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2月25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副刊)
专栏:影视窗

  倪维宇这一家
——看电视连续剧《家教》
彭加瑾
看《家教》(编剧叶辛,导演蔡晓晴,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摄制),容易让人想起《狂人日记》、《雷雨》、《家·春·秋》。在反封建的主题上,《家教》可以说与它们一脉相承。自然,主题的沿续与相似,并不意味着作品的重复。一部能够被称之为艺术的作品,总会有它独特的表现与发现。
《家教》所展示与发现的,是一个当代高级知识分子身上的封建性。正是这种封建性的家教,酿成了这个家庭内本不该发生的种种悲剧。同时,这又是一个转折、变革的时代,封建家教在觉醒了的人的意识面前,不能不遇到强有力的挑战与冲击。因此,这里有悲剧,也有喜剧。这一切,构成了作品多向展开的叙事线索。加之它们发生在一个家庭之内,父子、父女之间,这情境既让人感到非常亲切,矛盾冲突则格外令人动情揪心。它不但揭露、批判了封建家教,而且展示了新人的成长。这些显然与《雷雨》、《家·春·秋》有着极大的不同。
倪维宇的形象或许会令人感到意外。一个昔日的留美博士,今日名牌大医院的院长,在儿女的婚事上何以如此之不开通呢?然而,这正是作品的独特与深刻之处。人们常常认为,封建性是知识贫乏、经济贫困的结果。殊不知,它还涉及到政治、历史、文化、社会心理等等。如果说以往不少作品,较多地停留在经济与知识的层面;那么,《家教》便从一个新的角度与高度上提出了问题。它要让我们目睹:在一个有着较高文化层次并且不虞衣食的家庭里,依然存在着浓重的封建阴影,它怎样为善良的儿女们带来种种痛苦。
不能说倪维宇不爱子女,也不能只是责怪他个性固执而不知变通。因为婚事的歧见,小女儿梦琳曾在饭桌上说得他下不了台;但他还是让老伴偷偷送去一千元钱,用以资助已被赶出家庭的女儿的婚礼。他也很讲究实际,在那个恐怖的年代,他让大女儿梦颖与工人出身的金源华结婚;在粉碎“四人帮”后,让梦岩与门当户对的蓓莉结合。如果不是“意外”,谁又能说他为梦湖与吴善清的撮合不美满呢?
但是,这一切都走向了反面,给倪维宇带来一连串的惊愕和苦恼。在这里,起作用的主要是爱情的自主性与时代为倪家的儿女们提供的追求理想的可能性。
爱情大概是属于最难言喻的事物,它受制于现实、文化等,但它又是专属于个人的。正因为如此,它应该而且必须是自主的。倪维宇的悲剧正在于他无视儿女们在爱情选择上的自主性。他要以自己的“爱”去取代儿女们的爱;要以理性与功利心去规范儿女们情感的丰富性、独特性,当他把错误的个人经验强加在儿女们头上时,他与他的儿女们的命运必然是悲剧性的。
可以想象,如果不是时代的转折与变革,梦颖可能很难萌生现在这样强烈的对于情感、精神的需求。而梦琳也难以发现对方的才华而产生爱慕之心。梦湖的情况则更明显,是新时代为她——一个依赖于丈夫的家庭妇女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提供了条件,也使她有勇气与吴善清“决裂”。如果不是时代的魔力,我们很难想象,仗着传统文化的支撑,经济、地位上的优势,以及倪维宇的怂恿默许,吴善清怎么会成为一个“失败者”。
很明显,家庭伦理剧的构思,并没有束缚住创作者的思路。他们有解剖家庭,进而解剖社会的意图。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不能独立于社会而存在。一部视野开阔,内蕴丰富的作品应该有这种追求。
如果要说不足的话,我想可能是编导把“家教”这题目和文章做得太实了。事物是复杂的,事物的因果关系也是复杂的。直接的说明性的描述,并不是揭示主题的有力方法。正像艺术家们常说的:不是为了表现性格而行动,而是在行动中表现性格。《家教》从它的片名开始,是否就过于直露了?


