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1月6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纪念新疆三区革命四十五周年
赛福鼎·艾则孜
1944年9月2日,在新疆北部尼勒克县的乌拉斯台地区,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新疆各族人民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统治,争取政治民主、民族平等为宗旨的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序幕。这场革命持续了五年之久,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新疆的反动统治,牵制了国民党近10万军队,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条件。
乌拉斯台起义,得到全疆各族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很快就解放了地处天山北部的伊犁、塔城、阿尔泰等三个地区。因此,这场革命运动也被称为三区革命。11月12日成立三区临时革命政府,这一天也是三区革命的纪念日。今年11月12日是三区革命45周年。

三区革命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爆发的。
从1943年开始,苏联红军对德国法西斯发起反攻,击退了莫斯科城下的德寇,同时,打破了德军对列宁格勒的包围,又经过斯大林格勒战场上的激烈搏斗,围歼了希特勒100多万军队,从而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决定性胜利。苏联人民和红军取得的伟大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包括新疆人民在内的全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志。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迅猛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日益壮大。与此同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当局反共反人民的狰狞面目已暴露无遗。他们对外妥协投降,对内实行专制独裁,这更加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如野火春风,燃遍了我国大江南北。
在少数民族聚居的新疆,国民党反动当局不仅实行专制独裁,还残酷地进行民族压迫。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国民党推行的民族政策的反动实质。他说:“国民党反人民集团否认中国有多民族存在,而把汉族以外的各少数民族称之为‘宗族’。他们对于各少数民族,完全继承清朝政府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政策,压迫剥削,无所不至”。
新疆的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对新疆各少数民族政治上残酷压迫,经济上肆意掠夺,文化上大力同化,给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各族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一派动荡不安,民情犹如行将爆发的火山。
另一方面,三十年代我党派到新疆的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一大批优秀中共党员,在新疆,尤其是在各少数民族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广泛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席的革命学说,培养了一大批少数民族的先进分子,播下了革命的种子。
接受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革命学说的少数民族先进分子,为团结新疆各族人民共同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疆各地建立了一系列秘密组织,如“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同学会”、“新疆共产主义者联盟”、“青年星火”、“民族解放”等。这些秘密组织将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争取解放、自由、民主和平等做为共同的宗旨,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革命的政治条件、社会条件和组织条件业已成熟。
还需要提及的是,当时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对新疆人民在道义上、物质上给予的同情和帮助,也是促使三区革命爆发和取得成功的主要因素之一。

近百年来,新疆各族人民反对独裁、反对民族压迫的武装斗争,一直没有间断过。四十年代以后,尤其是抗日战争进入决胜阶段,国民党当局更加趋向反动的时候,新疆人民武装起义的火焰更加炽烈。新疆的国民党反动当局为镇压此起彼伏的人民起义,贸然决定就地扩充军备。
1943年3月,伪新疆省政府发布命令,征集军马一万匹,谓之献马运动。地方上的贪官污吏趁机巧立名目,层层盘剥,赤裸裸地掠夺民财。其间蒙受损失最大的是伊犁、塔城、阿尔泰等地的哈萨克族牧民。本是不宁静的草原,更加怨声载道,民心激荡。这样,这场献马运动不久便成了三区革命爆发的直接导火线。
