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生命力
——答科学与哲学关系问题的争论
黄顺基
编者按：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关系是什么？这是我国哲学界讨论的一个学术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方励之对马克思主义哲学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说什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过时了，没有多大用处了。本文也是对这种“过时论”的批判。
本世纪初，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受了自然科学最新发现（X射线、放射性和电子等）的考验，证明了它的正确性。现在，一场科学技术革命正在兴起，新的问题层出不穷，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能经受这次新的考验，继续获得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呢？我认为，这是不久前我国关于科学与哲学关系争论问题的实质。
首先，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包括自然观，还包括历史观；其次，现代科学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还包括社会科学和技术科学。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生命力问题，应该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社会科学
这方面的巨大影响是西方学者所公认的。在历史学领域内，曾任英国历史学会主席的著名历史学家杰·巴勒克拉夫在《当代史学主要趋势》（1978）中写道：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合理地排列人类历史复杂事件的使人满意的唯一基础”（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27页），它是“今天仍保留着生命力和内在潜力的唯一的‘历史哲学’”（同上书，261页）。在未来学领域内，美国著名未来学家丹·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中认为，二十世纪所有关于资本主义未来的社会学理论，几乎“都是同马克思的第二种图式（指《资本论》第三卷——引者）的对话。”（丹·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73页）。在经济学领域内，英国著名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在《现代经济学导论》（1974）中，虽然把马克思关于劳动创造价值这一从自然发展史与社会发展史总结出来的真理说成是所谓“形而上学”，但是，她也不得不承认，“这种形而上学是强有力的，几次震撼了世界。”（琼·罗宾逊与约翰·伊特韦尔：《现代经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在哲学与科学关系问题的讨论中，我们的同志没有提到这一个重要的领域，看来，叫嚷“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人或者是无知，或者是有意掩盖国外学者都已公认的事实。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技术科学
这方面已经有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其中产生了国际影响的，如：捷克科学院主编的《十字路口的文明：科学与技术革命对社会和人的意义》（1967），苏联与捷克两家科学院主编的《人，科学，技术：对科学技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分析》（1973）。美国著名的技术哲学家杜尔宾不得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当代技术哲学最有影响的学派之一，它在观点与方法的一致性方面远远超过英美学派和西欧学派（见杜尔宾编：《科学技术与医学的文化指南》，1980）。此外，西德著名的技术哲学家拉普也多次提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一领域中的巨大影响。因此，把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仅仅局限在自然科学范围内讨论，这显然是不全面的。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对现代自然科学
关于哲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作用，这是各派哲学家和各门自然科学家都一致承认的。提出量子力学波函数的统计解释的著名物理学家M·波恩在《我的一生和我的物理学观点》中指出：“关于哲学，每一个现代科学家，特别是每一个理论物理学家，都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工作是同哲学思维错综地交织在一起的，要是对哲学文献没有充分的知识，他的工作就会是无效的。在我自己的一生中，这是一个最主要的思想。”（波恩：《我的一生和我的物理学观点》，商务印书馆，第26页）。量子力学创始人之一海森堡也明确认为，“自从十六、十七世纪以来，与科学基本概念密切联系的哲学观念的发展，成为自然科学巨大发展的前驱，并互相影响。”（海森堡：《物理学与哲学——现代科学中的革命》，科学出版社，1974年，第39页）。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的原因在于，自然科学理论中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假设都带有哲学的普遍性的特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爱因斯坦强调指出，哲学“是全部科学研究之母”（《爱因斯坦文集》商务印书馆，第1卷，第519页）。
因此，争论的问题不是一般的哲学，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究竟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有无作用。这里我们分别从以下几个领域作出论述。
1、自然科学整体的社会学研究
