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课余读书
致意读者
读书，是读书人生命的一部分。对于正在求学的青年和少年“读书人”来说，课余读书，乃第二课堂，事关求知、做人、成才，实在不是一件小事。如今书海浩瀚，良莠互见，莘莘学子，何以识之？本版新辟《课余读书》专栏，为大学生，亦间或为中小学生作伴读良友。本栏设有《学者推荐一本书》、《不妨品品》等小栏目，意在推荐与介绍适合学生读的书，亦涉及某些书该如何读，以及对不断变化的学生读书热点的评析等等。这是为学生开辟的一个专栏，要办好它，则仰仗海内外学者、出版家及一切关心青少年成长的人士大力支持。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扔下书包的小商人
●他们的同龄人正坐在教室里
●他们离开江浙老家走南闯北
●他们将如何选择今天和明天
本报记者 蒋涵箴
几年前，浙江小青年在哈尔滨市政府附近摆开了豆腐摊，缓解了当地居民吃豆腐难的矛盾。尔后，他们又穿过戈壁滩，把南豆腐引进乌鲁木齐。活跃在中国每一个角落里的弹棉花师傅、修伞、修鞋匠，乃至炸油条、卖馄饨的大都是来自江浙一带的小商人。他们并非为了寻求温饱而远离家乡。在江浙老家，他们都可以过上温饱有余的日子。然而，“读书有用，但读书无钱”的说法在江浙商品经济发达的地区日趋流行。这些地区要求报考高一级学校的人数明显减少。以浙江省金华县为例，几年之前绝大部分初中生都要报考高中，１９８８年只有５２．５％的初中生要求升学。
江浙小商人，趁开放、搞活的大潮，凭自己的胆量，用祖先留给他们的智慧，靠勤劳的双手，足迹踏遍了全中国。他们全身都充满了商品经济的活力，在这几年商品经济的发展史上应该留下他们的一个篇章。可是，他们毕竟是中、小学生，有的甚至是文盲，他们的精力主要应该放在学习上，国家也不希望一批文盲、小学生去发展商品经济。他们应该回到课堂上去。
京城卖菜女
夏日晨曦，北京起得最早的老人刚刚摆开架势打太极拳，一个瘦弱的小姑娘已经吃力地蹬着平板三轮车，在朝阳区某个居民楼群里开始了她一天的经商生涯。当她的同龄人尚在父母身旁酣睡时，她已经把一车黄瓜、西红柿卖完了，此刻她正在清点钞票，脸上露出了疲倦的笑容。一个早市下来，挣个１０元、８元没问题，而她只要拿出２毛钱买油条吃，其余都是纯收入。收税的老头要到上午才来，到那时她又可挣来好几元。她的脑袋瓜子相当灵，所以早市虽辛苦，她从不放过。
１９８７年她第一次出现在农贸市场时，着实使北京的大人们吓了一大跳。那年她只有１２岁，个头儿不高，蜡黄的脸上镶嵌着一双狡黠的小眼睛，穿一身土布衣服，说一口苏北话。渐渐地她和顾客们混熟了，人们都称她“小丫头”，她答应得相当痛快。
“小丫头，你上了几年学？”
“没进过校门，一个字也不认得。”
人们不相信，聪明能干的小丫头居然是个大文盲。一位顾客拿来笔和纸，让她写自己的名字。这下可难为她了，使秤的小手不会握笔，她的小同乡在纸上写下了“小丫头”的大名：王春香。
王春香也有让人感到可怜的时候。中午顾客稀少了，别人都拿张旧报纸、旧杂志，从中得到一些精神享受。可她一个字也不认得，她无事可做，唯一的乐趣就是点她的钞票。
１９８９年１月下旬，她满载而归回老家过年了，她不仅给她家里带回数千元人民币，而且还向她的乡亲们传授了在京城卖菜的生财之道。然而却没有多识一个字。
穷山沟里来了大能人
在晋西北贫穷落后的吕梁地区的一个工地上，一群闲得发慌的本地人蹲在地上看着一群南方来的小伙子修水利工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是“穷人在看着富人干活”。
有人问山里人：“你们自己的工程为什么要请外地人来承包，这钱不就给他们挣去了吗？”
“鹅（我）不会。”山里人回答得很实在。
正在干活的浙江人听了暗暗地笑了。真是天晓得，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都没有干过这活，甚至连见都没有见过这种北方山区特有的水利工程，不就是凭着一身胆量边干边学嘛。细细观察，这群小伙子有的只有十七八岁，身材像豆芽菜一样尚未发起来，他们是一批辍学打工的初中生。
兴县，革命老根据地。４０年代，这里是华北通往延安的必经之地。４０多年过去了，这里的交通仍然落后，变化不大。８０年代的浙江小鞋匠身背鞋箱，拿着一本破烂的中国地图，边打工、边旅游，来到这个穷乡僻壤，当然挣钱也不少，并且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
下一站上哪儿？他们已计划齐全：过黄河、赴延安。一位小鞋匠俏皮地说：“到延安去参加革命。”他们的行动与６０年代红卫兵大串连有某种相似，而所追求的却截然不同。他们的开拓精神，自食其力的能力是大城市里那些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望尘莫及的。
