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0月6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直言不讳

失误与错误
吴昊
失误与错误,都属于误,都是差错。这是两者相同点。不同点在于,失误多是由于疏忽和水平不高造成的;错误的造成,除了疏忽和水平不高外,还有认识上的偏差;而认识上的偏差,除了同样受思想水平的限制外,并不排除明知故犯的成份。总之,失误偏重于客观条件,错误则偏重于主观原因。
对于失误与错误的界限,人们在实践中并不难理解和掌握。比如运动员在比赛场上,打球、下棋、摔跤等,彼此都奋力向前,但又常常失利,使自己失掉取胜的机会,给对方造成得胜的机会,这种失利就是失误。在一般情况下,谁也不会把这种失误说成错误。如果是教练员指挥失当,裁判员判断不妥,违背了事实,或有悖于规则,那就是错误。正因为错误多是主观因素造成的,所以人们总是说:“某某犯了错误”,而不说:“某某犯了失误”。
失误容易被人理解和原谅,错误则往往引起人的不满和激愤;对于一些错误严重,又造成一定后果的人,有时不给予党纪、政纪或刑事的处理,就不足以平民愤,道理就在这里。
大概正因为如此,人们常把工作中的偏差、或任务没有完成,说是由于失误造成的。这当中有的是真失误,有的是假失误;有的人明明是犯了错误却以失误来开脱、搪塞,失误成了某些人手里的盾牌。举起盾牌,错误就溜之乎也了。
大概正因为如此,失误一词的使用比错误一词的作用,显得既时髦又轻率,既走俏又温情。
在这一次动乱到反革命暴乱中,有些人明明是犯了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但却连错误二字也不敢说,只拿失误来开脱、敷衍,什么“这是一次重大的失误”呀,什么“由于我的失误造成群众的误解”呀,什么“客观情况不明,失误在所难免”呀,自己觉得聪明至极,别人却早已听得不耐烦了。就像在两军阵前,自己的枪不是向敌人射击,而是向自己的营垒射击。身为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人,竟同企图推翻党、推翻社会主义的人图谋不轨,这样的人居然还在大言不惭地谈“失误”,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当然,如果确实是失误,也不要硬往错误上拉。像搞改革开放这样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一切都要摸着石头过河,在某些事情上有所失误,确是难免的。把失误硬说成错误,不仅于事无补,还会伤害同志;同样,把错误说成失误,对犯错误的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也于事无补,这样对犯错误的同志也不利,甚至还会让坏人悄悄溜掉。
犯了错误,要有老实的态度,先要承认错误,尔后才能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如果一出场就企图在“失误”的盾牌下溜号,那还怎么能改正错误和避免以后不再犯错误或少犯错误呢!


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民族团结进步征文

洁白的格桑花
柳长靖
布琼书记,那曲分手时,你答应我,下次去北京参观,一定带上一束我最喜欢的藏北格桑花,来我家做客。5年过去了,你也没有来。难道你忘了吗?
记得1982年仲夏,我告别羌塘草原那天,你一直送到那曲大桥边,我们泪眼相觑许久,才松开紧握的手。当你哽咽而低沉地说出“达蔡仁(藏语:再见。)”时,我的心简直碎了。
车已开出很远,你还站在桥头凝望着,直到我们的车消失在辽阔的羌塘草原……1988年孟春,我探亲重返那曲时才知道:你已被万恶的病魔夺去了生命。当年大桥分手,竟成了生死诀别,悲夫!我揩干泪水,一口气跑到那曲河桥边,放上一朵洁白的格桑花,以寄托我深深的思念……
我不会忘记,最早来到红旗乡时,是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个春天。你手把手地教我骑马、备鞍。你说,马是咱牧区的主要交通工具,不会骑马将寸步难行。你耐心地指导我,直到我跃马自如地奔驰在羌塘草原。赛马节过后,我们一同参加了围草库伦的大会战。
这一个月,我跟你学会了手抓糌粑、打酥油茶、在牛粪火上烤羊肉,草原生活真是野趣横生、浪漫极了!
最难忘的是批判“四人帮”的日子里,你作为分管宣传教育的乡党支部副书记,和我们地委工作组熬过了多少不眠之夜!
