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br/>专栏：<br/><br/> 蔡澜谈日本<br/> 黄苗子<br/> 朋友蔡澜，虽然还是中年人，整天洋酒不离杯，说话似乎总带点醉意。可是散文写作却是一流的，风格有点像明末的张岱，事业成就也不错。最近送我他在香港出版的两本书：《蔡澜谈日本》，《蔡澜再谈日本》。<br/> 一篇篇不到千字的短文，看起来东拉西扯，把日本的人情风俗、生活习惯、政治经济，甚至日中关系都扯进去。但综起来看，现代日本的基本面貌，就生动活泼地浮现在你脑海中，不但趣味盎然，而且发人深思：日文少不了汉字，但是汉字经他们一用，奇怪的事发生了。<br/> 最显明的例子是日文中的“大丈夫”，做“不要紧”解释。<br/> “有难”，是“谢谢”的意思。<br/> “切手”，却是匪夷所思的“邮票”。<br/> 他又说：汉字“庭鸟一羽”，是“一只鸡”的意思。我虽不懂日文，但从蔡澜这段话中，叫我想起我知道而一直觉得有趣的日文汉字：“无茶苦荣”，是“乱七八糟”的意思，而一个人的懒散，日本汉字却写作“吞气”。<br/> 本世纪是东、西文化互相参杂最繁剧的时代，一向由右到左排列的汉字，由于横写和西方同化，便改为由左到右来读，但是，保守的习惯则仍然由右到左，这样，有时就出了问题。蔡澜说：<br/> 有一天走过一家百货公司，看到一条横书的广告，不禁惊奇，它写着“出卖大日本”──习惯性地将它由右读。原来却是由左写至右的日本汉字“本日大卖出”──今天大减价。<br/> 原来，“大卖出”、“大出血”、“大乱卖”，都是大减价的意思。由于蔡澜这段文字，记得十年前在北京琉璃厂开会，有人主张招牌应按旧习惯由右向左，有人主张由左向右。在相持不下中，启功教授发言：“这问题好解决，只须在招牌下面画个箭头，人家就都知道由右向左或由左向右读了”。自然，大家无法接受这个合理化建议。<br/> 蔡澜描写了日本的切腹自杀旧习，他说：<br/> 怎么说都好，其实，这只是暴露狂的一场最后表演。
第8版(副刊)<br/>专栏：<br/><br/> 中国画与中国可乐<br/> 王为政<br/> １９８８年３月，我应瑞士巴塞尔“国际艺术家交流计划”之邀，前往进行艺术交流，同时，瑞士也派一位画家来北京，这种互派画家的交流形式，在中瑞之间还是第一次。<br/> ５月，我的个人画展在巴塞尔开幕。很不凑巧，当天的报纸在报道这一消息时忙中出错，把开幕式“１８：００开始”印成了“１８：００结束”。于是许多观众早早地来了，看过画，不等开幕便走了。主持人担心待会儿要“冷场”。但是出乎预料，开幕式却比以往在这里举行的所有画展都隆重而热烈，瑞士的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以及学者、教授、企业家，还有从邻国赶来的画家，把展厅挤得满满的。简短的讲话之后，他们便极有兴致地欣赏作品，说了许多赞美的话。我知道，这不是捧场。在我来瑞士之前，他们根本不认识我，用不着捧我的场。我还知道，他们对中国画几乎一无所知，很少有欣赏的机会，这次是抱着猎奇心理来的。结果，他们没有失望。他们看到了与欧洲绘画迥异的古老、神秘而又有着新的生命力的东方艺术，一个陌生的画种却又能与他们心灵相通，他们为中国宣纸上的淋漓水墨而陶醉。这一切都不是因为我，而是因为“中国画”。<br/> 我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一位中国画家而自豪。帮助我准备画展的留学生们则兴奋地将这次画展称之为“中国人的胜利！”<br/> 次日，我给在北京的妻子打了个电话，告诉她这一切。<br/> 而她，则给我讲了个故事：<br/> 那位与我“交换”的瑞士女画家和她的女儿、外孙到我家作客，之后，妻子陪他们到王府井大街观光。那个５岁的瑞士小男孩渴了，妻子要给他买可乐，他却说：不要喝中国的可乐，要到北京饭店去买美国的可乐。妻子便撒手不管了！<br/> “一个外国小孩子都这么看不起中国！”