1944年9月2日,也就是盛世才下台的当天,尼勒克县的乌拉斯台草原上,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反对献马运动。10月8日,起义群众攻克尼勒克县城。尼勒克起义的消息传到伊宁后,得到了伊犁地区维吾尔、哈萨克以及其他各民族广大人民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起义的火焰迅速蔓延。
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朱绍良于10月13日仓皇调派机动第七师第十九团去伊宁,10月14日又用专机载运伪七师参谋长曹汝霖、伪省政府内务厅长邓尚海和省公安管理处副处长刘斌德去伊宁督战,妄图扑灭人民武装斗争的火焰,但是他们的一切招术已无济于事了。武装起义的烈火越烧越旺,11月7日伊宁人民又吹响了武装起义的号角。经过激战,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最后,退守艾来木巴克、航空大队和飞机场等几处负隅顽抗。11月11日起义者占领了绥定、察布查尔、霍尔果斯等县,接着占领了博尔塔拉、温泉、昭苏等地。1945年1月30日,据守伊宁城郊机场的国民党残部全部被歼,伊犁地区所属各县宣告解放。
1944年11月12日,在伊宁市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1945年2月8日,临时革命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组建军队的决议。3月8日在伊宁市隆重举行授旗仪式,宣告民族军正式成立。
1945年6月,民族军向塔城地区进军,至7月31日解放了塔城县和塔城地区所属各县。9月10日民族军攻打承化县(现阿尔泰县),据守承化的国民党残部2000余人闻风丧胆,仓皇向外蒙溃逃,被民族军和游击队截获缴械,从而宣告伊犁、塔城、阿尔泰三个地区全部解放。同年冬,改组临时革命政府,正式成立三区革命政府,从此,三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
三区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天山南部地区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在世界屋脊塔什库尔干爆发的人民武装起义波及到喀什、莎车等地,游击队还一度攻占了莫吉沙、叶城等县。拜城、阿克苏、温宿等县城也一度被民族军和游击队所攻占。哈密游击队也活跃在天山一带,给了国民党军需供应以沉重打击。
在这种形势下,民族军乘胜前进,于1946年秋进抵距迪化(乌鲁木齐)仅170公里处的玛纳河西岸,这里成了三区革命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分界线。
1945年10月初,蒋介石出于形势所迫发表广播讲话,提出“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建议。以阿合买提江同志为首的三区革命政府代表团,于1945年10月应邀来迪化,同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先生举行和平谈判。谈判持续了三个月之久,于1946年1月2日,双方签定了“十一项和平条款”。
和平条款的主要内容包括少数民族人民有权选举本民族的代表参加各级政府的领导工作,重建新疆省政府,保障各民族人民的信仰、出版、集会、言论的自由,取缔苛捐杂税,准备组织民族军队等项。
条款签字后,由于国民党政府毫无诚意,借故拖延,直到1946年6月6日有关民族军问题附件签字后,“十一项和平条款”才正式生效。
根据和平条款的规定,于1946年6月18日成立了新疆省联合政府,张治中任省政府主席,三区方面任省政府委员的有阿合买提江(任副主席)、阿巴索夫(任副秘书长)、伊斯哈克拜克(任省保安部队副司令)、赛福鼎(任教育厅长)、热合木江(任民政厅副厅长)和达里列汉共六人。联合政府委员于7月1日正式宣誓就职。当日召开省政府第一次委员会议,通过了根据“十一项和平条款”制定的新政纲。
事实证明,国民党提出和三区和平谈判,只不过是国民党反动当局的一种骗局。他们利用和平谈判和停战间隙,一方面加紧扩充其在新疆的兵力;另一方面采用种种手法,进行反对三区革命的活动,妄图扼杀三区革命。
长期以来,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各帝国主义就豢养了一批新疆的民族败类。1946年,他们还把叛国外逃的大土尔其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麦斯武德、伊敏、艾沙等等派到新疆。这些走狗以“民族主义”为口号,以反苏、反共为宗旨,进行疯狂的反革命宣传,出版发行了《自由报》、《阿尔泰》等反动报刊,大肆散播大土尔其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反动思想,恶毒攻击三区革命。
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当局在三区以外的全疆各地大肆搜捕进步人士,残杀无辜群众,制造恐怖气氛,甚至将国民党官兵化装成百姓,煽动部分群众游行示威,高呼反对三区的口号,冲击联合政府三区代表的办公室,围攻谩骂三区代表,造成严重流血事件。
和平条款已被国民党当局单方面撕毁,联合政府已名存实亡,在此情况下,1947年夏三区代表被迫撤回伊宁。

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同时,三区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进行了另一场激烈的斗争。斗争的实质是,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领土完整,还是分裂国家的统一,破坏领土完整。斗争的一方是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同志为核心的进步力量;另一方是以艾力罕吐热为首的大伊斯兰封建保守势力。从历史角度看,三区革命在意识形态领域内的这场斗争,比起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有着更为深远、更为重要的意义。
