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从农村看我国普及教育的路子
何东昌
我国的教育发展很快，但在总体上还较落后。这突出地表现在教育的普及水平比较低，人均受教育程度不足５年。教育问题引起各界有识之士的忧虑是有道理的。要根本改变这种状况，决非一日之功，必须及早予以筹划。这中间农村教育问题尤为重要。现在谈一点我的看法，以期引起讨论。
充分认识农村教育的战略地位
在我国学校教育系统中，学生人数已达２．１８亿人。其中接受中等以下（含中等）教育的学生人数为２．１４亿人，他们中有８０％在农村。这就决定了我国普及教育的大头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特别是在人口居住十分分散或者流动不定的山区、牧区和缺乏近代教育传统的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普及教育的难度更大。不充分考虑这些特点，就会脱离我们的国情。
要振兴我国的经济，农业将是长期的制约因素。而农业生产面临的现实是：全国约有７０％的早已成熟的农业技术成果没有得到推广应用，施肥的有效率平均只有３０％，果树剪枝、家禽防疫这类最普通的简易技术也没有为广大农民所掌握。我国尚有２．２亿文盲、半文盲，其中９２％在农村。县乡镇企业普遍缺乏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缺乏素质较好的劳动者，长时间存在消耗高、污染大、产品质量低的状况。
从教育改革的角度看，农村教育与当地建设的关系比较直接和明显。与城市教育相比，对劳动、人事、工资等制度配套改革的依赖要少得多，教育改革易于着手。这与经济体制改革从农村开始有某些相似之处。
农村教育必须大力改革
建国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十年，我国农村教育有了巨大的发展。但由于在教育指导思想上，没有重视研究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往往习惯于用城市教育的模式去要求农村教育，致使农村教育在总体上依然存在脱离农村实际的倾向。不少县可以自豪地讲有多少本地学生大学毕业后进入全国智力最密集的北京中关村地区。但是当地山河面貌依旧，农民的贫困状态没有多少改变。为脱离农业生产而升学的传统教育思想、城乡差别的客观存在和商品经济的不发达，使这些地方往往把帮助学生升入国家包分配的大中专学校作为最好的教育结果。这部分离开农村的学生绝大多数是不返回本地的。而回乡参加生产劳动的小学、初中、高中毕业生又大都在思想上、职业技术上和劳动技能上缺乏准备，往往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适应。而所谓适应也大多是按传统的落后的生产技术从事生产劳动，没有充分发挥出教育应有的作用。近两年来初中学生中辍学流失的比率有所增长，有的商品经济开始发展的省份，一度高达１４％以上。这其中固然有家长和社会的短视行为，要用法律和思想教育的手段加以制约，但是初中教育本身不能给学生以致富的本领和技术，对学生和家长缺乏吸引力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去年公布了大学毕业生今后将逐步实行不包分配以后，这个矛盾进一步突出了。
我国在４０年间已建设起一批面向农业的农、林、水产等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每年毕业生可达７万人以上。按此数字计算，全国每个乡每年都可以分配到１名以上这样的大学或中专毕业生。但是建国以来这类学校一直存在着招生困难、学生毕业改行的问题。至今仍有５０％甚至更多的毕业生改行从事其它工作。在农业第一线，科技人员的比例很低。更突出的问题是，教育不能造就大批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有技术、懂经营的新型农业劳动者。以致形成了农业大学教授面向文盲、科盲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的局面。这好比向现代化进军中，这支大军只有指挥员，而缺乏大批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起来的合格的战斗员。还要看到，农业高等学校和大部分中专学校的毕业生是一直拿工资的，要到全民所有制单位去，这在农村生产水平落后的条件下是找不到多少合适岗位的。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完成以后，农村生产力有了明显提高。农村迫切需要科学技术和经营知识，急需农村教育的相应改革。
农村教育的普及要走与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的路子
社会需要是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根本动力。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农村教育的推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这种形势下，农村逐渐出现了教育综合改革的势头。县以下的教育主要是中等以下的教育。在接受这些教育的学生中，只有３％左右的同龄人能够进入高等学校，绝大多数要回乡或留在县镇就业。因此，县以下的教育主要应该为本地区培养人才。农村教育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成人教育是指学校后的教育，除了扫盲以外主要是职业技术教育。因此就内容来区分，农村教育只是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两类。现在农村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有了一定发展。但其发展速度仍然低于城市，内地又低于沿海，发展极不平衡，远远不能适应农村建设的需要。