这是三十年代兴起的一门学科，称为科学学，一般认为，贝尔纳、默顿是奠基人。这门学科产生的直接原因是，1931年在伦敦举行的第二次国际科学史代表大会上，苏联代表团提出的关于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与方法研究科学史的报告，其中特别是盖森作的《牛顿“原理”的社会根源和经济根源》的报告。这篇报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科学发展有赖于社会经济条件的观点，以牛顿力学为例，研究了科学发展的动力问题与规律性问题。贝尔纳说，这次大会使西方学者“第一次真正地发现了在西欧存在了半个世纪却无人加以赏识的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贝尔纳：《科学的社会功能》，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523页）。苏联代表团的研究成果表明，“把马克思主义应用于科学，可以而且正在为理解科学史、科学的社会功能和作用提供多么丰富的新概念和新观点。”（同上）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用于自然科学的社会学研究，推动了科学学的形成与发展，出版了一大批很有影响的著作，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1939）、默顿的《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社会》（1938）、霍格本的《大众的科学》（1938）、格劳瑟的《科学的社会关系》（1941）、巴贝尔的《科学与社会制度》（1953）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对科学学的巨大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2、自然科学整体的哲学研究
这实质上是整个自然科学的认识论、方法论与逻辑学。它和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在观点与方法上根本不同，从而在内容上也大有区别。在苏联，这个领域叫自然辩证法，后改名为自然科学的哲学问题。它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1953——1964年，主要研究各门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和生物学中的哲学问题，出版了《辩证唯物主义和现代自然科学丛书》；二、1964——1980年，主要研究一般科学方法论，如实验、模型、描述、解释、预测等等，与此同时，批判地介绍了以波普尔、库恩和拉卡托斯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科学哲学；三、1980年到现在，主要研究科学技术革命条件下各门自然科学共同的基本问题，如：物质的结构、知识的综合、人与自然的关系、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等等，其中不少成果在国外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响。
在我国，自然辩证法的深入研究和现代西方科学哲学的批判介绍，从1978年才开始。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这一领域要发生显著的作用，还需要经过很大的努力。不过，到目前为止，我国已经陆续出了不少论文和专著。可以预料，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帜插到这块阵地上，为期已经不远了。
3、自然科学个体的思想史研究
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与方法研究科学思想史，早就开始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忠实战友、近代有机化学的奠基人之一肖莱马，运用唯物辩证法总结了十九世纪90年代以前有机化学的历史，写出了《有机化学的产生和发展》（1894），证明化学的发展是按辩证法的规律进行的。
二十世纪30年代，日本物理学家武谷三男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物理学史研究，提出了“三阶段论”的方法论。他认为，人类认识自然是经过现象论、实体论与本质论三个阶段实现的。第一阶段是真实地观察事物的现象；第二阶段是探讨物质怎样构成的；第三阶段揭示了物质对象的运动规律。他指出，牛顿力学和量子力学都是经过这三个阶段才认识到的。武谷三男提出的物理学史方法论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美］L·M·布朗：《物理学和哲学》，见《科学与哲学》，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1981年第3期）。美国粒子物理学家布朗曾就三阶段论方法在物理学史研究和当前粒子理论研究中的作用，进行了认真的讨论。著名物理学家坂田昌一说，以辩证自然观为基础的“三阶段论”，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粒子理论在日本能够取得健康的成长。
八十年代初，著名生物学家迈雅写出了一部巨著：《生物学思想的发展——多样性、进化与遗传》（1982）。他赞同恩格斯反对还原论的观点，并且运用了辩证法的方法来分析生物学思想的发展。例如，在关于生命现象的特殊本质问题上，他认为，正题是古代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活力论；反题是十六世纪以笛卡儿为代表的机械论，合题是二十世纪以贝塔朗菲为代表的系统论（迈雅：《生物学思想发展史》，哈佛大学出版社，参看第51页）。这说明，生物学思想的发展也是合乎辩证法的规律的。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在科学思想史研究中的指导作用是无容置疑的。今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必将更加显示出它的巨大威力。
4、自然科学个体的认识论与方法论研究
在现代自然科学前沿，提出了不少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爱因斯坦说：“物理学的当前困难，迫使物理学家比其前辈更深入地去掌握哲学问题”（《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405页）。波尔也说，在原子过程所服从的那些独特的规律性问题上，我们面临着自然哲学中的一种全新的认识论问题。”（N·波尔：《原子物理学和人类知识》，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8页。）正是在自然科学前沿这块阵地上，哲学的生命力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因为，按照哲学的功能和使命，第一，它理应对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作出理论概括，从中得出一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则；第二，它在自然科学提出基本概念与基本假设以解决面临的理论困难时，能够从世界观和方法论上给以启发或指导。
在哲学的第一个使命方面，现代科学革命，从相对论发端，向哲学提出了诸如物理实在的观念、理论物理的方法、理论同经验的关系、物理学基本概念与基本假设的思辨特征等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
有比较才有鉴别。这里举出两个代表人物，一位是英国的爱丁顿，一位是苏联的福克，借以阐明不同的哲学派别是如何作出自己的概括与总结的。