针对我国新疆地区的分裂阴谋,早在上个世纪就已出现。帝国主义的走狗、分裂主义分子,曾在某些时候利用人民的武装起义,依靠帝国主义的枪炮,建立起所谓独立的傀儡政权。这些违背时代潮流和人民意愿的伪政权很快都被消灭。但是,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本世纪初,这种分裂阴谋逐渐形成为国内各反动势力相互勾结的公开活动。其中,最凶恶的要算是大土尔其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
三区革命伊始,一批封建上层分子,曾一度攫取了革命的主要领导权。他们狂热地鼓吹大土尔其主义、泛伊斯兰主义,蛊惑宗教偏见,煽动民族仇视。甚至打出“东土尔其斯坦共和国”的旗号,公开分裂国家统一,破坏领土完整,妄图将三区各族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反对国民党民族压迫的这场革命引入歧途,使其为他们的罪恶目的服务。
制止和击溃大土尔其主义、泛伊斯兰主义,不仅关系到三区革命的成败,也关系到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
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等同志坚决地领导了这场斗争。1946年6月,上层封建保守势力及其党羽被清除出三区革命领导层,确立了阿合买提江同志在三区革命的领导地位。与此同时,再一次重申了革命的目标是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政治民主、民族平等,明白无误地表明,三区革命是中国本土范围内的人民群众推翻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武装斗争,绝没有分疆裂土的含义。从而廓清了一度笼罩在三区上空的政治霾雾,维护了国家的统一,领土的完整。
阿合买提江等同志充分地认识到,反对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潮和反动势力的斗争,是一场艰巨而长期的斗争。其间,首要的任务是要教育人民、组织人民,形成正确思想指导下的统一意志。为此,于1945年成立了以阿巴索夫为主席的三区青年团。青年团成为团结青年、教育青年、动员青年投身反对国民党反动派,以及各种反动思潮的主要组织形式。随着斗争的深入,思想领域内的斗争日益尖锐,形势需要组织更加严密、思想更加明确的组织形式。1945年底,成立了以阿巴索夫为主席的人民革命党。人民革命党的章程,是参照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章程制订的,因此,人民革命党是具有无产阶级性质的先锋队组织,它的任务是宣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的革命学说,领导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为使新疆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一部分而斗争。
1946年底和1947年初,阿合买提江同志、阿巴索夫同志趁去南京出席国民党伪国大期间,阿巴索夫同志和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的负责人董必武同志取得了直接联系。他向董必武同志汇报了人民革命党的工作,以及三区革命情况和新疆的形势,要求党中央派干部去领导三区革命。董必武同志当即向中央报告了阿巴索夫同志提出的要求。党中央非常重视三区人民的斗争,给董必武同志复电作了重要指示。董必武同志将中央的指示及时转告给阿巴索夫同志。在当时的情况下,尽管难以派出干部去三区工作,但为了经常保持联系,决定派彭国安同志携带一电台随阿巴索夫先来到新疆工作。他们从南京返回新疆后,宣传了我党关于和平和战争的方针,宣传了毛泽东同志的学说,宣传了我党领导的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深远意义。说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疆各族人民才能获得真正解放。极大地激励了新疆各族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1948年8月1日,成立了阿合买提江为主席的“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后来改名为“新疆民主同盟”(简称新盟),人民革命党成员一律转为盟员,成为新盟的骨干力量。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创办了《前进》报,提出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泛土尔其主义、增强民族团结,实现解放、自由、平等等明确的政治口号。阿合买提江同志在为纪念新盟成立一周年撰写的文章中说:新盟要组织人民,教育人民,使他们时刻准备为整体的利益去奋斗。领导他们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无情的斗争。要为巩固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进行不懈的斗争。新盟要想在我省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它就必须同民族主义进行斗争。
