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李鹏会见七国离任、新任驻华大使时重申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部分
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两个国”企图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记者周树春）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在会见7个国家的离任、新任驻华大使时重申，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的企图。
李鹏总理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菲律宾离任大使巴甫洛·苏亚雷斯、巴林新任大使侯赛因·拉希德·萨巴厄、莫桑比克新任大使丹尼尔·萨乌尔·姆班泽、芬兰新任大使阿托·满撒拉、塞浦路斯新任大使索蒂里奥斯C·扎克谢奥斯、保加利亚新任大使马尔科夫和乌拉圭新任大使巴列斯·加尔迈斯。
会见时，李鹏首先向7位大使表示欢迎和欢送。他感谢苏亚雷斯为发展中菲友谊作出了贡献，并向6位新任大使表示：在大使们的任职期间，中国政府和外交部门将给予大力支持和帮助。
谈到台湾问题时，李鹏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一中一台”和“两个中国”的企图。他指出，台湾当局的所谓“弹性外交”不仅不符合大陆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台湾人民的利益。
他说：“对此我们不得不采取严正的立场。”
李鹏在介绍国内形势时说，最近一年来中国经济形势发生了一些积极的变化，如过高的发展速度降下来了，过大的基本建设规模和过快的消费基金增长也降下来了，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金融比较稳定。
他说，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各项措施是在改革开放总方针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
李鹏说：当然中国也面临一些新问题，如最近几个月工业增长速度下降幅度过大了一些，但这也为工业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带来了机会；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这也是一件好事。”
他说，目前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尚未解除，这给中国带来一定困难，但中国经济不会受到很大影响，因为“我们主要依靠自力更生建设国家”。
李鹏说，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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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工业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强调
书记厂长齐心协力办好企业
市委市政府号召职工振奋精神完成今年各项任务
本报上海10月24日电 记者章世鸿报道：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熔基今天在全市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说，要充分认识加强党的领导、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紧迫性，企业党委书记和厂长要紧密配合，齐心协力，与职工同甘共苦，战胜困难，确保今年各项任务的完成。
上海市召开这个工业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是市委、市政府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指示精神、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切实步骤。近两个月来，市委市政府领导深入基层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并先后同100多名企业党政干部座谈，共同探索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途径。
上海市委、市政府认为，当前工业生产面临的严峻形势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薄弱的现状，都迫切要求企业党政干部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特别要注意解决好三个方面的思想认识问题。
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问题。上海市委、市政府强调，一定要从保证企业社会主义方向的高度，自觉地抓好抓实，常抓不懈。当前对职工进行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必须注意从国情教育入手；要注意把四项基本原则教育同激发干部职工的爱国主义感情结合起来；要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有机地统一起来，落实到企业的各项工作中去。
关于发挥大中型企业骨干作用的问题，上海市委、市政府提出，在治理整顿期间，大中型企业必须保持适当的生产增长速度，防止经济滑坡，千方百计地把经济效益搞上去，为治理整顿提供物质基础。企业要在困境中学会生存，努力调整产品结构，提高应变能力。当前，要把搞活大中型企业的思路从“扩权、放权”转变到国家扶持企业与企业完善内部机制相结合、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思路上来，真正把着眼点放在提高经济效益和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能力上来。要靠调动人的积极性求活力，靠生产适销对路产品、多出口、多创汇求活力，靠调整企业组织结构、加强企业内部管理求活力，政治管理部门也要从外部环境上为企业创造条件。