他梦想成为霍英东
张氏三兄弟在北京酒仙桥租屋磨豆腐。老大老二是初中毕业生，出来得比较早。８０年代初期来到北京，一月挣２００多元，在当时是相当不错了。靠着一部磨豆腐机，两兄弟把老家的房子更新了。
一天，正在读初中的老三突然跟着浙江温岭的老乡来到北京找哥哥。哥哥责问他：“你跑出来干吗？不在家好好读书？”“就准你们出来，我就不能出来？”老三不服气。老三硬是不肯回去，哥哥就让他出来卖豆腐。
老三尽管初中尚未毕业，可文化知识大大超过两位哥哥。他写得一手漂亮的钢笔字，卖豆腐的竹筐下塞满了书报。他是边卖豆腐边读书。我是他的老主顾，日子久了，我们就成了忘年之交。每次遇见他，我都要劝他回老家去把初中读完。他向我说出了心里话：
“我的功课非常好，在老家也算得上是一名尖子学生。可是在我们那儿像我这样大的学生都跑出来了，剩下的人就无心读书了，守在家里的人被人看作是没有出息。”
老三是被一股经商风刮出来的。这个富有理想的少年内心深处有着一个目标：“成为霍英东”。他说：“霍英东也不过是初中文化水平，他现在是香港的大富翁，我们这批出门做生意的学生都想成为一个大富翁。”
商品经济发达的温岭县造就了一批梦想当霍英东的少年，这应该说是人们观念变化之后的心态。但是，我对他说：“霍英东先生并不希望青少年辍学经商，他为办教育捐助了不少钱。时代不同了，现在不读书，以后成不了大富翁。”“等我有了许许多多钱之后也会像霍英东一样的。”他说。
１９８７年之后，张氏兄弟就销声匿迹了，也许他们去从事更大的买卖，也许他们钱赚多了回家读书去了。
江浙一带历来是我国教育、文化发达的地区，正因为这里的人素质好，所以才能出现一批精明能干的小商人。王春香、张家老三无疑都是一批智商较高的少年，如果他们具备了扎实的文化科学知识，几十年之后也许真会成为“霍英东”。
辍学经商究其社会原因是商品经济发展初期，人们急于求富而造成的。就教育本身来说，相当一部分初中教学质量差，学生毕业后升学无望，又学不到就业的真本事，也促使一些学生早日走上社会。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教学改革的深入，小商人也将逐步减少。记者在华南师范大学采访，欣喜地看到珠江三角洲地区一些腰缠万贯的个体户纷纷自费上大学。已经毕业的个体户学生，把自己的毕业文凭挂在店中央，以自己的学历来取得社会的信誉。他们并不认为“读书无用”，恰恰相反，倒是认为“读书有用”。
江浙小商人重新背上书包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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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我看新的读书无用论
北京大学教授金开诚——
转轨、保护与义务教育
三条措施配套消除“读书无用论”
“读书无用论”又一次在全国蔓延，这已是个明显的事实。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主要应采取三条相互配套的措施：
第一条是高等学校的教学要转轨，要根据社会的实际需要来培养人才；同时多办技校和职校，使学生所学的东西很快就用得上。通过这种途径培养出来的人，应占知识分子的多数；他们所得的待遇则将由他们在职业活动中所发挥的实际作用来决定。
第二条，下决心保证一部分知识分子相应的待遇。比如大中小学的教师，基础学科、尖端学科、理论学科以至冷门学科的研究和工作人员等等（恕不一一罗列）。这些知识分子是为人才和科技文化的再生产服务的，效益在于未来，所以不能要求他们都去立竿见影地创造物质财富。为了使这部分知识分子能够安心工作，并使他们的职业对后来者有吸引力，国家就是要拿出钱来，使这部分知识分子在人员精简、优化组合的前提下，得到大致上说得过去的待遇。
当然，学校和其它科研、文化、医卫等机构也可以搞开发创收，但只能通过合理分工、量才使用、量力经营，而不能把开发创收的任务落实到每一个人的头上。
第三条就是坚决贯彻《义务教育法》，必要时不排斥依法使用强制的手段。没有义务教育制，让国民的文化素质长期滑坡，不要说“读书无用论”无法消除，文化落潮难以逆转，其它一切美好的社会理想也都实现不了。
解决“读书无用”的问题，其实没有多少奥秘，一些关键措施大家都知道，现在所需要的只是下定决心，付诸实施，越快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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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我看新的读书无用论
