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王守兰——长春“第二民政局”
郑宏范
初春的北京乍暖还寒，在此出席中国企业管理协会女企业家协会第三次理事会的代表中，有一位带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的代表。她就是长春益民副食品商店经理王守兰。
心宽体胖的王守兰短发微烫，带一副黑边眼镜，身上蓝、黑、红三色相间的运动服为年届５０的她平添了几多朝气。如果说从其发福的体态你或许还能窥出她的富裕，那么，仅凭外表你却很难臆见一位普普通通的妇女艰辛坎坷的一生，以及她奉献给我们社会的广博的爱。
王守兰是个孤儿，没有结过婚，但她却是个庞大家庭的当家人。这个家共有２８口人，２３个姓。除王守兰外，其他人以前或是鳏寡孤独，或是残疾青年，或是被人遗弃的婴孩，或是流浪街头的乞儿。
想起来是那么遥远。１９４６年，肆虐的鼠疫夺去了王守兰父母的生命，５岁的她被卖去做童养媳。解放后，党和政府送她进孤儿院，上学读书。１９６３年，王守兰由吉林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到吉林省教育厅工作。“文革”中，她蒙受不白之冤，被判处２０年有期徒刑，进了监狱。１９８０年，党和政府为她落实政策，王守兰得以平反出狱。
她从磨难中悟出爱与人生的真谛。她爱社会，爱周围的人，为国家、为他人分忧解难是她最大的快乐。
１９８２年，王守兰得知乡下的叔叔孑然一身，生活困难，便赶去把老人接到她位于长春妇产科医院对面的家中一起生活。
次年一个夏日的清晨，窗外噪杂的人语夹杂着一个婴儿嘶哑的啼哭。王守兰走出门来，只见人群中间一清洁工抱着从垃圾箱捡到的身上长着两个大瘤子的嗷嗷待哺的女婴。“多可怜呀，我来养她！”从此，每月６２元的工资要养活自己和一老一小，还要为婴儿看病，生活煞是窘迫。王守兰给贫困中捡来的小生命取名“王琼”，是当时家庭生活贫寒的意思。
家门口妇产科医院的病人不能及时买到红糖、卫生纸而有诸多不便。为方便姊妹们，也为了一家三口的生计，１９８３年末，王守兰借款５００元，在自家的窗口挂上了“益民日杂店”的牌子，卖些红糖、鸡蛋、卫生纸等。小店每天凌晨４点开门，直到夜晚十一、二点关门。她卖鸡蛋，每个比别人便宜５分钱；她熬小米粥，免费供给孕妇、病人。经年累月，小店声誉渐高，生意日隆，小本生意滚雪球似地一天比一天大，医院远近都知道有个热心肠的“王大姐”。１９８５年４月，王守兰又用挣的钱买来汽车兼搞客运，每月能挣上万元。
“你过去吃了那么多苦，现在有了钱，自己该好好享受享受了。”许多人以此言相劝。可王守兰说：“我是社会抚养长大的孤儿，我富了，应该为社会尽更多的责任。”１９８５年１月，王守兰在新春街办事处遇见前来申请补助的７５岁的杜文宗老太太。当她听说老太太膝下无儿无女，平日靠摆小人书摊度日，冬天生活苦不堪言的情况，欣然把老太太接到自己家中。几年来，王守兰又先后收养了三个婴孩，一个是从厕所里捡的，一个是别人从妇产医院里扔出来的，另一个是妈妈离世、爸爸入狱、自己流浪街头的小可怜。王守兰分别给他们取名为：王富、王乐、王平。她说：“这叫过去穷，现在富，大家在一起快快乐乐、平平安安。”现在，８岁的老大王平在重点学校读书，６岁的王琼进了市少年宫。这次和王守兰一起来北京开会的就是王琼。另外两个４岁、２岁的孩子，王守兰也专门请了保姆照看他们。现在，除了４个孩子，王守兰义务收养的还有２０位老人（其中１位残疾）、１个残疾青年、２个失足青年。王守兰平日生活克勤克俭，但为了社会福利事业她却总是慷慨解囊。１９８６年，她为吉林省儿童福利基金会捐款１万元。１９８８年４月，王守兰自己投资兴建了长春第一家个体福利院，为鳏寡老人们购买了彩电、冰箱、电风扇、录音机、洗衣机等设备。老人们说：“没想到我们无儿无女的，老了还能享这样的福。”
在长春，许多人管王守兰叫“第二民政局”。眼下，王守兰已自筹资金１００万元，计划兴建一幢６层、３０００平方米的“长春守兰益民福利大楼”，开养老院，办幼儿园。她说：“以后我招收职工，将多招失足青年，因为，他们需要社会的关心。”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党的生活
党要从“指挥和领导一切”中解脱出来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张勃兴