关于提倡艰苦奋斗、过几年紧日子的问题，上海市委、市政府指出，目前，为了克服困难，要深入开展双增双节，充分挖潜，开源节流，努力以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在当前市场疲软的情况下，要千方百计组织推销活动，积极开展合理化建议和小改小革活动，组织富余劳力，利用闲置设备和边角余料，生产市场需要的小产品，尽量减少生产性停工。各级党政领导都应充分重视消费基金增长过快的问题，自觉地增强控制意识，并加强对职工的形势教育，把过几年紧日子化为群众的自觉要求。
市委、市政府特别指出，明确党组织的政治核心地位，和实行厂长负责制、以厂长为中心是不矛盾的，目的都是为了办好社会主义企业，“两心”要变为“一心”。党委书记和厂长要在不同岗位上共同承担起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责任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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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鹏会见亚行行长藤冈一行时说
中国希望同亚行发展合作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记者周树春）国务院总理李鹏今天在会见亚洲开发银行行长藤冈真佐夫一行时表示，中国希望保持并进一步发展同亚行的合作关系。
李鹏总理对藤冈等30多位外国银行家、政府官员和亚行官员来京参加亚行第七次发展战略圆桌会议表示热烈欢迎，并预祝会议取得成功。
会见时，李鹏首先感谢并赞赏即将卸任的藤冈行长在任职期间，对恢复中国在亚行的席位、推动亚行对中国的业务关系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他说：中国自1986年加入亚行以来，与亚行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实践证明，双方合作具有很大的潜力。“我们真诚希望保持并进一步发展这种合作关系，共同为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
李鹏重申，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方针没有改变。他说：中国进行建设的立足点主要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但我们不搞闭关自守，不排除吸收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一定数量的资金。”
李鹏欢迎更多的外国经济界人士和其他各界人士来中国访问。
在介绍中国国内情况时，李鹏说：中国正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和深化改革的工作。尽管当前经济上面临一些困难，但总的来说，国民经济是向着更加稳定、更加合理的方向发展。
藤冈说，中国加入亚行几年来，亚行与中国的合作是“非常好的”。他说，亚行正在准备和执行与中国合作的一些项目。例如，在向中国贷款的项目上，亚行正在积极地做准备，很快将提交董事会讨论。
他说，访华期间他亲身了解到中国人民是拥护改革开放的，也愿意与各国发展友好往来。藤冈表示，他虽然即将卸任，但愿意继续为发展对华关系作出努力。
会见时，国务委员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和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马洪在座。这次题为“消除贫困的社会经济政策”的圆桌会议由亚行与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于本月24日至28日在京召开。
会见后，李贵鲜和马洪在人民大会堂设宴款待参加会议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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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宋平撰文强调
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即将出版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杂志第11期发表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宋平的文章：《围绕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
切实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宋平在这篇文章中指出，我们党历来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它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生命线，是传家宝。但是，近几年思想政治工作受到严重的削弱，对此应有足够的估计。宋平说，比较起来，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大中型骨干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好一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传统没有断，思想政治工作队伍没有散，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探索创造了一些新鲜经验。但是，也不能不看到，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也在相当程度上被削弱了。在新的条件下，在中央重新强调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以后，应该而且有可能在新的基础上真正加强起来，并且搞得更好。
宋平强调，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我们党的一个重要的指导思想，要做好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就需要把握住这个中心思想。他说，如何在广大职工中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先进阶级、领导阶级的主人翁思想进一步树立起来，把大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调动起来，这是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者要下功夫解决的一个问题。要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对职工进行共产主义理想的教育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的教育。当前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点，其他方面的教育要围绕这个重点来进行。
