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李大钊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纪念李大钊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彭明
李大钊是我国最早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先驱
李大钊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名字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分不开的。
当然，这不是说，在李大钊以前，在中国没有人讲过马克思和他的学说。例如：在19世纪末上海广学会的一些出版物中，有的就提到马克思；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也提过马克思；1903年，马君武在《译书汇编》上写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在其所附“马克司所著书”中也提到了《共产党宣言》；1905年，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不仅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还讲到《共产党宣言》的要点，等等。
但是，能否把这些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标志呢？答复是否定的。这可以从主客观两方面来看：从主观方面来看，这些文章的作者无意信仰、传播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如上海广学会在19世纪末出版的一些书刊，只是在宣传基督教救世教义的同时，介绍流行于西方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以为其补充；梁启超在介绍进化论者颉德学说时，附带提到马克思，不仅简略，而且带有批评的口吻（转引了颉德对马克思的一些评述）；朱执信虽然较多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及《共产党宣言》的要点，但其目的也只是为了贯彻举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政治主张。从客观方面来看，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因此传播开来。从辛亥革命以后，直到1918年，在中国报刊上很少看到介绍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的文章。
根据以上的分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仍应从五四时期算起，其代表人物还应是李大钊。
李大钊像近代中国许许多多探求救国真理的志士仁人一样，也曾追求过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和自由平等的政治理想，并深受进化论、互助论、人道主义等各种欧美社会思潮的影响。但这一切都未使他找到中国的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使他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自身不可克服的种种矛盾，认识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是侵略战争和工人阶级及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劳苦大众受剥削受压迫的根源，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新曙光，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社会发展规律，从而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剩余价值原理和唯物史观，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性。经过不断地求索、鉴别、扬弃和实践，他逐渐摆脱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的影响，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者。
李大钊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者
李大钊是热情歌颂和宣传俄国十月革命伟大意义的第一人。他在1918年所写的几篇论文中，即已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原因。他说：“原来这回战争的真因，乃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的界限以内，不能涵容他的生产力，所以资本家的政府想靠着大战，把国家界限打破，拿自己的国家做中心，建一世界的大帝国，成一个经济组织，为自己国内资本家一阶级谋利益。俄、德等国的劳工社会，首先看破他们的野心，不惜在大战的时候，起了社会革命，防遏这资本家政府的战争。”（《庶民的胜利》）
李大钊热情地歌颂了十月革命是劳工主义的胜利，是庶民的胜利，“今后世界的人人都成了庶民，也就都成了工人”。“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我们应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工人的机会，不该用此潮流为使一切人人变成强盗的机会。”（同上）
在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李大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曾连载两期。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都有所阐明。这篇文章应该看作李大钊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
在此前后，他旗帜鲜明地推动当时舆论，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他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中，不仅主张用马克思的学说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而且积极提倡与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他说：“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他甚至提出：“在我们这不事生产的官僚强盗横行的国家，我们也可以用他作工具，去驱除这一班不劳而生的官僚强盗。”