你把强烈的爱和憎全部凝集在踏遍羌塘草原的每一行脚印中。
一次,我们在山谷中被突如其来的暴风雪困了整整一天。气温降至零下40多度。风卷着雪片疯狂地抽打着我们的脸,如刀割一般,加上高原氧气稀薄,连呼吸都很困难,人和马都饥寒交迫。你脱下了羔皮氆氇袄披在了我冻得发抖的身上。顿时,一股暖流涌上心头;而你,却被暴风雪折磨得躺了3天……
布琼书记,你在百忙之中教我学藏语、藏文。尽管当时你的汉语还讲得不流利,却是那样热情、严肃、认真。从字母发音到书写,皆一丝不苟。当我第一次用藏语跟你会话时,你是那样的激动。哦,对了,就在这天晚上,我因食物中毒上吐下泻,昏迷不醒,折腾了一夜,是你亲自派人去地委送信,并和洛桑书记、乌金阿爸一直守在我的床前……
这一切,我都没有忘却,件件往事如纯洁的格桑花开在我的心田。
在红旗乡与你共同战斗的岁月真让我留恋。谁料,你竟这样匆匆离去,不再复返。而你的襟怀坦荡、热情正直,就像那雪中傲放的格桑花,永远盛开在羌塘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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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士的“娘家”
——记昌乐县人民武装部
陈占法
山东省昌乐县人民武装部不断接到本县籍战士的来信,夸赞他们是“娘家人,慈母心”。
春节后的一天,昌乐县人武部政委齐若瑶收到本县籍战士唐连顺的来信。信中说他家和本村3户军属的优待项目没有落实。齐政委看罢信深感内疚:战士有后顾之忧,怎能在前方安心?为他们排忧解难,是“娘家”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啊!当天,他驱车赶到唐连顺家所在村调查。走访了唐连顺的父母,并同村干部一起研究措施,优待项目很快落实了。齐政委给唐连顺去信,告诉他问题已解决,嘱咐他安心服役。随后,齐政委把这一情况报告了县委书记。县委书记说,类似情况在其他地方是否也存在呢?他俩到4个乡镇的军属家庭调查、慰问,回到县里召开了县委、县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专题研究如何进一步搞好拥军优属工作。
昌乐县人武部会议室里正开党委会,突然走进一位满脸忧郁的战士,诉说了这样一件事:他父亲是正直憨厚的人,因揭露过村主任的不正之风,村主任耿耿于怀。一次,村主任借酒兴寻衅,把战士的父亲和妹妹打了。战士接到家信后,请假回来依靠组织处理。
听了战士的诉说,党委会当即研究解决措施,并及时向县委领导汇报;随后成立了以县人武部为主,公、检、法等有关部门参加的联合调查组,于第二天到战士家所在乡,同村干部们座谈,找当事人了解情况,并看望那位战士的父亲和妹妹。
调查结果表明:那位战士反映的问题属实。调查组会同乡党委对那位村主任进行了严肃批评,作出了公正处理。
早在部队开展培养两用人才工作的第二年,昌乐县人武部不断收到本县籍战士来信,询问家乡人才需求情况,部领导看了一封封来信,让政工科设计了人才信息卡片。人武部还采取多种措施搜集信息。
人武部还成立了人才信息小组、负责分析、整理信息,填写信息卡片。
到今年“八一”前夕,已给本县籍战士发去4400多份《家乡两用人才需求信息》卡片,共提供700多条信息,不仅解答了战士们的疑问,也有力地支持了部队培养两用人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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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太行硬汉
——记山西襄垣县姚树村党支部书记常金芳
王艾生 王矛盾
6月22日凌晨,山西省襄垣县城关镇桃树村党支部书记常金芳,被歹徒杀害。他的妻子、儿子也被歹徒砍成重伤。当人们含着泪水清理金芳的遗物时发现,他家只有一台电视机、一台旧缝纫机和20元钱,还有修了8年还没有修成的几孔窑洞。而常金芳倾注了全部心血的村办煤矿,日产原煤150吨,年盈利30多万元。他,常金芳,没有存款,没有遗产。他真诚,无私,把短短的一生全部献给党,献给人民,人们称他为“太行山上硬汉”。
桃树村,在襄垣县城西的一个山圪梁上,坡陡,地薄,缺水。没有工业,副业也少得可怜,农民全靠种地,要富起来难啦。全村100多户人家住的房屋窄小,破烂,用钱困难,有病有灾就支撑不住了。常金芳眼看着这情景,吃不下,睡不着,他和党支委们,村民委员会的委员们,几夜几夜地开会,寻求桃树村致富的路。
1982年,常金芳将村民集资的钱办起了一个砖窑,刚刚烧出20万块砖,临近的一个煤矿打深井,把桃树砖窑的井水全部泄光了。砖窑没水,只得停工。常金芳瞧着刚烧成的砖坯,只吐出几个字:“另外找地方干!”