宋平说，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首先要把党建设好，在企业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好。把党建设好了，基层组织健全了，有个载体，才有人抓工作。这是加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他重申，在企业中既要坚持执行厂长负责制，又要加强党委的作用。厂长和党委书记都要胸怀全局，同心协力，互相支持，互相商量。加强企业的两个文明建设，是企业行政和党委的共同任务，一定要相互配合，把企业办好。这就是我们共同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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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今天举行
审议几项法律草案听取有关情况报告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记者张宿堂）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新闻发言人张虎生今天在这里宣布：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的决定，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将于10月25日在北京举行，会期大约一周。
据了解，委员长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的议程主要有：审议集会游行示威法草案、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环境保护法修改草案、城市规划法草案；听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两高通告》贯彻执行情况的报告，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开展反贪污、贿赂斗争情况的报告，监察部开展反腐败斗争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六个专门委员会关于第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主席团交付审议的代表提出的议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全国人大代表团出访报告和通过任免事项等。
新闻发布会上，张虎生还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在回答日本记者关于本次常委会议是否讨论中国高层领导人人事安排的问题时，张虎生说，这次会议将通过一些任免事项，“但没有关于最高领导人的人事任免的议程”。
七届八次常委会期间，委员长会议曾决定成立调查小组，就胡绩伟委员委托四通社会发展研究所征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签名，要求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紧急会议一事进行调查。本社记者就此寻问调查进展情况。张虎生说，此事目前仍在调查之中，调查结果将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报告。胡绩伟委员目前仍在履行他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职责。
一名香港记者问及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某些香港委员近来的活动。张虎生说，据了解，草委会香港委员司徒华、李柱铭自今年6月以来，做了许多与起草委员会委员身份“极不相符”的事情。至于他们是否留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工作，还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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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瑞环会见恒安石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记者杨子迪）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瑞环今天上午在中南海会见了美国前任驻华大使恒安石。
双方就中美关系问题坦率地交换了意见。李瑞环回答了恒安石提出的问题。
恒安石是应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邀请前来访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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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对我国进行工作访问
泰王国总理差猜抵京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泰王国总理差猜·春哈旺今天下午乘飞机抵达这里，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
这是差猜自去年8月担任泰国总理以来第二次访华。据了解，差猜这次来访期间将同中国领导人就进一步发展双边关系以及地区形势问题交换意见。
随同差猜来访的有泰国商业部长素宾·屏卡因、国务部长米猜、雷初攀等高级官员。
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等到机场迎接泰国贵宾。
