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思想库
●如何发挥科技促进经济的潜力？
●如何提高资金和资源的利用率？
●如何使我国产品打入国际市场？
出路：技术创新
本报记者 陈祖甲
贾蔚文，曾在工厂担负领导工作，以后到国家经委政策研究室。１９７８年后，任国家科委办公厅副主任、计划局副局长、攻关局局长、国家科委委员等职。现任国家科委科技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副理事长。近１０年来，他一直在探索经济和科技结合的问题。
记者：听说您正在研究技术创新问题。这个概念对本报的读者来说十分陌生。能否请您介绍一下？
贾蔚文：“技术创新”的理论观点，最早由美籍奥地利学者熊彼特１９１２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提出来的。创新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用生产技术和生产方法的变革来解释经济发展过程。这是当前国际上的一个热门课题。许多发达国家或先或后地制订了促进技术创新的法规和政策，有些发展中国家，也探索出一条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而使经济得到振兴的路子。
记者：可是，熊彼特本人认为这种理论不适合于社会主义国家。那么，现在研究技术创新，对我国的经济有什么意义呢？
贾蔚文：技术创新理论在近些年来有所发展。人们把技术创新与新技术革命结合起来，希望通过经济和技术一体化来提高本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这是一条发展商品经济的思路。这种模式不仅适用于发达国家，也适用于具有一定经济基础和科技力量的发展中国家。
从我国的情况看，我们在赢得经济较高地增长速度方面取得了好成绩。但在相应地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消耗、提高资金利用效益和资源效率方面则不理想。国际社会对我们的人均固定资产高、投入高、产出效益低，一直有批评。
记者：近１０年来，我们一直在鼓动经济和科技的结合，以科技进步来促进经济发展。可是科技的潜力始终没有发挥出来。有人认为这是资金不足的缘故。
贾蔚文：资金缺乏，人均占有资源不足，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现有的资金运用得如何？资源的效益发挥得如何？这是我们最主要的弱点。国际上对各国经济发展的评价中有个指标，叫做综合要素生产平（指劳动力和资金的投入与总产值之间的差额），以及由此得来的综合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我国建国以来的综合要素生产平不仅较发达国家低很多，同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较，也处于较低水平。进入８０年代以来有所进步，但仍然很低。
我们过去把主要精力放在量的增长上，如超英赶美，而不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效益、提高质量、降低消耗上。尽管有些文件也提出讲究效益和效率，但实际运行中，从经济生活到经济体制、政策都没有向这方面进行有成效的引导。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
记者：那么，您看我国经济发展的出路何在？
贾蔚文：出路在于实行以技术创新为内在机制的发展模式。过去我们讲技术进步，往往把主要视线放在搞出好的发明、使我们的技术在国际领先上。这自然是必要的。然而，有了好的技术成果是不是就有好的效益和效率了呢？实际上这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对于这个问题，科技界、经济界、企业界都很少研究，似乎认为这不是自己范围的事。
记者：我们鼓动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至少已有１０个年头了。可是，就是推不开。有资料说，仅上海市机电系统，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８７年获得的成果达１１６４项，推广应用的只有１１０项，不到１０％。即便是应用的项目，真正占领市场取得重大效益的产品又寥寥无几。看来，从成果到商品，这里头还有什么奥秘没有解开。
贾蔚文：这就是我们正在研究的技术创新问题。如果从研究开发的经费、所取得的技术成果来看，日本不如美国。但是，把成果变成产品的本领，日本却超过了美国。许多领域的产品，日本在世界上是领先的。因为日本在战后建立了一种强有力的技术创新机制和实施一套行之有效的技术创新政策。南朝鲜的彩电、汽车能够打入美国市场，技术创新搞得好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记者：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您所说的技术创新就是指从技术成果到生产产品的过程。
