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社会问题报告文学面临的困境
谢泳
按照流行的说法，人们把1985年下半年以后出现的报告文学称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但什么是“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呢？好像又没有一个确切的含义。所以，“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只是一种大体上描述了这一时期报告文学发展特征的一种说法。它主要指的是以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苏晓康的《阴阳大裂变》和赵瑜的《中国的要害》等为代表的一些报告文学作品。这些报告文学的突出表现是超越了以往单一的描述一人、一事的创作模式，而采用了一种全方面、多角度地观察问题的方式。在这些报告文学作品中，没有突出的人物，也没有相对集中的事件，作家采用的是选择众多对表述某一问题具有代表性的事例和人物，从各个角度印证作家在创作之前就已深思熟虑的对某一问题的见解和解决方式。在这类报告文学中，作家们多数选择与日常生活或者与普通人联系紧密的事件进行文化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等多方面的思考，所以这类报告文学又都不免带有
“学术性”的倾向，即作家在报告文学作品中有意识地强化作品的文献价值，或在调查中发现了新材料和在已有材料的引证中得出了新结论。由于这样的特征，所以这类报告文学的接受层面一般是这样的：第一，由于报告文学作家选择的创作题材多数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所以一般群众从关心自身利益的角度欣赏这些报告文学。第二，由于这类作品在调查过程中接触了相当丰富的感性材料，所以也为一般相关领域的专业社会科学工作者接受。第三，由于这类报告文学的选题基本上都具有行业性质，所以其反响最强烈的还是直接与报告文学的选题对象处在同一位置的人们。比如赵瑜《中国的要害》反映中国的公路建设问题，主要的兴奋点在交通系统。张桦的《京华建筑沉思录》反映建筑问题，真正引起共鸣的是建筑行业，同样道理苏晓康反映教师生活的《神圣忧思录》也在中学教师中反响最大。从整体上把握，这类报告文学由于着眼于对社会问题的宏观把握，所以具有较强的理性色彩，它吸引读者的根本原因在于报告文学作家能够将生活的真实情况详细地告诉读者，而且态度比较客观。另外一个原因是这类报告文学观察社会问题时视野比较开阔，能够从社会学、文化学、人类学以及多方面入手，应用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来评价社会问题，而且一般都具有反思和批判的眼光，因而带有较强的启蒙色彩。上述特征决定了这批报告文学具有较强的思想性和反封建的批判精神。但是由于过分追求报告的容量和思辨性，文学性相对减弱了，如何处理这一对矛盾，的确是使报告文学作家感到困惑的。新时期报告文学发展的10年历程表明，将“报告”和“文学”完美地结合起来只是一种理想的追求，在创作实践中基本上存在两种情况：一是文学性强报告性弱而呈现“小说化”的报告文学，二是报告性强文学性弱呈现“学术化”的报告文学。1985年之前，报告文学的创作倾向以“小说化”为主潮；这之后，“学术化”的报告文学领了风骚，但由于文学性的丧失，报告文学在今后的发展中将呈现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以我的理解，恐怕还是“报告性强”的报告文学更具有吸引力。因为这类报告文学相对说来更接近于报告文学的本来意义，正如巴克在论述基希的报告文学创作时说的：“报告文学必须是现实主义的”。
近三年来报告文学发展的总体特征大致如上所述。无可否认的事实是，由于这批报告文学作家具有较强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在这一段时间内，报告文学相对于小说、诗歌等文学形式，更多地受到了读者的欢迎，这三年来报告文学的创作形成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第二个繁荣期，但是这一时期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创作也的确出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问题，概括地说有以下几点：