新华社曼谷10月24日电 泰国总理差猜·春哈旺今天早晨离开这里前往中国进行为期两天的非正式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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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根本区别
余心言
发展和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是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一项根本任务，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保证。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只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和创造精神，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艰苦劳动，才能够实现。
我们说社会主义民主需要发展，需要不断完善，当然要指出社会主义民主在我国目前发展阶段的不足之处。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就认为这下有空子可钻了。他们肆意攻击我们的政治制度，把它说得一无是处，好像社会主义民主同封建、独裁没有什么区别。除了歪曲事实、造谣诽谤之外，这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手里最重要的武器，就是抹杀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根本区别，把资本主义民主冒充为全民的民主、人类社会各阶段都适用的民主，并且以此为唯一的尺度，把一切同资本主义民主不相符的做法都称之为不民主。
这些自称对民主问题颇有研究的“精英”们一再声称，民主就是民主，没有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之分，例如，民主的一条最古老的原则就是多数人统治，或者叫做少数服从多数，这条原则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
从表面上看，这样说好像并没有什么错误，因此也就能欺骗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涉世未深的青年人。为什么后面这一部分人特别容易上当？因为问题恰恰出在实践上，在实际操作中。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在什么范围内的多数人统治？如何做到以及是不是真正做到按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来决定问题？这样一问，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只是少数资产阶级统治，也就是说它实质上的不民主，就暴露出来了。
应当承认，资本主义民主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完善。这种完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形成了一套比较严密完整的规章（包括法律）和程序，用以协调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二是愈来愈带有“全民”的形式，表面上给予每个公民以同等的投票权、选举权、被选举权，而又能保证不损害资产阶级的利益。它的欺骗性最大之点也在这里。
由于资本主义民主发展得比较完善，因此它们的若干具体做法，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是不可以借鉴。但是，在借鉴这些具体做法时一刻也不应该忘记，他们的这些做法是为巩固少数资产阶级对多数人民的统治服务的，我们决不能因为借鉴他们的做法而损害了广大劳动人民的权益。现在的问题恰恰正在这里。
社会主义民主本质上就是由工人阶级掌握国家的领导权，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团结全体人民共同来进行统治。这才是真正的多数人统治。这是上了我们国家的宪法的。有人攻击说，这些都只是讲空话。完全不对。在我们的国家里，工人农民的统治是有实实在在的内容的。这首先表现在我们实行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工人农民结成阶级的整体来共同占有最重要的财富——生产资料，这就保证了工人农民的利益，保证了他们的劳动果实不被剥削，保证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取代按资分配原则的实现。从政治上看，作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各级政权机构，从人民代表大会到政府的各个部门，基本上由劳动人民及其代表人物占据着主要的成分，按照以工农为主体的人民利益来决定自己的工作。这两年，有一些人打出“议政能力”的幌子来不断排挤劳动人民在国家权力机构中的位置。这种趋势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就不可能保证劳动人民的利益、愿望、意志在国家权力机构中得到充分反映。什么是“议政能力”？拿起一项法律、法规、政策、决定，能够想到付诸实施之后究竟对谁有利，这就是最重要的议政能力。这一点，如果不是生活在广大劳动群众之中，并且同广大劳动群众有密切的联系，是不可能获得的。一些人把剥夺劳动人民在政权机构中的代表权也称之为社会主义民主的扩大和完善，实际上只能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权利的削弱，使劳动人民丧失保护自己利益的权力。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也会有相当一部分劳动人民不容易感到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其原因既有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在体制上还不够健全、完善，还不便于广大劳动者操作（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有一个长期摸索、试验、总结经验的过程），更重要的原因在我们的思想教育工作，还不能有效地使得人们清楚地认识自己的主人翁地位。