她在电话里愤愤地对我说。<br/> 国际长途电话的费用是昂贵的，而且要我自己负担。电话机上的计时器在跳字，我静静地听着，听她讲完这个并不算短的故事，不管要付多少瑞士法郎了！<br/> 当晚，我久久不能入睡。“中国画”和“中国可乐”如此不同的境遇搅扰得我不得安宁。<br/> “走向世界”，如今是中国人叫得最响的口号。但怎么“走”呢？抛出大笔外汇购进外国豪华型汽车、彩电、冰箱，未见得就能成为“世界公民”。借个洋字号造点儿什么，“薄利多销”地往外送，也未见得就等于“打入国际市场”。中国的经济实力如何，外国人了如指掌，连一个乳臭未干的黄发小儿也已经具备了这种“思维定势”。近年来，倒是中国的文化艺术率先迈出了国门，并且让洋人刮目相看，电影、戏剧、文学、美术都不乏其例。人家敢于小看你的“可乐”，却不敢小看你的艺术。“黄土地”上长出的“红高粱”让金发碧眼们一愣：中国人还真有两下子！<br/> 我和外国同行交谈，他们对中国绘画兴趣之浓厚，令我感动。他们并且羡慕中国的艺术家有固定的职业和基本收入，不像他们“靠天吃饭”，挺新鲜。可惜，他们欣赏的，正是我们要“改”掉的。国内总有那么一些人，觉得国家花钱“养活”一批艺术家不“合算”，是个“包袱”，总想让他们“自谋出路”、“自负盈亏”，用工商企业的办法去制造“艺术”。岂不知，这些为数不多的艺术家为在国内“建设精神文明”、在国外提高中国的国际威望，发挥了用钱买不来的作用，抵得上多少万吨“可乐”！<br/> 中国有五千年“文明”传统，并且非常想跻身于现代“文明”国家之列，那就“文明”些吧！
第8版(副刊)<br/>专栏：文心探访<br/><br/> 思想者与社会<br/> ——刘再复瑞典归来谈诺贝尔奖<br/> 李辉<br/> 热烈地拥抱艺术、拥抱人类<br/> 记者：请再谈谈思想者对社会的态度。<br/> 刘：思想者与社会之间，两者应当是互相尊重、互相关怀的。我在去年１１月临行之前曾说，二次大战后的获奖作家都对人类命运有一种终极性的关怀。“终极关怀”是一个宗教性的概念。我想借此概念说明，科学家、作家对社会的关怀，不仅着眼于一时一地一事，而且对人类的现在和将来，有一种真诚的忧虑与关怀。例如爱因斯坦，当他知道他的祖国正在制造原子弹时，便写信告诉美国总统罗斯福；而当德国投降后，美国在日本投下原子弹时，他又向美国提出抗议，这是因为他的信念只有一个：科学应当造福于人类。<br/> 记者：这次获奖的埃及作家马哈福兹是否也很关怀社会？<br/> 刘：他说过他写作只是为了让两个女儿买双高跟鞋，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其实，他是一个对社会充满感情的作家。大作家都有两个特点，一是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艺术，一是热烈地、全身心地拥抱社会。当然，他们对社会的关怀不是一般化的，而是以独立的心灵和独异的深情去关怀社会，并奉献给社会以独特的创造成果。<br/> 记者：您的话是否可以理解为两层意思：一是作家要真诚地热爱艺术，不必为艺术之外的因素干扰；一是作家以热爱艺术和创造艺术的途径来体现对人类进步和命运的关注。<br/> 刘：是的。鲁迅曾经批评过有的人只是把艺术当作敲门砖，这样的人就不是全身心拥抱艺术，自然也不可能创造出真正伟大的作品，更谈不上拥抱社会和人类了。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作家常受到艺术之外的种种干扰，真正把文学当作坚贞不渝、终身追求的事业的人并不多。如果未能全身心地拥抱艺术，就自然缺少艺术追求的韧性，就容易把智慧浪费在艺术之外的争斗之中。但是，作家决不可能躲在艺术的象牙之塔而对社会绝对冷漠，这种冷漠将使作家的智慧逐步冻结。马哈福兹因年迈有病未能出席颁奖仪式，他的演讲是请人宣读的。他不是一般地表达出对社会的感情，而是很强烈、很动人地表达出来的。其中他对富国领袖的呼吁尤其动人。