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理论)
专栏：
从提高效益出发 深化投资体制改革
赵玉琢
建立责、权、利相结合的投资机制，提高投资效益是我国投资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本文仅就这个问题作些探讨。
目标模式：谁投资、谁决策、谁所有、谁受益
深化我国投资体制改革，一个重要问题是遵循什么“模式”，朝着什么目标去改。根据我国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我认为投资体制改革的关键是解决责、权、利的结合问题，通过利益机制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提高投资效益，促进社会生产力有一个较大的发展。为此，必须建立“谁投资、谁决策、谁所有、谁受益”的模式。
这一模式是一个完整的有机整体，同时又有着不同层次的含义。首先是“谁投资、谁决策”，即投资主体与投资决策的统一。从我国经济生活看，投资主体主要是国家与企业。国家投资的资金由财政筹集，计划部门会同有关部门代表国家行使投资决策权，这一点大家可以理解。问题出在企业投资上。由于过去不承认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企业（以下不特别标明者均指全民所有制企业）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一直把它作为国家机关的附属物看待，所以企业基本上没有投资决策权。这几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从理论到实际工作者在企业应拥有一定的投资决策权问题上看法已基本趋于一致，但在“一定”二字上仍有较大分歧，主要是担心企业的投资决策权大了会影响宏观经济的平衡，会产生短期行为，导致重复建设、盲目建设等。我认为这种担心没有必要。关键在于，在真正实现政企分开、使企业“断奶”的条件下，企业投资主要来自企业自身的积累和借入资金，企业自身积累直接受制于国家税收的调节，借入资金主要受制于国家金融政策的调节，这两大经济杠杆都握在国家手中。我们应着重研究如何完善宏观调节机制，强化企业自我约束力，而不是过于具体地去管企业该不该投资以及如何投资这些细节问题。随着政企分开，企业自我约束机制逐步建立，企业的投资决策权应归还给企业，这是推动企业发展和提高投资效益的重要前提。
其次是“谁投资、谁所有”，即从所有制结构上解决责、权、利问题。我国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导的经济体制，过去的失误在于对“公有制”的片面理解。在投资领域，目前问题的焦点是全民所有制企业用自身积累（借入资金最终也要以企业自身积累的形式表现出来）投资形成的资产归谁所有。由于实践中不敢承认这部分资产归企业法人或企业全体职工所有，这部分资产有权参与企业利润分配和可以为全体职工带来利益，从而导致了企业重消费、轻积累的短期行为，不利于生产经营规模的扩大和生产力的发展。在对社会主义所有制关系认真思考的基础上，我认为“谁投资、谁所有”，不会因此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企业所有制”也是公有制的一种形式），将会激发企业投资热情，高度重视投资的节约使用和经济效益的提高。
再次是“谁投资、谁受益”，即与投资者的利益直接挂钩（投资失误带来损失可以看作是“受益”的负值，所以也包括“谁投资、谁承担风险”这一层含义）。在我国，国家投资、个人投资、外商投资以及集体企业投资与各自利益直接挂钩可以说基本上不存在问题，难点主要在全民所有制企业。目前企业投资既有决策失误而不承担风险的一面，也有企业投资带来的丰厚收益与投资决策者及全体职工利益脱钩的一面。“谁投资，谁受益”，核心是通过利益机制明确投资者的利益，强化投资者的责任，从而促成企业对提高投资效益的自我关心。这是这一模式的最大特点和优点。
现实出路：决策科学化，健全责任制
国家投资，指通过国家财政筹集资金所直接进行的投资。由于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国家投资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首先，社会宏观效益是它追求的首要目标，这就决定了国计民生所必需的某些微利行业甚至无经济收入的一些项目和事业单位，只能由国家投资建设。其次，不少大项目和特大项目，投资大，周期长，在近期企业和银行还无力投资，而又为国家经济发展所必需，一般也要由国家投资。再次，从事国防投资、新技术风险投资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开发投资等。这些特点，是进一步探讨的重要前提条件。
