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内新闻·体育)
专栏：
人大代表谈江苏的新战略
一切发展立足科技进步
本报记者 朱维群
去年，江苏省在全省科技会议上正式提出“科技兴省”的决策。这一决策依据是什么，进展怎么样？五位江苏代表热情地接受了我的采访。
“江苏工农业总产值连续６年居全国首位，人均占有粮食也连续５年超千斤。但是在这背后，１０年来全省实际总投入增长速度高于总产出增长速度，自１９８４年农业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后，再发展也愈来愈感困难。这说明，江苏经济已到了转轨变型的关头，必须从以扩大外延为主转为以扩大内涵为主，从粗放型生产转为集约型生产。”副省长吴锡军说：“科技兴省，就是在原有综合实力基础上建立一种经济、社会、科技发展一体化的新机制，把各方面发展都建立在科技进步的基础上。”
省委副书记孙颔说：“有人认为科技兴省与治理整顿不一致，其实相反。治理整顿所要求的宏观调控、少投入多产出，对于科技兴省恰恰是一种机遇。”
南京市市长戴顺智说：“经济发达的国家经济增长中科技进步因素可达７０—８０％，而南京只有３０％。作为政府，首要任务就是把各部门力量统一到科技进步上来，引发经济更大的内在能量。当前要针对实际困难加速推广一批综合节能、节材技术，以及为南方丘陵山区开发服务的农用技术。”
作为高等院校负责人的曲钦岳和韦钰，考虑得更多的是建立与科技兴省相适应的教育和科研结构。曲钦岳说：“南京大学应多培养社会经济发展急需的各类应用型人才，多为经济主战场提供科研成果。”韦钰认为，当前高校科技服务仍以应急性的“现炒现卖”居多，这无疑仍将是必要的；但同时高校应有高一层次的考虑，即利用优势为高技术产业和企业集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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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黄土高坡的春讯
——访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省长侯宗宾
本报记者 袁建达
全国人大代表、陕西省省长侯宗宾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侯宗宾河北口音里洋溢着信心和兴奋。他说，经过半年的治理、整顿，陕西省着力压缩了一批基建项目，清理并停缓建全民固定资产投资项目２８６个，压缩投资５．８亿元。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货币回笼紧张状况得到了缓解，一批重点建设项目得到了保证。侯宗宾深有感触地说，陕西省先后提出的一压缩、二收紧、三调整、四加强措施，正好与中央方针吻合，这就产生了很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应。
省长侯宗宾为了了解省情民风，深入调查了７０个县。他提出的陕西今后要加强农业，加强科技和教育，加强市场和管理，加强人口控制、土地管理、环境保护的四项决策，就是通过细致的调查、详细的研究和认真的论证后提出来的。
治理、整顿使陕西的经济出现了好的势头，也切除了一些群众痛恨的痈疽。去年下半年以来，全省查获犯罪团伙２１００多个，查处走私、诈骗等经济犯罪案件９００多起，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２０００多万元。侯宗宾说，不打击违法犯罪活动，社会不稳定，干什么都无从谈起。中央希望稳定，群众也希望自己生活环境稳定，这个“大方向”是一致的。
侯省长不是一个光讲成绩不谈问题的人。他向记者谈到陕西存在的某些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时，流露出一种深深的责任感。他认为，作为人民的代表，作为省级领导人，决不能用客观原因来掩盖自己工作上的失误。只有鼓足干劲，脚踏实地去干，才能克服困难，努力实现预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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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企业违纪为何多
本报记者 潘岗
刚刚结束的财税物价大检查发现，目前乱摊成本、截留利润、乱收费、乱涨价、滥发奖金等违纪现象，在企业中普遍存在。其中存在偷漏税问题的企业和单位，就占总户数百分之五十以上。
为什么有几十年管理经验的社会主义企业，竟如此漠视法纪？为什么戴着“优秀企业家”桂冠的厂长、经理，竟如此不珍惜自己的荣誉？“两会”期间，记者访问了部分代表，总算释了些许疑虑。
分配不公使企业以钱“留”人
北京某大型企业厂长，去年得了二百九十元奖金，人们眼红的不得了。而生产同一产品，人均劳效比该厂低一大截的另外两家小厂，一家厂长奖金领到一万五千元，一家厂长拿到二万整。河南一全国“优秀企业家”说，由于他多年来严格按有关规定办事，弄得所在企业“人心思走”。
为了留住职工，厂长们便在违纪上“各显神通”。有的用紧俏产品换回低价副食品，有的在“加班费”，“补贴费”上加大数码。
法制不健全使企业无所适从
