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摄影对人类现代文明的奉献
——写在首届中国摄影艺术节
袁毅平
人类的现代文明孕育产生了摄影，摄影又反过来推进了现代文明的发展。摄影的重要贡献在于它实现了数千年来人们的幻想，把人类生活中某些有意义的稍纵即逝的瞬间事象固定并纪录下来，成为具有审美价值、文献价值或研究价值的历史财富，永久地留存下去。
摄影，这个当年曾经震惊世界的幻术，已诞生150年了。在我国首次举办的中国摄影艺术节上，在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同时，来纪念摄影诞生150周年，更有特殊的意义。
建国40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摄影事业，遵循党的文艺方针，在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反映人民共和国奋勇前进的时代脚印，在促进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作出了它可贵的奉献。
摄影诞生后的150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只是一个短暂的瞬间，就在这短短的历史瞬间里，摄影从诞生、成长到逐步完善、成熟，其发展之迅速和成果之显著是相当惊人的。当然，摄影的价值和贡献，不只体现在艺术的领域，而是体现在整个文化系统之中。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现代摄影工业的不断革新，以及摄影技术装备的日益完善，摄影已经摆脱了许多技术条件的限制，使摄影者可以随心所欲地捕捉任何快速的动体，可以自由地摄取宇宙间从微观至宏观的各种景物。而且，摄影又是一种形象、直观、通俗易懂的世界性的大众语言，它可以超越时空，不受地域、民族、文化等等的限制，广泛、迅速地传递现代信息。今天的摄影已经划分为许许多多的门类，可以说，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军事以及包括电影、电视在内的艺术和新闻等领域里，几乎都有摄影的参与及其所作的奉献。因此，我们只有站在“文化”这个更高的层次和角度上来考察，才能对摄影的多重性的作用和贡献作出充分的估价。
摄影诞生的意义，还在于它第一次将科学技术引进了艺术的领域，使科学与艺术发生了联姻，孕育了一门新颖独特的艺术——摄影艺术。当然，由于摄影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技术性，对于它是否能成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是曾经受到不少人的怀疑、否定甚至嘲笑的。
事实上，当1839年摄影术发明后的头几十年里，由于感光材料和光学镜头的性能甚差，照相要受着种种技术条件的限制，尽管一些人按照绘画的构图法则及其造型手段，采用摆布、剪贴、合成等等的技法，摄制出一些带有“画意”的照片，不能否认它带有一定的艺术性，但这还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艺术。只是到了上世纪的90年代初，由于现代科技的发展和人们观念的更新，摄影才由“技”真正进入了“艺”，成为一门独立的新兴艺术。由于摄影艺术具有纪实性、瞬间性、可信性等特点，因此它的社会功能和作用也是多重性的，人们可以从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以及审美等等各个角度来考察、理解它。实际上，它是一个多维的结构，是审美认识、审美评价、审美表现的统一体，是真、善、美的统一体。
因而从整体上看，它实实在在地蕴含并发挥着美感享受、净化心灵、启迪顿悟、激励心志等多方面的社会作用。由此，我们不难看出我国的摄影艺术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独特贡献。
我们引以自豪的是，在世界摄影史中，中国人也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远在达盖尔摄影术问世之前的20多个世纪，即公元前5世纪的中叶，在我国先秦墨家学派所著的《墨经》里，早有关于“针孔成象”等有关摄影光学原理的研究纪录。此后，如北宋的沈括，元代的赵友钦，明代的刘侗、于奕正，清代的方以智、郑复光、邹伯奇、孙云球等学者和实践家们，也都在他们的著作中记载着有关光学、透镜、暗箱等摄影方面的研究成果。只是由于历史和科技等等条件的局限，结果反而落在了西方的后面。尽管如此，我们光荣的祖先的这些研究成果，对摄影的发明和发展有着必然的影响和促进作用。