一、选题的相似性。在三年多的时间内，由于这类报告文学受到读者的欢迎，所以有相当多的报告文学作家在创作中产生了不谋而合的现象，这种创作中的相似性已开始使读者产生失望情绪。我这里所谓的相似性，不等于相同，更不是模仿，而是指报告文学作家思维方式的雷同。苏晓康《阴阳大裂变》之后，以婚姻、爱情、大龄青年等问题的报告文学一时泛滥成灾。而其它题材领域此类现象也非常之多。赵瑜的《强国梦》和尹卫星的《中国体育界》几乎同时问世；张桦的《京华建筑沉思录》和苏晓康的《最后的古都》接踵而至；唐敏的《人工流产》之后，尚有瘦马的《人工大流产》出现，由于篇幅关系，我不能一一举例，反正在相当多的敏感问题上我都曾读到过二篇以上的作品。这类现象，在近期的报告文学创作中绝非个别，虽然这些作品并非完全相同，但在创作方式、思考重心和价值取向上无疑具有相似性，如果是互相模仿乃至抄袭都不可怕，可怕的是不谋而合，不谋而合至少反映了创造力的贫乏。
二、议论的空泛性。近期报告文学的创作中大量出现了有关各种社会问题的议论。这一特征是这类作品获得了政治色彩。但是由于报告文学作家的素养关系，在相当一批报告文学中大量空泛的议论将本来客观的事实使读者产生的联想破坏了。有些报告文学作家过于自信，有“政治癖”，将读者抛在了一边而夸夸其谈。其实细心的读者都会发现，那些议论不是来自罗马俱乐部的报告，就是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或者相关的学术著作。近来《世界经济导报》上的议论也开始被报告文学作家重复引证，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这些报告文学作家究竟是在报告别人？还是在炫耀自己？
三、引证资料的轻率性。由于报告文学的“学术化”倾向，致使相当多的报告文学作家在作品中大段地引证相关学科的经典论述和原始材料，以体现作品的学术性，结果不仅由于繁琐的引证大大减弱了作品的可读性，而且由于在引证有关专业学科的资料时态度不够慎重而大量出现常识性的错误。有些报告文学作家表现的过于勇敢，在缺乏必要的素养前提下，冒然闯入自己本来陌生的领域，而后随意发挥自己的见解以显其深刻，结果闹出许多笑话。这里有些报告文学作家实际上误解了自己的优势。由于当代中国报告文学的兴盛客观上得之于新闻体制的局限，这就决定了当代的报告文学更接近于文学化的新闻报道，报告文学作家很大程度上扮演的是作家型的记者角色。这就决定了报告文学作家不可能随意对专业性很强的领域进行盲目的闯荡，而更适宜于对一些专业性不是过于强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发表看法。
四、采访意识的淡漠性。社会问题报告文学兴起以后，一个新闻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应有的采访意识淡漠了。我们太懒，太急功近利了，我们喜欢从资料入手，乐于从已见诸报端的文章中引证和获取材料，我们善于发挥自己处理材料的综合能力，而将本来应有的实地考察和采访精神丧失了，这不能不说是记者素养的退化。
苏晓康、钱钢、赵瑜等新一代报告文学作家，做为“社会问题报告文学”的开拓者，对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发展产生过很大影响。这一点从他们作品的题目就可以看出。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苏晓康的《洪荒启示录》和赵瑜的《中国的要害》。后来出现的相当一批报告文学的题目都袭用了“大”、“中国”、“启示录”以及由此而生的一些转化，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报告文学创作的基本思路，并由此形成了模式，而模式的形成也意味着这类报告文学创作正酝酿新的突破。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社会问题已经写完，而是说由于模式化的形成而迫使作家选择新的题材领域和寻求新的表现形式。所以今后报告文学的创作趋向很可能会是向历史事件的回归，但是这些历史事件的选择必须是和当代中国现实有紧密联系的，对于已经过去的历史事件进行深刻的文化反思和重新评价将是报告文学作家的兴趣中心。
第5版(文艺评论)
专栏：
《荒唐王爷》观赏断想
关纪新
清代的官闱王府的故事，不知怎么的，竟成了这几年艺术创作的“热门”。小说、戏剧、影视……趋之若鹜。不过照笔者看来，有些作品（尤其是写清末故事的某些作品）背悖历史真实的主观臆造偏多，而且还常常流露出创作者审美心理和民族心理的倾斜。与此相对照，电视连续剧《努尔哈赤》和《荒唐王爷》的成功更为可贵。前者以史诗般的手笔挥洒勾勒，表现了明末清初之际，满民族