四川某大型石化企业，为给周围厂矿、居民提供方便，多年来赔钱为他们提供水、电。可是，这一“义举”并未感动当地审计部门。去年一次检查，硬说这是卖水、卖电，要求补交税款。这位当厂长的人大代表无可奈何地说，虽然我们厂没错，可就是在法规条文里找不到明确的规定，只好干认倒霉，违心地将这些“二次税”转嫁到周围企业。
法规条文不细，规定不明，使企业无所适从，而目前各个经济执法部门都承担罚没款“任务”，许多执法人员避开违纪明显的个体户、小企业、亏损企业，专门检查效益好、所谓“油水大”的大中型骨干企业。这些企业家认为，随着改革的深化和法制的健全，上述问题都将成为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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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改革的十年 光明的十年
——魏明伦委员的见解
本报记者 袁晞
他的川剧别有风格，他的杂文自成一体，议政也独具见解。
看他的议论：
“现在社会上弊端不少，我认为主要问题不是改革引起的，不是改革本身的原因，而恰恰是对以前的一些弊病没改到、没改彻底。当然，表现形式有不同，比如过去是权侵一切，以权害人，现在是钱统一切，钱腐蚀人，侧重点从权转到钱了。这乍看是新弊端，实际是后遗症，根本不能归罪于改革。现在有人有思旧情绪是不对的，我认为改革的十年是光明的十年，是中国过去任何时代不能比拟的，三中全会救中国，我一直这么说。”
“改革一方面要给人民带来实惠，一方面也要鼓励奉献，现在捞实惠风盛，奉献却提得少了。历史上所有国家在图强的过程中都有勒紧裤带的时候，从古代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到战后日本恢复时期莫不如此。我们这代人碰上了改革的时代，鼓励奉献应成为全民族的共识，人民政协应促成这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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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代表的责任感
本报记者 王谨
３月２１日下午，记者来到台湾省代表团的驻地，叩开了几位代表的房门。
记者：范代表，明天就要进行讨论了，你打算说些什么？
范增胜（４９岁，台湾桃园人，硕士，上海港务局副局长）：我１９８０年从美国回国，这些年确实感受到改革给经济带来了繁荣，给人民带来了实惠。国家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目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也不少，最突出的表现是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李鹏总理提出要准备过几年紧日子，我觉得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从各级政府做起，政府起不到表率作用，就会失去号召力。政府和党的领导机关做好了样子，全国民众就会同舟共济搞好治理整顿。
记者敲开曾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成为“新闻人物”的黄顺兴代表的房门时，他正和一位来自台湾的记者谈话。
记者：来得不巧，看来你事先有约会。
黄顺兴（６５岁，台湾彰化人，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顾问，人大常委）：是呀，你要是事先约一下就好了。不过，我可以简单向你谈一点我的想法。明天就要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了，可是报告直到前天晚上才发到代表的手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年开一次不容易，审议这么重要的政府文件，起码应该在代表到北京报到时就发到代表的手中。
记者来到陆毅中代表的房间，他正在看文件。
记者：打扰了。
陆毅中（４１岁，台湾台中人，大学，陕西省西安交通大学工程力学系教研室主任、教授）：我跟你谈谈教育问题吧。前些年教书还比较愉快，现在学生不愿读书，只想早点赚钱，我们作教师的心里不舒服。
正说着，吴国祯代表回到了房间。
记者：吴代表你也谈谈吧。
吴国祯（４１岁，台湾台北人，博士，台盟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究员）：我的看法和陆毅中有些相似。目前，“读书无用论”又有所抬头，可以说是“正负逻辑颠倒，价值观念错乱”。我觉得我国的教育正面临着一场危机，正视这场危机并采取措施扭转它，才是积极的……
时间有限，虽未能深谈，但却从几位代表的言谈中看到奔涌在他们心中的“代表意识”和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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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景颇山来的新委员
本报记者 张何平
裹一方紫、蓝、黑色相间的包头，驼色的上衣斜挎缀有银饰品的红色筒帕。他从景颇山来。