李大钊不仅亲自撰文，在《新青年》上办了“马克思研究号”，而且帮助《晨报》副刊开辟了一个“马克思研究”专栏。从5月5日到11月11日，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这个专栏共发表了五种论著，其中包括：马克思的《劳动与资本》，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除专栏外，《晨报》副刊还用一定篇幅发表了一些革命领袖（马克思、列宁、李卜克内西等）的传记和介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情况的文章。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在斗争中进行的，如大家所知，在1919年“问题”和“主义”的讨论中，李大钊起了重大作用。
1920年，李大钊除继续写了大量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外，还于当年3月和邓中夏、高君宇等在北京大学秘密发起了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设立了翻译室，下设英文、德文、法文三组，翻译了许多马、恩的著作。直到1921年，研究会才公开。
1920年秋，李大钊正式担任北大教授后，利用高等学校的讲坛，继续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1920年底，李大钊指出：最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
李大钊是青年人的良师益友。在他的影响下，许多先进青年不仅在五四时期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而且很快地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由于李大钊在传播马克思主义中的历史贡献和作用，又由于他和陈独秀一齐积极从事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因而在思想界的先驱者中享有了“南陈北李”的崇高声誉。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使中国人民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产生新的飞跃：
第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使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开始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
中国人民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前，虽然长期地进行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但对帝国主义并没有本质的了解。下层劳动人民只是从感性上认识到“洋鬼子”可恶，上层的知识分子则“学西方”，但不了解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
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中国人民开始认识到帝国主义的本质。如前所述，李大钊已开始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的原因。
1919年元旦，李大钊在《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一文中，明确地提出了民族自决和帝国主义的概念。他指出，日本侵略者在当时提出的“大亚细亚主义”是“并吞中国主义的隐语”，是“大日本主义的变名”，并说：“这‘大亚细亚主义’不是平和的主义，是侵略的主义；不是民族自决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这个词见诸报端可能很早，如1901年有一篇名为《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之前途》的文章，把帝国主义解释为强盗主义。又如梁启超在1901年《清议报》上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也提到过“民族帝国主义”这样一个词。但是，像李大钊这样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明确地提出民族自决、反对帝国主义，在历史上是罕见的。5月18日，他在《每周评论》上发表的《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中，又明确地说：“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
上述情况，有力地说明了这样一个科学论断：中国人民对于帝国主义的认识，“第一阶段是表面的感性的认识阶段，表现在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等笼统的排外主义的斗争上。第二阶段才进到理性的认识阶段，看出了帝国主义内部和外部的各种矛盾，并看出了帝国主义联合中国买办阶级和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大众的实质，这种认识是从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前后才开始的。”（毛泽东：《实践论》）
第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后，使中国人民把自己的命运和世界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考察。
“五四”前夕，李大钊撰写的一些关于十月革命的论文，已经开始认识到这一点。例如，他在《新纪元》一文中写道：“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我们在这黑暗的中国，死寂的北京，也仿佛分得那曙光的一线，好比在沉沉深夜中得一个小小的明星，照见新人生的道路。”1919年10月12日，李大钊在《国民》杂志周年纪念会上，明确地向五四运动的参加者指出：“此番运动仅认为爱国运动，尚非恰当，实人类解放运动之一部分也。”（《在〈国民〉杂志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
第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使中国知识界开始重视工农群众的伟大力量。
李大钊在论述十月革命的论文中，便指出它是庶民的胜利、劳工主义的胜利。中国工人、劳动者在“六三”运动中所表现出的力量，更引起知识界的重视。1920年5月，李大钊在《“五一”May Day运动史》一文中，希望中国人的“五一”运动不只是“三五文人的运动”、“纸面上的笔墨运动”。
在李大钊的号召和影响下，大量的中国知识界的先进分子，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深入到革命实际斗争中去。