（当时尚称女真族）历史性的成功崛起，以及努尔哈赤等民族英雄的不朽业绩；而后者，则是以独运的匠心，深入开掘了同一时代和同一民族背景下产生在政治斗争漩涡中心的一幕人生悲剧。这两部作品，着墨之处不同，或讴歌，或描摹，都不乏历史唯物主义的严肃态度。在这里，它们与那种病态地把玩少数民族历史题材的作品之间划开了界限。现在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荒唐王爷》的经验，仍是有益的。
从《荒唐王爷》的剧名出发，这部作品往往被误认为是一出喜剧。而它却是悲剧。作者凭借艺术慧眼，从浩繁的清初历史典籍中，发现了有关豫亲王多铎生平的一系列语焉不详的而又是耐人寻味的记载。剧情中的多铎的少年封爵、父死母殉、出征避战、友爱优伶、夺人之妾、同情政敌等等细节，都是从史实直接铺衍得来的。其艺术形象经过一番传神的刻画，在今天的观众眼里，是如此地“荒唐”，又是如此地可信，或许还会博得同情。人们从中看到清初满族人（即便是处于汉族中原政权对立面的满族宗室要员）也同样具有的纯情、向善、友爱异民族的美好心态。
多铎身为王爷，却愿与“下九流”的戏子姚三多结成挚友，以至于剧中三多竟然三骑多铎；多少美貌女子可供多铎选择，他却偏要钟情于社稷重臣范文程的爱妾，并且不由分说地强抢回家……。将此种种视为荒唐，也许是今人的“正常”判断。多铎所处的那个时代，满族从天然浑朴的自然生活状态中脱胎出来还不很久，并没有过多地濡染“汉习”，也就不会有过重的礼教观念的束缚。多铎的作为，应该被解释成在那样的民族文化梯次上的一个具体人的活生生的个性追求（我觉得并不是像有的文章所说的“其可贵之处……是由于他‘渐染汉习’，萌发了民主意识，因而蔑视礼法”）。假如我们今天观剧时仍在指摘多铎这位彼时彼境中民族历史人物确是“荒唐之至”，倒真的是个有趣的文化现象了。
多铎的各种“越轨”行为，是带着对封建皇权正统的叛逆味道的。正是这种皇权，夺去了他的母亲，叫他过早失去了天伦之乐。他又受到“王爷”身份的严格制约，孰可为孰不可为都有定规，使他无法依自己愿望从容生活。连他十五岁时被迫就范的不幸婚姻，也是其贵族身份使然。两位阿哥皇太极和多尔衮，先后在执政时表现出来的政治利益高于手足之情的决绝态度，更加剧了他对皇权的本能的厌恶和对返朴归真、重构自我的强烈欲望。“假的，全是假的！”这几乎成了剧中多铎时常发泄自己人生认识的口头禅。在这里，电视剧把多铎面对幸福、自由的个性要求与皇权政治间的矛盾冲突，以及多铎因此而必然陷入的更大痛苦，表现得相当淋漓。这便是《荒唐王爷》一剧最能征服观众的地方。
然而，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剧中另外一些情节。如皇太极在弥留之际对多铎说：“我的苦心，恐怕再也难对你说清楚……大丈夫在世，应建功立业……人生苦短呀！”多铎点头回答：“皇上，我记住了。”在多铎年仅36岁的短暂一生中，他为清政权的创立屡建殊勋，以至于在生前已受封至“辅政叔德豫亲王”的赫然重爵。于是，另一个多铎——一个于清皇朝正统政治来说“并不荒唐”的多铎——便出现了。我们既为剧作如实地披露出多铎性格的这一面而颇以为然，又为剧作还远未充分写好多铎性格的这一面而遗憾。
剧中的多铎说：“我常常做恶梦，总是梦见有两个多铎在厮杀；而每次都是我不喜欢的那个把我喜欢的这个给杀了！”诚然，多铎有二重性格，或者说确实有着两个多铎。一个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爱子，自幼聪颖勇武，是清初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在他身上体现着本民族上升时期争相建功立业的时代习尚和入世的热忱；另一个则是两度皇权争夺战的失势者和牺牲品，其纯情欲望、个性灵光又每每遭到扼制，便时常要产生出世的意念。在多铎来说，他的双重欲望总是轮番涌动，相互撞击而又相辅相成，很难说他更偏重于哪一种倾向，如果说“每次都是我不喜欢的那个把我喜欢的这个给杀了”，就未免有失偏颇了。
我们并不是要求剧作必得囿于历史事实而去写多铎积极入世的一面。而恰恰是为使多铎个人悲剧命运更其富有艺术力度，才感到很有必要写足这一面。
任何一个民族在其历史发展大幅度超越上升的非常时期，都一定会引导和要求本民族相当多的成员放弃自我追求而投身于共同的事业方向。其间，无数各种身份的具体人，他们的个人命运中，常常是必然地要出现情与理的火并，出现“无情”吞噬“有情”的悲剧。而正是这类个体悲剧的大规模组合，又往往推出来一个民族的上升、一个时代的进步、一个总体意义上的雄壮的历史正剧。
试想，如果《荒唐王爷》在把握多铎悲剧命运的时候，能把他个人悲剧的社会性历史性根源揭示得更清晰，能把多铎自身双重人格的复杂矛盾写得更透彻，能把这幕人生命运悲剧之上的民族命运正剧背景有个更加客观的展现，也许，这部作品在把握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两个方面，都会达到更臻完美的程度。甚至于使这部少数民族历史故事剧的寓意，与我们今天的某些社会现实思考之间出现契合点，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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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文艺新作
