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要闻)
专栏：
艺术：沟通心灵的媒介
——有感于林兆华的汉堡之行
亦芸
不久前，北京人艺副院长林兆华应邀去汉堡塔里亚国家剧院导演了中国话剧《野人》，从演出效果和当地评论界的反应来看，这次演出是成功的。除此以外，还有些值得回味的东西。
从交流的角度讲，一位中国的导演，要把他对一部戏的美学设想，成功地带给西方的演员和观众，该有两点需具备的：一是追寻对戏剧的共通的理解，这是交流的基础；一是有能使对方感到惊异的东西，这是交流的动力和意义所在。
看过《野人》演出的观众，也许会记得该剧舞台首段的丰富多采。《野人》在德国上演之后，当地一家报纸这样评说：“最令人吃惊的是导演可以把这么多的演出手段融合到一场演出中去，而不使演出给人以松散的感觉。”这些手段包括了演员的歌舞、深邃的音响、对比和流动着的黑色与白色、简朴、单纯得近乎符号般的表演手段……它使人们看到，本世纪初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话剧，如今已经不仅仅是“说话的戏剧”，它可以有许多种魅人的可能。在西方，也有许多戏剧家致力于拓展戏剧表演的语汇，或试图在现代的审美观念上寻找戏剧最初始的浑朴形态。对经常接触各种先锋实验戏剧的西方观众来说，通过对戏剧形式的变革和探索，思索戏剧艺术的本质，也并不是陌生的事情。而这次，他们是从林兆华这里看到一个具体的作品，它是新奇大胆的，又是凝重和谐的，其中还焕发着一种审美传统的魅力。
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东方文化所以吸引他们，只是新奇。当初《野人》对生态环境发出的沉重叹息，在中国可谓社会先声，而在西方已经算不上振聋发聩了，单看他们社会上绿党的声势有多大就知道了。据林兆华讲，德国人起初曾认为剧本表达的思想对他们来说似嫌浅露。其实，这出戏能触发中国观众心灵的地方，也的确未必能引起他们的共鸣。两种观念毕竟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需要满足他们的，是拿出一台挥洒流畅、满台生辉的演出，从中能透出文化的神秘与诱惑，透出饶有意味的新奇和十足的现代东方艺术味。
林兆华成功地使德国演员们用这台中国戏吸引了他们的同胞。他用丰富而奇特的手段启发演员，使他们“中国化”。林兆华说，德国人做事认真，他们习惯于严格地贯彻导演中心制，“林，我说这句话时该怎么动作？”“林，这里的灯光该打多强？怎么移动？”林兆华希望他们超越这些具体而表层的理解障碍，直接“悟”出这台戏的神韵。他把道家与禅宗的思维方式也融进了剧组的排练活动，甚至每天教演员们一个钟头的气功……扮演老巫师的弗兰克说：“开始，我们不适应林的导演方式，后来证明，林的做法是有意义的。”
当一个玲珑剔透的艺术品呈现在人们面前时，它能经得起从任何角度观察和欣赏。这台戏里有古老的传说，有当代中国人的忧患，有民俗，有歌舞，有对中国传统戏剧美学的刻意经营，也不乏对人类命运共通的叹喟。观众从中看出了什么，看中了什么，便由他去吧。
值得提到的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林兆华在汉堡导演《野人》的同时，北京人艺正在演出《哗变》。这出美国话剧吸引一般中国观众的，除了它本身原有的戏剧性和对人的灵魂的揭示，有两样“附带”的东西可以说是原作未曾有的，这就是法律和心理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很难说有多少观众的思考没被这两样我们这里还稀罕的东西吸引了。也可以说，它捎来了戏剧以外的文化。这类文化交流有时好比搞对象，很难说一位姑娘身上哪一点被小伙子看中。
第8版(要闻)
专栏：品书札记
颇具风采的鲁迅别传
——读《突破与超越》
马蹄疾