社会主义民主使广大劳动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这是一种集体的主人，同过去一切剥削制度中主人是以别人作奴隶为条件有着根本的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有的劳动者可能觉得并不是自己的每一个意见都能被社会、政府接受和照办，从而认为自己既然说话没用，也就不成其为主人，是不足为怪的。在亿万人都是主人的条件下，当然不可能是每个人的主张都能付诸实施，而只有那些同社会上大多数人一致的意见才真正能够“算数”。这是集体的主人，新式的主人。有人可能会想，如果自己的主张老是同大家不一致，从而没有用，那又怎能会有主人翁的感觉呢？事实上，共同的社会存在，共同的阶级地位，必然使人们在一般最重要的问题上，具有共同的利益，并且能够形成共同的认识，共同赞成某些主张。例如在中国要不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坚持改革开放等等问题上，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认识都是一致的。正是这些共同的认识和主张，决定了今日中国的根本路线和根本政策。
资本主义民主也可以说是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这种民主无论怎样发展、完善，都是要保证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保证资本主义剥削劳动者的制度能够得以巩固。具体的做法，可能在不同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各有不同。有的对劳动人民参加选举、投票以及言论自由限制更多些，有的似乎限制得少些。但是无论在哪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私有制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就是说劳动人民决没有剥夺资产阶级占有的生产资料的权利，而只有被剥削的权利，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劳动人民，也就是社会的多数人当家作主的权利。所以，我们说，从根本上讲，资本主义民主只能是少数人统治，决不是多数人统治，这种民主是虚伪的，是假民主，实质上是不民主，反民主。
最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热心鼓吹的就是资本主义政治中的“竞选”制度。据说，有了这种办法，就可以克服选民对候选人不了解的弊病，就可以保证选民有选择的自由，因而才是真正的民主。其实，这种所谓“了解”也不过是表面文章，是经过专家设计的“在公众面前的形象”。这些资产阶级政客背后干的卑鄙勾当，公众是无法真正了解的。至于他们在竞选演说中声明的政治主张、纲领等等，又都是一些不需要兑现的空话，一旦当选，便往往被抛到九霄云外。只有等到几年以后，再次选举时才来重编一套骗取选票的鬼话。至于选择，也只能在这个资本家集团的代表和那个资本家集团的代表之间进行，选来选去都是一丘之貉。无论哪一党哪一派上台，资本主义制度都是不会改变的。
为什么劳动人民的代表不可能当总统，甚至也极难当选议员呢？除了在资本主义的法律及实践中对候选人资格有种种限制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要充当这样的政客，必须要有钱和有闲。一个被温饱问题压得透不过气来的劳动者哪有那样的工夫连续几个月到处去发表竞选演说？所以，有闲的实质也还是有钱。在美国竞选一个议员总得花费上百万美元，竞选总统的花费就更多了。没有资本家支持，谁能花得起？而且，竞选者总有选不上的可能，一旦落选，也得要有相应的饭碗保证，否则风险太大，劳动人民谁有条件参加这种政治表演呢？有一位同志到美国去参加一次有市长和资本家在场的宴会，亲眼看到市长对资本家一副唯唯诺诺的姿态，资本家则公然在宴会上指着市长说：他是我们花钱选的，就得为我们办事。这样的政治制度，明摆着就是资本家作主，哪有一点点劳动人民的民主？
从法律条文看，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作为公民也有选举权、投票权，而且他们在投票者中还往往占多数。他们的投票权为什么不可能保护自己的利益呢？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舆论导向。资本主义国家吹嘘的民主，内容之一就是所谓
“新闻自由”，实际上是一点也不自由。而且资产阶级正是用这种不自由的舆论来对劳动人民进行欺骗、麻醉和思想统治，从而达到维护资产阶级独占国家机器的目的。所以列宁曾经把舆论机构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同政府、军队、警察、法庭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并提为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条件。
从表面看，资产阶级确实天天把“新闻自由”挂在嘴边。这种“自由”的表现就是好像是谁都可以办报。在有些国家还允许共产党办报。当然，他们在法律上还有种种限制，即使共产党办的报纸，也不得损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更重要的是，在那些国家，真正实行的办法是有钱才能办报。例如在日本，办一张报纸就得自己办一套发行网，资金不雄厚就办不起。报纸的收入主要靠广告，如果只靠卖报，非赔本不可。只要资本家拒绝在哪家报纸上登广告，那家报纸就非垮台不可。报社的记者、编辑都要看老板的眼色行事。写了、编了不合老板意的东西，不但登不出去，还随时可能被老板“炒鱿鱼”——解雇。根本没有什么自由可谈。列宁在谈到出版自由的时候，着重讲的就是不受钱袋控制的自由。这样的自由，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才能获得。
随着现代印刷技术和电子科学的发展，报纸印刷、电视、广播的手段越来越先进，在群众中的影响也越来越大。这就使极少数人通过“大众传播工具”影响以至决定广大群众的认识和情绪成为现实的可能，多数人则往往被欺骗、被利用、被操纵而不自觉。这次中国平息反革命暴乱，西方许多国家的舆论机器开足了马力造谣攻击，蒙骗了不少人。对于我们说明真相的报道、录像，他们是决不愿意刊登的。即使我们花广告费，他们也不肯拿出版面、时间来刊登或播出。这样的“新闻自由”，与其说是“自由”，还不如说是新闻专政。
社会主义民主适应于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并为巩固这个制度服务，资本主义民主适应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并为巩固这个制度服务。这就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关系。如果硬要在社会主义国家推行资本主义民主的那一套，结果必然是政权要落到资本主义势力的手里，而且必然要落到帝国主义即当代西方资产阶级的代理人手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被瓦解，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所代替，广大劳动人民将丧失一切已经获得的权利，重新沦为被剥削、被压迫的对象，生活水平也会急剧下降，在一个相当的时期内，不但是相对贫困化，而且是绝对贫困化。