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对于促进农村生产力的提高，增加农民收入具有明显的作用。典型调查表明，农民收入水平是与其文化结构成正比例的。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家庭人均收入也相应较高。而有了一定文化水平，又学习一些农业科学技术的，其收入比没有学习技术的要高得多。这说明，从培养合格劳动者的角度看，只教给学生文化科学知识还不够，还必须进行职业技术教育。
山东省平度县在发展农村基础教育的同时，基本形成了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教育的网络，促使当地工农业生产明显增长。国家教委与河北省合作，在河北省三个国家确定为贫困地区的县进行教育综合改革的试点，主要是探索出一条基础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的路子。对这三个县除了在培训师资方面给予少量支持外，国家对教育改革没有任何经费上的优待。现在这三个县的农村教育改革已经取得了一些经验，在促进经济发展上已开始产生作用。三个县的人均收入连续两年以较大幅度增长，不少乡、村已经脱贫。这些事实说明，不论比较富裕的地方还是相对贫困的地方，农村教育有共同的规律。
关键是建立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互促”机制
实行普及教育与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结合，需要进一步改革教育体制。首先，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必须与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这就需要县一级政府把经济发展、科技推广和教育发展统一加以规划，统一组织实施，把教育转向主要为当地建设培养初、中级人才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服务。
从教育内部讲，基础教育要全面培养学生的素质，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在组织学生系统学习好文化课程的同时，要在一定阶段增加劳动技术课；在课程设置中要联系当地生产和生活实际适当增加乡土内容；学生还可以选修一些实用技术的内容；学生课外活动也可以学点初级实用技术。
职业技术教育，除了县里举办的职业技术高中和职教中心作为骨干以外，当前大多数地方要重点发展初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形式要多样化。有的地方，也可以在学生小学毕业后，学习一些简单的实用技术。
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必须有专业技术师资、实习实验场地等必备条件。为了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充分发挥效益和潜力，应当改变基础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成人教育原来三方面各成体系的状况，做到专业教师、实习实验场地统筹使用。县里要统一安排各系统的专业人才到学校兼课。
从已有的经验看，农村教育这样改革，使教育转向为当地培养人才和提高劳动者素质服务，可能会大大缓解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教育与农民群众的致富愿望结合起来了，增强了农民送子女上学的积极性。基础教育的社会效益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显示出来。而职业技术教育，只要针对当地建设的需要，在开始时搞一些“短平快”的实用技术培训，在一两年内就可以在经济上看到效果。因而容易引起县乡村三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的重视，从而促进了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教育经费的增加等。
中国的农村迫切需要文化科学技术、生产经营知识和现代文明的信息。只要教育真正转到为当地建设服务的轨道上来，农村学校可以办的事情多得很。这将使广大群众中蕴藏着的办学积极性极大地激发出来，形成教育与建设之间互相促进的良性机制，“教促富、富促教”，教育上的许多困难都可以比较顺利地解决。河北省青龙县草场村，是个不大的村庄。全村在十年间投入１．７万元举办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常年不懈抓业余教育，普及科学技术加上开展了普法教育等，不仅促使人均收入从１９７８年的５０元上升到１９８７年的７００元，而且村里赌博、打架、偷摸、迷信和不尊敬老人的现象也消失了。村里的干部群众从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对教育的投入是效益最大的投入”。
