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上帝”需要艺术精品
孙荪
日前见到《散文选刊》主编，问起明年“生意”如何。我问时暗自担心邮局送来的订数是下降，因为各刊都是大幅度滑坡。但出乎意料，答曰上升百分之十几，订数逾五万。
我心中一热。上帝究竟有眼！如果承认读者是上帝的话。中国读者的审美层次套用别的行话总算是降中有升了。这与北京人艺赴沪演出引起的轰动可以互为参证。多少给寒心的文艺家们以温热，也给编辑出版发行家们以启示：上帝需要艺术精品。
近年大家都有些迷茫和困惑了。尤其是以文为生的人们，这包括写家、编家、出家、卖家。
看文化形势，过去习惯于到校园、课堂、图书馆、剧院。现在有了变化，要看报刊书籍市场行情。大家都多出了一个属性：生意人。
这并没有什么不好，或不对。无论从接受学的角度，还是从文化经济学抑或经济文化学的角度，更有文化人的生存温饱发展的角度。
但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摆到这个人群面前：前些年订数直线上升行情看涨的作品，这两年订数锐减行情看跌，飞涨的是印刷出版发行费用。
对挑战有一种达观之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什么样的大灾大难没经历过？何况，海有潮汐，水有涨落，本是常态；市场行情，有升有降，亦不奇怪。也如人的口味，清淡久了想吃大鱼大肉，鱼肉吃腻了见了粗粮菜蔬转觉新鲜。顺其自然，涨跌由它，生灭由它。
但，如何顺应自然呢？
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的古老命题又重提出来了。只是这一次与宋玉时代、与延安时代的时尚都大不同。倡言现代读者审美趣味改变，雅文学、艺术品曲高和寡，俗文学、非艺术品看涨乃必然趋势的调子很行时。许多人一窝蜂地经营起通俗作品，以性与暴力为主要内容，以浅露粗劣为基本特点，以刺激文化阶层和审美趣味偏低的读者为目标的报刊书籍竟至充斥书籍市场。大概上帝也有糊涂的时候。信息反馈还真证明其倡言不虚。在中国这一层次人数甚多，堪称“大众”，以其闻见狭隘，耽于好奇，又极易满足，故甘掏腰包愿受刺激。所以“投入”不多，“产出”却丰，经济效益极佳。
这是一种顺应，其中虽然不乏严肃的通俗文艺探索者，但相当一部分人的宗旨可以概括为：管它艺术不艺术，唯利是图。
当然，还有另一种顺应。上帝毕竟脱出了平庸。上帝毕竟喜欢好东西。亿万读者中无论社会经济形势如何天翻地覆，总有一些人酷爱艺术，醉心文学，超脱庸俗，尤其数量极大的学生青年和知识阶层，他们需要精品。况且，读者群中较低阶层者也会变化，读书由俗入雅也是趋势之一。如同商品有高中低档，书刊亦应如此。因此，默默地坚持生产高档精神产品也是一种顺应。这种顺应在禁区初开、迅急突变的书刊市场面前不一定会马上成功，但它会成功，并将会有很大成功。须知中国有句老话：从恶如崩，从善如登。制造劣品易，创造精品难。当社会腻烦了庸俗作品，呼唤艺术品的时候，那艺术品可不是可以手到擒来的。而一直用心创造和出版艺术品者的远见就显示出来了。
我并非自命高雅，作贵族状骂倒“俗流”。我倒是深为理解编辑家出版家的苦恼。我担心的是人们被一时的“经济上的成功”所陶醉，误以为这就是现代人的欣赏趣味审美层次，误以为这样取悦投合就是正常的服务，误以为日子照这样下去还可以过，等到形势转过来，才如梦初醒，悔之已晚！
其实，商品经济下的文艺境遇，我们都见过，并不全是新问题。纵的往上推４０年，横的往外推向西方广大世界，都是商品经济。文艺家和编辑家出版家们在商品经济的大环境下，不能不考虑钱的问题，经济效益问题，但同时，他们也要考虑他们工作的社会效益，考虑他们的生前身后之名，考虑他们的人生价值和对人类的责任。于是，经由他们的手建造了一个个文化殿堂，留下了一个个艺术珍品，传下来一批批具有丰富营养的精神食粮。以至现代人捧读五四先哲们的大书，研讨西人在各个领域中的杰构，常常倾慕不已以至唏嘘慨叹：作为一代精英，他们没有辜负自己的时代；作为人类中的思想者文化人，他们没有白活一世，他们留下了可以哺育后人的珍宝。
如果我们不能更多地和他们相比，多创造一些文化艺术精品，有一天上帝责怪和惩罚我们，我们有何面目、有何辩白呢？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反抗的归宿
——当前中国文学的现代主义
谢冕
现代主义重新成为中国大陆文学的热门话题并非一个突发现象。这是一个由文学反思导致文学反抗的必然归宿。这一文学反思的基本内容是：自我封闭造成了一个可怕的后果，我们不得不痛苦地面对一个中国式的文化荒漠和精神废墟。中国因文化富足而自大，又因文化中衰以致毁灭而自卑。在这个特殊的时代，中国文化性格的两重矛盾现象惊人地突出。