浙江省温岭县教委——
学生成批辍学原因何在？
劳务输出多 教学质量差 差生受歧视
社会经济的繁荣，理应带来教育的大发展。然而，近些年来，我们温岭县农村初中生辍学从工、经商的情况相当严重，而且有增无减。１９８３年有１３．２７％的初中生，主要是初二的学生中断了学业，１９８８年达到１６．１％。县教委采取了多种措施，仍无法挽回。
温岭县的一些商品经济发达地区，辍学的学生也较多。泽国区和大溪区处在杭温公路沿线，交通便利，信息灵通，家庭工业十分兴旺，开店设铺比比皆是。这里的大量初中学生不到毕业便就近做工或随同父母跑码头，做生意。这两个区的学生流失比例在全县是最高的。
教学质量与学生辍学直接相关。教学质量较高的中学，学生巩固率高，教学质量低的学校，学生即使进了学校，也信心不足，一有机会就想走。据１０所中学统计，学习成绩跟不上，缺乏兴趣和信心者占退学总数的４３％。省重点中学温岭中学１９８５年至１９８６年没有一名学生辍学；县重点中学同期有４．７％学生辍学，一般初中辍学生达２７．５％，戴帽初中南塘中学辍学生多达５１．３％。近几年来，温岭县初中辍学学生的年平均率远比地区和省的高。原因何在？论教育基础我们县并不比别县差，数办学条件也不在下游。细加分析，有其独特原因：一，温岭县劳务输出多。全县１０２万人，有１０万人外出；二是农村经济深受“浙南模式”影响，联产与个体经济特别发达，学生未等毕业就去做工或经商赚钱；三是学校教学质量不高，人为地造成辍学生；四是不少学校办学指导思想不正，存在着片面追求升学率倾向，从校长到教师重视成绩好的学生，轻视成绩差的学生，而差生读书最没有信心，最容易跑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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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推荐一本书
自尊，人类心灵的伟大杠杆
——推荐《自尊论》
刘再复
近年来，使我在阅读时内心产生激动的有不少书籍，其中的一本是吕俊华所写的《自尊论》（上海文化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出版）。
这部伦理学与社会心理学融为一体的专著，汇集了古今中外许多优秀人物关于“自尊”的深刻论断，从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它的成功，主要的恐怕不在于此。这部书最动人处是它的诚恳。作者站在与读者完全平等的位置上，充分尊重人类的心灵，充分尊重青年的心灵，充分尊重每一个个体的心灵。在展开论证时，又站在彻底的立场，把人的尊严看得比死亡更重（宁可失去生命，也不能失去人的尊严），把自尊和尊人的思想贯彻到底，贯彻到每一个具体的人，每一种具体的个性。他引用了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话：“爱全人类易，但爱一个人难”，如果没有对于人海中每一个具体的人出自内心的、忘我的爱，就不能成为忠于人类的人。是的，讲讲爱全人类的空话是容易的，但是，为一个具体的人承受苦难，帮助一个人肩负重担和责任则是不容易的。作者确信，人在生理、心理上、生物遗传上的差异乃是无价的资产，发现人的个性、天赋，让每个人能够最充分地发展他的潜能，这直接影响到民族的兴衰和社会的进步。对具体的人的尊重，最重要的是尊重具体的个性。他认为，个性的发展，将使每个人变得对自己更有价值，因而对于他人也变得更有价值。社会的发展需要无数以自己独立的双脚站立于大地的独立自主的个体。一个由千百万具有个性的人所组成的民族共同体，要比由唯唯诺诺的个体所组成的民族共同体强大得多。忽视个性，无异是人的贬值。这不仅是个人的不幸，也是民族的不幸。作者正是站在这种彻底的立场上，把自尊和尊人视为文明建设的逻辑起点。
这部书虽然广征博引，但我读到的更多的是感情，是对心灵神圣感的呼唤。我听到颤动的呼声，甚至见到书中纵横的热泪。这部书，与其说是一部用知识构架的书，不如说是用良知写成的书。这部书在７０年代末就开始写作。当时，作者面对历史浩劫所造成的精神废墟，感受到种种切肤之痛，而使他最悲伤的是理性精神与良知系统的崩溃，是人所以成为人的一切东西的濒临瓦解。理性与良知系统的崩溃又导致人的尊严（包括自尊心）的丧失。这是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最惨重的创伤。知识结构的破坏，尚可经过几年、几十年的努力得到补救，而良知的破坏，则可能需要几代知识分子和人民付出赤诚的心血才能重新塑造。作者正是充分地意识到这一点，才把著作立足于良知的重塑和人的尊严感的重建。