1983年,常金芳调查了桃树村的历史,请县矿业公司的专家来勘查,论证,提出办煤矿。他先是利用一个旧矿井往深处打,结果发现井壁坍塌,巷道堵塞,积水很多,空气稀薄,人无法下去。常金芳像当头挨了一棒。
常金芳召开支委会说:“旧矿井是不行了,可我们不能就这样倒下成了软骨头,还得干!”
1984年10月,桃树村又开始打新井,打到152米,见了煤,但又透了水,13个支委、村委,两人一班,轮班下井抽水。常金芳天天到班,从早到晚不离矿井。一次,他下井疲劳过度,休克在井下,当人们把他提升上来,他头一句话是“你们快下!”。终于把井下的水抽净了。
常金芳带头,干部们把自己盖房子剩下的或准备盖房子用的木材、水泥、钢材……拿到煤矿。常金芳又同副矿长李显武到附近的大煤矿求援,将人家不用的旧设备借来,在人家的废铁堆里拣回可用的配件,零件,井口提升设备终于建成。1986年2月,桃树煤矿出煤了。当第一罐黑油油的煤炭提升上井时,常金芳说:“桃树村270户,每户送一车,让村民们尝尝鲜!”到今年8月,小煤窑日产煤150余吨,通往煤窑的道路已修通,铺平。
常金芳惦记着桃树村200多户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修房盖屋,生儿育女……
一天早晨,常金芳的爱人段玉梅给他10元钱,让他给小孩买点奶粉。刚出门就碰上刘兴顺,见他一脸愁云,金芳关切地问:“兴顺,你又咋啦?”刘兴顺说:“老婆大肠出血,眼看要不行……”金芳顺手掏出10元钱:“给,先去请医生,回头我再给你张罗。”金芳又给他借下钱,治好了刘兴顺老婆的病。
白发苍苍的沙满林儿子在铡秸秆时铡断右手5个指头,成了残废。常金芳去看望老人说:“大伯,你放心,咱这是社会主义呀!”煤矿开办后,让老人的儿子沙治国在煤窑看管、修理矿灯,月收入150余元。常金芳也没有忘记牛保贵。牛保贵的爱人得了子宫癌,急得鼻涕一把,泪一把。金芳帮他借了3000元,治好了病。他宁肯自己受苦,先让他人过好日子。村上砖窑工人发不了工资,金芳把自家的肥猪卖了,一人发十几元。煤矿缺木材,把自己买的一立方准备做门窗的木材拉去;煤矿缺柴油,先把自家留的柴油拿去。常金芳还带头拿出50元,在全村共集资4000多元,改善了小学校的办学条件,现在,桃树村已实行了免费上学。金芳说:“别的事可以缓办,办学的事不能拖。”
常金芳把维护乡村社会治安当作光荣职责。他深知,农村刚刚迈上富裕路,村上社会安定,秩序安定,人心安定,经济才能发展。对于染上恶习陷入犯罪泥潭的青年,他协助公安部门予以严厉打击。岳中华是个屡教不改的蒙面行窃的罪犯,常金芳主动协助擒拿归案。岳中华刑满后,常金芳将他介绍到附近的煤矿当上矿工。但岳中华恶习不改,又因打架被煤矿开除。从此,岳中华流窜在外,多次作案。他对常金芳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今年6月22日凌晨,岳中华身带3把锐刀,跳到常金芳院里,声称“我是来报仇的”。常金芳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残遭杀害。公安机关当即抓获杀人凶手岳中华。
金芳死了,年仅38岁,他创的事业使人们难以忘怀。1000多名老乡,挤在村委会的大院里悼念他,哭声震荡在太行山峦……
中共山西省委、长治市委先后作出决定,要求农村广大党员向常金芳同志学习,并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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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六姐妹的婚事
许佳文 张军雄
王妈妈有几个漂亮的女儿,时常有人上门求亲,可她偏偏立下“家规”:女儿非军人不嫁!果真,她的女儿一个个地飞向军营,引出许多有趣的故事来。