“我想谈一谈民族教育和民族文化。”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广播电台主任记者、新增补的政协委员杨清明告诉记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文化事业在景颇有很大发展。省有电台，州有电台，都有景颇语广播。省、州出版社也都有景颇文书刊。州里还办起景颇文的文学杂志《文崩》和《团结报》。“但是”，他眉头一皱：“懂景颇文的人太少，青黄不接。”他以自己为例说：“我在电台，编辑、翻译、广播都得搞。找人困难，没办法。”他不胜感慨：“来前，在昆明我同搞景颇文的同行交谈，大家呼声最强烈的就是缺少景颇文人才，希望国家多扶持。”
“这个问题我准备在小组发言。因为景颇族政协委员就我一个。”说到激动处，他打着手势。包头上的小穗穗不停地晃动，筒帕上的银饰品发出阵阵悦耳的打击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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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元与八元的反差
——一位种田代表议政录
本报记者 段存章
在人大会堂５排２２号上，坐着一位农民代表，他叫王克明，３７岁，福建省建宁县上里村农民，全家１１口人，耕种粮田１８２亩，７年售给国家粮食４１．５万公斤，今年还出席了全国售粮大户表彰会。听完政府工作报告，他向记者倾诉了心里话：
我细心听了李鹏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方方面面挺重要，特别是讲到农业。国家这么大，不看重农业不行呀！
“为了调动农民增产粮食和棉花的积极性，国务院决定从今年４月１日起，将合同定购粮食的收购价格平均提高１８％……”，这段话我听得更入耳。我们农民对粮食价格最敏感，价格直接关系着生产者的情绪。我自己算了两笔账：
卖粮收入账。我家全年粮食定购任务５万公斤，去年每百公斤收购价４５．６元，今年当地粮食调价后为４６．６元，增加１元，总共增收５００元。
买化肥开支账。我家全年购买国家平价化肥１．４万公斤，去年每百公斤化肥售价２６．７元，今年涨到３５元，增加８．３元，总共增加开支１１６２元。
卖粮与买肥比，光这一项，我亏损六七百元。要是加上农药、种子、机械配件、雇工的涨价，反差更大，种田人实在受不了。我想说句话，争取今年粮食有个好收成，理顺价格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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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高级播音员
３月２０日上午９时，新闻出版组第一次小组讨论会准时开始，首先由一位长者宣读政协大会秘书长在各组召集人会议上的讲话。听那声音，洪亮，清晰，富有节奏感，像电台播音员的声音。这个长者，正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部的播音指导耿绍光委员。会后有人赞叹：去年新闻出版小组有个“高级翻译”，今年又出了个“高级播音员”，真是人才济济。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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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快人快语谈教育
——访人大代表、中大教授袁伟时
本报记者 李泓冰
教育是这次人大会议上议论最多的热点之一。３月１９日上午，袁伟时教授三言两语便转到本报最近有关新的“读书无用论”的讨论上来。
袁教授对此早已深思熟虑。他说，据他的观察，大部分学生还是用功读书的，不要过份渲染问题的严重性，但不读书的学生的确比过去多了。
何以如此？他认为原因有二：其一是社会上没有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风气。“广东人说，‘最穷是教授，最傻是博士’，我的家里兼而有之了。”袁教授苦笑着说：“我的两个儿子，老大是‘土’博士，老二是‘洋’博士。老大如今月薪１０７元，加上各种补贴、奖金，总共不过１８０元左右，他养不起自己的儿子，还得我养。”
一谈及此，他指指正在读的《政府工作报告》说，里面批评了有些学校乱发文凭、乱收费，其根源也是由于教育经费匮乏。说着说着，他口气郑重起来：“作为一个公立大学的校长，如果不关心学校的声誉和尊严，那是绝对不合格的。但现在有些名牌大学也不得不计划外招生了，这都是非正常现象。都是迫不得已啊！”
袁教授承认第二个原因是目前的教育内容远不能适应商品经济的需要。作为中山大学分校孙文学院负责人，他按照人才市场的需要设置了像外贸英语、应用化学等一系列实用型专业。
他认为要刹住厌学风，提高教学质量是关键。袁教授建议在大力发展实用学科的同时，还要保基础科学，尤其不能忽视社会科学。
对教育经费必须保证切实增长，而不是纸上谈兵，袁教授深表关切。他正准备向大会提交一份议案：希望严禁进口洋烟、洋酒、洋化妆品。他说：“有钱买回这些不必要的东西，却没钱办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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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两个热点：土地与价格
——农业部长何康答中外记者问
本报记者 凌志军 朱维群