几年来，为了提高国家投资的效益，曾进行了不少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国家投资的特点、投资主体、投资决策者和投资实施者之间难以建立起一种相互制约的经济关系，责、权、利一致的原则难以落实，仍远未达到预期的目标。作为现实出路，关键是两条：一是努力实现项目决策科学化，严格按照科学的项目管理程序办事。中心是做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特别是国民经济评价。二是改善招投标、承包制度，健全决策和实施全过程各个环节严格的经济责任制。通过各项责任的分解和具体化，在不改变所有制形式的情况下，充分考虑到国家投资的特点和投资资金的运动规律，充分利用各种比较明晰的经济制约关系来实现责、权、利的统一，从而促进国家投资效益的提高。
重要关键：理顺国家与企业间的经济利益关系
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中，国家与企业基本上是一种“父子关系”。在投资上，突出的表现是国家无偿投资和企业无偿使用。经济体制改革以来，曾努力试图改变这种格局，但总的看进展不大。深化企业改革，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如何强化企业投资约束，建立企业自我调节投资需求的机制，一个重要问题是逐步理顺国家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利益关系。目前不仅国家预算内投资拨款改贷款（简称“拨改贷”）实施过程中国家与企业之间的产权关系模糊，企业的“税前还贷”制度更直接抵消了银行投资信贷对企业的约束力，这两个问题亟待解决。
为此建议：第一，取消现行的“拨改贷”，实行拨款、贷款双轨制。财政拨款形成的固定资产，通过国有资产管理局，代表国家参与生产性项目国有资产利润的分配；贷款则由银行按照投资信贷原则进行管理。第二，改革企业“税前还贷”制度，明确规定投资信贷由企业用自有资金还本付息。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一是企业目前税后留利还不具备归还投资贷款本息的能力，在现行税负下实行“税后还贷”有一定困难，解决的办法是根据效益原则适当调整税负；二是应明确企业用自有资金还贷以后，这部分新增资产应记入企业资产帐户，归企业所有，由此而带来的投资利益或风险均由企业享有或承担。对于企业通过发行债券、股票筹集资金进行投资，亦应由企业税后利润还款和支付红利，所形成的资产也归企业所有。这样，可以使财产关系明确，同时由于银行与企业之间真正借贷关系的确立，加强了企业的还贷意识和银行收回贷款的责任感，也有利于抑制投资需求和促进投资效益的提高。
主要途径：强化银行在投资调节中的作用
随着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银行贷款在投资活动中的作用越来越大。１９８７年末银行固定资产投资贷款余额超过了１２００亿元，当年发放额占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达到２４．６％，成了固定资产投资一条重要的资金来源渠道。强化银行在投资活动中的调节作用，是提高投资效益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现实经济考察，目前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改革。
第一，完善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机制，通过货币政策抑制过旺的投资需求，使整个投资活动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下实现良性循环和最大增殖。传统的经济体制，基本上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经济。由于财政在国民收入分配与再分配中的特殊地位，财政平衡居于主导地位，财政投资的扩大与收缩直接决定着投资规模的大小。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经济信用化、货币化程度大为提高，银行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逐渐加强，金融主导型经济的格局正在形成。这充分反映了有计划商品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为了在宏观上保持投资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中央必须实行发展与稳定并重的宏观经济政策，坚持财政信贷综合平衡的原则，中央银行严格控制货币发行量，国家在信贷平衡的前提下安排投资信贷规模和建设债券发行规模，以便造成一个有利于投资效益提高的经济环境。