王妈妈叫王素英,是浙江湖州永昌丝织厂的退休工人。一九五七年,她在安徽蒙城县双涧镇中学读书时,与某部中尉参谋许超相爱了。尽管开修车行的父亲怎么也不同意女儿的选择,但都没能动摇和阻止王素英爱军人的心。一九五九年春天,王素英毅然来到部队与许超成婚。几十年的军营生活,使她深深体味到一个军人妻子的责任和荣誉。
王妈妈有六个女儿,当自己的女儿开始考虑婚姻大事时,她总是向她们讲这样一句话:“你们都是在军营长大的,还是找个军人吧,军人的妻子光荣。”王妈妈还对女儿们许愿:“你们要是成为军人妻子,我就当你们的后勤部长。”一九八四年起,王妈妈的大女儿杭娟、二女儿杭芬、三女儿杭宁、四女儿杭伟,在妈妈和红娘的撮合下,相继与军人结为伉俪。王妈妈果真言而有信,为出嫁的女儿带孩子。邻居夸她是“最佳军人丈母娘”。
王素英不仅鼓励和支持女儿嫁给军人,而且教育女儿支持丈夫工作。一九八四年七月,老大、老二、老三的爱人一同上了云南前线。一时间,三个女儿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她完全理解女儿们的心情。王素英对女儿们说:“在这个时候,他们最需要你们的理解、支持和安慰了。”她除了提醒和督促女儿们多写信外,还自己动手一一给三个女婿写信,把全家合影照片寄到前沿阵地。三个女婿在前线表现突出,都受到部队嘉奖。前不久,四女婿回来探亲,言谈中流露出“在部队辛苦,不如早点转业回地方”的念头。王素英听到后语重心长地对他说:“组织上送你上了大学,又让你留校任教,你怎么能要求转业呢?”她把几个女婿召集到一块儿,告诉他们:“你们几个要比,就比谁在部队干得长,干得好!”
去年初,王素英发现六女儿晓华又同部队的一个小伙子恋爱了,高兴地说:“你和军人恋爱,妈一百个支持,只是别耽误了学习和工作啊。”今年春节,从军的老五晓珍和四个女婿一起回家过年。望着女婿们肩上的“杠杠”、“豆豆”,王素英半认真半开玩笑地对晓珍说:“小五子,你干脆也找个军人吧。”老五回答得更绝:“请妈妈放心,我会像姐姐那样,非军人不嫁!”
(附图片)
图为杭娟、杭芬、杭宁、杭伟、晓珍、晓华六姐妹合影。
吴明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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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妇女拥军队
年维佳 薛景全
坐落在老革命根据地昆俞山下的山东省牟平县山后村有一支妇女拥军队。
26年来部队领导班子换了七届,妇女拥军队换了五届。但老根据地人民的革命传统没有丢,军民鱼水关系没有变。
山后村是胶东有名的革命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这里向淮海战场派出了全国唯一的妇女支前队,为参战部队赶制被服。为此,她们受到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的通令嘉奖。
1963年工程部队来山后村打洞库、建营房。山后村的老乡们见到这些老八路的后代,比什么都亲。村支书陈全禄根据老乡们的要求,又重新拉起了一个十二人的青年媳妇拥军服务队,专门为施工的战士们拆洗衣、被、做饭。谁知,一些老大娘和小姑娘也自动地加入了这支服务队,人员增到四十多人。村支部把这些人分成三个组。战士们都说,到了山后村就像到了家。见了妇女拥军队就像见到母亲和姐妹。
以后,随着战士们复转变化,服务队的人也在变化,当年的姑娘出嫁了,当年的小媳妇成了老大嫂,当年的老大嫂成了老大娘,可是,拥军服务队始终没有散。26年后的今天,妇女拥军队几乎很难见当年的故人,可是,她们对部队的情依然像当年那样浓,心仍像当年那样热。
今年开春,驻军某部由于开办沙金厂,污染了村边小溪,妇女们洗衣服成了大难题,有的村民提出让妇女们到环保局去告,让部队赔款。但拥军队队长高佩芝却说:“我们和部队是一家人,我们应该理解部队,他们开金厂是为国家增加点收入,改善生活,我们应该帮忙才是,怎好自家人告自家人呢?”