何以见得？
且以被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吹得神乎其神的竞选为例。搞这一套办法究竟对谁有利呢？普通的工人农民怎么有可能放下生产劳动，到处去游说？他们的生活费用从何而来？上电视宣传自己的费用又从何而来？要不要有竞选班子来帮他作宣传（如果要搞竞选，这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这笔费用又由谁来支付？大概只有万润南、严家其、王丹、吾尔开希这样一批动乱“精英”才有可能办到。他们才是既有钱又有闲的。自己的钱不够还有洋老板资助。一旦政权落到这批“精英”手中，搞的当然是所谓“精英”政治，或者叫做“精英”民主了。既然民主只能归他们所有，别人沾不上边，那么这种所谓的民主，实际上和专政只能是同义语。他们要把这个专政拿在手里干什么呢？万润南们说得很清楚，就是要促进“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发展和壮大。
再例如，新闻出版自由是这次动乱中被提得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如果我们也实行谁有钱谁就能办报、出书、拍录像、办广播的办法，会有什么结果呢？结果就是舆论导向落到某些美国人手里，因为他们可以出钱。事实上在这次动乱之前，已经出版了大量的宣扬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读物和音像制品，放肆地诋毁社会主义，诋毁我们伟大的祖国，恶毒地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动乱做了充分的舆论准备。还有一大批宣扬淫秽、色情、荒诞、暴力的出版物和音像制品，到处泛滥，毒害了大批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实际上起了培养暴徒的作用。在动乱过程中，一些新闻单位作了片面和歪曲的报道，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有的动乱的幕后策划者在研讨如何对解放军部队进行策反时，居然说，拿200张5月17、18日的××日报去，就可以瓦解一支部队。这固然是他们的痴心妄想，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到当时的某些舆论机构的导向是如何恶劣。至于“高自联”、“工自联”之类的非法组织，拿着从美国来的“捐款”、提供的设备设置的广播站，出版的非法刊物，更是“美国之音”的传声筒，谣言的大本营。而真正客观反映事实真相的舆论却受到压制、围攻、谩骂、威胁。这种状况大体上可以作为那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所追求的“新闻出版自由”的写照。这是什么自由？说假话的自由，造谣的自由，反共反华反社会主义的自由，反对人民利益的自由。这种“自由”的舆论，既不客观，也不公正，只不过是他们颠覆和夺取人民政权的反民主的工具而已。
揭露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和反动，不等于说社会主义民主不需要向前发展和改善。以选举制度而言，选举人对候选人的状况不够了解，被选举人同选民联系不够密切，总是一个缺点。当然不能说我们的人民投票选举都是盲目的。首先，从根本上说，我们大家投的是拥护、信任共产党的票。这是人民群众从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得来的认识：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党，党的路线是正确的，是值得人民信赖的。其次，在许多选举单位，对于应当选举什么样的人，也是经过认真讨论的。对于候选人的状况，一般也都做了必要的介绍。基层的选举，由于范围有限，人们互相接触的机会更多，对候选人的了解也就自然更深一些。但是，如何使选举人对候选人有更多的了解，实行更多的监督，使候选人或者当选人同选举人有更多的联系，更能准确地代表选举人的意志和利益，毕竟还是有很多工作可做的。
社会主义的新闻出版工作，要能够更好地发挥人民当家作主的工具的作用，更好地反映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例如，如何摆脱“一切向钱看”的影响和束缚？如何防止各种精神鸦片、文化毒品的出笼？如何使人民群众了解他们作为国家主人需要了解的真实情况？如何沟通不同职业、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群众之间的联系和交流，增进相互的了解和团结？如何帮助人民了解客观事物发展的趋势和规律，从而获得更多的行动自由？如何揭露和批判危害人民利益的错误观念和丑恶事物，帮助人民抵制和向这些肮脏的东西进行斗争，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要解决这些问题，都需要首先从新闻出版工作的从业人员自身做起，真正做到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摆脱或者克服各种错误观念对自己的束缚，提高自己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知识水平和业务水平，深入地了解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实践，从而在精神上获得更多自由。这次在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过程中，许多读者发自肺腑的来稿，许多生动感人的来自现场的报道，为我们的舆论工作增添了光彩，也是人民群众自觉地运用舆论工具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的实践。从改进新闻出版工作，从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角度考虑，都应当认真地总结和发扬这些好的经验。
