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
专栏：
科隆博，吉祥的名字
曹振寰 李南友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２１日深夜１２点，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刚担任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主席的维托里诺·科隆博先生。周总理对他说：“科隆博，这个名字十分吉祥，象征和平！”“科隆博”，在意大利文中是鸽子的意思。这次谈话进行了３小时。科隆博回忆这次会见时说：“周恩来紧紧握着我的手。我走出人民大会堂，已经是凌晨３点。北京的寒冷是刺骨的，但天空却挂满了星斗。”当时科隆博久久地回味着周总理临别时的那句意味深长的话：“要为和平而工作，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不管怎么说，今天正发生一件从前是不可想象的事件：一位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一位外国天主教徒非常友好地交谈了几个小时。”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年方弱冠的科隆博奋不顾身率领一支游击队打击德、意法西斯分子。１９５８年，以他丰富的经济贸易学识和出色的社会工作政绩，当选意大利众议院议员。１９６６年以后，他在意大利多党政府中历任财政、外贸、邮电等部长职务，并一度担任参议院议长。后来又担任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副书记。为了使世界上意中这两个文明古国重新携起手来，当时，在意政府中担任要职的科隆博与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南尼一起，坚决主张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不遗余力地为此奔波。他在报刊上撰文说：“那种企图让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继续孤立的想法是荒谬的。”终于，在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６日，意中两国互相承认，正式建交。与此同时，科隆博倡仪的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也成立了。
在过去了的２０年里，科隆博先后十次访问中国，与周恩来、邓小平、赵紫阳等同志会见，进行多次交谈。
与科隆博一起工作的欧斯彬告诉我们，科隆博虽身居要职，日理万机，然而他时时关心着意中友好的事业，关心着中国的发展。由于他的促成，米兰与上海、佛罗伦萨与南京，威尼斯与苏州之间陆续结为友好城市。他主持的意中经济文化交流协会在意大利经常举办各种意中友好活动，例如“中国周”就是一个很好的项目，举行报告会，展览会，放映中国电影，宣传中国人民在建设自己国家中的成就。他还积极促成意大利与中国实行科技文化、教育事业的合作。正如意大利驻中国大使索莱拉先生最近对笔者所说：“在对华开展技术合作方面，意大利是首屈一指的，占第一位，在西方几个发达国家中，意大利政府向中国提供的赠款总额超过所有其他国家，而且，我们援赠的项目都不是商业性的，而是以卫生、教育、培训等人道主义方面为主。”去年３月，意大利援建的北京急救中心在京落成，这中间又有科隆博的一份功劳。最近，为了使意大利的参议员、金融巨子们进一步了解中国，以便在议会立法和企业决策时，更多地考虑到中国，他四处奔波，利用他的地位与声望、影响，多方斡旋，促成了一个由几十人参加的，以参议院财政与国库委员会副主席为首的意大利参议院访华团访华。其中，参议员就有１６人之多，这中间，还有实力雄厚的米兰交易所的专家。欧斯彬对我们说，意大利党派众多，然而不管哪个党，要同中国搞好关系，首先想到的是，先征求一下维·科隆博的意见。大家都把他看作是意中友好的旗手。
维·科隆博始终认为，２１世纪是太平洋世纪。他常说，联合的欧洲与中国联合起来，可以建立一个三足鼎立的世界。他说：“一个拥有１０亿多人口并具有悠久历史和牢固传统的民族，以这种社会主义的形式出现，对国际关系现在意味着什么？将来意味着什么？要知道，这既能生产也能消费，既能销售也能购买的１０亿人恰恰等于苏联人、美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口总和。实际支配权今后会不会由大西洋转移到亚洲——美洲——太平洋？”他断言：“由于中国的存在，２０００年的世界将会大不一样……不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看，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伟大国家。