党的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党的领导就是政治领导，并赋予政治领导以丰富的、明确的内涵。我以为，从理论和实践上搞清这个问题，是各级党组织，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在新时期，我们党的工作重点已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要求党的领导必须充分发挥政权机关、社会团体和企事业的作用，而不能像过去那样包办代替。实行党政分开，加强党的政治领导，就是适应这种形势、任务的新变化而提出来的，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
在这个问题上，任何僵化的、墨守陈规的观念都是错误的。现在不少人还停留在传统的党的领导观念上，抱着“一元化领导”模式不放。他们担心一提政治领导，党的地位就降低了，作用变小了，权力没有了，做党的工作无事可干了。不少从事党务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甚至产生一种失落感、自卑感。陕西省曾经对３７３名中青年干部抽样问卷调查。有５６．３％的人认为，党政分开会削弱党的领导作用，降低党的影响力；有４５％的人认为，党政分开“在实践中难以收到明显效果”、“只能导致人们对党的不信任”。而问及实行党政分开的主要困难，有３８．１％的人认为是“党政部门的干部思想不通”。值得注意的是，这３７３名干部中县处级干部占２０８人，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占７２％。看来，要做好思想工作，搞好更新观念的教育，加强新时期党的建设理论的教育，还要用很大的力气。
党的领导属于政治领导，即政治原则、政治方向的领导，而不是直接管行政事务。这就是说，党对国家的领导是体现在党确定国家发展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决定国家的发展沿着什么样的道路前进的问题。这种领导是最高层次的领导、最有权威的领导。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党“只能管大事，不能管小事”。为此，必须破除思想上“一元化领导”观点、组织领导上“一把手”观念，摒弃决策上的“一揽子会议”，工作指挥上的“一把抓”。坚决从传统的“党指挥一切、领导一切”的观念中解脱出来。
党的领导职能是管政治原则、政治方向，重大决策和向国家机关推荐重要干部。在实践中，我们概括成十个字：规划、指导、用人、教育、监督。
近几年来，我们为改善党的领导做了不少工作，有一定成效。但是，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以为，当前推进党政分开的步伐，主要应该解决三个问题。
一是要在执行地方党委职能上下功夫。
党政分开的核心，是党政职能分开。地方各级党委的职能，十三大明确规定为五项主要职责。我们体会，地方党委的五项职能中，“对地方性的重大问题提出决策”这一条是关键，也最不好把握。必须首先弄清楚哪些属于应当由地方党委决策的重大问题。不然，就容易把一些不该由党委决策的事情揽到党委来决策，而把一些应该由党委决策的事情丢掉。
二是要从组织、制度上保证党政分开的实施。
实行党政分开，除首先抓好党政职能分开外，还必须从组织上、制度建设上采取有效措施。
从组织上解决党政分开问题，要充分考虑到各级党组织所处地位和担负责任的差异性，不搞一个模式，不求一步到位。基层执行性的任务偏多，党政双方要密切配合、协同工作，不能分得过细。
十三大之后，我们制定或修定了省委各种工作规则和制度，包括常委会的议事制度、议事内容和工作程序，各地（市）、县委也制定了自己的规定和制度，改变了过去党包揽一切，什么事情都要拿到党委决定的“一元化模式”，使党政分开问题有了制度上的保证。
从我省的实践看，要解决好党政分开问题，目前有几个难点需要突破：
一是党委如何领导经济工作。地方党政分开后，不存在党委该不该领导经济的问题，而是在党政分开条件下，党委站在总揽本地区经济建设全局的高度，如何抓好经济工作的问题。
二是党委如何领导意识形态工作。地方党委不管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对，但像目前这样由党委的宣传部门直接和政府并行管理政府序列的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等部门业务工作的做法，也是不妥当的。