他说，尊严感之所以可贵，就因为它是发自内心的力量，它是人的一种深刻的内心要求和强烈的渴望，是一种尽其在我而忘其在我的精神状态。从伦理的观点看，是一种体现内部的自律的原则系统，也就是心中的道德律。一个人最可悲的事无过于良知的死灭，最痛苦的莫过于良知的不自由。人的尊严，人的羞耻感，就来源于良知。敢于面对自己的良知的人，才有自尊。他说，良知是鉴于既往而指导将来的。一个人可以避开权威，却无法避开自己。因此，良知是我们自身对自身的反应、反省，是人对自己本人负责，是个人对自己的行为在道德方面进行评价的一种能力，也可以说，是一种“内在自我”的呼声。一个有良心的人，一旦撒谎，即使谁也不知道他的虚伪，他也会感到羞愧，好像“有一个知情者，蕴藏在我的自我意识之中。我犯了罪，尽管任何人也不可能揭露我所做的事，但我仍然感到有人证和指控者存在。”（《政治正义论》第２卷第３６３页）一个人能够进行这样的自省，能够对自己的良心自白，是精神生活的崇高境界。
有了良知系统，才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力量，以支撑起自己的灵魂和自己的尊严。正是从这种意义上，作者把自尊视为人类心灵中的伟大杠杆（这个提法是十分精彩而贴切的）。是的，人的自尊是人通向道德的基础，是人赖以自立的强大的内在力量，是人对自身进行再创造的机制。凭着这一伟大杠杆，人才可能确立自我的独立价值，才可能理解和体验自己对社会的义务和责任——理解和体验如果要肯定自己的价值就得给世界创造价值的道理；也才可能热爱自己的土地和热爱整个人类，以信任交换信任，以真诚交换真诚；才可能对那种给别人带来不幸和使别人蒙受耻辱的思想和行为采取不能容忍的态度。凭着这一心灵的伟大杠杆，人才能鄙视虚名，鄙视权势，鄙视物欲享受的诱惑（才能让财富证明人，而不是让人证明财富）；才能告别势利眼与嫉妒心，告别贪婪与野蛮，告别一切奴隶心态、流氓心态和其它一切心理病态；也才能战胜一切横在自己面前的障碍和痛苦，孜孜不倦地学习与求索，在逆境中继续前行；也是凭着这一灵魂的杠杆，人才会信奉真理，无休止地追求真理，追求精神目标，追求创造性的劳动。
作者告诉我们，我们与虚无的真正分界不是死亡而是创造性活动的中止。创造性的劳动决定人的本质，是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核心。人与人的差别，最根本的是精神境界的差别。凭着灵魂的伟大杠杆，人才不会与物质同死，他的存在才可能超出躯体而进入永恒。我相信，读了《自尊论》，心灵将得到某种调整和升华。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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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控制农村家庭人口增殖 要形成自我约束新机制
本报记者 艾笑
魏津生，北京经济学院副教授。１９３８年生，１９６１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系。１９８０年开始从事人口学研究工作，著有人口学学术论文近２０篇，致力于人口迁移、城市化、人口控制政策等领域的研究。
记者：近１０年来，我国人口增长控制和经济发展结伴而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另一方面，从一些资料看，１９７９年以前的五六年中，我国的女性平均初婚年龄、晚婚率、出生率和自然增长率等水平，都比现在更有利于人口增长的控制。这是什么原因？
魏津生：你正好谈到了当前人口增长控制的难点上。８０年代与７０年代比较，出现了一个全新的情况。１９７９以后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中心的农村改革。它既推动了农村振兴，也在客观上强化了农民家庭人口增殖的机制。这个变化，使国家原有的人口增长控制体制和手段，变得越来越不适应；与此同时，我国自１９６２至１９７３年的生育高峰造成的周期性影响，也正好在这个时期显现出越来越大的消极作用。光来自这两方面的挑战，就大大增加了我国人口增长控制的难度。