意大利作为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很高兴和中国继续友好合作，因为中国的进步，将带动意大利，带动全世界向前发展。意大利历来把中国当作亚太地区经济贸易合作的第一伙伴。在西欧各国中，意中贸易额已占据第二位。意中两国开展合作有着许多有利的条件，我们两国之间不是竞争，而是互辅。中国资源丰富，意大利技术先进，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相互合作，对双方都有好处”。为了促进这种相互的合作，为了使更多的意大利人了解中国，他在百忙中还著书立说，介绍中国。１９８６年１１月，由意大利《２４小时太阳报》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中国走向２０００年》，他在书中追忆了他访华时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重要内容，并从世界经济、国际政治、哲学宗教和人类文化的角度，客观、严肃而又不乏热情、公正、友好地审视了近百年来中国曲折发展的艰难历程。他对中国实行的政治、经济改革，由衷高兴。他借用一位学者的话说：“这种改革进程可能导致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真正民主。”最近，科隆博对我们说：“我已是第十次访华了。记得初次１９７１年访华，距今已十多年了。我亲眼看到中国前进了，并且还在继续前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中国共产党和老一辈领导人等率领中国人民进行过一次长征，现在为了发展经济和社会进步，又在进行第二次长征。这次长征更困难。第二次长征虽然开始没几年，但已见到巨大成效。如果说，中国人民２０年前艰苦奋斗不过是为了温饱，那么现在他们正满怀信心地为更高的目标在奋斗。”（附图片）
周恩来总理会见科隆博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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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的庙会
袁放生
斯德哥尔摩由众多的岛屿组成。斯甘森是一个大岛的名字，岁末，一年一度的斯甘森庙会就在这里的乡村集市街进行。
往常每年春节都少不了逛北京庙会的我们，这下听说有外国庙会可逛，精神顿时兴奋起来。
星期天是睡懒觉的时间，破例起个大早。街上行人稀少，强劲的北风卷起雪花，打在汽车窗户的玻璃上。瑞典人一般要到中午时才出门。正在我怀疑是否有人能起这么早来逛庙会时，汽车已经拐弯，远远地望见公园门口聚集着不少人。
集市以瑞典人特有的简朴方式进行。没有敲锣打鼓，没有耍把式卖噱头的，人们静静悄悄。一条狭长的乡村街市，一个挨一个排着几十个货摊。平时空荡荡的货栈，现在堆满了各式各样的节日用品。每个摊棚用草编、剪贴、松枝和挂灯装饰起来。身着鲜艳的传统民族服装的货栈主人，淡抹浓装，在挤满人的柜台后面忙碌着。市场中间耸立起一匹巨大的用草编成的马，马身用红布扎起来，很惹人注意。摄影爱好者们纷纷举起像机，抢着拍些人们赶庙会的镜头。
也许世界上所有国家的节日，都少不了这样两项内容，即美食和馈赠。
斯甘森市场的经营也分这两类。这里从圣诞卡一直到家酿黑啤酒应有尽有，它比北京庙会少一项民间艺术表演的内容。但其特色在于浓郁的乡土风味。因为这里的东西你花任何价钱在商店里也是买不到的。那些带小孩来的人，总是要首先满足小家伙儿对糖果的要求。家庭主妇们挤在面包坊买冻得像石头一样硬的黑面包，并不时地抓起一罐家制黄油或果酱闻闻。满脸通红、喘着粗气的男人们，在腊肉和香肠的货栈前转来转去，特别瞩意那挂在屋檐下的熏火腿。老年人则对传统的草编和木雕感兴趣。最拿不定主意的是年轻人，他们在手工制作的贺年卡和玩具摊前徘徊，不知该送给意中人什么礼物。
有一种叫“抽彩”的销售方法，你不是买商品，而是花两克朗买一个彩票。如中奖，可免费得到一件摊上的东西。最高奖可以得到一大筐香肠或一只大布熊。这种摊位前人特别多，大家都想碰好运气。
正午时分，人们肚子有些饿了。这时食品摊的生意特别好，围了几层人。大家买上两块面包，夹上泥肠，放在火上自己烤，边吃边欣赏在冰面上栖息的北欧水鸟，别有一番情趣。近处，教堂的钟声缓缓敲响。不知怎么，这时我特别想吃北京庙会的糖葫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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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始终眷恋着中国
唐修哲 孙润玉
那是１９８８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们结束了为期１０天的苏联乌克兰南部之行，正在旅馆稍事休息，准备第二天一早上路。突然，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话筒里传来一位妇女急促的声音：