他说：“今天，文明领导人的伟大，其衡量标准应该是具有远见卓识，对全人类怀有责任感。”他甚至直接呐喊：拯救非洲南部受奴役的人！拯救非洲的灾民！一个身处穷国的作家，如果对社会采取逃避主义，总是要受到良知的牵制和谴责。<br/> 记者：马哈福兹身处穷国，他是怎样排除悲观情绪，坚持他的艺术创作的？<br/> 刘：马哈福兹说他对人类社会有一种坚定的信念，即善的力量毕竟比恶的力量更加强大。除了对人类的信念之外，他对真理也充满信念，他说，法老文明中一个故事启示他：总有一天金字塔会从地上消失，但真理和公正将会长久地存在，就像人类爱沉思的头脑和良知一样天长地久。正是如此，他对艺术也充满信念，他说艺术是慷慨而富有同情心的，它既属于充满欢乐的人，也不抛弃悲惨的人。这些信念使他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br/> 记者：“思想者与社会”可能有谈不完的话题，希望有机会再听听您的思考。谢谢。（下）
第8版(副刊)<br/>专栏：<br/><br/> 武夷二首<br/> 蔡其矫<br/> 雨雾武夷<br/> 柔风乐章<br/> 旋卷的云丝<br/> 于万籁沉沉里滚动<br/> 山在空中飘飞<br/> 树影是仙姑款款来时<br/> 说起蓬莱清清浅水<br/> 似乎看见了大海巨鲸<br/> 播弄云涛酽酽地绿<br/> 爱人眼中浮光潋滟<br/> 步上阶石<br/> 地面的梨花落瓣<br/> 经雨点点似泪<br/> 净洁无瑕<br/> 不忍心踩踏<br/> 一切盈盈<br/> 一切濡湿<br/> 武夷桃花源<br/> 没有一块残碑记载彩梦<br/> 浓荫中隐隐有潺湲流水<br/> 黄尘滚滚难到<br/> 仙境应当如是<br/> 桃花在枝梢挂着冷冷瑶台月<br/> 古树围绕新殿旧址<br/> 静处看壶天<br/> 寂寞也有可爱时<br/> 千古征战<br/> 百年动乱<br/> 天地失色<br/> 何如贪看红妆在寿岩上<br/> 咀嚼寂静在春风中<br/> 踏遍花径在烟雾里
第8版(副刊)<br/>专栏：<br/><br/> 喜读《中国哲学三百题》<br/> 康文<br/> 上海古籍出版社别具一格的“三百题”系列新书，已出过《古典文学三百题》、《中国文化史三百题》等，都曾得到学术界与读书界的好评。最近，该社又推出《中国哲学三百题》。<br/> 该书继续发扬了“三百题”的特点：既知识密集，又讲解通俗；既相当系统，又独立成篇；在学术观点上，既充分吸取以往研究成果，注意稳定性，又适当反映撰稿人的个人心得与见解；文字力求通畅，具可读性。另外，该书又有自己独特的精心设计。根据中国哲学史的特点，全书分为：总论，学派、事件，人物、思想，概念、命题，典籍、名篇等五大部分。总论部分，由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张岱年、副会长冯契、顾问严北溟等名家打头；其余各篇的撰稿者，大多为上海各大学的中国哲学史的专家。从目录上即可看出，本书的撰写者比较集中，若干相关的条目由同一位学者撰写。这样，本书的系统性与专门性更为加强了。而这些专家学者各人所写的条目，本来从深度与数量上，都可以写成一本本专著的；而他们“放低手眼”，齐心协力，合作撰写这样一部大书，从而确保了本书的质量。<br/> 全书六七十万字，篇幅适中，集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辞典、中国哲学入门书的功用于一体，不仅适合于高中以上程度的读者自学中国哲学的需要，就是大学和社科院的哲学工作者、教师与研究生，又何尝不能从中获得知识与启示呢？
第8版(副刊)<br/>专栏：<br/><br/> 鹊唱梅梢又一春，<br/> 无边光景灿然新。<br/> 励精图治大潮涌，<br/> 满眼风流创业人。<br/> 董 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