第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使中国人民开始认识到新、旧民主主义的不同。
1922年，李大钊在《平民政治与工人政治》一文中，指出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只有无产阶级的新民主才是真正的“平民政治”，“真实的平民政治非打破这虚伪的议会制度必不能实现”；“现在的平民政治正在由中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向无产阶级的平民政治发展的途中。”接着，他又在《十月革命与中国人民》一文中指出：“凡是像中国这样的被压迫的民族国家的全体人民，都应该很深刻的觉悟他们自己的责任，应该赶快的不踌躇的联合一个‘民主的联合阵线’，建设一个人民的政府，抵抗国际的资本主义，这也算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工作。”毛泽东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所阐述的一些论点和这些思想是相吻合的。
在李大钊同志百年诞辰之际，我们应该纪念他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的丰功伟绩。李大钊同志生前写有一副对联：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他的一生实践了这两句名言，真正是：铁肩担共产主义思想道义，妙手著马列主义文章。对于他的道义、文章，我们应该多方面、深入地挖掘、整理和研究，因为它是“先驱者的遗产，革命史上的丰碑。”（鲁迅：《守常全集》题记）这些“遗产”、“丰碑”不仅对当代的人有现实意义，而且是教育子孙后代的好教材。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跋
刘华清
《刘伯承元帅大军指挥手记》在建国40周年之际出版了，我十分高兴。这是刘帅浩繁的军事著作中，偏重指挥艺术的一个精确选注本。其中大部分著作，是建国以来从未公开发表过的。掩卷细思，重温那段难忘的历史，仿佛又回到了我们在刘师长、邓政委指挥下英勇战斗的岁月之中。
刘伯承元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和开国元勋之一。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他以坚定的革命信念为本，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出生入死，浴血奋战，积累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和指挥经验。同时，他学而不倦，刻苦钻研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古今中外军事典籍，把书本上的理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紧密结合，在指挥战略行动和重大战役中，表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朱总司令曾经夸誉他“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他具有仁、信、智、勇、严的军人品质，有古名将风，是不可多得的将才。”邓主席称赞他把“全部精力献给了国家、人民和自己的党”（《邓小平文选》（1938——1965年）第30页）。
在多年的戎马生涯中，邓小平和刘伯承亲密合作，前后共事达13年，两人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刘邓不可分”被传为佳话。（《二十八年间——从师政委到总书记》第3页）。卷中选编的刘邓首长指挥作战时共同签署的作战命令、指示以及总结报告，十分珍贵。我在刘邓首长领导的部队工作多年，亲身经历和耳闻目睹了刘邓首长高超的指挥艺术，他们许许多多带兵打仗的精辟论述，成为我军部队指挥员自觉行动的准则，脍炙人口，令人难忘。
这本书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给刘伯承同志的致敬信》作卷首，中央军委邓主席的《悼伯承》作代序，可以帮助读者全面地了解刘伯承元帅。卷中还选用了唐平铸的日记《冀鲁豫战场的日日夜夜》，李方诗的《黄金般的九个月——〈战友报〉在冀鲁豫战场》作为附录，相信对读者了解历史是会有帮助的。
刘伯承元帅的指挥艺术和作战谋略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人民军队，同样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希望人民解放军的广大官兵都读一读这本书，从中汲取教益，真正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一代一代传下去，继往开来，永远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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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石——喉舌论
——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新闻观点
赵阜
（一）
“喉舌论”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的基石。正因为如此，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在新闻领域里，总是把他们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喉舌论”。
新闻媒介作为一种舆论工具，从来就是某个政党或政治集团的喉舌，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在当今世界，有没有一种新闻舆论工具
（如报社、通讯社、电台、电视台）谁的喉舌也不当，成了超党派的传播媒介呢？这种情况，过去、现在都不会出现。
新闻界的某些人一听到“报纸是党和人民的喉舌”，就特别反感。他们把“喉舌论”贬斥为“器官论”，说什么“我们是独立的人，不做别人的器官”。他们还试图用资产阶级的“传播论”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喉舌论”，说什么“新闻媒介的基本功能是传播信息，而不是成为什么人的喉舌”。诚然，新闻要传播信息，但传播什么样的信息，怎样传播信息，为谁传播信息，传播信息要达到什么目的，所有这一切，难道不正是由你这个新闻媒体是哪个政党的喉舌来决定的吗？为了把“喉舌论”从马克思主义新闻学中排挤出去，他们还给“喉舌论”加上了许多莫须有的罪名，说什么“喉舌论”“贬低了记者的地位”，“影响了记者的创造精神”，“束缚了新闻事业的发展”，“阻碍了新闻改革的进行”。因此，他们下决心要搬掉“喉舌论”这块“绊脚石”。