1948年5月,在阿合买提江同志主持的一次干部大会上,由阿巴索夫同志在题为《纠正民族问题上的错误》报告中彻底清算了大土尔其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分子在民族问题上的种种罪行,指出在民族问题上的错误,进一步阐明了三区革命的宗旨。他指出三区革命绝不是针对某一个民族的暴动,而是“以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外部帝国主义及其帮凶为宗旨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其任务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派在新疆的统治,把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贫困,文化上落后的新疆建设成政治平等、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新新疆”。
三区革命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少数民族干部。解放后,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这些干部的绝大部分更加健康地成长,在新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949年全国解放战争进入全面胜利阶段,三区各族人民殷切期待全国最后解放的消息。1949年8月邓力群同志带来了毛主席给阿合买提江同志的信。毛主席在信中高度评价三区革命,说:“你们多年来的奋斗,是我全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并热情邀请三区革命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三区革命领导人满怀喜悦心情接受了毛主席的邀请,决定派出自己的代表去北京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
遗憾的是,踏上这一伟大历程的以阿合买提江同志为首的代表团成员,因飞机失事牺牲了。之后,第二个代表团抵达北京,参加了商讨建国大业的政治协商会议。三区代表站在中南海怀仁堂会议厅的讲台上,代表新疆人民,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烈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赴新疆。这样,三区革命以同中国人民的革命胜利汇合,结束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在纪念三区革命的时候,我们要牢记三区革命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进一步增强新疆各族人民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同汉族人民的团结,维护祖国统一,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增强在平等、团结、互助基础上的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各民族共同繁荣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奋斗。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一身正气

铁面厂长
仝献志 李成福
一度面临困境只有400工人的河北省曲阳县化肥厂,去年创利200万元,办公室还挂上了《全国增产化肥先进企业》等奖状。抚今追昔,工人们感慨地说:“多亏上面给我们派了个一身正气的庞厂长!”
庞厂长名叫庞荣宽。1985年他担任曲阳化肥厂厂长后,很快成了大忙人。本地的关系户不断找上门来,外地的采购员更是如影相随。目的,就是一个——搞化肥。庞荣宽心里明白,厂里生产的这点化肥,还满足不了全县人民的需要,哪有化肥供应外地呢?于是他一一谢绝了。1987年春,石家庄某县一客户带着“茅台”找到了庞荣宽家里,但被推出了门。不久,一位山西业务员找到庞荣宽家,甩出一捆“大团结”,同样被轰出院。三年来,类似的事情有20多起。
庞荣宽铁面无私,厂里厂外都是知道的。厂里规定的制度,庞荣宽首先带头执行。前不久,他家里来人,要他给亲戚弄几吨化肥。他一口谢绝:“县里有规定,厂里有公约,这个主我不能做。”去年秋,庞荣宽的外甥患了急性肺炎。妹夫不在家,妹妹来求哥哥用化肥厂的车送儿子到石家庄医院。他一句话顶了回去:“我给大家订的私人不准用公车的制度,自己怎能不遵守呢?”
按县里规定:庞荣宽的效益工资每月300元。可他却每月照旧领着自己136元的基本工资。庞荣宽认为:生产在第一线的工人最辛苦,高奖金应该他们拿。直到目前,他领取的奖金,仍是全厂工人平均奖金的85%。对此,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收买人心。而他觉得自己这样做无愧于己,无愧于工人。按照县经委和庞荣宽签订的承包合同,1987年庞荣宽可得承包奖金27000元。这是一个令人眼馋的数字,可庞荣宽却视之为身外之物,他说:“工厂效益好,是领导重视的结果,是全厂工人辛勤劳动的结晶。我个人拿这么多奖金,心里有愧。”于是他又把这27000元奖金全部捐献给工厂,用于扩大厂里的再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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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团结进步征文

香香和伊帕尔的爷爷
朱英武
8月的清晨,新疆乌鲁木齐市团结路,一个不满两岁的汉族小女孩迷路了。她在街上走过来,走过去,等到肚子饿了,才想起该回家。可家在哪儿?