贾蔚文：这是一个创造性的劳动过程。现在对技术创新有几种误解。以前曾把技术创新翻译成技术革新。而在汉语里，技术革新又是指群众性的小改小革。这样，技术创新就没有被引起重视。另一种观点认为，技术创新就是创造发明，是指技术成果而言。其实不然，技术创新不仅是技术的获取，创造发明，更主要的阶段在于把技术创造性地应用于生产，制造出产品去占领市场。还有一种看法，以为技术创新是技术领域的事。这也是一种误解。技术创新是一个经济概念，应当包括经济、技术、管理和社会等许多方面的一个综合性的工作过程。这是一个提高国家经济的国际竞争能力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
记者：如此说来，技术创新的内涵一定相当丰富了。
贾蔚文：技术创新应当包括９个环节：产品的设计、生产资金、原材料和装备的供应来源、生产工艺和技术、新的组织管理形式、人才的新组合和对职工的培训、市场销售网络的建立，还有企业家阶层的形成。这些环节缺一不可，逐一地健全这些环节并且理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记者：这些环节在我国都很薄弱。拿产品设计来说，从外观到内部结构的设计都不很讲究。现在有一本《设计》杂志，是中央工艺美院办的。企业界很少注意。
贾蔚文：是这样。通过设计，可以把有关的技术和管理、组织的好经验优化组合进来，使产品具有新的品质和价值。为此，我们需要研究商品学、市场等等。可惜，我们现在的企业有基建投入，生产投入，却很少有技术创新其中包括设计、中间试验和产品试制等方面的投入。又比如，对于销售，我们也没有把它当作一种创造性劳动。像万宝产品准备销往美国，同万宝合作的美国代理销售公司提前两年就做销售准备，包括做广告，还为此专门成立了一个分公司。南朝鲜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建立了销售网络，我们这方面起步较晚。
记者：您讲的技术创新同成果推广应用好像是一个过程。
贾蔚文：从表面上看是这样。然而，这两个概念根基于两种不同的观念和运行机制。成果推广应用是个产品经济的概念，就是说，把成果在某些方面得到一些应用就达到目的了。如果能做成产品那就是最好的结果了，至于能不能成为有国际竞争力的商品，进入市场，占领市场，不是这个概念的“分内之事”。技术创新则是个商品经济的概念，是个创造性的概念。为了把成果变成商品，需要研究产品的功能、外观，对于有些消费品来说，还要包括魅力价值、性能价格比、销售渠道、广告、售后服务、信息反馈等等。不仅要研究自己的商品，还要研究竞争对手的优势和弱点，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所以，要实现技术创新，首先要更新观念。
我们讲科学技术变为生产力，这里有两种长短不同的链条。长链条是从研究新概念，经过研究、开发、技术创新到出产品；另一条短链从技术成果经过技术创新到产品。在当前，我们发展经济，更需要像打篮球那样多采用从中间“切入”的方式，以有些已有的技术成果或引进的技术为起点，经过技术创新做出高质量的新产品，走后一条路，就是走技术创新的捷径，周期短，见效快。这对我国来说，是一条加快经济发展的道路。这也是近几十年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经验所一再证明了的。我以为，建立强有力的技术创新体制是整个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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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我看“新读书无用论”
厌学风之我见
厌学的出现只是一个表面现象
它折射出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上海体育学院 潘兴
厌学风，在中华大地悄悄地蔓延。
谁之过？学生是无辜的；教师中虽有一小部分人厌教，但绝大部分教师在默默无闻中艰苦地工作着。究其风源，乃是出自落后的国民心理和失误的现行政策。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国是越过资本主义社会，直接由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情况下，跨入本该拥有发达工业的社会主义社会。工业的落后，必然导致不重视知识，看不到知识的价值，因而也就必然会出现体脑倒挂；而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社会，就不懂得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因而一旦有人不顾国情，盲目提出高消费的主张，便与国民的传统心理一拍即合。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代代相续的小农经济给农业生产者造就了平均主义、相互攀比的心理意识。假如有人先富一步，其它人都会心理不平衡。要富大家一起富，要花钱大家一起花，这就给人们越来越看重钱的心理意识创造了条件。在现阶段的中国，越向钱看，就越贬低知识的价值。为什么呢？因为中国传统的学校教育是为了做官，单一的教育内容，固定的教育方法，这股遗风一直延续至今。这种种历史的因素、社会的因素、心理的因素搅和在一起，只会使知识贬值，使厌学风愈演愈烈。
