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来自主战场的报告
——对“蚕茧大战”的回顾与反思
本报记者 刘霄
近年来，在经济生活中，常发生各类大战，例如羊毛大战，棉花大战，茧丝大战等，其结果是几败俱伤。人们讨厌这些大战，中央有关部门也三令五申加以制止，但有关产地区、有关企业、有关单位还是卷入了这样的旋涡。人们要问：这种大战是怎么产生的？今后还会不会再发生？回答并不容易。本报记者试以茧丝大战为例，从主战场到宏观决策，作一些回顾与反思，让广大读者了解实情，也供主管部门和地方在改进工作中参考。 ——编者
去年“蚕茧大战”造成的创伤尚未愈合，今年的春茧收购过些时日又将开始。
今年是重蹈覆辙，还是按照新的政策思路建立起新的秩序？这是人们关切的问题。
被人称为“人人恨，人人骂，人人干”的这类大战究竟诱因何在？
为了寻找答案，还是让我们重新走进那白热化的氛围，进行一次“战例”回顾吧。
“主战场”掠影
１９８８年蚕茧大战最激烈的一役，发生在８月底９月初早秋茧收购期间，主战场就位于江浙两省犬齿交错的边界地带。
交战的双方，在江苏，是以缫丝织绸能力强而远近闻名的吴江县。它的形状如同一只楔子，直指浙江蚕桑重点产区的心脏部位。吴江每年自产蚕茧１０余万担，然而缫丝要茧２０万担，织绸要茧５０万担，就是说加工能力远远超过蚕茧资源。
与之毗邻的，是浙江的湖州、嘉兴和桐乡。三地每年产茧７０万担，加上外围的德清、海宁，每年产量百万担之多，占全省收茧量的７０％。三地的蚕茧资源和加工能力基本持平。
吴江认为自己三面“受敌”，应采取强硬姿态。而湖嘉等地，则认为防要严防，战要猛战。
１９８８年，江浙两省党政首脑防止战事重演的决心是无可怀疑的。用浙江农口一位干部的话说，可谓绞尽脑汁，呕尽心血，使尽了１８般武艺。
一次又一次的专门会议。软的，有省长语重心长的说服教育。硬的，有罢官、降职，报纸点名，征收高额调节基金等行政经济奖惩条例。省际之间，订立了不止一份协调价格、互不侵犯的君子协议。省内，地市县各级落实收茧责任制。丝绸公司和供销社几乎全系统脱产管茧。工商、税务、物价、交通，一起上阵。层层设防，严阵以待，岂料还是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混战。
一期茧讯，最多三五天光景。由于蚕种、气候不同，江浙两省茧的成熟期前后约差六七天。两家本已商定开灶日期和收购价格，然而８月２６日，吴江县借口蚕农手中部分浙江茧种成熟，提前５天全面开秤，抬价抢购。
浙江方面的收茧秩序顿时大乱。本来正常投售的蚕农掉过头，肩挑车载船运，水陆并进，涌向吴江，一时人山人海。而应持续旺灶到９月初的浙江茧站却门庭冷落，有些甚至颗茧无收。
没有胜利者
吴江县固然受到国务院严厉批评并被责令退回高价抢购的蚕茧１万担，而采取克制态度，没有抬价杀回马枪，维护了国家政令统一的浙江，也蒙受了惨重的损失。
茧丝绸是湖嘉桐举足轻重的出口创汇产品。早秋茧流失估计在４万担以上，给三地的工业生产、外贸出口、财政税收带来了严重困难。据匡算，影响产值３０００万元，税收２８０万元，减少创汇１０００万美元。
为了抢收蚕茧，不顾质量，造成资源的极大浪费。嫩茧、毛脚茧相当普遍，有些茧站甚至达到９０％，解舒率、出丝率大为下降。掺假施杂现象也很严重，茧里掺水、石灰、糯米粉、黄沙，有的干脆下锅浸煮，一颗茧子一兜水。
不断的防范不断的大战打乱了正常的行政经济秩序，党和政府威信下降。一年五期茧，牵扯了许多部门、许多领导干部的精力。有人形容大战中的情景是“卖茧农民跑来跑去，工商干部追来追去，区乡干部忙来忙去，部门之间骂来骂去，茧子流来流去。”
从宏观看，蚕茧大战的恶果还不仅止。
首先，茧价你哄我抬，扶摇直上，高出原定收购价格１倍多，加大财政压力。仅春茧一季，国家就多支出茧款４．７亿元。
其次，蚕茧质次价高，严重影响出口信誉。专家们痛心疾首：“再这么混战下去，在国际上独占鳌头的中国茧丝绸产业很可能要葬送在我们这一代手里。”
孰是孰非