中国文学对现代主义产生兴趣，受到一种修补和展延愿望的驱使。不是要用现代主义来代替什么，而是因需要而感到了缺陷；更不是要用现代主义来建构另一个一体化——一体化的文学灾难对我们记忆犹新，情感和理智都不允许悲剧的重演。
当一股强大的文化思潮推涌而来，明智之士宁愿做一名受到怀疑乃至责骂的推波助澜者。他们事实上是把引进和修复与西方现代主义的联系，当作是给中国文学“充氧”的机会——以挽救中国文学不至于窒息。基于上述，人们谈论得很多的现代派真伪问题已无关重要，真正需要的是一种新的充填。对于以往那种单一营养补给造成的“贫血”，这种充填无疑至关重要。
中国社会的现代更新，这一观念已经得到广泛的认同。中国文学的现代更新，则是与上述前提的相应协调。在文学的现代更新中艺术观念和艺术思维方式的更新是最具实质性的内容。刻板和僵硬曾经造成定则。因而冲破这一定则乃是挽救文学危机的必然选择。在中国文化和思想领域中，封建的暗夜依然漫长和浓重。因此，现代主义艺术因素的加入，便成为疗救的药石，尽管并非唯一的。
感到匮缺和贫乏是一种觉醒。当今中国知识分子的前卫部分，最先获得了这一觉醒。长久的隔绝造成缺乏营养的真饥渴。不是“如饥似渴”，而是“饥不择食”，觉悟的中国人都乐于承认它的合理性。
中国事实上缺乏现代主义产生和生存的基础和条件，而且作为一种文学潮流，现代主义已有长久的历史，也并非是“新鲜事物”。中国现时的意愿与行为不过是一种“方便利用”。
当然，既然存在着这种被利用的可能性，便说明异时异地的现象之间有着某种不言自明的默契。其间最值得重视的因素，是文学作为一种批判（无论是对社会或对文学自身），在不同时空里均体现了共同的价值。西方以现代主义批判工业文明对于人自身的破坏；中国则借它批判社会的人为变异造成的对于生存环境的破坏。二者均不约而同地以文学反抗体现社会反抗，尽管这种反抗的质各不相同。
中国文学对于现代主义并不要求强暴的取代——也许有人希望出现这种取代——但它要求一种观念的改变，即要求改变那种由褊狭造成的从心理到实践的艺术排斥。一种文学形态的自大狂症与宗派性排它，破坏了文学的自然生态。这一惨痛经历萌醒了如今这般的冲动。
这里要求的是一种非暴力的和平加入与渗透，一种悄悄的消融和友善的竞争。与世隔绝的中国渴望用新的语言与世界进行精神对话。对话是一种沟通，而沟通必须有大家都能理解的现代语言。现代主义在这种情势下为这种对话提供了可能：它可以排除由于观念的歧异而产生的语言障碍。
现代主义魔影的侵入，使一些人寝食难安。这些人的心态与其说是自信，不如说是不自信。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文学的实力和抗拒外物的韧劲缺乏认识。他们口头上宣扬强大，而心理上只承认弱小。不自信造成了神经衰弱，他们视这一来自西方的野牛为可怖，他们深恐野牛会吃光自家祖传菜园里的种植而造成荒芜。
这些人的危机感与别人不同。其实在这片古大陆的泥淖中，什么样的远方来客或“不明飞行物”或迟或早都将被淹没——要是他们不自觉进行抗争的话。一切都会在“中国式”的名义下受同化以至消失，包括现代主义也会在“中国式”这个怪胃中被“消化”。真正的危险是什么都将被中国“吃掉”，而不会是别物“吃掉”中国。
当前关于中国文学的期待是因人而异的。有人在浓重的失落感中希望恢复五十年代开始的大一统工程；有人在巨大的冲动中希望用现代艺术的觉醒以全盘改造旧有的文学体制；有人则把某一种文学潮流，例如寻根文学潮流或“改革文学”潮流指定为主潮或最优模式……这一切都不约而同地把一体化的格局当作了理想秩序。
中国大陆这一场新的文学革命的期待，不是一次新的大一统，而是新的破碎和混乱。什么时候中国文学否定了一种人为的主流化，什么时候我们就有了进步。同样，什么时候我们心甘情愿地承认文学的混乱是一种常态，什么时候我们头上的文学阴云便会散去。回到这篇短文的主旨上来，我们如今向着现代主义的接近，其动机和结果都决然排斥取代。如果我们期望现代主义的大一统，那同样意味着一场新的悲剧的降临。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１９８８：中国影坛的两个热门话题
——“娱乐片”与“主旋律”之我见
仲呈祥
内容提要：强化娱乐功能的影片的大量生产是历史的必然，但却有形成新的单一化的苗头。“娱乐片”这一概念不科学，割裂了艺术作品诸社会功能的内在联系。应当积极地适应大众的审美鉴赏习惯，适应是为了提高。
“主旋律”的含义应不止于题材和作品层面，它应当成为艺术家一种自觉地体现时代精神和人民呼声的创作意识。一切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激发人们创新进取、陶冶情操的优秀之作，都应当视为“主旋律”创作。