《大王魂》
〔报告文学〕作者 李存葆 王光明 载《人民文学》1988年第8期
被誉为“鲁东平原一枝花”的山东省广饶县大王镇，过去要饭出了名，如今，农村经济改革以后，一跃成为附近五区（聊城、菏泽、德州、惠民、东营市）第一个产值过亿元的镇。
大王镇企业总公司经理李培义，昔日“破车户主”、今日橡胶厂厂长李俊福，大王建筑公司总管延金芬，大王镇党委书记马洪勇等，这些黄泥腿子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成为大王镇经济起飞的能人。他们办社队企业、发展商品经济；办培训班，提高人的素质，使过去在逃荒要饭的贫困中挣扎的人们投身到商品经济大海中去，成为能工巧匠。
或许是大王镇珍藏过中国革命的圣经《共产党宣言》的中文首译本的缘故，这光荣的历史，给大王镇带来了荣耀，也带来了辛酸。1958年后作为省里“共产风”的试点曾使这里经济凋敝，成为“声盖齐鲁”的要饭地。新时期经济改革的春风，商品经济的大手又改写着大王镇艰窘而沉重的历史。
作者从大王镇悠久厚重的历史和灿烂的现实中寻找大王镇人民创造奇迹的动因。他们为大王镇有最早的《共产党宣言》译本，有中国第一批农村党支部……而自豪，为大王镇“从封闭牢笼中走了出来，从古老的牧歌中走了出来”而庆幸，也为那些在商品经济大潮中搏击风浪的人们唱一支热情的赞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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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国文化与中国的改革”主题研讨会在山东举行
当前，中国的改革正处于关键时刻，人们普遍意识到改革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有密切的关系。近八十名青年文化研究工作者最近在山东师范大学聚会，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与会者一致认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成功与否、顺利与否，很大程度上与社会的文化背景、人的文化素质高低有关。改变我们周围的文化氛围，提高每一个人的个体素质，为当前的改革和开放创造良好的内部条件，是目前的改革不可超越的必要过程。
与会者围绕“文化与改革”这一主题，展开了广泛的探讨。大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专断性；对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中国大众文化的狭隘性、急功近利性；对以寻求超脱而终未超脱的中国士大夫文化的虚幻性、逃避性等问题作了有益的探讨，并从多侧面对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作了较为细致的分析。
知识分子如何发挥自己的作用问题是会议的热门话题。许多代表认为，知识分子在现实社会中要变被动选择为主动选择，应以强者的姿态投身于变革的时代；要进一步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务实一些，自觉地实现知识价值在社会政治、经济系统中的等价交换。一些青年学者对他们所从事的“夕阳学科”——诸如史学、古典文学、基础理论研究等，从目的到方法上进行了细致的讨论。
这次主题研讨会是由山东师范大学、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国际文化出版公司、“蓦然回首”丛书编委会联合主办的。 （陈瞭 邱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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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关于新新闻主义
仲大军
读老鬼的新著《血色黄昏》，惊讶地发现封面大标题之上写着一行小字：一部探索性的新新闻主义长篇小说。