三是如何处理好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和依法任免行政干部的关系。这个问题非常敏感，搞得不好，党政关系很难协调。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把握好“推荐”与“决定”的区别和内在联系。推荐是党委管理干部的一种新的方式。既是推荐，就不能要求人大、政府都通过。既要推荐，就必须认真考察干部，力戒盲目之举。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直言不讳
“态度好”不能当作“挡箭牌”
史占旗
经常从报上看到一种对读者揭露的不正之风的“答复”：某某同志以权谋私基本属实，但由于本人已做了深刻检查，就不再处理了；对于某某挥霍公款的问题，我们已令其作出深刻检查，将视检查态度再作处理。有一位正局级干部犯了渎职罪，给国家造成２００多万元的损失，有关部门就是“鉴于他态度较好”，决定免于起诉，由正局级降为正处级了事。
本来错误事实俱在，问题严重，然而仍不处理，还要看一看“态度”；本来有罪，只因“态度较好”几个字，就可以变为无罪，而且照样为官。在这里，“态度”问题似乎成了对有关责任者进行处理的主要依据，而严重错误和犯罪事实却成了无关紧要的东西。
诚然，检查深刻，认错或认罪态度较好，是应该欢迎的，在处理上也要有所考虑。然而，态度再好，检查再深刻，也不能抵消错误或罪行。
再说，有些人搞了不正之风和以权谋私，一旦败露，为了使自己得到“从宽”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会表现得“态度”很好的。做起检查来，也会“深刻”得很，“诚恳”得很，甚至还会挤出几滴眼泪。只有傻瓜才会态度不好，或检查不“深刻”。事实上，有些人所谓的“态度好”不过是演戏而已。其目的是为了实现“以权谋私——深刻检查——平安无事”的三部曲。有些人每受处分都能做到“态度好”就一而再以权谋私，检查一阵子，舒服一辈子，实在占尽便宜。
其实，什么是态度好，是真好还是假好？什么是检查深刻，是真深刻还是假深刻？其结论是群众的公认，还是领导个人的意见？这里面有不少名堂。比如，你说他检查不深刻，我说他检查深刻得很；你说他态度不好，我说他态度好得很哩。因本人检查深刻就不处理，以及因态度较好免于起诉云云，不过是对责任者进行开脱的一种遁词。
可见，要杜绝以“态度好”逃脱处分、法办的现象，关键是要解决“有关部门”对反腐败态度是否端正。敷衍了事，罚不当罪，有的是对党的事业和法纪的不负责任的态度，有的则可能是官官相护、沆瀣一气。对这些“有关部门”，对执法、执纪的这些人员，我们应采取什么态度呢？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一身正气
让“私情”的“小溪”断流
“假如把‘私情’比作‘小溪’的话，那我这个物资局长只好让它断流。”这是河北省曲阳县物资局长田增录常讲的一句话。
５年前，田增录刚当上县物资局长那一阵子，可谓“胜友如云”，常有亲戚、朋友找上门来，托他给批点平价木材、钢筋什么的，他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该办的一概不办。渐渐地，门庭冷落了。遭到拒绝的，多数人能够理解他、体谅他，有些人更尊重他，但也有些人同他断了交情。
“无欲则刚”。有些人遭田增录拒绝后，愤愤地说：“看你就能万事不求人！”等着机会给他“洗脑子”。然而，这田增录还真的“不求人”。他当干部３０余年，在１２个单位当过领导，上上下下都熟悉，可从未找过任何人为老伴“农转非”，或为子女安插工作。他的５个孩子，大儿子参军提干，二儿子在地区煤矿当了１３年临时工，去年才按政策转为合同制工人，三儿子和两个女儿的户口仍在农村。
一次，福建省漳州市某供销社的承包人来曲阳洽谈生意，他为了与县物资局达成木材供货协议，在同田增录见面时趁没别人在场，塞给田增录一封信，说：“一点小意思，请局长笑纳。”田增录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钱。老田的脸色马上就变了，当即退给了他，严肃地对他说：“咱做买卖要走正道，我们这里不兴这一套。”经过协商，县物资局与他本着互利的原则，签定了供货合同。这个承包人感动地对曲阳县物资局的同志说：“有些物资部门的人，你不塞点根本办不了事。你们这里的风气真好！”
还有一次，县物资局所属公司的一位领导，违犯财经纪律，以给职工买皮鞋和大衣为名，给每个人发了１７０元现金，共计开支２７２０元。还让大家保密。这种“密”毕竟是保不住的，很快传到田增录的耳朵里。对此，田增录十分恼火，组织人员调查核实后，不徇私情，除责令该公司领导人限期将款收齐上缴外，还责令其在职工大会上作了检查。鉴于该公司领导人认错态度较好，局里才决定免于处分。
田增录说：“物资局掌握着不少财和物，不严格制度、严格管理，搞点小动作很容易，我这个当局长的首先不能开口子。”