新年伊始，回顾和检视１９８８年的中国影坛，人们自然会论及那一直“热”到如今的两个热门话题：一是所谓“娱乐片”问题，一是“主旋律”问题。这两极，在整整一年的电影创作实践及其相对应的理论批评上，引起了活跃而有益的讨论。
面对着当今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型的变革大潮，中国电影于１９８８年突出地提出了加强故事片的观赏性、娱乐性的课题，并在这一年中一下子创作生产出了主要属于武打片、惊险片、歌舞片等类型的旨在强化娱乐功能的影片达８０余部，占全年故事片总产量的６０％以上。中国影坛从未有过的这种电影文化现象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应当看到，一方面，较长时期来，在“文艺从属于政治”和“文艺为政治服务”原则的影响下，包括电影在内的整个文艺创作，都存在着片面夸大文艺的教化、认识功能而贬低乃至无视娱乐功能的倾向，需要切实匡正；另一方面，伴随着改革的深化，又由于诸种复杂的原因使电影市场日趋萎缩，给电影作为一种企业带来了经济的压力，也需要吸引观众，增加票房价值，逐步适应正在形成的以商品形式向人们提供精神产品和娱乐服务的文化市场环境，求得电影艺术自身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但是，无庸讳言，也许由于我们对拍摄娱乐性强的影片还缺乏足够的艺术经验积累和理论批评准备，对与这类影片关系密切的某些类型片种特定的审美规范和电影语言模式都还不够娴熟，因此，去年大量的旨在强化娱乐功能的影片，除《摇滚青年》、《顽主》、《疯狂的代价》等屈指可数的几部具有较好的艺术水平外，多数质量平庸，甚至还有少数或粗制滥造、或思想内涵上发生了某种失误和倾斜。只消一览片名，便见“杀”声震天、“血”流成河、“险”情丛生、“女”字满目……更不用说影片在内容上，即在形象设计、人物关系、行为因果、故事情节上往往彼此雷同，似曾相识，缺少艺术家独特而新鲜的审美发现了。好像只有一窝蜂地抢拍武打、惊险、情杀、歌舞等少数几种能集中表现某些感官刺激场面的类型片种，才能强化影片的娱乐功能；好像每片无论表现主题、人物、情节是否需要，都势必一窝蜂地把镜头对准那些超豪华的灯红酒绿的舞厅、酒吧等实在属于超前消费的娱乐场所，以及狂吃滥饮、胡搂乱抱、无端裸露之类，才会有娱乐性。难怪有文章纷纷发出了对这类影片中新的单一化、公式化、概念化苗头是否又在形成，电影艺术家的主体意识是否又在弱化，电影创作的文化品位和审美素质是否有所降格的种种担忧。这启示我们冷静地科学地思考一些原则问题。
我以为，首先，是关于“娱乐片”这一概念的科学性问题。所谓“娱乐片”显然是按影片自身的属性、观众作为接受主体的属性及其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属性等多种复杂因素所共同制约的社会功能为逻辑起点，来进行抽象划类的。既如此，按照这种抽象的逻辑去推理，是否还应有与之相应的“教化片”、“认识片”和“审美片”呢？影片的社会功能，不可能是如此了了分明、如此单一的。无论是侧重于哪一种社会功能的影片，哪怕是娱乐性极强的影片，只要它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汇入中国当代文化建设的总体格局，参予到各种文化的交融、整合、流变的历史进程中去，其社会功能就必然是多方面的。人为地割裂了各种社会功能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创作实践上，势必始料未及地导致从过去的单向强调重教化轻娱乐而走向新的单向强调重娱乐而轻教化的极端，导致以为电影这种大众传播媒介的社会功能就仅在娱乐和只有“娱乐片”才有娱乐性的误解。事实上，这种后果已经和正在局部发生。
其次，是关于社会主义电影艺术的政治方向一致性与内容、形式、风格流派多样性的统一问题。有文章认为，所谓“娱乐片”的目的就是单一的娱乐，切忌要求它同时去负载什么思想内涵和认识功能。窃以为不然。如前所述，在我看来，所谓“娱乐片”，其社会功能不可能仅止于娱乐。更何况，作为社会主义的电影文化建设，其政治方向的一致性决定了它无论如何强化娱乐功能，无论如何丰富多样，它都应当是积极、健康、向上的。所以，把加强影片的娱乐性理解为可以取消艺术的社会意义和社会责任，可以容许迎合低级庸俗的审美趣味甚至粗制滥造、思想倾斜的劣品，是不对的。而且，加强娱乐性也是各种类型片种都应有的题中之义，不仅武功片、惊险片、歌舞片可以具有较强的娱乐性，故事片中其它各种样式的类型片种，在加强娱乐性上都大有可为。