他们的历史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摄影术于19世纪40年代传入我国以后，尤其是在本世纪的20—30年代，我们的先驱者们就为普及和发展我们民族的摄影事业，在组建各种摄影团体，发动摄影创作，反映当时充满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社会生活，研究和发表各种美学思想和摄影艺术理论等等方面，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到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我们老一辈革命摄影家，坚持为人民服务，为革命战争服务，一手拿枪，一手拿相机，拍下了许多反映我国军民的革命英雄主义形象及雄伟悲壮的战斗场面的镜头。这些具有艺术和文献价值的作品，现在仍然有着它的鼓舞和教育作用，为我国的文化宝库增添了珍贵的形象史料。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时期里，广大摄影家和摄影工作者继承和发扬了优良的传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现实主义精神，拍摄了一大批反映社会主义风貌，歌颂创业者们英雄业绩，表现人民群众崇高思想境界和道德风尚，以及赞美祖国锦绣山河的优秀作品，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激发着人们的民族精神。同时在新时期以来，逐步形成了以现实主义为主旋律的多种艺术方法和风格流派并存的多样化的格局。在摄影理论建设方面，也已初步改变了过去薄弱的状况，而且对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摄影理论开始进行了探索和研究。此外，一批有作为的中青年摄影家和摄影理论家崛起；摄影教育特别是高等艺术教育已初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摄影组织和团体纷纷建立；摄影展览和比赛频频举办，摄影书刊大量出版；以及国际摄影交流活动频繁开展等等，都是以往时期所不能比拟的。总之，建国40年来，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绩。但是也不必讳言，40年来在整个政治历史的大背景下，摄影艺术领域也受到过“左”的思潮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特别是“文革”期间“四人帮”一伙对摄影的控制、利用和破坏，使摄影事业经过一段曲折的历程。今后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这是繁荣和发展我们社会主义摄影事业的根本保证。
中国的摄影事业是世界摄影事业的一部分，中国摄影事业的发展及其作出的贡献，也是对世界摄影事业所作的贡献，为此我们感到无比兴奋和自豪。我相信，在今后的日子里，作为标志着人类现代文明的摄影，必将在推动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中，作出更大的奉献。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继承优秀传统 才有美好将来
林默涵
在热烈庆祝建国四十周年的时候，重庆作家协会举办建国四十年来的文学创作评奖，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对于重庆，是抱有深厚的感情的。我们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延安调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我们曾和重庆人民一起战斗过，一起经历过艰难困苦，一起同反动势力作过斗争，也一起迎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当时的种种情景，历历在目，是永远不能忘记的。因此，我们也总是特别关心重庆出版的或描写重庆过去的艰苦斗争和今天的辛勤建设的文学艺术作品。我们为你们在文学艺术上的收获而高兴，更为重庆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的成就而欢欣鼓舞。我们看到重庆今天的变化，真是恍如隔世。只有亲自看见、亲身体味过旧重庆的苦难生活的人，才会知道今天新的重庆和新的生活的来之不易，才会愈加热爱重庆，愈加热爱党、热爱重庆人民。