“喂，您是莫斯科来的中国人吗？终于找到你们了！我现在就来接你们，请在旅馆门口等我。安娜·伊里奇娜整整等了你们一下午，看到你们不知该有多么高兴呢！”她是谁？她打算把我们接到哪里去？还没有来得及张口提问，电话已经挂断。
放下电话，我们才想起前一天在参观尼基塔植物园时陪同人员曾提起该园有位工作人员在中国留学时和一位中国姑娘结了婚，他们在雅尔塔已定居多年。看来她一定是闻讯赶来向我们了解祖国情况的了。不过，安娜·伊里奇娜又是谁呢？我们与她素不相识，干嘛要白白等我们一个下午呢？
我们下榻的旅馆是黑海之滨豪华的旅馆之一。它坐落在临海的半山腰上。此时，夕阳西沉，落日余辉映照大海，放射出道道绚丽的彩霞。很快，彩霞便梦一般地消失了。
一位４０开外的中国妇女匆匆向我们走来，一眼猜到她就是打来电话的那位了。
“喂，你们好！”她兴奋地大声嚷着，并指着停在附近的一辆小轿车说：“上车吧！我要给安娜·伊里奇娜来个突然袭击，她不知该怎样感谢我呢？”
在汽车里，她自我介绍起来：“我叫陈雅兰，北京医学院毕业。６０年代随丈夫来到苏联，最初住在莫斯科，后来迁居到这里。”
“安娜·伊里奇娜是您的什么人呢？”
“是我的什么人？”她睁大眼睛惊讶地问道。“她就是著名小说《海鸥》的作者、苏联第二个奥斯特洛夫斯基——比留科夫的夫人呀！”
我们不由地“哦！”了一声。提起《海鸥》，５０年代的中国青年谁不知道！它是比留科夫４０年代写就的一部小说，描写一位年轻的女游击队员柴金娜在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中英勇牺牲的动人事迹。比留科夫的经历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遭遇非常酷似，１８岁时他在建筑工地抢险致残，在病榻和轮椅上度过了３６个春秋，在此期间坚持写作，以英雄人物鼓舞和教育青年。《海鸥》于５０年代在中国出版，８０年代重译再次出版。这本书对不同时期的中国青年都起了积极影响。比留科夫于１９６６年离开人世，没想到他的遗孀仍住在这个城市里，成了比留科夫故居博物馆的馆长。
“昨天安娜·伊里奇娜接到通知，说是有个中国代表团要参观比留科夫博物馆。她激动得不得了，准备了许多好吃的，还买了一束鲜花。可是等了一下午也没有等到。我下班后才得知。我想，既然是中国代表团，肯定住在雅尔塔旅馆，这不，我不是把你们找来了吗？”雅兰滔滔不绝地说着。
“我们不是什么代表团，也没有为我们安排这项参观呀！”我们连忙辩解说。
“肯定是哪个官僚主义的办事人员给弄错了。不过，没关系，见到你们安娜·伊里奇娜会高兴得要命的，她对中国人感情可深厚哩！”
汽车在盘山公路上缓缓行驶，很快便在一座围着栏杆的小楼前停了下来。刚来得及迈进大门，雅兰就得意地叫道：
“安娜·伊里奇娜，我给您把中国客人领来了！”
二楼的门打开了。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位端庄、慈祥的老人。她，中等身材，身上穿着一件宽松的连裙衫，清癯的脸上带着亲切的微笑，显得那样和蔼可亲。
“啊，终于把你们盼来了。他们告诉我，你们团长是位上年纪的人，身体不太好……”
此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她一定把我们和伍修权同志率领的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搞混了。伍老一行前一天已经离开雅尔塔取道莫斯科回国了。于是我们赶忙解释，我们是记者，不是代表团。安娜·伊里奇娜微笑地说：
“只要是中国人，对我都一样。”
说着她把我们迎进了二楼的客厅，边喝茶、边聊天，就像多年不见的老朋友一样。老人沉浸在难忘的回忆中。３０年代，年轻的安娜曾是一所中学的女教员。比留科夫当时住在医院里，是个瘫痪病人，行动不便，需要有人帮助。
善良的安娜自愿义务侍候这位残疾人。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之间产生了感情，共同的事业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终于结成了终生伴侣。卫国战争爆发后，她推着轮椅和比留科夫一起在后方采访战斗英雄和生产能手，写出了一篇篇动人的文章，后来她又协助他写出了描写开凿大运河的小说《纳林之水》。１９６６年比留科夫与世长辞，安娜·伊里奇娜决定把这所故居辟为博物馆。老人深情地说：“每当一批批年青人前来参观时，我就感到自己并不孤独，仿佛看到比留科夫仍然活在人间。”
作家一生结识了不少外国朋友，每天都要收到大批读者来信，其中有不少来自中国。比留科夫的创作生活是很艰苦的。他的头歪着不能转动，写下的字迹往往很难辨认。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他还亲自提笔给中国读者复信，热情地为他们修改一封封俄文信。此时安娜拿出了一叠中国读者寄来的信和褪了色的照片。这些信有的寄自武汉，有的写自苏州……照片上的那些剪短发姑娘如今都已年近半百。她们哪能想到，３０多年前寄给《海鸥》作者的信和照片至今仍为这慈祥的苏联老太太视如珍宝地收藏着。安娜激动地对我们说：“在苏中关系不好的年代里，我仍然保存着这些信件，这是友好感情的信物！”看到这一封封贴着中国邮票的信件，听着主人的肺腑之言，我们的眼睛湿润了。