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点。1、他们都是世界知名的科学家；2、他们都有优异的数学天才（爱因斯坦说：爱丁顿的《相对论的数学理论》是一切国家中关于这个题材的最优秀的表述。德国数学家爱伦弗斯特说，福克能够处理很难的数学问题。）；3、他们都在本学科领域作出多方面的、杰出的贡献；4、特别重要的是他们对相对论都有深刻的研究，而且，他们的名著都使用了几乎同样的名称“空间、时间与引力”。
但是，爱丁顿和福克在相对论的哲学概括上是根本不同的。第一，关于相对与绝对的关系。爱丁顿认为，相对论证明了物理世界是相对的，是科学家给出的。福克则相反，认为相对论中的“相对”和“相对主义”不能混淆：哲学中的“相对主义”是强调知识的相对性，而否认知识的客观性；而相对论中的“相对”则是指时间、空间和运动是由自然界中一定的参考系来确定的，因而是相对的；在狭义相对论中是由惯性参考系确定；在广义相对论中则是由物质与能量的分布来确定。但是时间、空间与运动同时又是绝对的，因为它们受制约于自然界中存在着的特定的参考系。换句话说，它们是客观自然界的反映。第二，关于唯心与唯物的对立。爱丁顿认为，在相对论物理中重要的是测量，而测量带有主观的、相对的性质。福克则相反，认为在相对论物理中，最本质的东西，不是测量，而是物体与物体之间的现实关系，是时间与空间的客观性质。因而不能把物理学理论看成是调整、组织与安排感觉经验的工具，而是独立存在的物质世界在思维中的反映。
福克的《空间、时间与引力理论》（1955年）在国际上得到了普遍的承认。他在该书的序言中写道：“我的关于空间、时间与引力理论的观点，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影响下，特别是在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的影响下形成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教导帮助我批判地对待爱因斯坦关于相对论的观点，并且使我重新考察这个理论。”
在哲学的第二个使命方面，科学史表明，在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情况下，科学已经而且正在作出许多重大的发现，并在这个基础上提出了新的概念与新的假说，仅以两个世纪以来物理学的发现为例：
1789年伽伐尼关于电流的发现，以当时由富兰克林创立的关于电的本质的理论来看，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明的；
1820年奥斯特关于电流对磁针影响的发现，稍后法拉第关于电磁感应的发现，后来导致麦克斯韦电磁理论的创立，但要预见奥斯特约发现，这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
1896年贝克勒尔关于放射性的发现。这一发现奠定了核物理的基础，但是，依照当时的理论，很难预测出放射性现象。
对上述这些新的科学发现，已有的理论无法作出解释或预见。在这种场合下，要提出新观点、新概念和新假设来说明它们，并预言它们的理论价值和实际价值，都有必要求助于哲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应该承认，三百多年前的机械论哲学曾经在这方面发挥过巨大的影响和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才一百多年，而且以它为指导思想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才七十多年，要在这方面发挥它的作用无疑要走过一段漫长的道路，要经历同其他哲学派别反复多次的较量。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毕竟已经看到了一些重大的胜利。在恩格斯关于物质的无限性，它的各个非连续的部分是各种不同的关节点的思想指引下，1955年日本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坂田昌一，根据当时实验上总结出来的强相互作用粒子的经验规律性，提出了强相互作用粒子的复合模型，即坂田模型。这个成就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他自然科学领域也陆续在显示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威力。我们坚定地认为，在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能够对当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作出伟大的总结，并提出光辉的预言。那么，在二十世纪，它必将进一步以现代自然科学的伟大成果来丰富自己，并继续发挥它杰出的指导作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万古长青！
第6版(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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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之来临是“历史的命令”
——读《李大钊文集》
季华
一百年前即1889年，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位伟人诞生了，他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社会主义的社会，无论人愿要他不愿要他，他的运命的必然出现，这是历史的命令。”“今社会主义既立在人类历史的必然行程上，有具有绝大势力的历史为其支撑者；那么社会主义之来临，乃如夜之继日，地球环绕太阳的事实一样确实了。”（《李大钊文集》下卷，第334页）这是李大钊经过长期革命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探索，在中国历史转折时刻得出的结论。 李大钊开始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他拥护辛亥革命，并寄予希望。但为时不久，袁世凯篡国窃权，革命半途夭折，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依然如旧。他写了一些文章，揭露当时的中国名为资产阶级共和，实为封建专制。中国的出路何在？由于当时李大钊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仍然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同时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思想对他有较大影响。因此，李大钊改造“白首中华”和创建“青春中华”的方案只能向西方寻找，期望像当时欧美和日本那些列强一样，建立一个西方式的资本关系充分发展的、以资产阶级和大土地所有者为社会中心势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然而，李大钊对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也半信半疑：“其良其否，难以确知，其存其易，亦未可测。”（上卷，第168页），李大钊仍在反思，在探索一条能够真正拯救中华民族的新道路。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在此以前，李大钊留学日本时就通过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博士的著作，开始接触了马克思主义。他在1916年夏回国后，立即投入正在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后来又与其他先进知识分子一道领导了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一时期，由于十月革命的鼓舞，进一步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以及五四运动的革命实践，李大钊的世界观和政治立场完成了从进化论到唯物史观、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