反观浙江早秋茧期间的省际大战，不仅国务院的红头文件失灵，就是省长们的控制能力也是有限度的，真正起作用的是县市一级的“诸侯”。
出乎意料的是作为大战受害一方的浙江，竟然有相当的人士对吴江县表示理解：“问题不在谁放第一枪，也不是哪一个主观想战，而是政策、机制使然，谁当县长谁得抢！”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现行的财政分灶吃饭政策、外贸包干政策以及领导任期目标责任制，最终以县市为具体落实单位，它造成的是“块块经济”“诸侯经济”。蚕茧大战之所以愈演愈烈，除某些地区凭借优惠政策进行不公平竞争外，其实质，是各个“块块”用抬价的方式，争夺工业原料。对蚕桑主产区的县、市长来说，失去了蚕茧，一切都无从谈起。
改革以来，通过中央对地方的让利放权，“条条专政”的局面被打破，几十年高度集权的统制经济受到冲击，“块块”获得活力，地方经济获得空前发展。但是这种放权，只不过用块块式的统制经济取代了条条式的统制经济。随着地方自主权的加大和利益主体多元化而形成的，在商品经济新秩序没有很好建立的情况下，它带来的不是资源最佳配置、企业公平竞争、市场畅通无阻的商品经济，而是滋生了地区封锁、资源垄断、投资重复、效益低下。蚕茧大战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不要“条条”统制的条件下，如何遏止“块块”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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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快语新言
研究一下“变味现象”
江畅
现在经常有人发出这样的感叹：改革措施本来是好的，可是一到实际贯彻执行的时候，往往走了样，变了味儿。
就说竞争承包吧，把竞争机制引入承包，在承包时进行招标，这不仅可以使承包指数更为合理，而且可以发现人才，使会经营的人才脱颖而出。但是，竞争承包也可能走样，变味，主管发包的人，不是秉公择优，而且凭人情关系决定哪个中标。甚至有的主管单位的领导者，利用所谓的“招标竞争”，以合法的手段把不合自己心意的优者赶下去，把与自己气味相投的劣者选上来。各地都有这样事例发生，今天本报刊登山西运城化肥厂的承包事件，就是一例。
一些地方的一些竞争承包之所以变味儿，最常见的是权力、私利侵入竞争承包。表面上是招标承包，实际上还是领导人说了算。这样，竞争承包不是依照承包条例的竞争，而是变成了走门子、拉关系的竞争。这样的竞争非但不能治好企业，反而助长了不正之风。这种情况对承包责任制的健康推行有极大的害处，它打着企业改革的牌子，败坏了承包制的声誉；它人为地制造了许多矛盾，影响了企业生产的发展。
防止这类现象的发生，最重要的是必须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首先是公平，各个投标者都在同一起跑线上，按同样的规则竞争，各显神通，充分表达自己的治厂方案和拿出经过努力可以实现的标底，以此来竞争，不能对某些人附加其他任何条件。
评判要公正。谁能中标，不能靠私人感情用事，更不能看某些有偏见的长官的眼色行事。
公开，更是不可少的。公开是保证能否实现公平、公正的重要条件，在众目睽睽之下，一些人想要徇私作弊是比较困难的。因此，我们又往往可以从公开的程度判断公平、公正的程度。
公平、公正、公开，并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辽宁省本溪市有个“破烂王”，在全国都出了名的，他从１９８４年７月至１９８７年５月承包本溪市物资回收公司，３年获利相当之前最好年度９年的利润总和，而后又取得新成绩，成为辽宁省、本溪市的劳动模范。今年初，“破烂王”承包到期，２月中旬，市政府公开招聘物资回收公司总经理，没料到，强中还有强中手，“破烂王”在竞争中落标，原市土产建材公司经理尹德宝中标。尽管有不少人觉得应该考虑“破烂王”过去的功劳，市政府认为不能搞照顾，必须坚持公平、公开、择优的原则，谁的能力强就让谁上。