土地问题与农产品价格成为中外记者关注的两个热点。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２１日下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农业部长何康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
英国路透社记者：别的社会主义国家，例如波兰，让农民自己买土地，中国有没有这种潮流？
何康：我们现在采取的是完善联产责任制，延长承包合同期。所有权是集体的，农民在土地上投资后，可以有偿转让使用权。对于需要长期开发的荒山荒地，我们已把承包期延长到５０年，而且可以继承。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记者：请问国家粮食收购价提高的幅度，能不能抵消生产粮食成本上升的幅度？
何康：这也是我们担心的，今年国家粮食收购价将提高１８％，但生产资料上涨的幅度更高。实行“专营”就可以避免中间高价倒卖，使生产资料的价格稳定。同时在合同定购以外的粮食，农民可以按市价出售，得到部分补偿。
《经济日报》记者：有报道说中国现在是世界第三大粮食进口国，而且还将成为最大的粮食进口国，请问你有何看法？
何康：１９８４年以前，我国粮食一直进口，每年在１０００万斤以上，１９８５、１９８６年我们的粮食是净出口，１９８７年以后又成了净进口。由于去年的灾荒，今年进口更多一些。作为农业部长，我希望尽量少进口。
台湾《联合报》记者：请问中国需要进口多少粮食？
何康：这主要由商业部、经贸部负责。收成好，就不需要进口很多。
南斯拉夫《劳动报》记者：目前中国有些富裕地区的农民承包土地自己不种，雇贫困地区的农民来种，政府对此有何看法？
何康：对已经承包而不履行责任的农民，应按规定停止他的承包权力，把土地转包给更好利用土地的农户。今后我们将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不使土地荒废。
苏联《消息报》记者：据报道，过去４０年中国失去了大量的耕地，也没有严格地管好现有的耕地面积，您作为农业部长，对这种形势如何估计？
何康：这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中国４０年来人均占有的耕地从１／５公顷减少到１／１０公顷。我们已建立国家土地管理局，严格管理土地，同时收耕地占用税，限制占用土地，用这个税开发新的土地。原来每年要减少土地４０万公顷，去年减少了２０万公顷。
台湾《联合报》记者：听说全国粮票在南方已不大通行，这是否是对中央权威的抵消？
何康：现在粮票变成了有价证券，它反映订购粮价与市场粮价的差价。据我了解，粮票还是可以到处通行的。
美国之音记者：你刚才讲政府将要增加一些新的税源，像水果水产等，你能不能具体地谈一谈？
何康：大约要收５％到１５％的税。根据不同的品种，像海参等海珍品等高利润的产品，收得就高。同时，如果在荒地种水果，可以少征税和免税，占用耕地种水果，就要重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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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书店见缝插针
２１日早晨，新华书店的工作人员就来到政协委员下榻的友谊宾馆，在北配楼门厅摆开了书摊。他们带来的书籍种类繁多，吸引了不少委员。据书店工作人员反映，以社会科学、小说方面的书买者最多。
（张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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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全国速度滑冰冠军赛结束
两人三次打破三项全国纪录
新华社长春３月２０日电 （记者胡浩）１９８９年全国速度滑冰冠军赛今晚在长春降下帷幕。这次比赛有２人３次打破3项全国纪录，有２人２次打破一项青少年全国纪录。
在４大项共２０枚金牌的激烈角逐中，黑龙江省各队夺得１５枚，显示了雄厚的实力。
解放军队的刘伟以１分１７秒４３的成绩和１５６．１００的总成绩分别打破男子短距离１０００米和短距离全能的全国纪录，佳木斯队的吕树海以１７１．５５４分的总成绩刷新了男子全能全国纪录。
这次冠军赛打破了我国速滑运动多年沉闷的局面。一些新秀脱颖而出，加入了成年速滑队伍，显示出我国速滑运动前景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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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冰球队平保加利亚队
新华社悉尼３月２０日电 中国冰球队今天在世界冰球Ｃ组锦标赛与保加利亚队３∶３战平。
今天的比赛，中国队先以１∶３落后，接着连追两球。这是中国队开赛以来的第二场比赛。
在１８日的首场比赛中，中国冰球队曾以３∶１战胜澳大利亚队。
世界冰球Ｃ组锦标赛１８日在澳大利亚悉尼开始，将于２７日结束。参赛的共有８支队伍，第一名将晋级参加明年的Ｂ组比赛。
到截稿时为止，荷兰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的比赛还在进行中。