我以为，重庆的作家们或在重庆工作过、表现过重庆和全国人民的斗争与变革的作家们，是没有辜负重庆和全国人民的期望的。你们创作了很多很好的作品，塑造了许多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人物，他们和她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他们的形象和事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你们也塑造了许多默默无闻、然而顶天立地的新社会的建设者，你们还塑造了不少勇于革新、富有创造精神的改革事业家，等等。只有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才能哺育出这些杰出的人物。但是，如果没有作家们的高尚心灵和生花妙笔来加以描绘，也不可能在文学上留下这么多的光辉形象。真是“不摆不清楚，一摆吃一惊”，经过你们把这些作品加以挑选、评奖，大家就看得更加清楚了。这也大大增加了文艺工作者的信心。
对建国四十年来本地区的文学创作，来一次总检阅、总评选，在全国各地，你们这是第一次。我以为这个经验值得推广。这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表现了文学创作的连续性，可以通过这个评奖，来总结建国四十年来文学创作的道路和经验，总结我们的得失，作为进一步向前发展的借鉴，这是很有意义的。
近几年来，文艺界有一种倾向，就是否定历史，否定文化艺术遗产。他们不但否定建国后17年的文艺成就，而且否定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的文艺创作，否定30年代的革命文艺，否定从“五四”开始的进步文艺。这是一种文化虚无主义的倾向。凡是否定自己历史的民族或个人也就不会有美好的将来。因为不从深厚的文化基础出发，又怎么能凭空跃上高峰呢？据我所知，只有两种人是这样干的：一种是来自“左”的方面的像苏联早期的“拉普”派那样的人，他们抛弃一切民族文化遗产，幻想在光秃的地面上建设“共产主义文化”，结果当然成为笑料；另一种就是近几年来我国出现的来自右的方面的“全盘西化”论者，他们看不起自己民族的文化艺术，以为一切都是外国的好，于是模仿、抄袭、生搬硬套外国的那些末流艺术，完全脱离本国的艺术传统，脱离今天中国的时代精神，脱离中国人民的爱好，甚至连语言都不像中国人的，他们自称他们的作品是为500年后的读者写的。这样的作品，已经没有多少人看了，他们不得不发出“失却轰动效应”的哀叹。于是，有些人就干脆堕落到去写下流的性文学，完全走上了末路。
我去参观古钓鱼城，主人要我题字，我写了两句话：“历史割不断，薪尽火仍传。”第二句是庄子的话。我借用来，意思是这座古城虽然消失了，但当时人民决死守卫国土的精神，却至今不灭，还能感动千千万万的后人。我们的许多较早的文学作品，也是如此，它们也会长久地活在人民心中。
自从1979年邓小平同志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后，在思想、理论、文艺界就出现了一股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暗流，后来发展成明流。正如大家所知，当时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不但不来制止这种倾向，反而加以保护、纵容，对于坚持四项原则的同志，则加以压制、打击。以至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更加猖狂、更加肆无忌惮，终于内外结合，演出了一场企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闹剧。一时国内外的反动势力，真是兴高采烈。可是，他们高兴得太早了。中国人民迅速果断地平息了暴乱。
在这场保卫社会主义、保卫人民共和国的斗争中，我们的文学艺术应该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我们的文艺，是保卫社会主义的有力武器，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有力武器。在两种势力、两种思想的斗争中，我们的文艺是永远不可能“中立”的。“中立”实际上就是对于恶势力的纵容与投降。
让我们紧密地团结起来，在党的领导下，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为提高人民的文化、道德素质，振奋人民的艰苦奋斗精神，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作出更大的贡献！
（此文是作者在重庆作协评奖会上的发言）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阿成和他的小说
李福亮
阿成正经写了好几年了。做小工时，开汽车时，直到在《小说林》当编辑时，都写，都发，也上《选刊》，却是没怎么惹眼。粗心读者有如我者，甚至“王”冠“钟”戴，把它们记到了写《棋王》名世的钟阿城的帐上。直到《年关六赋》入选中奖，人们才恍然发现，“杨家有女初长成”，42岁的汉子王阿成，摇身一变，已然顾盼多姿、齐楚动人，不由你不刮目相看了。