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凡是有私利腐蚀权力的地方，就会发生变味现象。而坚持公平、公正，特别是公开的原则，是防止变味的重要措施。道理很简单，不见阳光的地方，东西就容易发霉，那么，就把它们拿到光天化日之下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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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竞争承包在甘肃
张述圣 白文清
１９８８年，甘肃书写了以竞争承包为特色的历史。
这一年，竞争承包在工业、商业、建筑业、交通运输业和科教文卫５个层次上全面推开。以工业企业为例，到去年底，全省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中，承包的占８６．６３％；省属大中型工业企业，９１．３％的已经承包。竞争承包面达到６５％。据对全省预算内企业的调查，承包企业完成和超额完成各项指标、经营状况发生显著变化的占８０％；个别指标虽未完成，但比承包前经济效益有增长、企业面貌有变化的占１０％左右。调查表明，承包的成功率已达到９０％。
甘肃的竞争承包有３个明显特点：
——精心选择最佳承包者。在推行竞争承包中，及时发现并纠正一些地方、一些单位名为公开招标、实为领导暗中内定或者走过场的偏向，突出公开性，实行公开招标、公开投标、公开答辩、公开确定承包人；不搞不讲条件、只讲优先的内部照顾，坚持平等性，优中选优，择优选聘；重视对投标者素质的考察，体现严肃性；还注意了投标者的智力群体结构。
——精心选择最佳经营方案。注重了３个方面：一是科学性，看方案是否反映了商品经济规律，是否有竞争经营措施和符合本企业实际；二是先进性，重视克服指标越高越先进和压低指标两种倾向，适时推广了甘肃礼县“四算帐”（既算死帐，又算活帐；既算小帐，又算大帐；既算前３年实际完成平均帐，又算承包期递增帐；既算内涵挖潜帐，又算外延发展帐）、“两衔接”（各项承包指标与“七五”计划、任期目标责任制衔接）的经验，着眼于促进生产力发展；三是合理性，合理确定国家和企业的分配比例，上缴国家财政的递增幅度，一般不低于承包前。去年，全省预算内工业企业中，承包企业实现利润５．９３２１亿元，比１９８７年增长１２．５５％，占预算内企业实现利润总数的９６．３２％。
——为企业家队伍的形成开辟了新天地。全省３５家承包企业的统计显示，近４００名昔日默默无闻的“小人物”，在竞争承包中一展风采，登上车间、科室、厂部领导岗位，演出了一幕幕强化管理和配套改革的雄壮话剧；一批过去只能按指令性计划组织生产的厂长、经理，如今更加成熟老练，日益显露出企业家的经营才干；更令人赞赏的是，１００多名党政机关干部和科研人员走出深宅大院，竞争承包创大业。去年预算内工业企业中，承包企业完成的产值，占到９２．９％，比１９８７年增长１４．６４％。
有人说，甘肃承包年取得战略突破，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概括为三句话：善于学习，勇于实践，一个目标走下去。说法是否准确，当然有待论证。但甘肃诚心学习兄弟省市先进经验，结合自己的实际下决心实践，确是事实。１９８７年８月，赵紫阳同志来甘肃视察时指出：“承包制如果不同竞争机制结合，承包制也不一定能最后成功。”他建议甘肃的同志去邯郸看看，开阔眼界。省委、省政府根据赵紫阳讲话精神，组织全省千名干部下乡进厂，帮助企业搞竞争承包。同年１２月，由一名副省长带队，去邯郸学习竞争承包经验。