（鹿鸣 成福 梦龙）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从“直线加方块”的模式中走出
——关于改进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思考
几年前，一位部队作家曾把军队简单、生硬的思想政治工作形象地比喻为“直线加方块”。今天提起思想政治工作，许多干部仍会不由地摇头、叹气：“现在的兵真难带，战士的思想工作难做呀！”记者近日在苏南一些连队采访，所见所闻告诉我们：从“直线加方块”的模式中走出来，是部队思想政治工作在新形势下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老问题。
围墙加禁令失效——
思考之一：思想政治工作关门筑垒、消极防范的做法失灵了。
某连驻地有家麻纺厂，厂里有二百多青年女工。业余时间，不少战士主动登门与之“挂钩”。连队干部着了急，领着全连战士绕营区砌起一道围墙，并且明文规定：谁越雷池一步，就处分谁。但是，大墙、禁令都未能封住士兵的心，《爱情的烈火永不灭》这首歌越唱越广，违纪现象不断发生。
战士中不乏这般发问者：“现在，许多企业都与国外联营，不少中国人同外国人联姻，当兵的为何不能有缘千里来相会？”针对这样的思想实际，规定几个“不准”，砌上一道围墙，表面上果断、坚决，实际上回避了矛盾，未能触及战士的思想实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反，只有让他们广泛接触社会，借助社会力量，因势利导，才能收到成效。
驻厦门鼓浪屿八连的实践说明了这个问题。几年前，国门初开，各种肤色的人流向鼓浪屿时，连队干部担心战士出问题，也曾规定了几“不准”，甚至上街纠察，往回撵人。结果，追回一个出去仨。后来，党支部根据战士思想特点，改革思想政治工作，变逆为顺，变堵为疏。战士对海滨浴场感到神秘好奇，想探个究竟，连队就组织去那里游泳，战士对跳舞有兴趣，连队就请地方部门的老师来教，然后有组织地与地方青年开展联谊……战士们的求知欲得到了满足，兴趣也广泛了。由于军营生活丰富、多彩，八连战士思想稳定，近年来没有发生过违纪现象。
“探家个把月，回来闹转业。”——
思考之二：思想政治工作脱离现实、不敢正视现实的状况亟待改变。
“探家个把月，回来闹转业。”这是军营里流传的一则顺口溜。意思是说，干部、战士在部队接受教育，安心服役，可探亲回乡，走走看看，个把月归来，思想就离了谱，闹复员、闹转业。某单位曾对探过亲的六十一人进行调查，结果，三十七人归队后不安心服役，占百分之六十点七。
基层思想政治工作经不起“探家个把月”的冲击，显得如此脆弱，原因何在？眼下思想政治工作脱离现实、不敢正视现状的做法，可以说是主要原因。
由于受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模式的影响，部队抓这项工作的基调往往是讲“大好形势”、“巨大成就”和“优越性”。一些指导员无论是上政治教育课，还是找战士谈心，很少能触及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热点问题。许多战士对党风、物价、分配不公等问题十分关心，然而，他们的疑问和困惑通常得不到及时、有说服力的解答。另外，有一种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是偏重美的启迪和善的说教，但却忽略对真的揭示。结果是听起来动情，催人奋进，但一遇纷然杂陈的社会现实就变得软弱无力。一位战士说，指导员讲课说地方对当兵的怎么怎么好，可回家一看，连起码的优抚金都不能兑现，真不如早点退伍回家挣钱。
讲真话，道实情，提高战士的心理承受力，这是改进部队思想政治工作的当务之急。
三份入党志愿书该不该宣布作废——
思考之三：思想政治工作要摒弃“思想问题等于政治问题”的旧公式，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中，人的绝大部分思想属于非政治性的。
某部二连有三名服役期满的战士填写入党志愿书后，先后接到家信。一个是战士的父亲承包了养殖场，劳力不够；另两个是战士的家庭与签订合同的单位闹经济纠纷。家里来信分别要求他们退伍。这三名战士觉得自己已按兵役法服役期满，家中有实际困难，便向连队提出年底退伍的要求。战士能把自己的思想问题主动谈出来，应当说是对组织的信任。遗憾的是，连队干部把这件事当政治问题来看，说他们政治上不坚定，不成熟，不符合共产党员条件，宣布他们的入党志愿书作废。