从八十年代初起，鲁迅传记作品竞相问世，在三四年的时间里，仅国内出版的鲁迅传记就有六七部之多。最近由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彭定安的《突破与超越——论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是一部独具匠心的鲁迅别传。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鲁迅的发展正是如此，他和他的同时代人一同发展，一起成长。《突破与超越》紧紧围绕这个主旨，以鲁迅个人生平活动为轴心，把鲁迅作为一个历史的产儿，时代的骄子，来进行考察研究，作者把鲁迅按活动时序分成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左联三个时期，从这三个时期中筛选与鲁迅生长和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２５人，进行相互间的交往研究和比较研究，展现了鲁迅这位民族之魂的形象。我们可能以从鲁迅与章太炎、孙中山的交往关系中，看到他怎样从革命的先行者身上吸取思想营养而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蒙；从鲁迅与李大钊、陈独秀的交往关系中，看到他如何在新文化运动的前驱将领们的催化和鼓舞下，冲出苦闷而阴冷的书屋，奔向新文化运动的前列，突破先辈和平辈们的某些局限而超越他们；我们从鲁迅与柔石、殷夫的交往关系中，可以看到他怎样以慈母般的爱，把自己的乳汗哺育文学新人的成长，同时从后辈战士身上，接受他们进步的思想和革命的精神，使自己的思想和知识不断更新；从鲁迅与朱安、许广平的爱情、婚姻、家庭的“儿女私情”中，可以看到他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也是一位有血、有肉、有情、有欲、有爱、有痛的食人间烟火的活的鲁迅。作者对鲁迅的私生活作了严肃认真的探讨，对封建礼教的牺牲者，终生“怀着无望的爱”的鲁迅前夫人朱安女士给予深沉的同情，对“明月照人而不与太阳争辉”的鲁迅的忠实的学生、战友和伴侣许广平，给予热烈的颂扬，这与许多鲁迅传记，只写鲁迅战斗的一面，忽略或有意回避鲁迅私生活的一面，是一个明显的对比。
作者所选择的２５位同时代人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这里有政治思想界、文学艺术界、文化艺术界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从鲁迅和这些人物的交往中，可以窥见中国现代革命史、文化史和文学运动史的发展轨迹。从鲁迅与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的交往关系中，作者描绘出一幅波澜壮阔、风起云涌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壮丽画卷；从鲁迅与胡适、周作人的始同途，后分道，终殊归的奇妙的关系嬗变中，使读者清楚地看到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由组合到分化的历史现象；从鲁迅与瞿秋白、冯雪峰的“共产同怀”的关系中，可以看见一条共产主义思想文化在我国现代社会和人民革命的过程中萌芽、奋斗、受挫、挣扎、发展的路线，以及鲁迅思想的轨迹和左翼文艺运动发展的艰难历程……
《突破与超越》的作者，针对学术界对胡适和周作人的某些盲目的、不加历史分析的评价作了辨正，指出：否定胡适、周作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当然不对，但倘认为“胡、周一切皆好，而鲁迅当年的批判和斗争，都是错误的，至少是多余的，是过分的或个人意气之争”，同样“也是违背历史真实的”。作者把这种不加分析的翻案文章，形象地比喻作翻“烧饼”。这种不为世见俗说所左右的独立见解，也是值得提倡的。
第8版(要闻)
专栏：文化采风录
请来唱支歌
——北京卡拉ＯＫ歌厅之夜
陈原
北京的夜晚很冷寂，有限的一些舞厅都是老一套：交际舞、迪斯科。当得知位于北京西四的地质礼堂开了家卡拉ＯＫ歌厅，立刻引起我的兴趣。
“卡拉ＯＫ是近些年流行于日本等国的娱乐形式，来客可自由演唱，有磁带伴奏。今晚由我主持，先请乐队奏一支欢快的曲子。”主持人苏立军落落大方。他是１２路公共汽车的司机，近几年工作之余常去酒吧、歌厅唱歌，来这里主持是应经理聘请。他和在座的那些顾客不同，不为自娱，而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唱出个名堂来。
说话间，一张纸条递过来。他立即走向观众：“下面，１３号桌的刘先生想唱首歌。”
一位大学生模样的青年走上台来。《昨夜星辰》的曲子一放，他就开始舞动身子。或许由于紧张，怎么也唱不好。小苏安慰说：“别慌，我们一起唱。”