党的报纸应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是由党报的性质和职能决定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党把我们派到新闻岗位上工作，要我们好好地充当党和人民的喉舌，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是党对我们的信任，也是我们的光荣。有些不愿当、也不想当党和人民喉舌的人，竟然堕落到了充当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吹鼓手的角色，成了他们的喉舌，这样的结局多么可悲！
（二）
在动乱期间，“高自联”的头目和新闻界某些人公开打出“新闻自由”的口号。一时间，“新闻自由”的口号喊得震天响。这个口号带有极大的煽动性、虚伪性和欺骗性。有两种新闻自由，一种是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一种是资产阶级的新闻自由。我们保护社会主义新闻自由，反对资产阶级新闻自由。
在动乱中，特别是反革命暴乱中，那些煽动者、策划者、指挥者所要求的“新闻自由”，乃是造谣诽谤的自由，歪曲事实真相的自由，丑化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自由，反对共产党领导的自由，推翻人民政府的自由，颠覆共和国的自由。这是不折不扣的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我们绝不许他们有这种“新闻自由”。
（三）
长时间以来，在新闻界存在着党性和人民性问题的争论。主张自由化的人极力鼓吹
“人民性高于党性”。他们把人民性同党性对立起来，似乎党性代表不了人民性。他们还假设，当着党性同人民性发生矛盾的时候，记者就要用“人民性”来代替党性，以维护人民的利益。他们的这种观点是荒谬的，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与这种党性和人民性的对立性观点相反，我们主张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性的观点。共产党员的党性指的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服从党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为全中国人民求解放、谋幸福，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人民的最大利益就是我们党的最高利益。除了人民利益之外，党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说，党性和人民性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中国人民最大利益的维护者和代表者。
错误的理论把人们引向错误的方向。在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中，新闻界的某些人把
“人民性高于党性”拿来实践一番。结果是：他们的党性完全丢失了，他们的“人民性”原来反映的只是极少数资产阶级自由化人物、动乱分子和反革命暴乱分子的“心声”。这充分证明，“人民性高于党性”的观点，是一个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我们党的新闻工作者，必须十分明确：我们，第一是共产党员，第二才是新闻记者。这个顺序是不能颠倒的。颠倒了，就会犯错误。
（四）
在动乱中还有一个蛊惑人心的口号，就是要求新闻报道要“客观公正”，要“敢讲真话”。他们打着“客观公正”的幌子，掩盖或歪曲事实真相，编造谎言，甚至造谣生事，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事实第一性，新闻第二性。报道要以事实为依据。记者要尊重事实，忠于事实。切不可歪曲事实，更不可编造事实。但这不等于说，记者在选择事实时，不带有任何的思想政治倾向性。我们选择这样的事实，而不选择那样的事实；报道这样的事实，而不报道那样的事实，是考虑到对国家、对人民、对大局是否有利。
从表面上看，鼓吹新闻要“客观公正”的人，似乎主张新闻要“不偏不倚”。这可能吗？在世界新闻史上，纯客观的报道，虽不能说没有，但也是极少的。有些事实的发生，如轮船翻沉、飞机失事、火车相撞等，不牵涉各方的政治利害关系，只是在特定的范围内进行客观报道，是可以的。然而，这样的事实终究不会太多。而且这种报道的多与少，以及如何报道，也可以反映一种政治倾向。一旦在新近发生的事实中，涉及各方的政治经济利益，不站在任何一方，不维护任何一方的利益，这种“不偏不倚”的报道是不存在的。
新闻要“敢讲真话”，也是一个很能迷惑人的口号。新闻当然要讲真话，不讲假话，这是不言而喻的。但什么是真话，什么是假话，立场不同，看法迥异。由学潮发展到动乱，已是铁的事实，然而那些“敢讲真话”的人，硬说成是“爱国民主运动”，这难道不是说假话吗？解放军奉命进城实行戒严，本是一件大好事，然而那些“敢讲真话”的人硬是造谣说“镇压人民”，这难道不是说假话吗？配合北京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国际反动势力掀起一股反华反共浪潮，公开干涉中国内政，然而那些“敢讲真话”的人，硬说这是“国际声援”，这难道不是说假话吗？高唱新闻要“敢讲真话”的人，满嘴说的都是假话，有谁相信他们会“讲真话”呢？
（摘自《东北经济报》）
第6版(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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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财政学》
王绍飞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本书的特点在于确认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提出重建适应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财政体制等许多重要改革思想。作者强调，改革不是要否定生产资料公有制，而是要花力气研究经营机制，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第6版(理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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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理论与实务》
何伟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本书内容包括：租赁经营的理论、历史、性质和意义，租赁经营的形式、租金、承租者、法律保证、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租赁经营中的新问题及其对策，租赁经营的发展趋势。附录中提供了国务院发布的《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暂行条例》和一些省市有关租赁经营的政策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