再次，还有一个关于如何认识和处理适应与提高大众审美鉴赏习惯的问题。大众审美鉴赏的习惯，即大众在民族文化传统和鉴赏活动中长期积淀形成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确实是存在的。根本无视这种习惯的存在，是一种不足为取的“沙龙艺术观”。但是，那种认为加强娱乐性就要一切顺应大众审美鉴赏习惯的主张，恐怕在客观上正助长了某些迎合市趣的“娱乐片”的问世。应当清醒地看到，我们今天所处的现实社会环境、文化条件，我们现存的舆论力量、价值观念，都还有着某些与现代化不相适应的东西。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素质、文化品格、文明水平乃至鉴赏习惯，都亟待提高。如果一味消极地去顺应传统的鉴赏习惯，那就难免会强化其中的落后因素，使电影文化的建设陷入一种内在的悖论，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所以，应当积极地去适应大众的审美鉴赏习惯，即为了提高大众的文化修养和审美趣味而去适应，适应是为了提高。明乎此，才可望创作出更多的思想艺术质量和娱乐性均属上乘的优秀影片。
与所谓“娱乐片”相对应的另一热门话题，是关于强化社会主义电影创作的“主旋律”强音。如果说，“娱乐片”热点侧重于强调电影的娱乐功能；那么，“主旋律”热点则侧重于强调电影的认识功能。在我看来，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其社会生活内涵的各个方面总有主次之分，反映和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艺术潮流也就必然有主次之分，主与次是相比较而存在的。在今天，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就是社会生活的主导方面，文学艺术反映和表现这个主导方面，就形成了主潮。所谓主潮，不仅是一个“量”的概念，更重要的是一个“质”的概念。只有那种在“质”上代表着那个时代的时代精神、那个社会的人民呼声的创作意识，并标志着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流向和最新水平的创作思潮，才堪称主潮。严格说来，“主旋律”的内涵恐怕指的就是主潮的旋律。所以，它的意义不应仅止于题材和作品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它的意义在于指一种自觉地体现时代精神和人民呼声的创作意识和创作精神，一种消溶于艺术家创作主体的整个艺术思维过程中的自觉的内驱力。在这种创作精神和内驱力下创作出来的一切有利于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的优秀之作，一切有利于激发人们奋发图强、开拓创新、积极进取的优秀之作和一切有利于陶冶人们道德情操的优秀之作，都应当视为“主旋律”创作。从这个意义上说，优秀的“娱乐片”创作，也完全可能汇入“主旋律”。这样来理解和界定“主旋律”，我以为较为科学、较为符合实际，也更有利于“主旋律”创作自身的多样化繁荣。
但是，现在流行着一种仅止于题材和作品层面的对“主旋律”的狭隘理解，妨碍着“主旋律”创作的多样化发展。这种理解认为，只有少数正面描写改革生活、为改革家立传的作品，才叫“主旋律”。人们往往根据某几部影片因观赏性不强而观众不多的事实，发出“主旋律”难以奏响的诘难。这种狭隘理解，无异于画地为牢，禁锢了“主旋律”创作的思维天地，影响了“主旋律”创作的百花齐放。实际上，几年来“主旋律”创作实践，本身就反驳了上述诘难。处在新旧交替的伟大历史变革中的中国人民，需要强大的意志凝聚力和精神推动力。他们不仅欢迎像《Ｔ省的８４、８５年》这样的正面讴歌改革的优秀之作，也欢迎像《野山》那样的细腻刻画在改革背景下普通人们价值观念更新嬗变的优秀之作；他们不仅需要像《血，总是热的》这样的鞭笞改革的外在阻力的力作，也需要像《老井》那样的解剖改革者努力实现自身观念变革的力作；他们不仅需要像《共和国不会忘记》这样的为当代改革家立传的大气磅礴之作，也需要像《巍巍昆仑》那样的在历史与现实的契合上激发人们开拓进取的恢宏之作；……总之，“主旋律”电影创作的主题正在日趋深化，题材正在日趋拓展，风格正在日趋多样，路子越走越宽，其生命力是旺盛的。