新新闻主义这个词第一次冠到中国文学作品的头上，实在令人感到新鲜。但新鲜之余，又感到某种不妥当。因为这本书更像美国60年代期间出现的一种公开陈述式的自白小说，而不应划入那个时代的新新闻主义作品之列。由于美国60年代期间兴起的一股名叫新新闻主义（或译成新新闻报道）的写作潮流至今在我国没有系统而清楚地介绍过，所以许多人对这一名词存有误解。两年前我曾在一篇研究文章里看到这样一种说法：新新闻主义在西方已成为写作的方向。事实并不尽然。新新闻主义只是美国60年代社会动乱的产物，是一个时期里的一股写作潮流。尽管它的影响、它的某些技巧已在文学和新闻写作史上沉淀了下来，并延续到今天，但这股浪潮自进入70年代之后，便渐渐地偃旗息鼓，销声匿迹了。
美国的60年代是一个激烈动乱的年代。总统被刺，反对越战，学生游行，黑人暴动等等暴烈事件一个接着一个。在这种情况下，试图按传统的方法去真实地描写和反映现实生活，便是一件令人厌倦和烦恼的事情了。现实事件的生动性和复杂性不断地超越小说家们的才能和想象力；新闻记者们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传统的新闻报道手法已满足不了反映社会的需要。
一部分小说家暂时地放弃了小说的创作，转而从事社会评论、纪实文学和充满活力的报告文学的写作。一部分新闻记者也从新闻界里分裂出来，他们抛弃传统的常规的新闻报道，借用小说的某些手法撰写长篇的新闻报道。这两拨人汇合到一起，形成了一股声势浩大的艺术性写实的潮流，风行于整个60年代的美国文坛。
很难用一个确定的词来称呼这股写作潮流，因为在这股由各种写作文体和风格、手法组成的大潮之中，各种流派的作者都对自己的作品起了一个名字。例如杜鲁门·卡波特把自己的《在冷血中》（或译成《残忍》）称作“非虚构小说”，诺曼·梅勒把自己的作品《夜晚的军队》称作“做为历史的小说和做为小说的历史”，而以汤姆·沃尔夫为首的一伙新闻记者则把自己的写作称为“新新闻报道”，或译成“新新闻主义”，还有人译成“新式新闻事业”。尽管各写作流派的名称各异，但是它们的主要特点是一致的，即倾向于纪实的形式，倾向于个人的坦白，倾向于调查和暴露公共问题，倾向于作者在自己作品中的卷入。这一时期出现最多的形式是纪录体小说、目击者报告、自白式的忏悔录等。它们混合了小说的技巧和新闻报道的细致观察，比过去的小说和新闻更成功地反映了社会的混乱以及美国生活大变动的趋势。在这一空前的纪实写作狂潮之下，美国小说与非小说文学作品的写作量的比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直到四五十年代，美国杂志内容的比例还是：三分之二的小说，三分之一的非小说文学作品。但到了60年代中期，这个比例已经颠倒过来了。
新新闻报道有什么特点呢？它在两个方面不同于报纸和杂志上的传统报道：1、报道者与他描写的人和事的关系反映了新的态度和价值；2、新闻故事的形式和风格基本上是从长短篇小说演变过来的。同传统的记者在标准的新闻文章中努力争取的“客观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新闻主义记者的语调完全是主观的，并标有个人的印记。新新闻主义记者对有权威的新闻发言人的讲话以及如何去平衡它们已不感兴趣，而把他个人对新闻人物和事件的反应记录下来。根据记者的态度和价值观，新新闻报道对官方官员的敬重在逐渐减少，它象征了权威在整个社会中的衰落。
新新闻报道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其语言和形式。沃尔夫为新新闻报道确定了小说里所常用的6条基本叙述方法：1、与其像大多数的文章那样用历史总结的方法去描述事件，不如用戏剧性的场景和场面来描画事件；2、与其像传统新闻那样偶尔引用些对话或奇闻逸事，不如充分地做些谈话记录；3、记下那些“情形细节”或“社会上各阶层人物的行为和个性类型”；4、当事件展开时，以综合和创造的方法运用观点来描述它们；5、内心独白；6、合成地塑造人物性格，即把诸多人物的性格特点及传闻轶事集中到一个单一的有代表性的人物身上。除了这六项基本技巧之外，新新闻记者还采用倒叙、预示、悬念等小说写作手法。
随着六十年代的社会动乱结束，新新闻报道的写作浪潮也平息下来。但六十年代写得最好的东西显然大多是这种新式的新闻报道。尽管在一些不细心的记者手中，小说技巧有时达到滥用的地步，甚至其结果有时是灾难性的，但最好的作品还都是那些经过严密的调查和细心的记录而写成的东西。新新闻报道并没有代替传统的客观报道，它仅仅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到了今天，新新闻主义的作品虽然已不再是潮流，但人们仍然可以不断地在《纽约》和《老爷》等杂志上看到这种文章。
回过头来再看《血色黄昏》的出现。写实及采取公开陈述的形式是当代文学写作的一种倾向。《血色黄昏》顺应了这一倾向。至于作品的布局、结构、语言等，我认为大可不必非按一些既定的理论框框去硬套，也不必非要安上一个什么“主义”的头衔。看了某些评论文章之后，颇有隔靴搔痒之感。驴是驴，马是马，骡子就是骡子。自然界的万物都可以有它自己的特征，文学也应如此。