第二，银行应有投资贷款的自主权。这个问题提了好多年，一直未能得到解决。信贷资金不同于财政资金，它主要是银行通过信用方式吸收千家万户暂时闲置的资金，是银行对客户的负债，不仅要保证归还，还要付给利息。这就决定了银行的信贷资金投放不仅要考虑期限，还要考虑盈利，实现增殖和良性循环。考虑到我国现行的体制，可从两个方面进行改革：一是压缩预算内指令性投资的范围，把一些盈利性项目下放给企业、企业集团和银行贷款去投资建设，减轻国家投资的压力；二是扩大企业投资决策权，逐步实现生产性建设项目，以国家投资为主向以企业投资为主转变，同时把银行的投资贷款权还给银行，让银行在国家计划引导的投资市场上去自主地选择项目，承担风险，独立经营，通过贷与不贷、多贷少贷、迟贷早贷和灵活的利率杠杆去调节投资需求和投资方向，并通过自身利益与投资贷款项目收益的紧密结合，去极大地促进投资效益的提高。
第三，充分发挥投资贷款利率的调节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由直接控制为主转向间接控制为主的改革，投资活动中贷款利率的杠杆调节作用将越来越大。认真研究和确定我国投资贷款利率体系和利率的杠杆作用，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合理的投资贷款利率体系，不仅要体现一个时期国家的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而且还可以利用行业差别利率，限制长线，促进短线，以促进国民经济结构沿着合理方向发展。同时还要充分考虑反映资金的时间价值，彻底改变目前长、短期贷款利率不合理的状况。对国家特别扶持的贷款，应实行财政贴息。要实行浮动利率政策，通过利率的升降来调节投资的需求和供给。在我国企业投资需求过大的情况下，通过投资贷款利率进行调节和控制，必将收到比行政手段更显著的效果。
第5版(理论)
专栏：
传统文化的“虚文”与“实利”
雷颐
近代以来，人们往往指责中国传统文化“重虚文、轻实利”，认为非功利性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而强调功利性则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特征。其实，这种概括过于简单，不尽准确。
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哲学就有一种“为真理而求真理”，“为知识而求知识”的精神，执著地追寻和探索诸如世界的本原究竟是什么这类并无实用意义的问题。这种追寻和探索使纯思辩的逻辑与哲学在西方得以发展，而且，对变幻莫测的“天道”的沉思冥想，常常使一种敬畏感油然而生，内心很容易激起强烈的企求超越现世的宗教情绪。而中国的传统文化却认为“天道远，人道迩”，因天道难知转而注重人事。儒家理论所关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构建一种理论体系，并不介意也不屑于追本求源，探索远离人事的“天道”究竟是什么。而且，儒学还认为“天人合其德”，因而“尽性即知天”。重要的是反求诸己，强调慎独、修身、“三省吾身”的心性之学。这种“天人合一”的有机自然观的实质，在于以天道证人道，以天道的有序来说明人道的必然，有着浅近的实际目的。正是这种“尽性即知天”的态度，使伦理学成为中国哲学的核心，而纯思辩的逻辑与哲学在中国终未发达起来。这种对自身的专注也使人难以产生那种追求超越的神秘的宗教情绪，所以中国的宗教大都停留在祈求消灾免难的原始实用阶段，缺乏异域宗教那种邈远的玄思和精深的理论。因此，以内向反思为核心，以外向人际关系、社会秩序为构架的伦理学体系就成为中国哲学的主干。它追求的是个人的完善与社会的稳定，强调的是直接现世的社会效果，无所谓于纯思辩的本体论、认识论。因此，黑格尔曾以欧洲哲学为标准，轻蔑地认为中国没有哲学。
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不同，在审美领域的表现也很明显。在西方的美学体系中，美往往被认为是超功利的，只有超出现实功利之上，才能作出审美判断，得到审美享受。所以，主张“为艺术而艺术”、追求“纯艺术”的唯美主义原则为许多西方艺术家所信奉。而注重“实践理性”的中国文化则认为真、善、美是不可分割的，只有既真且善的事物才可能是美的。在儒家的审美意识中，特别强调艺术“善”的教化功能，重视艺术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实用功利目的。“文以载道”始终是占主导地位的观念。诗歌音乐也被认为是一种教化的工具，“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孔子闻韶乐竟至三月不食肉味，并谴责靡靡之音可以亡国。绘画艺术也被认为应该“明劝戒，著升沉”。“画者，成教化，助人伦，穷神变，测幽微。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艺术的社会功能，可谓大矣！