当然，我们在匡正那种对“主旋律”的狭隘理解时，也不要又走到“泛化”理解的极端，即把什么作品都说成是“主旋律”创作。那样理解，就实际上淡化乃至取消了主与次之分，也就实际上淡化乃至取消了我们对“主旋律”创作的提倡。我以为，只要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分析，真正防止了非此即彼的片面化、简单化思维方式，那么，１９８８年中国影坛的两个热点，一定会在新的一年里“汇热”到社会主义电影文化的建设洪流中去。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全国优秀散文（集）杂文（集）评奖
由中国作协举办的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杂文（集）评奖，初评工作已结束。初评选出四十五部提名作品，其篇目日前已在《文艺报》公布。由冰心、唐弢为主任的评委会拟征求各方面读者意见后，再投票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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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流行音乐回顾与展望”研讨会
在“新时期十年金曲和一九八八年金星评选”活动揭晓后，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和本报文艺部于一月二十三日邀请部分获奖词曲作家、评论家在北京举行研讨会，就此次评选结果、目前群众的艺术审美倾向、流行音乐创作和表演、歌曲磁带的出版、音乐作品的版权等问题展开讨论。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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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艺术研究院颁发科研成果奖
近日，中国艺术研究院颁发首届优秀科研成果奖，评奖分专著、论文、评论、翻译、资料五大类，获奖成果二十九项。郎绍君的评论《黑入太阴意蕴深——读李可染先生山水画》、艾克恩编纂的史料专集《延安文艺运动纪盛》分别获评论和资料一等奖。
（晓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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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毛泽东以后的岁月》讨论会
一月二十一日，《昆仑》杂志社、作协安徽省分会、安徽农业经济委员会联合举办的报告文学《毛泽东以后的岁月——一九七八至一九八○；安徽农村纪实》（载《昆仑》一九八八年六期）讨论会在合肥市召开。参加会议的作家、评论家以及农业干部赞扬这部作品真实地再现了十年前发生在江淮大地上的一场可歌可泣的农村变革，认为这部作品不仅揭示了这场变革在经济、政治方面的意义，而且进一步揭示了它在促使农民摆脱精神上的枷锁，成为具有独立人格的主人方面的意义。与会者也指出了作品的某些不足。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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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李连庆作品研讨会
由昆仑出版社、浙江人民出版社召开的李连庆作品讨论会，最近在北京举行。李连庆多年从事外交工作，业余创作了多部小说和传记文学。二十多位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对李连庆的长篇小说《离乱情侣》和传记文学《英迪拉·甘地》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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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热点文学》创刊
一份以纪实文学为主，追求“真、新、奇、妙”的刊物《中国热点文学》近日在北京创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