归根到底，社会主义民主和资本主义民主的根本区别就在于由谁来掌握国家政权，是以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绝大多数人民掌权，还是少数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掌权。前一阵，有些人仿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提法，鼓吹什么“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就是为推行资本主义民主耍的一个花招。物质财富的分配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原则是按劳分配。由于各人提供的劳动数量、质量是有差异的，得到的分配也应当有所不同，富裕程度有差别是合理的。但是也应当防止悬殊过大，更应当防止和纠正各种分配不公的现象。在政治领域，民主就意味着人人有平等的权利。所谓“让一部分人先民主起来”，无非就是说让某一部分人民主权利比其他人更多些，就是使这一部分人处在有权的状态，而其他人则只能处在无权的状态，也就是被这一部分有权者统治。这哪里是什么民主？他们所说的“一部分人”，指的就是他们那一伙少数“精英”。让绝大部分人接受他们的统治，不是资产阶级专政又能是什么？
民主，是这几年被弄得混乱不堪的一个概念，我们应当认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把许多弄乱了的问题，一个一个实事求是地加以分析。这是保卫人民自己的民主权利，保卫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所必需的。
（原载10月22日《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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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办公厅中央统战部举行情况通报会
钱其琛介绍国际形势和我国对外关系
新华社北京10月24日电 （记者邹爱国）受中共中央委托，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今天上午在全国政协礼堂举行情况通报会。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在会上向党外人士介绍了当前的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对外关系。
钱其琛在讲话中指出，当前国际形势的总格局和从对抗转向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的总趋势没有改变，争取到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是可能的。但是，导致形势紧张的因素并未消除，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国际经济问题，特别是南北差距日益拉大，世界面临的依然是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任重主持了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阿沛·阿旺晋美、雷洁琼，全国政协副主席康克清、周培源、屈武、钱伟长、胡绳、孙晓村、程思远、钱正英、司马义·艾买提、侯镜如等。
钱其琛指出，在军事对抗减少，国际形势趋于缓和的形势下，国际交往增加，各国间的经济联系和文化交流长足发展，这本是好事，但是西方一些反动势力总是不放弃干涉别国内政的企图，于是引起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尖锐、复杂的斗争。正如江泽民总书记在国庆讲话中指出的那样：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变得更加激烈。我们对此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钱其琛说，今年6月以来，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政治上施加压力，经济上进行制裁，这种做法违反了国际关系的准则，注定是要失败的。制裁只能更加激励我们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他说，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是建筑在互利基础上的，不是只对中国有利。因此，制裁不仅会损害中国的利益，也会对采取制裁措施的国家造成损失。一些有远见的政治家和企业家都会看到这一点。
各民主党派和全国工商联负责人，无党派爱国人士，政协全国委员会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负责人等，出席了通报会。
第1版(要闻)
专栏：人物介绍
西萨摩亚独立国总理阿莱萨纳今日到达我国访问
应李鹏总理的邀请，南太平洋岛国——西萨摩亚独立国总理托菲劳·埃蒂·阿莱萨纳将于10月25日对我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阿莱萨纳1924年生于东萨摩亚。早年曾在东萨摩亚和西萨摩亚读书，后在军队服役。1949年至1957年经商并从事种植业。1957年后进入议会。1959年任卫生部长。1982年至1985年任总理。1988年，以他为领袖的人权保护党在大选中获胜后，再次出任总理。
阿莱萨纳出任总理后，主张与我国加强友好往来，重视发展同中国的双边经济技术合作。
阿莱萨纳总理已婚，妻子为华裔，他有14个孩子。（新华社发）（附图片）
第1版(要闻)
专栏：今日谈
滥升格何益之有？
亚农
近年来，随着城乡建设的发展，一些县相继升格为市，所属乡也相应改为镇。应当说，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盲目地兴起了一股“升格热”。
例如，有些县、乡为了升格，大兴土木，建街修路，耕地被大量占用，部门建设重复，农民盲目向城镇搬迁，农业反而被削弱了。
一定级别的行政单元，必须具备相应的经济、政治、文化实力。有少数县、乡并不具备升格条件，除了名称变了外，其他几乎并没有什么变化，这些地方的经济发展程度不高，而城镇建设占用的大量资金，短时期内难以产生效益，反而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这些条件尚不成熟的地方为什么这样热衷于“升格”呢？据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行政规格低，不‘吃香’，不利于改革开放，影响经济繁荣。”其实，吃不吃“香”，关键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升格，而在于是否脚踏实地地工作。不务实而只图虚名，“规格”再高，也只是一个空壳子，搞不好还会成为经济建设的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