理解人、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应成为每个思想政治工作者的新思路；改变动辄从政治立场着眼的旧思维，是摆在每个思想政治工作者面前的新课题。
新华社记者 揭衍珍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重男轻女的恶果
今年１月１０日，无情的手铐紧扣住重男轻女、残害亲生女儿的杀人犯武玉才、李秋霞夫妇。
罪犯武玉才是内蒙古牙克石市乌努耳林业局中学的司炉工。他的妻子李秋霞是这个林业局的工人。１９８０年他们生下一个女孩，武玉才认为无儿无法传宗接代，便偷偷地要了第二胎。为躲避计划生育政策的处罚，李秋霞临产前回到了河北省固城老家。可这偷要的第二胎偏偏又是个女孩。李秋霞将仅２８天的二女儿武艳扔给奶奶，自己返回了乌努耳。
１９８６年小武艳３岁，其父才把她接回。没想到从此武艳成了父母的出气筒。武玉才把没有儿子看成女儿武艳的过错，动不动就拳打脚踢，百般虐待。他恨武艳占去了他生儿子的机会。只有除掉这个“孽障”，才有生儿子的希望。一天，年仅５岁的小武艳最后一次撕心裂肺地喊叫后，死于其父的脚下，被扔了出去。
武玉才残害亲生女儿的罪恶活动被公安机关察觉。１月１０日，乌努耳林业公安局的干警从山上雪地里把尸体拉了回来。经法医检查，这个小小的尸体竟有５１处伤痕。当即，无情的手铐铐在了罪犯武玉才、李秋霞的手上。对于这样以身试法的人，当然要依法严惩。同时，我们也希望人们从这个案件中得到启示：重男轻女思想会产生什么样的严重恶果！ 王玉民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青年热门话题
面对遗落的硬币……
王小蕾
“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手里边……”这支歌是我小时候学会的第一支歌。也许是受了它的教育吧，当我捡到钱时，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硬币，也要马上交给老师。在我看来那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啊！可是，现在如果有人捡起五分钱交给警察，却可能会得到鄙夷的目光。
一天，上操的时候，我忽然发现地上躺着两个五分硬币。前面的同学分明看见了，但一抬腿过去了。旁边的同学喊了一句：“谁丢硬币了。”他见无人答应，便用脚踢了一下，走了。我轻轻地拾起它们，递到生活委员手里：“当班费吧！”她插在兜里的手并没有动，只是扭着身子说：“唉，你装着吧，这么点……”后面的她没有说。这时，我发现身边围了一堆人，脸上几乎都带着鄙夷和不解的神色。顿时，我觉得手中抓的不是硬币而是一块烧红的铁板，脸烫得要命，一种无形的压力使我迷惘了。怎么办？看来生活委员不会收下它；如果我收起它，那后果可想而知。看来只得让它重新回到地上了……发生这件事后，我的心总是沉甸甸的，想了很久之后才找到一个“好”的解释方法：“看来，现在已路不拾遗了。”但没过几天，另外一件事又一次证明我错了。
一天，我正往学校去的路上走，前面的一个女同学在拿手绢时带出了几枚硬币，落地有声，但她似乎没听到。我追上去说：“同学，你掉钱了。”她上下打量了一下我，嘟囔了一句：“几分钱就大惊小怪的，乡下佬。”
这是一种怎样的心理呀！的确，改革使一些人先富了起来，然而富就可以浪费吗？有的人在人前时，爱摆一下自己的阔绰，用浪费来满足自己那可怜的虚荣心。一天，报纸上登了一则消息：“一位小学生用１元钱作代价让同桌同学给他捡铅笔（请注意铅笔就在他旁边，他也并非残废）。”呜呼，这就是当今“体面人”的做法。浪费，对于现在的一些家庭来说似乎已不被视作“败家子”行为了。然而，我们还有一个大家，在这个大家里有一些人温饱还成问题。既然我们这些“体面人”能慷慨地扔，为什么不能慷慨地奉献一些给自己的同胞呢？有人说硬币是小事，难道这真是小事吗？如果中国十亿人口每人每天丢弃一分，用这一分垫起的虚荣心会与日俱增，到后来也许会扔十个一分，一百个一分，一千个一分……
中国还不富裕，要不得这种虚荣心，要不得这种所谓的“慷慨”。把小小硬币拾起来吧，把虚荣心收起来吧。不要等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到那时就晚了。
（作者是内蒙古师大附中初三女学生）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新闻摄影比赛
生者与死者的抗争
汪文生于1989年3月9日摄于河南省商丘市南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