阿成小说有魅力。魅力在人情。我刚放下他的《田傻子》，不过两千多字，竟搅得我愀愀然，戚戚然，怔怔地，一时放心不下。一个少年，于碑文上发现一亡女与自己“同庚”，“便觉得亲得很”，缠绵凭吊，伴其终生。听来像《聊斋》人鬼之恋，这田傻子也委实傻得可以了。可是，不正是由于多了这几分傻气、一缕痴情，人与人才得以沟通、得以凝聚——人才成为人了么？
阿成小说最长不足万字，娓娓婉婉，凄凄凉凉，初看眼湿，再看心烫。那种流淌在相濡以沫的底层人心中的挚爱真情并不卿卿我我疯疯魔魔却又刻骨铭心惊天动地！它轻而易举地超越了世俗的伦理观道德观善恶观价值观，成为底层人阴冷漆黑的生命旅途中永远引领人心的灯火。
不是孤灯。而是灯河。它亮在阿成的一系列作品之中：《空坟》中的三姓屯仿佛世外桃源，现世十分难处的各种人在那里竟互相体谅宽厚和美；《金脊梁》中淘金汉子和他们的女人野蛮慓悍争强斗狠的另一面是肝胆相照重义多情；《老梁》中的“右派分子”老梁沉浮不惊荣辱皆空的内心深处却是对早年被拆散的恋人的没齿不忘一往情深……
有时，燃亮这温馨灯火的能源比较复杂——在潇洒自如蕴含丰富的《年关六赋》中，从爷爷和漂漂女、父亲和木婉身上，我们看到的当然是人的天性与真情，而笼罩在王氏家族之间的温情脉脉的幕纱却显然只是情不由衷的“礼”与“仁”，是分崩离析却又秋菊晚香的封建伦理道德！
有时，作者有意把灯火隐去，让你直面人性的戕害与毁灭，人格的扭曲与异化，进而在一片浓黑中分外清楚地感到灯火的可贵，更加惶恐地渴盼灯火的到来。
哦，这灯火，照亮了阿成的作品，熨贴了读者的心。特别在今天，铜锈再度吞噬人们的灵魂而人们对人道主义这准“古典”情愫几乎丧失信心的时刻，它不尤其显得弥足珍贵么？
阿成确实有魅力。魅力在语言。它简约而晓畅，准确而写意，新奇又自然，典雅却朴拙，更兼节奏铿锵、音韵和谐。可以清楚地看出阿成语言的三个特点：一拟古，二从俗，三幽默。
拟古好多人都试过，但火候很难掌握。写过《小说写作技巧二十讲》的美国人约翰·盖利肖在认为“语言越是简洁，风格就越是高妙”的同时又强调说：“至关重要的是写出来的话要明白可读。不符合这些条件的作品，就难以期望被容忍。”言之有理。我们毕竟生活在今天，而不是生活在古代或近代。毕竟话在有血有肉的你我他中间，而不是活在发黄或不发黄的书页里。
阿成似乎兼收与融会的功夫好一些。在一头扎向诗词歌赋前人笔记的同时，他又面对生活支起耳朵认真撷取真人真话活人活语。他让二者采长补短，相得益彰。拟古，使他讲究炼字，词类活用，短句为主。
幽默，是阿成伸向明天的触角。它充分显示了阿成的现代意识和现代审美情趣。有人反对用“黑色幽默”来认定阿成，当然不无道理，因为阿成并无悲观绝望的思想倾向；然而，它还是与我们中国传统的类似滑稽的幽默判然有别——它“黑”得可以了！人情的灯火并没使阿成的语言稍带暖意。相反，他淡然处之，漠然述之，以无情写有情。这种把痛苦与欢笑、残忍与柔情、荒谬的事实与平静得不相称的反应并列在一起的叙述态度，别具一格。
阿成语言的魅力还在于地域文化色彩。
哈尔滨历史虽短，却是一个有风格的城市。中原汉儒文化与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在这里碰撞，俄罗斯、日本、朝鲜等域外文明也在这里各自留下了印迹。众所周知，与北京、上海、西安等地相比，无论是城市风貌，还是人文心理，哈尔滨全都卓荦不群。
这是一个机会。因为，差别就是特色，哈尔滨市作家本该大有作为。
然而，除了写过《天下太平》与《灯宫》的王娘曾经一露锋芒之外，眼下只有王阿成孜孜以求果满枝头：《年关六赋》、《良娼》、《龟裂》、《老梁》……真是写活了哈尔滨与哈尔滨人！
美国当代小说家赫姆林·加兰认为不应当“为地方色彩而地方色彩”，“旅游者不能写出有地方色彩的小说”，因为只有“真诚”和“爱”才能把地方色彩自然而然地“捎带出来”。
是的。不少满是黑瞎子、火狐狸、桦皮船和疙里疙瘩的土话的作品犹如画上胸毛的男子汉，并没有给我们传递多少亲切的感受，而完全找不见这些表面特征的阿成作品，人们却爱不释手，都说“像”，都说“有味儿”，这大概是因为——
一，阿成是哈尔滨人，土生土长。
二，阿成爱家乡，真诚地。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
栾梅健
审视新时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衍进演变及其走向，人们不无振奋地发现：在经过了十年的积累与探索之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得到了新的发展。
一批研究工作者在已经完成的众多的单个研究论文与资料发掘的基础上，奉献出一批系统的高质量的研究专著和论文集。贾植芳主编、曾华鹏与范伯群为副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版，以下简称《流派》）的问世，昭示了这种“综合”的新成果。