小姑娘的哭声招来了一位维吾尔族老爷爷。这位60多岁的老人亲切地用汉语说:“小姑娘,不要哭,爷爷送你回家去!”可是她的家住在哪儿,她的父母叫什么名字,小姑娘全不知道,只知她自己的名字叫“香香”。
老人想,小香香穿的衣服单薄,肯定是城里人;这样小的孩子自己出来,家必定不远。于是,这一老一少这个院子进,那个院子出,一直找到中午12点钟,才找到香香的爸爸妈妈的住处。香香的爸爸妈妈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原来香香的爸爸是个干部,在一所医院里负责,妈妈是一所宾馆的话务员,都是勤奋工作的人。维吾尔族老人名叫库尔班,原来在乌鲁木齐电力系统当工人,现在退休了。库尔班老人高兴地说:“香香在维吾尔语里叫‘伊帕尔’。巧极了,我的外孙女名字叫伊帕尔古丽,汉语意思是香花。香香和伊帕尔古丽都是我们的孩子,都是祖国的后代。希望她们长大后好好学习,将来和我们一样共同建设新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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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火红的晚霞
——几位老英雄的新业绩
新华社记者 赵苏
在庆祝建国40周年的日子里,我想起出席1950年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的英雄们。这些为创建人民共和国立下过汗马功劳的英雄,现在工作生活怎样?这里报告几位。
宋双来——艰苦创军校
石家庄陆军学院已经是闻名世界的军校了。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其主要创建人宋双来政委,从未办过军校。
宋双来是一位能攻善守、勇敢机智的战斗英雄。新中国成立后,他从一名基层指挥员逐步走上师、军领导岗位,长期从事思想政治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他受命组建石家庄陆军学院。院址是一片荒山。宋双来和老院长袁捷、李来柱一起,带领教职员工苦战3年,硬是建起一座“军校城”。
建校难,创出一条适应新时期部队建设需要的办学新路子更难。为探索政治课教学的新路,宋双来撰写了《连队经常性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从一名青年学生到一名合格军人的转变》等论文,主持编写了《军事教育心理学研究》等著作,对改进学院的教学和部队基层的思想政治工作,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现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已成为“青年军官的摇篮”。10年来,共为部队培养输送了近二万名合格的初级指挥员。他们的经验得到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国家教委的高度评价。
1988年10月,宋双来光荣地被授予中将军衔。去年底,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指挥学院政治委员。这位63岁的老英雄,壮心不已,志在开创新的业绩。
郅顺义——余热洒家乡
郅顺义1981年离休前是沈阳军区炮兵某师副政委。按说,他为革命南征北战,鞍马劳顿几十年,该享几天清福了。可他不!他把离休看成是“转移阵地”。离休后,他把主要精力用在传播革命传统上,先后担任了20多所学校的名誉校长和校外辅导员。
1987年春天,郅顺义回到河北省丰宁满族自治县小河村。白天他时而在地头与农民谈心,时而登上睡虎山远眺;晚上坐在土炕上,和大家共商致富大计。
这已经是他第三次回故乡了。第一次回乡,他给乡亲们带来了中央一号文件精神。他走村串户,访问了50多个专业户、重点户和困难户,召开干部和村民座谈会。他利用赶集和村里演电影的机会,向群众宣讲中央一号文件,把党的农村政策送到乡亲们的心坎上。
第二次回乡时,老英雄给乡亲们带来579只良种鸡和上百册农村科普读物。这次他重点帮助乡亲们解决缺乏科学知识、想富不会富的问题。在他的帮助下,一个由村党支部书记任组长,有18名专业户参加的科普小组成立了。科普小组没有活动场所,他就献出自己在家乡唯一的财产——一间半瓦房。
乡亲们按照老英雄教的办法,一手抓造林,一手抓养殖,生产形势出现了全面发展的好势头。目前,小河村的山山岭岭都栽上杏树、山楂、梨树和落叶松;大牲畜增加100多头,猪、鸡、兔也有了很大发展。乡亲们高兴地说:“老英雄三次回乡,给家乡带来三份厚礼。小河村的经济,三年迈了三大步!”