１９８８年元月９日，省长贾志杰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人民亮了旗：要把１９８８年作为全省承包年，以改革总揽全局。改革的突破口在承包，承包的关键是引入竞争机制。省经济体改委组织干部到１４个地州市的数百个工商企业，具体指导，推动承包；省级各专业厅局抽出１／３的领导和干部，抓条条、系统的竞争承包。各级主要领导像当年抓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奔着一个目标干，一户一户抓，一抓到底。作为总指挥的省政府，每季召开一次全省性会议，分析研究，检查总结，确定突破重点。打破了经济效益好的大中型企业不能搞竞争承包的框框。不少企业，内部纵包到底，横包到边，形成上下左右互相促进的承包网络，出现了奋发向上的生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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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咨询之窗
买入价、卖出价与现钞价
问：在外汇交易中，买入价、卖出价、现钞价各表示什么？
答：买入价、卖出价以及现钞价是从银行买卖外汇或外币现钞的角度出发，表示外汇行情的术语。
买入价亦称买入汇率，是指银行向同业或客户买进外汇时使用的汇率；卖出价亦称卖出汇率，指银行向同业或客户卖出外汇时使用的汇率。假设采取用外币折算本币即用直接标价法，外币折合本币数较少的那个汇率是买入价，外币折合本币数较多的那个汇率是卖出价。我国外汇管理局公布的人民币外汇牌价采用的就是直接标价法。例如１９８９年２月２０日人民币兑美元的买入价为：１００美元＝３７１．２７元，这表示中国银行向国内客户购买１００美元付出的人民币价格；卖出价为：１００美元＝３７３．１４元，这表示中国银行向国内客户卖出１００美元收取的人民币价格。
买入价与卖出价的平均值称作中间价，其计算公式为：
中间价＝（买入价＋卖出价）÷２
在西方各国，对汇率进行分析或新闻媒介报道汇价水平时常用中间价。我国报纸电台在报道西方外汇市场行情时亦采用中间价。至于人民币外汇牌价的中间价只用于清算和非贸易从属费用的结算，不对外公布。
问：请谈谈现钞价，为什么买入现钞价比外汇买入价低？
答：现钞价又称现钞汇率，是银行买卖外币现钞时使用的汇率，它亦有现钞买入价与现钞卖出价之分。按理买卖现钞的兑换率与外汇汇率应该相同，但外币现钞不能在其发行国国境以外流通，必须将现钞运送到各发行国。这样，由于运送外币现钞要花一定的运费和保险费，需从汇率中扣除。因此，银行在收兑外币现钞时的价格（即买入现钞价）要低于现汇买入价，卖出现钞价与现汇卖出价相同。例如１９８８年１２月３１日，买入美元现钞价为１００美元＝３６１．９９元，低于同日３７１．２７元的现汇买入价，但卖出美元现钞价与美元现汇卖出价一样，均为３７３．１４元。 施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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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扭曲了的竞争承包
——发生在运城化肥厂的事件
本报记者 杨文道
再好的办法，只要一旦扭曲，一旦变味，便会结出畸型的果，苦味的果！运城化肥厂便是一例。
本来，今年春天，应是化肥生产、需求的旺季，然而，运城化肥厂却处于一种混乱之中：人心乱，管理乱，生产下降。原因在哪里？还得从头说起。
１９８７年１１月２８日，运城市经委对运城市化肥厂实行公开招标承包。
运城市化肥厂是运城市工业骨干企业第一家。厂长侯玉生任职５年，到１９８７年底，工厂负债５１０余万元，潜在亏损６０余万元，厂长任期目标责任制的各项指标都没有完成。