与精神领域内强调功利性相反，在社会物质领域内，以儒学占主导地位的中国文化却推崇一种非功利性。贵义贱利是社会的正统观念，“喻于利”的是小人，而君子则“喻于义”、“谋道不谋食”。物质生产活动被置于卑微的位置。所以孔子斥责“请学稼”、“请学为圃”的樊迟为小人。传统文化对科学技术一般也持轻视态度。中国古代天象记录、天文研究之所以发达，也是因为要从天象见吉凶，要以天道来解释、预测人事。道德文章是“形上之道”，而科学技术只是“形下之器”的雕虫小技。在社会物质领域，西方却强调极端的功利主义，认为追求个人利益是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新教伦理”甚至把赚钱作为人的天职看待，似乎要释放出人类的全部能量来征服自然、追逐利益、铤而走险。一些人认为，西方文化中的这种“浮士德精神”，是其富国强兵、耀武扬威的奥秘所在。因此，近代以来，许多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都企望能将这种“浮士德精神”输入到中国文化中去，改造传统价值观念。
这种非功利性也使中国的政治精神有着明显的伦理道德取向，轻视组织制度。这种观念也来源于“天人合一”的天道观。政者，正也。政治的本质被认为是“替天行道”，而非权力、利益的协调与分配。所以，“立国之道当以人心为本”。道德取向的政治精神必然强调义务，轻视权利；强调以道德教化来凝聚约束各方，忽视组织制度的配合与制约功能。修身齐家与治国平天下一以贯之，都是一种道德实践。以德治国是王道，以法治国则是等而次之的霸道。法律只是道德的补充，以至于宁可“去兵”、“去食”，也不能“去信”。“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理想的治国之道。“礼禁未蒙之前，法禁已然之后”，礼被认为是一种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维持人心”、加强统治的手段。因此，五四新文化的先锋并不满足于封建制度的被推翻，而极富洞见地喊出了打倒“吃人的礼教”这一激动人心的口号，以重铸中国政治文化精神。
对传统的改造并不容易。而且，离开具体时空环境来谈传统的优与劣，也未必恰当。如中国文化传统中强调精神实用价值而轻视物质利益的特点，在特定条件下有助于人们克服物质的贫乏，振奋精神，追求一种高尚的理想；另一方面，人们从十余年前那种在精神领域大力提倡“急用先学”，把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直接等同于政治活动，同时却又在物质生产领域对“利润挂帅”、“唯生产力论”大加批判，不是也可看到这种传统的影子吗？
因此，传统的作用并不完全取决于传统本身，而是取决于传统的承继者的主体意识，即如何根据具体的时空环境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换。这就要求首先要对传统的特点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和客观的总结，然后才能进行创造性的整合与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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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夏衍认为：
科学与民主不可分
夏衍在去年第六期《方法》杂志上发表文章认为，没有民主的政治环境，科学是发展不起来的；而没有科学文化为依托，民主无论它是作为一种政治制度，还是一种文化精神，都是难以确立的。两者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很难设想，一个科学文化不发达、国民素质低下的民族，能够有高度的民主化政治；也很难设想，一个没有民主政治的国家，科学能够获得真正的繁荣。我国在“五四”以来七十年的历史，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
从历史上看，我国科学文化的欠发达固然有很多原因，但其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民主政治的薄弱。同样，我国民主建设的薄弱也是与我国科学文化教育事业的不发达有关的。科学是天生的民主派。只有科学的充分发展，只有国民文化素质的普遍提高，一个民族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
他指出，如果说科学与民主的不可分在近代西方表现为一种相互激励、同频共振的关系，那么在我国则表现成为一种互相牵制的关系。诚然，目前我国的主要问题是发展经济的问题，因而也是发展科学的问题，但鉴于科学与民主的不可分，我们要发展科学，就应该科学与民主并举，打破我国在科学与民主上相互牵制的恶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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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术动态
曾启贤提出：
社会主义经济分析须重视稀缺问题