接着，又有两位男青年相继登台。从他们的演唱看，似乎是歌厅常客，表演自然，歌喉也动听。一叫王巍，在煤气公司工作。他说从小就喜欢唱歌，到这里来是想满足这种欲望。可能因为常在这里，有机会锻炼，他最近还参加了几次唱歌比赛，成绩不错。另一位是职业高中学生任鸿健。问他什么来唱歌，答“好玩呗！”
这里不时也有真正的演员出现。我见到电影《二子开店》中的两张面孔。演“大虎”的崔斌是中国评剧院演员，一首歌没唱完就让大家认出来了，只得回到老本行，唱段评戏。“麻杆”梁天晃着精瘦的身体，边唱边做各种滑稽动作，令全场捧腹。
值班经理丛者明介绍，这个卡拉ＯＫ歌厅已开办一月有余。开始时只是卡拉ＯＫ，后来发现客人们对这种形式一时还难适应，常常冷场，便请来乐队和几位业余歌手甚至专业歌手，把自娱和欣赏结合起来，更名为卡拉ＯＫ歌厅。
此处每天能接待５０人左右，有时还爆满。来客中有大中学生、工人、经理、职员、个体户。谈情说爱的，聊生意的，交际的，满足歌唱欲望的，还有纯粹消磨时间的。琉璃厂的几家个体户是这里的常客。冯志忠开了家“志忠阁”古玩店，他说晚上太枯燥，来这里娱乐娱乐。
在上海、广州、昆明等地，夜间娱乐活动丰富多采，有的通宵达旦，卡拉ＯＫ极爱欢迎，歌者不绝。北京就比较单调，卡拉ＯＫ的情况也不理想，多数人只听歌，难得张口。因而，卡拉ＯＫ在北京有些超前，需要承担一些风险。但地质礼堂总经理姜一新认为，干什么事都要有人敢于超前，否则就难以发展，娱乐也是如此。他还有一番见解：来卡拉ＯＫ歌厅的人多是普通百姓，在社会上不惹人注目，但在这里就可以尽情表现，还有人鼓掌助兴，体现了自己的价值，增强了自信心。
第8版(要闻)
专栏：
思之歌
王承典
有的人操练了半个世纪
只为等待一个表白的瞬间
有的人一生都在演戏
却来不及吃透一句台词
即使割掉舌头
也不做地狱的歌手
即使终生残废
也要斩断流脓的骨头
与其昧着良心跳舞
何如放开嗓子诅咒
在黑色的花朵上市以前
红花总能卖个好价钱
能恪守什么
能怀疑什么
能憎恨什么
能宽容什么
每一方天地里
都生活着一批
论据充足的真理持有者
云多了显得凌乱
云没了显得平淡
只佩戴几朵胸花的蓝天
有福了
糖里加点儿盐
方能达到甜的最高水准
分娩出甜瓜的瓜蒂儿
苦得叫人难受
由于灭绝生灵的原子弹的诞生
这世界才显得相对和平
蛐蛐们使劲地吵闹
秋夜愈是宁静
有了残梗败叶的映衬
夏日荷花才美得出众
多情的血渗进无情的铁
便具有了惊人的腥红
第8版(要闻)
专栏：大地漫笔
出国觅“知音”
“这个问题，几个月前我就请几位名人写文章，至今只字未见，想不到你竟写出来了。不过，最好暂不发表。”一位领导看了论文，在办公室召见作者说。作者自然是无名的。
那“几位名人”，大概曾“解决”了许多问题。因此，“这个问题”自然也寄厚望于他们。不料，“几个月”过去了，却“只字未见”，使他从厚望的峰巅跌入失望的谷底。正在着急中，看到了“想不到”者写出的文章，但并非求之不得。
文章是非优劣，不置品评，“最好暂不发表”，等待“名人”定夺。不以文章论名，而以“名”定文章，我不知道有多少持这种思维模式的人。这种学术等级制和“名人”终身制，使“青出于蓝”不能“胜于蓝”，而是制于蓝，成了压在人才泉眼上的石头。“陈氏定理”及其他学术理论等，所以要先“出口”，由蓝色慧眼发现定名后，再“转内销”，造成一种“出洋觅知音，回国定名分”的反常现象，原因盖出于此。
中央领导讲过：学术上的是非和文艺作品的得失问题，领导要少介入，少干预，由他们通过平等的讨论解决。这是解决学术与权力的“封建婚姻”纠葛，改变“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各领风骚数百年”的历史，适应人才竞争的社会需要的可行之路。
崔永生
第8版(要闻)
专栏：文苑拾穗
《士兵与英雄交响曲》
青年诗人王晋军的新诗集《士兵与英雄交响曲》，最近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这是他继《田园交响曲》之后的又一部新作。
诗人以对祖国和人民火热真诚的爱，刻画反映当代中国军人的崇高理想、美好情操和无私献身精神，把诗的笔触伸向铁血边关、绿色军营、方圆九州、历史长河，沉思于历史、钟情于祖国的山山水水，倾心抒发了时代感情和时代风采，是一曲慷慨悲壮的士兵与英雄的交响乐章。
（沙琳 平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