一书中随处可见。例如，他认为“中土推步之学（即推算天文历法之学），自汉而唐而宋而元，大抵由浅入深，由疏渐密”，推崇中国古代天文数学最为精审、完备，甚至“自生民以来，未有如本朝之得天者”；“吾中土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他贬低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西方传教士传入的天文、数学、地理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在评论汤若望时，阮元充分表现了天朝大国名儒大师虚骄自大的态度。他说，欧罗巴是“极西之小国”，汤若望是“小国之陪臣”，以“其术诚验于天”，为“圣圣相传”的大清朝录用，是朝廷“如天之度量”。汤若望曾列举“地形实圆”、“昼夜不等”、“置闰不同”等四十二事“表西法之异，证中术之疏”，阮元很不服气。他从中国古籍中找出一些记载与西学逐一比附，写道：
“元尝博观史志，综览天文算学家言，而知新法亦集合古今之长而为之，非彼中人所能独创也。地如圆体，则曾子十篇中已言之。太阳高卑，与考灵曜地有四游之说合。蒙气有差，即姜岌地有游气之论。诸曜异天，即郄萌不附天体之说。凡此之等，安知非出于中国？……使必曰西学非中士所能及，则我大清亿万年颁朔之法，必当问之于欧罗巴乎？”
阮元从故纸堆中采撷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中一些朦胧的、未经科学实证的思想，来和西方经过近代科学检验的科技知识争高低，以一千多年前东汉时《尚书纬·考灵曜》中“地有四游”之说证明西方先进的科学成果都是中国古已有之。他还以尊古崇圣的心情藐视“专力西学，推崇甚至”的中国学者，讥笑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接受西学是受传教士的蒙蔽，是汤若望辈对西学“夸大其词以眩吾中国，而徐、李诸公受其欺而不之悟也”。他津津乐道“我国家右文尊道，六艺昌明”，而徐光启“不读古书，谬云西法胜于中法，是但知西法而已，安知所谓古法哉？”阮元丝毫没有察觉到循着这条“古道”继续走下去，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沉疴在身的古老中国即将面临危机。对传统的文化观念一往情深和对西学的肤浅认识，锢蔽了一代名儒的视野。
在《畴人传》中，阮元对于哥白尼日心说的全面否定，反映了他对西方新兴的自然科学格格不入。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１４７３—１５４３）发表了关于地球围绕太阳运行，地球每昼夜绕地轴自转一周的日心说，这一伟大的发现震撼了宗教神学的宇宙观，恩格斯称之为自然科学发布的独立宣言，是向教会迷信提出的挑战。从此以后，自然科学从宗教的禁锢下解放出来，开始大步前进。早在乾隆年间，法国人蒋友仁来到中国，就已经介绍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和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阮元在《畴人传》的“蒋友仁传”的结尾斥之为“其为说，至于上下易位，动静倒置，则离经叛道，不可为训”。在封建时代的学术界，“离经叛道”就是“悖逆不法”，阮元的评论显露出他在文化上排斥异己的保守心态，其谬误是显而易见的。
《畴人传》中也有一些对西艺的肯定。如阮元赞赏西方制造的仪器，认为“西人熟于几何，故所制仪象极为精审。盖仪象精审则测量真确，测量真确则推步密合。西法之有验于天，实仪象有以先之”。他佩服西人为了“机巧相尚”而“殚精毕虑于此”。承认西方“器艺”是好的，总算还有一点理性的分析态度。阮元代表了中国正统的士大夫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心理和陈旧的思想模式，不能顺应历史的潮流，迎接世界范围自然科学发展的曙光。这时候，风靡乾嘉的汉学也和清王朝的命运一样，正从盛极的顶峰走向没落，逐渐为龚自珍、魏源等为代表的新的进步思潮所代替。这是历史的必然。我们不能苛求于古人，但通过这一事例说明：对外来文化的接受，必然要受到传统思想的制约；偏好于传统，将会带来沉重的负担，付出更大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