具体地分析一下我国自古即以农立国的流弊，就会看到农民历来种田靠天，靠世袭经验。时至今日——２０世纪，我国种田还在使用原始农具，牛犁人锄。知识，与我国的传统农业是无缘的。早在汉朝，一个农民就能养活２—３人。这个纪录至今也没有被突破，不是１０亿人口８亿农民吗？须知在先进国家，靠知识，一个农业工人已可养活６０—７０人。
我国的农业不需知识，那么工业应该要靠知识了。其实不然。中国人精于发明，却不善于利用发明出来的东西。中国的知识分子缺乏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的社会环境和自身能力。对普通百姓，重大发明在他们日常的生活中，距离太远了，大家体会不到它给人们带来的实惠，体会不出它是知识的结晶。大家都认为，社会财富是工人、农民创造出来的，知识分子只会动嘴动笔，创造不出财富。因此，在今天的中国，知识仍然是没有市场的。
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怎么体现出来呢？难怪会出现“手术刀不如剃头刀，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奇特现象。
党和政府多次想改变知识分子的待遇，但国民的心理能接受吗？上面已经分析，生产力低下，生产活动不需要新知识，现行的引进外国知识成果的政策，又使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体现不出来。知识分子是靠工人农民养活的这种老调仍有人重弹。因此，在现实生活中就出现了知识程度愈高、生活水平就愈低的反常状况。
所有这一切，怎么能使学生不产生厌学情绪呢？
厌学只是一个表面现象，深入地刮析它的深部，可以发现它折射出许许多多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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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学生面前难题多
专业选择出路有困惑 社会分配不公太刺激
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 刘华杰
我本是学地质的。１９８４年高考，我第一志愿就报了地质系，结果考入了北京大学。不到一年，就发现事情“不对头”，在北大、在全国，地质都受到轻视。１９８８年从北大毕业，我改考了哲学（对我个人来讲，地质学仍很有魅力）。有人说我刚逃出一个“火坑”又入另一个“火坑”，哲学并不比地质景气（至今我仍学着哲学）！
我想，也许哪一学科都有难言的苦衷。问题并不在于我们学什么，而在于个人要受社会定向。目前社会大环境新旧交替，整个教育战线在商品经济的大海中犹如漂浮在海面上的一叶小舟，而它自己的力量又很软弱。
现在能心安理得读书的学生为数不多，著名教育家刘道玉指出的几点原因道出了广大学生的心里话。这里仅补充一点——钱的问题。研究生助学金多少年来一直是每月５８元，加上各种补贴不足８０元，吃饭得用去９０％，剩下的要仔细研究如何分配，买一本书都得再三考虑。另一方面社会呈现给我们另一番景象：从前的同学早就不读书了，现在有不少都“混”得不错，花钱慷慨大方，有的人参加一次舞会要花几十元或几百元，我们自然是望尘莫及，只好在食堂里蹦跶几下了事。据说人大校门口卖馄饨的每月也赚４００多元……强烈的反差使人感觉学习没用，“中国不需要知识”。
“新的读书无用论”与“文革”中“读书无用论”一样，伴随而来的必然是民族灾难。１９７８年左右的光景，人们也许还记忆犹新：各行各业迫切需要知识和人才，而知识和人才又是空前的匮乏，许多人后悔当初没有好好学习。这样讲决不是危言耸听，我们的国家必须立即采取措施，防止恶果发生。
彻底解决“新的读书无用论”，我认为目前要做的关键是：一是国家切实重视教育，落到实处，不能只说不做，比如提高知识分子待遇问题，不让“老九”再变成“老十”等等。教育经费增长率要高于其它部门，国家不能只图眼前利益。二是尽快改革干部人事制度，形成人才市场，使公平竞争成为可能。三是给各大学以自主权，给学生以自主权，学校规定总学分，学生自由选课。学校要引入竞争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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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课余读书
书生之情寄于书
——知识界武侠小说迷心态初探
本报记者 王政