农村教育改革的试验，也为城市教育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那就是逐步建立起教育与城市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互促机制”，把整个教育搞活。农村教育的改革还必将引导为农村建设服务的如农业、师范、医学等高等教育加速改革，并寻求到新的发展机制。
中国教育的大头是普及中等以下的各类教育，从农村可以得到启示：一定要努力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教育发展途径，只要路子找对了，教育事业的前景就会越来越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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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我看“新的读书无用论”
“读书无用论”是一种片面认识
对１６个省市城镇迁入人口调查，文化程度高的收入还是较高；“脑体倒挂”主要存在于不同行业之间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中心 沙吉才
“读书无用论”的蔓延，同一些人认识上的片面性有很大关系。
“新的读书无用论”的基本论据是读书越多，收入越少，读书的不如不读书的。其实这种看法本身就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据对全国１６个省市７４个城镇迁入人口的抽样调查表明，１９７８年到１９８６年，迁入人口的文化程度越高，经济收入越多，收入增长速度也越快。就目前情况看，有知识者，有的收入多，也有的收入少；无文化或少文化者，有的挣钱少，也有的挣钱多。在同行业中看，一般还是知识（能力）水平越高收入越多。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事实。
当然，也不可否认：在不同行业之间相比，同等文化程度者，在国家行政机关或某些事业单位收入较低，在公司企业中收入较多，甚至在前者单位工作的较高文化程度者的收入还少于在后者单位工作的较低文化程度者的收入。某些文化程度低的个体户，由于现在流通领域存在缺陷和缺少有效的税收调节，实际收入过多。还有通常不把工资外的收入算作自己的经济收入基数，这使得收入对比本身就是模糊的。“读书越多收入越少”在某些情况下只是一个笼统的印象。
为什么一部分人容易产生“读书无用”的片面认识呢？这是因为在改革开放的进行过程中，农村家庭经济的发展和乡镇企业的兴起，城市个体经济的产生发展和各种大小公司的建立兴盛，以及各种企业改革的深入进行，生产增加了活力，这些行业的收入增多。另一方面，由于新旧体制并存齐行，尤其是国家的和非国家的两种工资报酬制度的并行，以及物价、工资改革不配套，在分配领域出现了从事几十年脑力劳动其收入赶不上一个刚毕业不久的中学生的收入多的现象，甚至有的倒差几倍。这种情况容易使许多人感到读书人不如不读书的人或少读书的人的经济收入，产生“读书无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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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我看“新的读书无用论”
知识绝不会长久贬值
武汉大学新闻系 陈秋中
在知识贬值、大学里厌学风四起的时候，已经２６岁的我却还要固执地去考大学，并且考上了。当我要离开原单位上大学时，虽然周围不乏支持者，但更多的人却不理解。我之所以毫不犹豫作出这种选择，是因为我并不认为知识贬值会长久存在。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希望之所在，也是时代的大潮，谁也阻拦不了。“文革”期间人为地轻视知识、鄙视知识分子，最后还是被扭转过来了。现在虽然出现了“读大书赚小钱、读小书赚大钱”的现象，但这种知识贬值、分配不公毕竟不是最高决策层有意所为，而是在发展商品经济过程中政策出现了失衡所致。这和“文革”期间的知识贬值情况有着本质的不同。现在，商品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无序的“混沌”状态，一旦找到调整旋钮，知识贬值、“新的读书无用论”就会扭转。
另外，现在知识贬值的只是它可用金钱表现的那方面使用价值，或者称之为价格；知识中无法用金钱衡量的价值永远也不会贬值。如果一个人拥有了丰富的知识，他可能搞出重大科研成果，有钱的人虽然可以买到科研成果转换成的产品，但他却无法享受创造的欢乐，更不会像创造者那样为世人所爱戴。同样面对着一个艺术品，有钱而缺乏知识的人仅仅是看看热闹而已，而拥有丰富知识的人却可以看到高雅的审美感受；知识愈多，人的生活就愈充实，而无知的人钱再多也空虚无聊。
我的这些看法，并非什么独树一帜的奇异观点，我所在的大学里就有不少人和我的见解相同。他们为了读书，失去的比我更多，付出的代价也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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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我看“新的读书无用论”