在妇女队长的带领下,拥军队全体出动,为部队沙金厂开流疏源,排出污水。山后村的群众用自己的行动温暖着子弟兵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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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论

重振思想政治工作
中共辽宁省辽中县委书记 蔺欣荣
在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思想政治工作面临着空前严峻的考验。而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再认识,是人们付出沉重的代价后换来的。
在“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思想政治工作曾产生过一些弊端,人为地过分夸大思想政治工作的功能,错误地把它当成“高于一切、代替一切、冲击一切”的东西,使人们尝尽了苦头。
近些年在消除这些弊病中,又普遍出现了忽视和削弱思想政治工作的倾向。更为严重的是有人竟打出“改造思想政治工作”的旗号,妄图取消思想政治工作。其后果主要表现在几个环节上:
一是指导思想上的失误。
在改革开放中,充分发挥经济手段的作用是正确的,但经济工作离不开思想政治工作,二者是辩证统一、互相促进的。
然而,前总书记不抓党的建设,淡化思想政治工作。在强调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同时,忽视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四有”教育;在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忽视了两个基本点的教育,出现了党不管党的现象;在强调改革开放的同时,忽视了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教育;在强调解放思想的同时,忽视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在强调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同时,忽视了继承和发扬被实践证明了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好传统、好方法。只强调靠兴趣引导,排斥正面教育和灌输等手段,实质上是思想政治工作软弱的表现。进而把经济效益作为检验和考核各项工作的唯一标准,把物质鼓励当成唯一的手段。
二是新旧体制转换中的“空档”。一方面在我国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中,正处于新旧体制转换阶段,本应把思想政治工作纳入更新轨道。但在这关键环节上人为地淡化思想政治工作,导致产生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造成“为人民服务”不讲了,“人民公仆”不提倡了,“艰苦奋斗”过时了,“党的宗旨”抛离了。另一方面在思想政治工作新旧体制转换中出现了“空档”。当新的格局尚未明确和建立起来时,又放弃了传统的好方法,只强调改造创新,不讲继承发扬,使人们无所适从,干脆放弃了思想政治工作。
三是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失控。多年来,我们基本建立起了比较完整的政工机制,也存在不适应新形势的一面。于是出现砍机构先砍政工机构,减人员先减政工人员的局面。所剩有限的政工人员在职称评定上没份,长工资排不上号,奖金比其他管理人员少得多。只强调厂长、经理、校长如何“扭转乾坤”,而党的领导和思想政治工作在改革中起的作用却看不到。似乎党委书记和政工干部都是保守派,甚至把他们当作改革的绊脚石。
四是思想政治工作效应失灵。在淡化思想政治工作的影响下,有些人把讲大道理与说大话等同起来,把耐心说服与耍嘴皮子相提并论,使一些领导干部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政工干部不敢抓思想政治工作,广大群众不相信思想政治工作。在机关干部中往往争地位、比待遇、要福利,不比觉悟和贡献。在农村只能实行“出工靠罚款、交粮靠惩罚、计划生育靠追赶”的办法。不少人由过去“端起碗来喝清汤,放下碗后唱亲娘”,变成了“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
可见,忽视思想政治工作,缺少精神支柱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痛定思痛,我们必须认真记取历史的教训,克服思想政治工作日趋萎缩的现象,重振思想政治工作的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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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前不久对所辖区16个酒吧进行清查。图为公安人员正在查验居民身份证。   苏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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