招标动员大会之后，出来了３方投标者：一方是以生产科长牵头的集体投标者，一方是有化肥专业知识的工程师张天恩，一方是厂长侯玉生。侯玉生在超过规定的期限２０多天后，才交出了承包方案。
到底选谁做承包者？
在化肥厂实行招标之前的１０月份，运城市主管工业的副市长杨天桢、经委主任杨兴科等就该厂承包问题搞过调查。杨天桢在化肥厂多次向群众公开讲：“侯玉生任厂长的５年，没有把化肥厂搞上去，不能再任厂长了。”杨兴科也公开表示：“几年来，侯玉生把化肥厂搞烂了，而且也不接受主管部门监督，如果侯玉生再任厂长，经委也不能同意。”
然而，领导者们的态度后来却突然变了。杨天桢暗示招标考评组：“要优先考虑侯玉生承包化肥厂。”
去年２月９日，杨兴科通知集体投标一方的牵头人：“因为你没有大专文凭，被取消承包资格，不要参加答辩会了。”经委一位副主任赵永康当场提出异议：“侯玉生也没有大专文凭，应该一视同仁。”一些职工也找到杨天桢，要求上级领导再认真地研究一下。杨天桢说：“要认清形势，这是决定的，不能改变。”２月１０日，杨天桢又对部分评委说：“如果侯玉生承包不上化肥厂，你们就别回来见我。”
２月１１日，化肥厂招标承包答辩大会上，职工代表向侯玉生提问：“这几年你任厂长期间，企业为什么搞不上去？”杨兴科忙着解释说：“不谈这些事，这与承包无关。”并临时宣布：“未经许可不准发言。”当职工代表提请评委会应该当众公布投票结果时，杨天桢强调：“这是组织上的事情，与你们无关。”最后，在群众一片唉叹声中，未公布选票结果，就宣布侯玉生为化肥厂承包人。
领导们的态度为什么变化这么大？为什么招标承包走了形式？据了解，侯玉生为了能够承包化肥厂，于１９８８年元月，动用公款一万多元，给杨天桢、杨兴科和部分承包评委等单位分别按等级送了礼，仅桔子就送了６９４０公斤，有一天买名烟名酒就花掉了３０００多元。
这种扭曲的承包，对侯玉生来说，也不是什么喜事，结果是指挥失灵，只得靠“强硬措施”：大撤大换，有的被解雇，有的被撤职，几个月里被撤换的达几十人次。侯玉生当然也不得安宁，于是以每月６２０元的高薪雇用３人作为厂长的私人保镖。
生产搞不上去，为了掩盖完不成经营承包指标的事实，弄虚作假。１９８８年２至３月间，侯玉生责令统计人员虚报化肥产量３５２吨，虚报产值５．２万多元。７月份再次虚报产量３７吨，其中有１４吨次品冒充合格品。这个统计员在８月１５日的检查中抱怨：“我知道这是违反统计法的，如果顶着领导不报，怕在厂里不好呆。”１至９月份，侯玉生违反物价法规，高价销售化肥一万多吨，三次被物价局罚款８万元。在１０月份全国财务大检查中，查出侯玉生利用少摊成本、虚报利润１３万余元，截留国家利润３．１万元。１１月份，侯玉生变换手法，采用开空票假销售，虚报利润１６万余元。
该厂主管会计申秋玲不同意侯玉生的作法，被撤职并停发工资，至今不让上班。财务科长李景安也为维护会计法规，被撤职、停发工资。
去年，运城化肥厂完成的化肥产量只占承包合同指标的７５％，按合同规定，应终止承包者的合同，但至今未见有什么措施。化肥厂干部工人议论纷纷：化肥厂的问题何时才能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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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台湾来的投资者
——记平湖企业城董事长王明先生
本报记者 林里
９年前，台商王明先生来到广东宝安县的平湖地区。他买下一片土地，又开办了制衣厂。
那时，海峡两岸还处于紧张对峙状态，内陆也还没有对台投资者的明文法规，尽管这样，当着王明提出要在平湖开发建设的时候，广东省府还是给了他“特区待遇”的优惠。
在特殊政策的种种优惠下，王明先生很快赚了钱，发了财。他兴致勃勃，立刻写报告，要求政府批给他２．５平方公里的地皮，他要建设平湖城，要在这未来的城市里，开工厂，办商店，发展旅游业和养殖业。政府审查了他的报告，决定先批给他１．８平方公里，并决定首期工程的开发为５８．３万平方米，然后，再逐步扩展。