武汉大学教授曾启贤在《经济研究》一九八八年第十期著文，强调稀缺问题不应专属西方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也必须十分重视稀缺。经济理论中所说的稀缺，是指相对于一定时点上人类的需要，不论是人力资源或物化劳动资源与自然资源都是有限的。稀缺就是资源有限。这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是马克思所强调的节省和按比例分配劳动资源和自然资源的依据，也是进行经济分析的前提。生产力发展和科技进步虽可在一定时期内缓解稀缺的压力，但不能真正消除资源稀缺。但在始源于苏联三十年代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却一直没有稀缺问题的位置，似乎建立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就可以消除稀缺问题。这种传统理论，已给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带来严重后果，常常滥用与浪费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甚至随意破坏资源。
当前正是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力求经济稳定发展的关键时期，稀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重要地位不容继续忽视乃至否定了。否则，无论是从短期还是从长期看，对于一个有十亿以上人口的大国，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第5版(理论)
专栏：
一部有现实意义的学术著作
郭一民
普列汉诺夫的三卷本《俄国社会思想史》，是一部饮誉世界的学术名著。该书的第一、二卷早在抗战前夕和抗战初期就由孙静工节译出版，但当时正值全国处于动荡年代，又因为中译本印数很少，所以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近年来原译者不顾年老体弱，潜心移译，历时数载，将三卷本全文译出，经郭从周校订后，交商务印书馆出版。现在第一卷已经问世，第二、第三卷亦将陆续出版。
１９０９年５月，普列汉诺夫在旅居意大利时，收到世界出版社请他撰写一部《俄国社会思想史》的建议，这也是他多年想做而未做的事。回到日内瓦后，他立即着手制订编写此书的计划，数易其稿，可以看出他对这一项工作的重视。为了写好这本书，普列汉诺夫除了个人添购许多有关的参考书外，并且还利用了当时寓居在日内瓦的俄国著名藏书家鲁巴金的８万本私人藏书，掌握了大量有价值的资料。根据普列汉诺夫原来的估计，全部材料至少要用五卷才能写完，可是当他于１９１７年刚写出第三卷的时候，俄国爆发了“二月革命”，由于参加紧张的政治活动，他不得不暂时中断了撰写工作。不料次年，他感染了肺炎，一病不起，终于未能实现自己预定的计划。
《俄国社会思想史》是一部史与论密切结合的巨著。作者在书中从“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这一唯物主义原理出发，详细地考察了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的漫长过程。他通过大量的史实，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社会生活发展的过程如何影响社会思想发展的过程，指出由于社会生活的变迁，引起了社会各个对立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愈是尖锐，则社会思想的向前发展愈是迅速”，正如黑格尔所说：“矛盾导致前进”。普列汉诺夫认为，在彼得一世以前，推动俄国社会思想向前发展的，是宗教当局和世俗当局的斗争，一般贵族和大贵族的斗争，大贵族和僧侣的斗争以及沙皇与大贵族的斗争，等等。这一切斗争构成了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彼得一世登基后，出于充实国库和向外国学习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实行经济改革，打开了通向西欧的窗户，使俄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急剧的欧化。当然，这种社会生活的欧化，自然不能不同时带来社会意识的欧化。因此，后来在思想领域内产生了主张向西方学习的西欧派和主张维护俄国落后传统的斯拉夫派。这两派的斗争对俄国尔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后导致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诞生。
今天我国正在进行改革，《俄国社会思想史》的出版，对我们来说无疑是很及时，很有教益的，它将帮助我们正确看待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带来的新旧思想的斗争，从而使我们对这种斗争的前景保持乐观主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