第8版(副刊)
专栏:心香一瓣

  痛悼莫应丰
康濯
得到莫应丰同志逝世的噩耗,发过唁电后,我仍在痛心地感到他的病发现太晚。更痛心的是,尽管几个月来他对化疗、开刀和气功都持乐观态度,去年9月15日给我的回信中还说“请放心,我一定战胜癌魔,挺胸出院”,以后在医院和探视的同志也还谈锋不减;但在今年1月8日,我回北京后又受湖南邀请去长沙参加省文代会的第二天下午,再见面时他却已不能说话了。以至我离开病房前同他握手之时——没料到实际也是永别之时,这个铁汉子竟紧紧抓住我,眼?巴?巴地哭了。我也相对默默地哭了……而现在才40天之后,他便已永离人世!
莫应丰确是个铁汉子。“文革”初期他在广州空军文工团创作组,就不同意打倒他们红军出身的首长,于是以逍遥派姿态而暗里给老首长种种保护。这都成了他后来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将军吟》中的情节,这一作品也正是那时开始酝酿。
他在艺术学院学的本是音乐作曲,部队却分配他写剧本。1972年写出最早的两个短篇《中伙铺》和《山村五月夜》,都同正流行的“三突出”毫无瓜葛,而成为当时文化沙漠里的一点绿洲,发表后很快被英文《中国文学》译载。接着写的《小兵闯大山》他这第一部长篇小说,又通过几个少年儿童的深山奇遇,巧妙避开了当时无所不在的“路线斗争”,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并成为该社粉碎“四人帮”之后唯一能继续发行的一部长篇。
从1976年初周总理逝世到天安门事件前后,莫应丰一直激愤不已地躲在乡下,日夜赶写《将军吟》这部思想上当时便已否定了“文革”之作,但初稿完成后又只能在地下埋藏起来。8月被迫去衡山参加一个写“走资派”的学习班,他就老趁休息空隙同二三好友去山上引吭高歌,要恢复他的作曲专业……
一年多之后,《将军吟》从地下取出,修改出版。新作长、中、短篇也源源不断,并成为“湖南作家群”茁壮发展的骨干。接着在拨乱反正和改革初始,莫应丰又面对文艺界种种复杂局面和矛盾,奔走、操劳不息,并在1983年被推荐参加了省文联党组。这以后就不只是团结作家和促进创作,还一直分工抓基建以及几个协会、刊物和其它工作。而且写作照样不误,并一直在探索与追求创新。同时还为我的年老体弱而分累分忧,逐渐带强迫地让我少管了一些事。也有过同我的意见分歧和对我不满,但很快便当面捅出,并互相深入地交心交底。这就往往在我家谈到深夜,我催他赶紧回去休息,他总笑嘻嘻地说:
“不要紧,我这个‘三八式’同你那‘三八式’不同。你是三八年到延安入党的,我三八年才出世,身体也棒,现在回去了也还要写作呢!”他就这样往往直写到天明!7年多每日都见他很匆忙,却还埋头留下了200来万字。
不过为什么他能强迫性地让我和别人少管工作,我们一些人却没能强迫他早两年去作作体检,并且生活和写作也节制一些,容或这条铁汉子还真能“战胜癌魔”呢?这类教训难道还少吗?在我和莫应丰同志实际上的永别而默默相对垂泪之际,难道我就没感到他的责备吗!


第8版(副刊)
专栏:山川风物

  镇江南郊漫步
陆潮洪
好一片寂静的山林,青峦连绵,绿树葱郁,秋风徐来,林间飒飒。这里便是以幽绝著称的镇江南郊风景区。
曲径伸去,竹林闪处,绿树掩映着一道古朴的青灰墙:“竹林禅寺”。而翠绿丛中的深处,又有一座高大的石坊赫然而立,坊上的联句,告诉我们这是招隐寺。这二寺连同另一座古刹鹤林寺,让人感受出南郊山林的妙趣:鹤飞、竹拥、招隐。
此三刹均建于东晋,古时,极负盛名,后屡经战火、动乱,屡建屡毁,雄伟的殿堂不复存在。却留下古旧的韵味,添一种独有的文雅。
三座古刹伴随着三个古代名人及遗址:昭明太子读书台、哉颙听鹂山房、米芾墓。
招隐寺旧址向上的山腰,有一精致粉墙庭院,迎面三开明间的古舍。昭明太子曾在此攻读。这位年轻的皇太子,移宫中藏书万卷,居深山披阅数载,还引纳学士墨客云集读书台旁的增华阁,议论诗文,评品互荐,自做“总编辑”,编成名垂中国文学史的《文选》。
米芾,宋代书画家,酷爱南郊山林野趣,云烟雾霭。除写诗赞颂外,还师法自然,泼墨挥毫,自成一家,创立“米氏云山”,连死后也要归葬鹤林寺侧,作古寺的伽蓝。
不仅文学家、书画家喜好出没山林攻读,作画,音乐家也爱山林。东晋时的音乐家哉颙,一生仕禄不求,隐居山中。他每天独坐绿荫,静聆婉转清脆的黄鹂歌喉,创作出《游弦》、《广陵》、《止息》等传世之作。死后,将竹林精舍三百余间施舍佛门为寺。
径曲路斜林密。我们直上南郊诸亭中最高的鸟外亭。这亭,如一只振翅的大鸟凌空于绿海碧波之上,迎着秋风远眺,青山逶迤,古刹亭台隐约,大江浩渺,似练似带。
当车又驶回都市尘嚣时,我们更觉得南郊山林的幽静。的确,乐曲离不了休止符,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多么需要不时用宁静、幽邃来调适!