记者：这１０年来，我国农民家庭人口增殖机制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魏津生：家庭人口增殖机制是由家庭的生育需求和满足这一需求的条件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来决定的。改革前，农村家庭经济被否定，实行的是按人头集体分配生存资料。１９７８年时，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也只有１３０多元，在这样的条件下，家庭增殖人口和劳动力，在大多数地区，实际上不会改善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人口增殖机制显著弱化。１９７９年以后，农村的经济改革，使农民成为独立的生产经营者。这时的家庭人口和劳动力的增殖，直接关系着家庭的经济收入和生活状况。到了１９８７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达到４６０多元，比１９７８年提高了２．５倍。其中来自家庭经营的收入，所占比重从１９７８年的２７％上升至８３％。这样，原已弱化了的家庭人口增殖机制，又以追求多生育孩子来提高社会经济价值的形式，被重新强化起来。
记者：一些统计资料表明，近来农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还是多表现在对生存资料支出量的增长上，而对享受和发展资料支出量的增长，却没有太大的变化。如１９７８至１９８７年农民用于必需的生存资料的生活消费品支出，从１１６元增加到３９８元，用于享受和发展资料的支出，仅从３元增加到２０元。这是不是说明后者需求增长的意识没有形成，就不可能发生有利于抑制生育需求的变化？
魏津生：是的。中国当前这种有所发展、又发展不够的初始发展状态，正是强化农民家庭人口增殖的重要因素。你没有注意到的另一个因素是，现在中国农民把一个孩子养育到成人，每年自家只分散地支付１２０元就够了。这种便宜事，多数农民家庭承担几个孩子的抚育是没有问题的。加上中国农村劳动力长期剩余３０％—４０％，并且大部分年长的孩子可以带抚年幼的孩子。这种在孩子抚养上的规模效益，也在相当程度上减少了间接费用。
记者：你前面谈到“国家原有的人口增长控制体制和手段，越来越不适应改革的新形势”，应该怎么办呢？
魏津生：当前人口增长控制的难点，是由于“老办法遇到新情况”带来的不适应造成的。我国人口增长控制方面的改革，比起城乡经济体制改革来，仅仅才算开始。现在，控制人口增长的改革必须抓紧时间迈出实质性步伐，从单项改革转向配套改革，从浅层改革转向深层改革。
记者：你的具体设想呢？
魏津生：首先，建立人口、社会、经济、资源和环境五位一体的观念，制订相互联系的政策体系和发展计划。其次，从调节家庭生育需求入手，间接引导生育行为，形成家庭人口增殖自我约束的新机制。能够改变农民家庭生育需求的实质性影响有二：一是降低家庭生育孩子的社会经济价值；二是提高家庭生育孩子的成本。
记者：这种引导，农民能够接受吗？
魏津生：这样做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国家通过运用以经济手段为主的多种手段，首先必须使具有不同质量的劳动力在就业选择和经济收入上拉开差距，致使现在生育数量较多、将来质量较差的孩子失去其社会经济价值。第二，使家庭多育孩子在生育、养育，特别是教育上付出的成本，与少育孩子相比，多到那些孩子以后可能带来收入都不足以补偿。而目前，在农村半自给经济仍占很大比重的条件下，生育和养育孩子支出费用那么少，加之中小学生辍学现象的发生，都在客观上有利于降低生育孩子的成本，强化人口增殖机制。经济手段不只是单纯的经济奖惩和经济责任制。对税收、价格、信贷、工资和财政补贴等经济杠杆的作用，也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只要运用得当，就可以通过物质利益的诱导，即在不同的生育行为下，给与有利或不利、利大或利小的条件，把经济杠杆的客体——家庭的生育活动，引导到经济杠杆的主体——国家所需要的目标上来。
记者：这种经济手段，是不是权宜之计呢？
魏津生：国家通过运用多种手段来影响和改变家庭的生育需求，再间接地抑制其生育行为，达到既定的目的，是一种根本性的控制人口增长的方式和方法，它的效果将会长期稳定地发生作用。但要真正做到这一点，是需要一定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的，即既需要一个具有高度权威性的决策和协调机构，又需要有一个具体负责组织实施的强有力的职能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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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枷锁 吴兴宏作
左：“这回孩子们就平安了！” 王尊农作
右：×县“文艺会演” 韦启美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