近年来，新派武侠小说渐由市井渗入高校、机关、科研单位。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翩翩君子起初对之不屑一顾，可一旦入眼，便如饮狂泉，欲罢不能。三五好友相聚，大有“开篇不谈金（庸）、梁（羽生）、古（龙），读尽诗书也枉然”之慨。
一般说来，他们并不津津乐道于武功的路数招式，也不深究故事情节的合理与否。那么，究竟是什么吸引了这些曾经或依然自视甚高的知识分子呢？难道是那种“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的无望情爱？或是那种一剑在手、四顾茫茫的孤傲与寂寞？抑或是破书而出的抑强扶弱、大义凛然的干云豪气？是不是可以说，新派武侠小说的某些特点正好契合了当代某些知识分子的心态，使他们得以用一种独特的审美方式遨游于迷离恣肆的武侠天地之中呢？
有的知识分子抱怨“活得没劲儿”！几百年浸透眼泪鲜血、映照刀光剑影的历史之页已沉重地翻过去了，今天似乎应该高唱“平安无事”，总感到社会上缺乏一种让每个人都能自如地发挥才干的机制。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却又生生地缠着你、逼着你这辈子非干出点什么事来不可。只是长期的压抑终于使大部分读书人成熟到了“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的无奈与无为的境界。但他们毕竟是一些不安分的、思维着的灵魂，对于缺乏激情的生活偏偏会时常心有不甘。也算是误打误撞，他们惊喜地在武侠小说的大歌大哭中找到一条痛快淋漓的宣泄渠道。如屡蒙诟辱、满世皆谤，但终于欣逢奇遇，练就不世武功来除奸扬善的杨过与令狐冲，足以使他们一吐憋屈、神清气爽。这些侠义英雄鄙睨正邪之分，不顾世俗礼法，爱我所爱，不悔不怨，虽历尽劫难，但终成正果。这分明给予那些无力摆脱中庸之道的知识分子以某种精神安慰。
的确，改革提供了某些让人一展雄才的机会，但毕竟不会甘霖普降，机遇只赐予那些有魄力、能豁得出去的弄潮儿。至于绝大多数读书人，则敢想而不敢干，坐而论道往往热血沸腾，希望参与变革却又不敢动真格的，只好躲在大侠们敢作敢为的形象背后安抚自己，平衡一下自己不平静的心灵。
有的知识分子则活得太累。超负荷的工作，匮乏的营养，没完没了的家务死死地缠住他们；还要努力把人做圆乎一些，在人前麻木了笑神经，背着人则有一肚子倒不出的苦水。但就算圆滑到顶，也未必换来天降大任于斯人，反而异化了自我。于是，日觉卑微可怜、却仍不敢反其道而行之，张扬个性，活出一个轰轰烈烈来，真有股子“我将狂笑我将哭，哭始欣然笑惨然”的悲凉，而这悲凉只有在读到侠义英雄为人格与尊严不惜生死相搏之时方能稍稍散去。他们的歌哭狂笑终于找到了寄托之所。
关于出世入世，儒道两家颠来倒去折腾了两千年之久。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是在失意时才憬悟唯有超脱是为良方。或许本民族有超前思维的遗传因子，处在前工业化社会的华夏士子们却有了后工业化社会那种现代人的冷漠感与孤独感，深味到生命的有限与虚无。而新派武侠小说的大侠、少侠们恰恰与他们的生命感悟一拍即合，一剑茫茫走大荒，不要问我从哪里来，也别管我到哪里去，默默地、傲然地忍受着无限的寂寞和孤独。古代知识分子逸世者谓隐于野，入世者则美其名曰隐于朝。现如今大约相当一部分“活得没劲儿”和“活得太累”的人是既情不自禁又迫不得已地“隐”于书了——“隐”于高头讲章者有之，“隐”于美文丽辞者有之，也包括“隐”于武侠小说在片刻之中享受人生的惊心动魄和伟丈夫气概。
善写杂文、又迭受“运动”之苦的聂绀弩狂迷武侠，曾有诗赠梁羽生曰：“酒不醉人人怎醉，书诚愚我我原愚”，颇道出一些个中辛酸。或许，等到了不是凭绝顶武功，而是靠施展自己才华，昂首挺胸地活在世上的时候，“武侠”那种情到深处人孤独的境界才不会显得那样迷人，那样令人难以割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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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闹市里的宁静村落
——到北京心理行为健康指导中心就诊的“文化人”
本报记者 卢小飞
一个知识分子，因为自己的际遇与政绩不佳，有了受挫感。睁眼看周围，处处是不平事，于是愤懑、压抑、心理失重，进而导致不快。一天，她走进了“心理行为健康指导中心”，试图让大夫“复原”自己。一谈方知道，自己并没有什么病。
那天，记者听储呈平大夫说，这几个月，有不少被“优化”下来的人前来诉述苦衷。这个咨询处对“现代都市”实在是“雪中送炭”。
有这么个小伙子，大学刚毕业，分到某学院教书。没几天，赶上“优化组合”，给“优化”下来了。走投无路，想起了心理医生。自然，心理行为咨询，只能排忧，不能解难，但小伙子毕竟挺过来了。
说到这，储大夫特别插了一句：有的人心理行为出了毛病，很大程度是因为他的行政长官工作方法不当或者本身就有心理变态。只是这里看病不看人，意在指导对方科学地认识自己与环境。比如，分析动机是个体特点研究中的核心问题，而心理学谈动机不侧重好坏问题，而只论强与弱——即反映一个人被激励的状态。