在１９日进行的另外两场比赛中，南斯拉夫队１１∶１击败南朝鲜队，匈牙利队９∶２战胜澳大利亚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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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澳大利亚选手创５项自行车世界纪录
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０日电 据外电报道，澳大利亚运动员１９日创造了５项自行车赛世界纪录。汉城奥运会银牌获得者、澳大利亚的马丁·温尼科贝在英联邦银行系列赛上，以１分０２秒８４打破男子自行车室内比赛１０００米的世界纪录。这次比赛在澳大利亚的朗塞斯顿举行。世界冠军斯蒂芬·佩特一人打破３项世界纪录。其中包括一项年头最长久的职业自行车赛纪录——２００米行进出发赛世界纪录。佩特在这个项目上创下的新纪录是１０秒４５９。在１０００米计时赛中，佩特以１分０４秒１４创下又一项世界纪录。
他的第３项世界纪录是在室内５００米行进出发赛上创造的，成绩为２７秒４５。
第５项纪录是由内森·佩奇在３０００米比赛中创造的。这一成绩比澳大利亚的迪安·伍德３年前创下的３分３０秒４５的成绩快了４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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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嘉良接受洛杉矶业余体育基金会奖杯
本报北京３月２１日讯 记者李北大报道：乒乓球选手江嘉良今天在离京赴世界锦标赛赛场前，接受了一座美国洛杉矶业余体育基金会赠送的奖杯，江嘉良被该基金会评为１９８７年世界最佳运动员。
这项评奖活动始于１８９６年第一届现代奥运会。今天与江嘉良一起接受１９８６年奖杯的还有跳水选手高敏。跳水名星许艳梅已被该基金会评为１９８８年世界最佳运动员，奖杯不久也将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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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征四万里 横贯十一国
北京至巴黎之路老式汽车远征即将开始
本报北京３月２１日讯 １９０７年曾由北京驶达巴黎的一辆伊塔拉老式汽车，最近被请出博物馆，并运抵北京，它将第二次参加于３月２５日晚开始的横跨欧亚大陆的１９８９年北京巴黎之路老式汽车远征活动。
此次由中国国际体育旅游公司、意大利国际徒步旅游公司等联合组织的远征活动将从北京出发，沿古老的丝绸之路，经河北、河南、陕西、甘肃、青海，由新疆红其拉甫出境，然后经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苏联、波兰、荷兰等１０个国家，最后在法国大革命２００周年纪念日前抵达巴黎。
组织者希望通过这次历时１１０天、行程２万公里的老式汽车远征，增进欧亚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和了解，纪念三名意大利人１９０７年首次驾车横跨欧亚大陆的创举。驾驶这辆老式汽车的驾驶员将是意大利菲亚特汽车公司的两名专业车手。
（张晓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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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速滑友谊赛结束
二十枚金牌中国队获九枚
新华社长春３月１９日电 （记者胡浩）第１４届中日速滑友谊赛今晚在长春冰上训练基地鸣金收兵。在４大项共２０枚金牌的争夺中，中国队获９枚，日本获得１１枚。
在今晚最后两项比赛中，中国队的张青以８分１６秒８３的成绩获得女子全能５０００米的金牌；佟海燕和刘君红分获第二、三名。
女子全能的金牌被日本队的关奈津江以１８８．８３９分的总成绩夺得。中国队的张青获得了银牌，她的队友佟海燕居第三名。
纵观整个比赛可以看出，日本队在短距离比赛中的实力明显高于中国队；长距离比赛，中国队稍占优势。中国队员的表现，与前几届比进步不小，个别项目与日本队差距缩小。行家认为，中国队在起跑速度、弯道技术等方面还有待于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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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3月17日举行的世界花样滑冰锦标赛上，苏联选手玛·龙索娃（女）和阿·舒林（男）获得冰上舞蹈亚军。
新华社记者 徐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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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人大代表同辽宁朝鲜族代表愉快交谈。
本报记者 孟仁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