正是这种崇高的友谊驱使比留科夫夫妇在陈雅兰一家４口由莫斯科初到雅尔塔无处栖身时，邀请她们全家住到自己家里，从此结下了莫逆之交。
正是这种永恒的友谊驱使安娜夫人在风云变幻时期保存了这些信件，并在得悉中国客人来到雅尔塔时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希望我们能协助她找到写这些信的作者，那怕能给她再写上片言只语，她也会感到莫大的欣慰。
正是……
夜深了，我们和这位年近耄耋的老人惜别。安娜夫人把我们一直送到门口。望着她瘦削的身影，我们感到她和《海鸥》的主人翁柴金娜以及作家比留科夫都像高尔基作品中的丹柯一样，都是燃烧自己又点燃别人的崇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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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亚洲游到欧洲
魏同超
汽车缓缓开上伊斯坦布尔大桥，从车窗外又看到了博斯普鲁斯海峡。每当此时，我的心中总是十分激动。我曾五次来过伊斯坦布尔，对它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我第一次经过伊市时，曾只身横渡了博斯普鲁斯海峡。
那天我初次来到伊斯坦布尔，它那雄伟气势、繁荣景象令我惊叹不已。但最吸引我的还是被称为亚欧“分水岭”的博斯普鲁斯海峡，从远处望去，它像一条浅蓝色的丝绸带，舒展地飘动着，将伊市一分为二，南侧是亚洲部分，北部则是伊斯坦布尔的欧洲部分。
壮观的景色没有使我陶醉于欣赏中，相反，一股强大的征服欲突然在我头脑中产生了，“我要游过海峡，我要从亚洲游到欧洲去。”经过一夜的思考，我终于决定第二天上午去试一试。
八月二十五日清晨，一切准备就绪。我从海峡地形图上决定在大桥以东三公里处渡海。这里是个小码头，许多小游艇停靠在岸边。我登上一条乳白色的小艇，向坐在甲板上喝茶的当地人用英语问候，然后把早已用土耳其文字写好的纸条递给他，内容大意是：“我想游过海峡，能否请您开小艇陪伴我，并把我的衣服放在您的船上。”船主是个留着大胡子，身体健壮的土耳其青年，他很干脆地说了声“ＯＫ”。
上午十一点二十分，我扑进大海怀抱。这是我第一次在海里游泳，一接触到海水，凉气逼人。北眺欧洲大陆——我的目的地，躲在一片云雾里，若隐若现。真的能游过去吗？好像猜透了我的心思似的，船上的朋友向我说了：“你可要游过去啊，别让人家说中国人是孬种。”我随即暗下决心，非游到欧洲不可！不仅为自己，也是为中国人争口气。我使劲一蹬水，冲了出去……
向前游了一刻钟，我掉头回望，南岸的房屋，街道以及沿岸行驶的汽车仍然清晰可见，像是一张缩印了的彩色图画。向前看，欧洲大陆距我的位置似乎没有改变。但此时，我已消除了紧张感，兴奋起来，奋力划水前进。
“嗨，游偏方向了。”船上的朋友喊话。我抹一把头发上和脸上的水，定睛一看，不知不觉我已游到海峡中心了。向西看，雄伟的伊斯坦布尔大桥近在眼前，它像一座悬浮在空中的钢铁长城，飞跨于博斯普鲁斯海峡之上；再看海峡两侧，成百上千条悬挂彩旗的各式游艇和帆船整齐安静地停泊在港湾内，再向远处看，两岸起伏的山峦中间零零散散地点缀着许多设计别致，造型新颖的别墅，红色的，黄色的，隐现在一片绿荫之中，好似绿丛中盛开的花朵。伊斯坦布尔，你真是自然美与人工美巧妙融汇的典范！
小艇一直在前为我开路。亚洲大陆已被我远远抛在身后了。我虽然感到了疲惫，但信心倍增，“绝不能前功尽弃”，我不断激励着自己。
欧洲大陆越来越近了。对岸海边人行路上散步的人们都停下脚步，注视着我——一个中国人！有的惊讶，有的赞叹。我加快速度，向岸边冲刺，五十米，二十米，五米，一米，终于摸到海堤的水泥台阶了！我抓着生了锈的扶梯使尽全身力气，一步步“登上了欧洲”。也许是胜利的喜悦使我陶醉，也许是经过拚搏后精神上的轻松，一上岸，我便跪倒在地上，心里默默地欢呼着：我成功了！经过四十五分钟的搏斗，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五分钟后，小艇载着我从欧洲按原路回到了亚洲。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风，我心中充满了自豪感。世上的任何艰难险阻，在人们的决心和意志面前都显得那么渺小。
后来当地人告诉我，过去常从报纸看到不少西方人、日本人游过博斯普鲁斯海峡的消息，但从来没听说过有中国人游过这个海峡的。“你是第一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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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