怎样制止辍学生进厂做工，山西新绛县纸袋厂毛金元有新招。他立规——
初中不毕业不能进厂做工
山西新绛县 梁冬
造成“新的读书无用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些学生和家长的急功近利、抓现钱的思想是学生辍学的一条主要原因。学生抓现钱的门路是多渠道的，在城市可以摆小摊，跑买卖，在农村有的种地，有的跑买卖，而更多的则是想通过关系在乡镇企业和个体企业做工。这就要求全社会齐抓共管，做好家长和学生的思想工作，堵塞一些漏洞。山西新绛县北王马纸袋厂厂长毛金元为切断在校学生流失的渠道，立下一道厂规：初中不毕业、不满１６岁的少年不能进厂做工，使２０多名学龄少年重返学校。
北王马纸袋厂是一家私营企业。这个厂在毛金元的经营下，年产值达２００多万元。在这个厂从业的近２００人，月工资平均１００元，有的高达２００多元。这个村的学生家长看了眼红，想让孩子辍学进厂早挣钱，有的学生因学业负担过重，也产生了离校做工的念头。去年秋季，这个村就有１０余名学生辍学，有的家长登门找毛金元，要求进厂做工。
毛金元是个干过７年民办教师的年轻人。他从办厂实践中得出一条很重要的结论：无论经营和做工都需要知识，有知识就能耳聪目明，事半功倍。因此，他从培养教育下一代着想，对来给学生找工作的家长，一一拒绝，并劝他们不要受“读书不如挣现钱”的思想影响。今年一开春，毛金元就立下了新规矩。他说：“不能为几个钱毁了孩子一辈子，没有文化，以后不管干啥都要吃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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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推荐一本书
青年问题有深刻的文化背景
——推荐《青年与社会变迁》
单光鼐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本世纪６０年代那场席卷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运动，至今仍是一个历史之谜。看了理查德·弗拉克斯著的《青年与社会变迁》（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１月出版），我自觉似乎找到了一把解除困惑的钥匙。
作者是美国的一位社会学教授，参加过民权运动和反对越战的示威游行，当过青年民主党的主席以及争取民主社会大学生协会的全国执行委员。在这本社会学著作里，他清晰地陈述了美国青年学生怎样把宁静的校园变成掀起反叛主流文化狂风的主要场所，既有对自身经历和体验充满感情色彩的反顾，又有严谨的追索历史真实的理论探讨。
对于青年学生在６０年代的激进行动中表现出来的种种亢奋，西方学者历来褒贬不一，毁誉参半。看重学生运动政治倾向的，往往持肯定的态度。例如一些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理论家充分肯定学生抗议既存的资本主义制度，追求一个更进步、更人道的新社会的种种尝试。他们甚至把学生运动视作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革命的新形式。而特别看重学生运动的文化取向的一些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又往往把疯狂的流行音乐、蔑视习俗的奇装异服、神秘主义、吸毒、集体同居、自由做爱等等瓷意纵情的行为看作是“代与代之间冲突的极端表达方式”，总是摇头感叹“道德沦丧”、“世风日下”。弗拉克斯教授跨越上述种种观点设置的樊篱，独辟蹊径，以科技发展引起的社会剧变与固有的社会秩序、价值观念之间的基本冲突为主要线索，提出青年的骚动和造反是社会变迁的最主要征候。
战后“生育高峰”中出生的这一代人在美国人口中所占比例特别大，世界上从未出现过如此众多的“青年”人口。到１９６７年，２７岁以下人口约占美国人口的一半。正是这部分人中的很大一部分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队伍和后备军。高等教育的迅速勃兴，更是为这支队伍的集结提供了方便的条件。作者在书中说，马克思以为工业无产阶级集结于工厂中，是工人能够发展出阶级意识的一个要素。而在现代社会，大学的普及使青年集结成一个与社会分隔开来的王国——这是一种孕育出群体意识及与众不同的感觉的集结。１９６５年美国适龄青年进入大学的比例达到５０％，这使“学生成了国内最大的单一的共同利益集团”。为此，作者无限感慨地说，“在人类的历史上，大概再也找不到一个社会曾把那么多可能成为异己分子的人集结在一个那么容易互相影响的环境里了。”
生活方式的巨大变化，是作者关注的另一个视角。他认为，６０年代这场学生运动绝非贫困、饥馑、经济危机以及暴政和不平等的反映，而是富裕社会的产物。
过去以“基督教新教伦理”为核心的美国文化所称颂的那种精神——节俭致富、清心寡欲，已成为人们追求享受的障碍，变得没有任何意义。父母亲们都遭受着互相矛盾的新旧价值观念的压力，无法把一套清晰的观念及行为规范向下一代交代出来并传递下去。于是，青少年们也就难以从家庭或学校里找到一个可以认同的形象了，这就给青年亚文化的兴起建立了厚实的心理基础，这就迫使他们向同辈群体认同。作者指出，在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社会中，并没有什么直接的经济因素促使青年造反；倒是主观的因素——精神上的紧张、迷茫、空虚、绝望以及对理想的渴求等等，这种由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价值观念的冲突造成的精神危机，才是学生运动的最根本原因。