第8版(副刊)
专栏:

  心灵的呐喊
——评张楚的《将将将》
金兆钧
初次听到《西出阳关》的时候,有一种很兴奋的感觉。之后,我遇见几位流行音乐的词曲作者,他们居然也都一致承认《西出阳关》和《将将将》等的确不同凡响。
于是,我知道了作者的名字——张楚。然而,当我听到《将将将》后急于寻找他的时候,他却走了,去了西藏。前不久回到北京没有几时,又如他自己的歌:“穿一身粗布衣服你就走了”。这次是下了南方。走前只给一位朋友留了一句话“在北京我受不了”。
他是一个20岁的青年,来自西安,也许是终于发现自己只能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他从大学里退学了。他“收拾破碎的梦想,背起破旧的行囊,舔着心头的伤口”,“午夜搭一班货车,去流浪”。就这样闯进了北京流行音乐界。但却并未得到一些本该作出反应的刊物编辑和音像编辑的赏识,是《歌曲》编辑部首发了他的《爷爷奶奶的故事》;是吴海岗,这位曾推出了《一无所有》和《让世界充满爱》的编辑立刻拍板,为张楚制作了《将将将》作品磁带专集。
“他是用心来写音乐”,一位青年作曲家的话说得极好。张楚的歌词与音乐中站着的是一个伤痕累累,然而雄气勃勃的完整的人。我惊异于何种生活给张楚蕴积了如此强劲的心理力量:“在我第一次面对世界的时候,我告诉我,拱卒,过河,冲啊!吃啊!将!将!将!”这是一种结结实实的男人风度,是一种真实的痛苦:“在我回家的那天,面对我自己,我吃我的车,我吃我的马,我吃我的炮,我吃我的心。”
凝聚在张楚作品中的是一种极深刻的悲剧美。正如吴海岗所说:“‘西北风’实际上多是陕北风,张楚的东西才是‘西北’的。”从音乐素材到词的意蕴,渗透着苍凉慷慨的气势,体现着深远的悲哀。
张楚的作品绝少人为的雕饰,却于平平淡淡中显示出了动人的魅力:“你说你一人离开家门已经很久,在海边你看见渔家的女儿向大海挥手。沙漠的夜里你望着骆驼眼睛温柔,20岁时候路旁你见我独自一人坐在门口”(《走吧》)。
的确,张楚的作品清楚地表现出浑然天成的特点。可以听出,他积累的民间素材极为丰富,还没有很好地雕琢和控制,但它们是实实在在的心灵的呐喊,没有多少明显的理念的干扰,因此反而获得了难以理喻的力量。音乐的力量来源于人的力量。而多年以来,我们的音乐一向缺乏强大的内在力量,这是并非可用一句“传统风格”来抹掉的问题。“西北风”对矫正这种软弱曾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张楚的作品则以更为实在的方式提供了另一种可能。什么时候,我们的“男人很结实”,“女人很朴实”(《爷爷奶奶的故事》),我们的音乐也才会站起来,站得实实在在。


第8版(副刊)
专栏:

  有情笔墨有形诗
——看王复舜山水画有感
蔡若虹
看画家王复舜的作品,总觉得他的笔下流露着一种飘逸的感情和朦胧的诗意,使寻常的画中景色取得了不寻常的艺术效果。
《雪山情》就是明显的例子;画家情之所钟,不仅仅是高山上那些险峻的线条,还有那落雪以后所特有的一片空灵的景象,令人看了颇有出世之感。然而画家对此并不满足,他热爱人间,他在近处的高坡上添加了徐徐走动的牛群,与远处的雪山相对照,就显得大自然尽管冷僻荒凉,终竟掩盖不了人间的温暖。从对比中看风景,这大概就是画家的本意所在。
《皎皎月》也有类似的情调,画家为了喜爱溶溶的月色,就把月光下的大树画成浸在水中的透明体,在观众眼前展开一个琉璃世界;这是大胆的,但却是艺术的。再往下看,在极远的山坡上,正有人驱赶着牛羊归来,这是作者的老办法,用点滴的人间活动冲破夜色的寒冷。
《自然之旋律》是另外一种调子;平坦的大地好像音乐家手中的五线谱,五线谱上有两个跳跃的音符,这就是两只驯鹿和一棵大树。这大概就是画家所感受到的自然的旋律。
就不必再提《林之恋》和《乡间小景》了,它们都是有形的诗,多情的读者自然会体会到。我在这里想多说一句,就是“画中有诗”本来是我国的好传统,用不着否定;可是当无情的笔墨在画廊中一再出现的今天,王复舜作品的存在,就觉得十分可贵了。


第8版(副刊)
专栏:

自然之弦律[中国画] 王复舜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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