心理行为健康咨询在国外是“老来俏”。我采访的这个“中心”受国内心理学专家指导，去年４月１９日开业，常常门庭若市。也许是位于西单路口，路过此地不用挂号，推门而入，十几分钟可做一份心理状况测查，等医生问诊也不费事。
开业不到一年，已有四五千人来这里测查、就诊。据统计，有１／３是知识分子和干部，剩下的大都是学生和工人。从文化背景看，具有初、高中文化的占４９．５％，具有大中专文化的占４４．４％。这或许是文化人更易接受新事物，也或许是文化人的“毛病”更多些。
不同的心理特征有不同的反映。储大夫举了一些例子。很多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对现实问题敏感，忧国忧民，而理想与现实又常常发生冲突，还有诸如调工资、分房子、定职称、出国等等数不清的纠葛，使人紧张、压抑、疲劳，轻者影响健康、影响工作，重者造成事故，给社会带来危害。
很多人患恐惧症。真出乎意料，其中竟有不少大学生。在人际交往方面他们感到吃力，见到生人就紧张，而现实社会又要求他们善于推销自己——在人海中游刃有余，很多人难以适应，由此产生心理变态。
青少年情况又有不同。进入青春期后，身心发生巨大变化，而个性尚未成熟，情感还不稳定，意志还不坚强，常会有闭锁与交往的冲突、依赖与独立的冲突、愿望与现实的冲突，也最易受到心灵的伤害——比躯体的损害更严重。
还有想不到的。新闻的透明度越来越高，这本是好事。可很多人因为心理承受能力还是五六十年代的水平，接受不了一桩桩被公之于众的社会丑闻，随之忧患陡生，过度焦虑。其实，并非以往不正之风少，只是过去不“透明”，不知道罢了。
他们还提供了一个情况：专家们在调查流行病发病规律时，发现８５％的心血管病与人们的行为有关，心理学称之为Ａ型行为，这正是紧张、嘈杂的都市生活造成的。随着城市改革的进程，社会生活迅疾发生变奏，老的“不适症”克服了，新的“不适症”又将产生，连储大夫、张大夫他们也有一种应接不暇的紧迫感。更多的心理行为健康指导机构将会应运而生。
由此想到，思想政治工作者们不妨也兼学一点心理学方面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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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不妨品品
大作家的小作品
现在的学生很少知道，５０年代中期，周扬曾领导拟订世界学术名著１２年翻译规划，列入了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且探寻到原国立编译馆的旧译稿，赫然十几大本。几十年过去了，吉本的这一名著似乎还没问世，只是三联书店在今年初推出了《吉本自传》，有知识癖的大学生们不妨一读。
吉本的这个自传译本，还是节译，不过译者写序、加注，颇费心力。译者分析吉本在学术上的成就，特别是吉本的性格方面的矛盾，不乏独到的见解。
同《吉本自传》一起被列入《文化生活译丛》的是法国诗人拉波特的《画布上的泪滴》。这是一位文学家对毕加索晚年生活的回忆录。毕加索的晚年，已不纯然是一位艺术家。书中所记，自然有这位老翁的艺术思想和实践，同时也反映了毕加索同法国文坛的交往，折射出当时法国进步知识界蓬勃活跃的精神风貌。毕加索是艺术家，也是人，因此自然也有喜怒哀乐，七情六欲，诗人用生动的文笔写出这些，使人觉得兴趣盎然。画家与诗人一度结为忘年交，此中因缘，尤足回味。当然，诗人也用重笔写了毕翁与法共的关系，记述了毕加索在政治上难能可贵的诚实态度。
这个译本，也同《吉本自传》一样，是译者极其用心的劳作。译者不仅附有序言，而且还为它配了几幅自绘的插图，非常别致。
三联书店还出版了一本《一间自己的屋子》（伍尔夫著），也是《文化生活译丛》的一种。英国女作家的这本书，是女性文学的传世名作。她通过对女人社会地位的历史和现状的分析，指出女人应当争取自己独立的经济力量和社会地位——具体说来，就是有“一间自己的屋子”。近年来，中国的妇女文学及其研究兴起，在大学校园也逐渐成为热门话题。据说提倡研究妇女文学的朱虹曾推荐译出本书，出版社一查找，发现王还教授早在４０年代就已译出，遂予重印。
《文化生活译丛》出版了仅二三年，已有二十来种。这套书学习巴金《文化生活丛刊》的经验，着重介绍大作家的小作品，颇使莘莘学子的床头案上又多了一些精神的高尚消遣。
（杜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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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商之风吹向全国每一个角落，也吹到了中小学。上海许多中小学破墙开店，出租操场，使得本来就很狭小的学生活动场所越来越小。这对中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是喜还是忧？此照片摄于上海光新路小学门前。
王顺龙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