主编选定33个在现代文学中有一定影响的社团和流派，约请下过扎实的搜罗功夫的编选者与对有关社团、流派作过深入研究的学者，以论文的形式进行一次大型笔谈，对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重要社团流派进行理论上的评价，总结这些社团流派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现代文学专业的学生提供一部具有指导性的读物，并供国内外研究者参考。因此，《流派》一书是从社团流派发展盛衰的视角写出的一部中国现代文学的流变史。
由于得力于多年的资料整理收集工作，《流派》中的不少文章提供了过去未曾为研究者发现的独家材料，并作了言之有理、令人信服的结论。例如，关于浅草社的成立时间与地点，过去所有的文学史著作都认定，“1924年发祥于上海”。作者张晓萃根据查到的浅草社发起人之一的陈炜谟在1924年发表的涉及该社成立时间的文章，并与浅草社另一成员冯至的回忆材料相印证，最后得出“至迟不晚于1922年2月”、“成立和活动中心应该是北京和上海”的可靠结论。又如民众戏剧社的发起者问题，董校昌对浙江最早的新文学团体晨光社的文学实绩以及它与湖畔诗社之间关系等的介绍，使人们对这些文艺社团有了新的了解与认识。
更为重要的是，在掌握资料的基础上产生的研究论文，不仅能订正那些史实上的谬误，接触到因资料限制而很少有人涉及的研究园地，而且，能对深入研究过的社团流派按其历史原貌作客观而全面的评述，在观点上持公允审慎的态度。如孙玉石在《象征派诗》中，通过对一些重要的象征派诗具体而细腻的分析，认为象征派诗就诗的外部联系，即诗与社会生活、诗与时代意义来说，是走向狭窄了；而在诗的内部联系，即诗与诗人内心世界的关系来说，却是走向更深远的开掘。这就避免了或是全面否定、或是过于夸大赞美的偏颇。再如创造社的文学主张，朱寿桐认为创造社作家根本不承认“人生派”与“艺术派”的传统分类，也没有全部接受“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而只是认定文学是“自我内心要求”、“生命冲动”的表现，因此，他大胆地认定创造社是一个“为自我表现而艺术的团体形象”。由于这一提法来自作者对大量材料的全面分析，因而也就更贴合于创造社的实际。《流派》一书对过去在现代文学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和发挥深远影响的社团，如新青年—新潮社、文学研究会、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等，给予足够的重视；对过去不大熟悉或论述过于简单的鸳鸯蝴蝶—《礼拜六》派、学衡、甲寅、“自由人”—“第三种人”、“战国策派”、“九叶”诗派，也予以关照。既对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文学社团有全面述评，也对上海、华北、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社团进行了初步的审视。
在编写体例上，《流派》一书以论文为主体，再于每篇论文之后附以参考书目录与主要资料。因此，这部90万字的论文集不仅是一部具有一定学术权威性和有保留价值的著作，而且也为人们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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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地球的红飘带》连环画座谈会
在第七届全国美展中，荣获连环画金奖的《地球的红飘带》（一集），最近已由中国连环画出版社出版。这部反映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伟大史诗的作品共五集，八百余幅，是连环画编创、出版事业的一项重大工程，为了听取意见，推动连环画工作的发展，中国连环画出版社于近日在北京召开了座谈会。
中国连环画出版社是一九八五年成立的。建社以来，连环画适逢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滞销局面，中国连环画出版社始终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坚持为广大读者、青少年提供良好的精神食粮，《地球的红飘带》就是其中的一部。与会者热情肯定了出版这部连环画的重要意义和积极作用，赞扬了中国连环画出版社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出版方向。原作者魏巍在会上表示祝贺，绘画作者沈尧伊也谈了创作体会。
（连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