消息传到香港，新闻界闻风而来，《镜报》杂志先后两次发表了对王明的长篇访问记。那时，王先生的父母还在台湾。为安全计，把王明改为王一明。
随着海峡两岸关系的松动和局势的和缓，王明来大陆投资、建设平湖城的消息，很快成了台湾报刊上的重大新闻。《远见》杂志称赞王明为台商进入大陆投资的先锋。
台湾、香港的新闻界，一再询问王明，为什么要来大陆投资。
王明介绍说，他祖籍浙江绍兴，１９４６年随家迁往台湾。他的五位祖辈，数十名叔、伯、兄、弟，如今去了五洲四洋。王明的父亲１９８８年飞往美国定居了。王明呢？却要“落叶归根”。他先到香港，一边开书店，做生意，一边观察大陆政策。当他看到国家决定对外开放，对内搞活，发展经济，振兴中华的时候，觉得回归大陆的时机来了。１９８０年春，王明来到宝安。
“为什么要来大陆投资呢？”王明自问又自答道：“一是要为亲属、朋友提供回归住所，二是向前来大陆投资的港台同胞和海外华侨准备投资环境，三是为中国式的新型农村做个实验……”他把他的设想升华为四句话：“为国家四化做贡献，为广大农村现代化，为社会财富翻两番，为子孙万代造根基。”
为了在平湖地区建设新农村，建设新城市，王明买来挖土机，买来载重汽车。他要在这七高八低的山洼洼，建造数百幢花园别墅，建造数千套宾馆式的民用住宅和商业楼舍，同时，创办农工商相结合的联合企业。他所设想的工厂、农场，一律引进最新设备，使用最新技术，要用电脑控制和电脑管理。他所设想的生活区，不光拥有现代化的商店、戏院、歌舞厅和其他游乐场所，而且还要办学校，办医院，办游泳池，办体育馆，以及幼儿园和托儿所。
“书店呢？”记者问。
“有的。祖孙四代赖以为生的事业，当然少不了。”他不光要开书店，而且还要办画廊，办画展。他要邀请全国著名画家、书法家、作家、学者、艺术家和科学家，他不光向这些“家”们提供舒适的生活条件，而且要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
记者看了王明先生的平湖城的规划图，看了他的制衣厂，还看了他的别墅区。制衣厂包括针织、布制和棉纺。居民区已建起了１０幢花园别墅，养殖区种了大片果树，轻工区还在开山，平整土地。通电、通水、通气的基础设施，也在加紧施工。很有一派开拓气势。
经省府批准的法定名称是“广东平湖综合企业城有限公司”。王明是董事长兼总经理。说是９年，实际用在开发建设的时间，还不到两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王明在同大陆人打交道上，确实学了不少东西。王明对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很感兴趣。他说，有了这个规定，事情就好办多了，平湖可以放手大胆地干了。他也提了意见，说“那个第三条中的第六项‘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开发经营’条目下，缺乏具体内容，不够明确。具体到我们头上，就成了难题。”王明高兴的是，大局走向和缓。国务院的文件适得其时，对台湾的投资者是一个鼓舞。近年以内，台湾方面有３０多家厂商前来平湖洽谈投资和作生意。王明相信，平湖的最大困难已经过去，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他会如愿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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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常州国棉四厂职工在保持生产传统产品纱和布的基础上，大力开发无纺织物新产品。
图为职工正在检验即将出厂的新产品无纺厚绒絮片。
耿建国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