我的一位朋友在谈到他的孩子时说：“从来的家长也没有像今天这样给予孩子这么多的爱，而从来的孩子也没有像今天这样厌烦家长厚重的感情。”闻此，我曾感到过一阵惶惑不安：莫非我们也进入了一个“社会的困惑和困惑的青年”的时代？当我读完《青年与社会变迁》一书后，心里似乎又变得坦然起来。我们往往把青年中不安的潜流与政治信仰危机划等号，其实它有着更为深刻的文化背景。我相信，一切在当今青年文化现象中寻找解释或答案的读者都会有此同感的！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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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电脑算命”误事又骗钱
近几个月来，在杭州的车站、码头、闹市街口，“电脑算命”突然多了起来。据了解，在小小的杭州城区不下十数摊。
稍懂得电脑知识的人都知道，所谓“电脑算命”就是把人为编好的算命语句像中药柜那样事先分别一一存放在各自的“柜子”里。谁要算命，即根据出生年月日、性别的不同组合按不同的编码机械地到电脑的各个“柜子”里自动取出所谓性格、命运的句子，便成了你的“命”。同年同月同日生、性别又相同的人，“命运”一定相同！显然，这充其量不过是“电脑游戏”而已。
杭州的某些医院为了赚钱也十分热衷于这类“电脑算命”。笔者有一位同事因结婚去某医院体检，其中有一个项目：必须付４元钱计算双方的生物节律，否则医院不予盖上体检合格章。笔者曾根据有关资料从事过人体生物节律的研究及电脑程序的编制（现已应用于本单位），把同事那张花了４元钱得来的人体生物节律表拿来查看及验算，竟发现该医院打印出的节律表谬误百出。
杭州街头“电脑算命”泛滥成灾，实在是科学的悲哀。笔者呼吁，为了人民的身心健康，为了不让现代迷信泛滥，有关部门应该管一管这件事了！
杭州 永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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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界剪影
周仪发明“周仪”
本报记者 龚永泉
她妈妈说：“女孩子就该举止端庄，仪表娴静，就叫周仪吧！”而日内瓦第十五届国际发明展览会的解说员小姐则联想丰富：“圆弧，即圆周，弧长仪也可称周仪，周仪发明了‘周仪’”。
周仪是水电部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工程师。她发明的弧长仪酷似三角板，可以立即读出任意圆弧的长度，也能任意地分割圆周，获日内瓦第十五届国际发明展览会银质奖。一家外国通讯社惊叹：“祖冲之的后代又在曲线度量的领域里领先了一步！”
周仪与新中国同龄。经过生产建设兵团的劳动锻炼，进入淮阴一家合成纤维厂，当上了工厂试验室的生产班长。一次，进行产品质量攻关，她发现呈倒挂葫芦状的牵伸盘之间的纤维断头最多，而要知道绕在牵伸盘上纤维的长度，却要进行繁杂的运算。她不禁心头一亮：“要是像直尺、量角器那样，有一种度量弧长的玩意儿多好啊！”从这一天起，她就同圆弧结下了不解之缘。
８小时之外，周仪忘情地潜心钻研大大小小的圆弧，试验室大门被人反锁上了，她全然不知。春节，别人回家了，试验室就成了她的一统天下，案头、床头放满了画着各种圆弧和计算的图纸。她一次又一次地把长度相等的圆弧按照多种数学规律排列。凭着严密的思维和丰富的空间想象力，她认为找到了能度量任意圆弧长度的数学轨迹。她去南京一所大学数学系请教，评价是：“巧妙的构思，数学推导完全成立”。周仪心头一热。“但是，你找到的数学轨迹是一条人工无法精确绘制的超越函数的曲线。”一个“但是”把周仪从三伏天拉到了三九天。
周仪感到了自己知识的不足，她暂时放下了梦牵魂绕的圆弧，拣起了高中时的课本，１９７８年考入了河海大学。在知识的“河海”里，她如饥似渴地吮吸着智慧的乳汁，除了必修的高等数学，又自修了数值逼近、样条函数。几年下来，周仪感到自己“底气”足了，再一次向弧长仪发起了冲击。终于，一条在精度允许范围内可替代超越函数的新曲线诞生了。
１９８３年，周仪走上了中国工程学会的讲坛，宣读了《一次读数量数器》的论文。她的文章被评为优秀论文，本人被吸收为学会会员。１９８５年，中国专利局授予了弧长仪的非职务发明专利，弧长仪的原理被编入了几所大学的教材。但周仪想的是，尽快让人们能用上晶莹剔透的弧长仪。正巧，上海精工仪器厂找上门来了，弧长仪的售价被定在不高于同类文化用品的标准。
度量圆弧的难题攻克了，但更多的难题在向周仪扑来。一个六年级小学生来信：“周阿姨，如果把弧长仪刻在望远镜上，不就可以量出月球的周长、人造卫星的轨道吗？如果刻在显微镜上，不就可以量出细菌、细胞的长度了吗？”
目前，周仪又迷上了非圆曲线的度量，已申请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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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师说写错一个字罚款一分钱。
高世迎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