高如意——执意当农民
1949年4月22日,新华社播发了毛主席亲自写的一条新闻: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横渡长江。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当时从安庆段第一船进抵南岸,掩护大部队胜利渡江的,正是高如意和他率领的战斗班。事后,全班荣记集体一等功,高如意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
朝鲜停战后,高如意是著名的“红九连”的代理连长。高如意想,自己毕竟是快40的人了,又没有文化,继续留在部队对建设现代化国防不利,从革命事业考虑,还是走为好。他谢绝了领导的再三挽留,毅然回到了故乡——河北省行唐县,当了搬运工会的干部。1963年,索性回乡务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高如意的生活有了明显改善,但和村里那些比较富裕的人家比,他家还差得远。我们环顾了一下老英雄的家,四壁空空,没一件像样的东西。炕上的几床家织布被褥,补钉摞补钉。锅台上的瓦盆里,盛着几块玉米面菜饼子和半张烙饼。别人常为老英雄的生活境况抱不平,可他说:“没有党的培养,没有人民的支援,我也当不了英雄。再说,政府每月都发给我优抚金,我怎么好再麻烦他们呢?”
当我访问高如意的时候,老英雄向我展开一本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纪念刊”和一个有周恩来、肖华、傅钟等党和军队领导人亲笔签名的笔记本。他一面翻看,一面对我说:“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党的教导,不能忘记革命的传统,不能忘记牺牲的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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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张福盛和他的“少年之家”
史国山
在山西省介休县城内,军队离休干部张福盛的家门上,挂着一块介休县委、县政府赠送的嵌着“少年之家”四个金字的大匾。提起张福盛,县城里几乎是妇孺皆知。
张福盛今年67岁,18年前,因身患多种疾病离休回到家乡。那时,正是“四人帮”鼓吹“读书无用论”的动荡年代,学生打架斗殴,旷课,砸玻璃,辱骂老师,以交白卷为荣……这一切,老张看在眼里。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枪林弹雨中过来的张福盛想,我出生入死,革命了大半辈子,盼的是祖国早日强盛。现在这样,哪是培养革命接班人,这不是在培养败家子么!张福盛找到县武装部领导,汇报了自己的焦急心情和愿为培养接班人贡献力量的打算。他得到了领导的支持。
1971年3月,张福盛来到城关南街小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热诚地欢迎他。他给同学们上的第一课,就是讲自己亲身的战斗经历,日寇在介休县制造的四大惨案及抗敌英雄英勇献身的战斗故事。他的报告深深地打动了同学们的心。一些打架出名的“英雄”收敛了,学校教学秩序开始好转。消息传开,县城里的学校都请他上传统课,后来全县很多学校也聘请他为校外辅导员。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福盛的身体越来越差,难以外出讲课了。他同老伴商量之后,用自己多年积攒的6800多元钱修了4间房屋,又拿出5000多元订购了报纸、杂志、图书、画册,买了玩具、电视机、录音机等,办起了“家庭辅导站”,后改为“少年之家”。近几年来,张福盛的“少年之家”共接待城乡19个学校的学生,共计2万多人次。
张福盛办的“少年之家”深受全县孩子们的欢迎,也受到群众的称赞。中共介休县委、山西省军区先后授予张福盛“模范校外辅导员”、“优秀共产党员”等光荣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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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北镇县十字口村小学教师冯艳娟,把村里的孤寡老人、台属文省三接到家中,像对亲人一样地照顾了已十年。老人在台湾的儿子知道后,多次寄来外汇表示感激。冯艳娟分文不取,对老人依然如故。图为冯艳娟(右二)全家与文省三老人在一起。  李铁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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