从这时开始，李大钊在我国大力进行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宣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他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和《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等著名论文，全面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的基本内容。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现象，写下了不朽著作《资本论》。李大钊在介绍《资本论》中的要点时，主要阐述了揭破资本家剥削工人秘密的剩余价值理论和揭示私有制必然灭亡趋势的资本积累理论。他说：“资本主义趋于自灭，也是自然之势，也是不可免之数了。”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将是新的“集产制度”即社会主义公有制（下卷，第84—85页）。由于马克思发现了唯物史观和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李大钊在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时指出：“社会主义必然到来”，这一论断是有其坚固的科学依据的。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作为党的创始人之一的李大钊，极力倡导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他为纪念马克思诞生日而写的一篇短文中指出：我们应该“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下卷，第711—712页）李大钊在我党历史上开创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的先河，并且身体力行，研究中国革命面临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首先，李大钊深刻地论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政治经济特征和应该实行的措施，宣传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他在1920—1923年间写的《由纵的组织向横的组织》、《社会主义下的经济组织》和《社会主义释疑》等论文，详细阐述了这些问题。李大钊指出，社会主义制度是从资本主义社会里孕育出来的。社会主义之发生，恰是鸡子在卵壳里发生一样，一旦羽毛丰满，自然也非打破资本主义这个壳不可。
按照李大钊的意见，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必须建立自己的经济组织，对原来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经济组织进行“完全改革”，“其实质方面又须寻出一种新方法，代替旧式之私竞的经济秩序及组织，使社会上发见新的经济组织及秩序是正规而优良者”（下卷，第376页）。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有两个方面：一是实现生产交换机构的社会化，二是合理地组织社会生产、交换、分配。为此，应该采取以下措施和方针：一切重要生产资料和生产交换机构收归国有；破除统治与服从的关系，建立平等自由联合的关系；有计划地合理地发展生产，使社会的生产符合公众的消费需要；对物的管理代替对人的管理，运用科学、协作、自然力极经济地组织生产；人人各尽所能地做工，劳动将成为一种愉快的事情；实行公平分配，人人享受富裕的物质精神生活；社会主义国家应自主发展经济，先进社会主义国家应帮助落后国家；社会主义仍然要保留货币关系，作为物品的交换手段和充当社会经济的计算工具；利用具有经营管理经验的资产阶级，对他们实行“赔金”政策；等等。李大钊的这些意见，虽说有若干不甚精当之处，但基本上是正确的。
第二，李大钊根据对时代发展潮流的分析，认为在今日世界形势下，中国要振兴经济，非实行社会主义不可。这个重要结论是他在1921年写的《社会主义下的实业》和《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这两篇论文中作出的。首先，“因为中国的经济情形，实不能超出于世界经济势力之外。现在世界的经济组织，既已经资本主义以至社会主义”，“发达到必须社会主义共营地位”，再实行资本主义就违反时代发展的潮流了。其次，从中国自身的情况来看，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不允许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一般平民间接受资本主义经济组织的压迫，较各国直接受资本主义压迫的劳动阶级尤其痛苦。”所以，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想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无论理所不可，抑且势所不能。”“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下卷，第454—455页）“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下卷，第446页）
最后，李大钊还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我国国情，提出了经过民主革命走向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他写于1920年的《〈国体与青年〉跋》一文中指出，我们不是单求打倒一个君主国体就算了事，而是要走向世界大同。在获得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紧接着社会主义”，就是走向世界大同的全路程中的一个进程（上卷，第604页）。但是，当前的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